当年轻的高校毕业生们在决定搬往何处去时，他们考虑的并不仅仅是诸如纽约(New York)、华盛顿(Washington)和旧金山(San Francisco)这样的常见地点。根据新成立的智库City Observatory周一(指10月20日——译注)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其它城市里，这些宝贵的居民在当地人口中的比重甚至提升得更快，目前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比重最大的城市包括丹佛(Denver)、圣迭戈(San Diego)、纳什维尔(Nashville)、盐湖城(Salt Lake City)和俄勒冈州波特兰(Portland, Oregon)。
此外，随着年轻人在不断摈弃郊区、追寻都市生活，他们当中有更多人搬到了都市的中心地带——即使在布法罗(Buffalo)、克利夫兰(Cleveland)这样经济低迷的地区也是如此。即使这些居住区的总人口略有缩减，但就居住在距市中心3英里(约合4.8公里)范围内、且年龄在25到34岁间的高学历人士而言，其人数已经比2000年时激增了37%。
有些城市的总人口数虽然有所下滑，但同时也在吸引年轻人才的进驻，比如匹兹堡(Pittsburgh)和新奥尔良(New Orleans)。与此相反，像亚特兰大(Atlanta)和夏洛特(Charlotte)这些一度吸引年轻人才的磁石，现在却已大不如前了。
即使总体而言，美国人已经变得不再频繁迁居，但是年轻高学历人群的搬家几率依然很高——每年大约有一百万人跨越州界，而且这些所谓的“年轻而骚动不安的一代”，不到35岁左右一般是不会定居下来的。而他们最终定居的地方就构成了一张地图，其中的城市有望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引擎。
“曾通过吸引人才取得了长期成功的地方，多得不胜枚举，”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著有《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的爱德华·格莱泽 (Edward Glaeser) 说，“最成功的经济发展政策，就是吸引和留住聪明人，并且不要挡住他们的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经济学家恩里克·莫雷蒂(Enrico Moretti)说，年轻人造成的经济效应不仅局限于他们所做的工作。莫雷蒂著有《就业机会的新布局》(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他发现，每当有一名高校毕业生进入一个创新行业就职，这座城市最终就能多创造出五个诸如服务员、木工、医生、建筑师和教师这样的工作岗位。
“这种增长是自我促生的——你吸引到的年轻人才越多，那么有意入驻那个地区的公司也就越多，这反过来也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搬过去。”他说。
与2000年相比，现在居住在主要大都市区(major metropolitan)的年轻高校毕业生增加了25%，比城市总人口的增长率高出一倍。报告显示，除底特律(Detroit)以外，所有大都市区的年轻人才都有所增加，其来源要么是城市净移民，要么是从高校毕业后留在本地的人群。该报告的数据源自经济学家乔·科特赖特(Joe Cortright)所撰写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科特赖特为City Observatory和区域经济咨询公司Impresa的运营者。
丹佛已经成为最吸引年轻人的磁石之一。与2000年相比，其年轻高学历人口增长了47%，比纽约大都市区的增长率高出将近一倍。而且，丹佛有7.5%的人口属于这一群体，超出了5.2%的全国平均水平，仅次于华盛顿、湾区(Bay Area)和波士顿(Boston)。
经济学家称，丹佛有许多实实在在的东西都是年轻人想要的，包括山地、阳光，以及科技类等朝阳产业里的就业岗位。或许更重要的是，丹佛具备许多引领文化潮流的特质，比如这里不仅有精酿厂、自行车共享计划，还可以接受大麻和同性婚姻。
“住在这里可以参与很多文化活动，还能去山里躲避喧嚣。在我住过的其它地方，我都无法将工作和娱乐间的平衡把握得这么好。”27岁的科琳·道格拉斯(Colleen Douglass)说。道格拉斯在一家创业公司Craftsy担任视频制作人，其业务是提供手工艺的网络课程。“这里的创业氛围真的很兴旺，而且我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在一家很酷的新公司上班，而无需住在硅谷。”
还有一些早已出现年轻高学历人口显著增长趋势的城市，如今其比重已达到了很高水平。这些城市包括：圣迭戈、巴尔的摩(Baltimore)、匹兹堡、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纳什维尔、盐湖城和俄勒冈州波特兰。
再看看光谱的另一端。在有些城市，年轻高校毕业生在人口中的占比仅为不到4%。其中，底特律损失了大约10%的年轻高学历人口；而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和孟菲斯(Memphis)，年轻高学历人口的占比分别只有6%和10%。
在20世纪90年代，亚特兰大曾经是年轻毕业生人口净增长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而如今，情况已急转直下。从2000年开始，当地年轻高学历人口只增长了2.8%，显著低于总人口的增幅。经济学家表示，由于经济崩溃前，亚特兰大过于热衷建造新房和新增工作岗位，目前它正在吞下苦果。
在达拉斯(Dallas)、夏洛特和罗利(Raleigh)，年轻高学历人口的增长速度也低于总人口增速。
年轻而不安的一代所造成的移民效应，在都市的中心地带最为明显。根据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赞助City Observatory发布的报告，1980年，年轻成年人住在这些地带的几率比其他人群高出10%。2010年这一比率达到了51%，而具备高等教育学历的人群居住在这里的几率，比其他人群高出了126%。这一趋势几乎蔓延到了所有顶级规模的都市区，只有底特律和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Ala)除外。
在市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区当中，华盛顿和费城(Philadelphia)的年轻成年人人口增幅最大，分别为75%和78%。其它增幅较高的城市包括巴尔的摩、洛杉矶(Los Angeles)、圣迭戈、达拉斯、迈阿密(Miami)和圣路易斯(St. Louis)。同时，华盛顿还拥有全国最高的年轻高校毕业生人口占比，达到8.1%。
“他们想要令人兴奋的东西，想体验文化上的乐趣，想接触丰富的多样性——父辈们的郊区生活方式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不怎么有意思了。”格莱泽说。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离开市中心，但是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其中许多人会留下来。他们说，这一现象不仅能提振城市经济，还能导致犯罪率的下降和公立学校教育水平的改善。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匹兹堡和布法罗等地还将逐渐赢得新的名声——经济复苏的模范城市。(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