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与人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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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4 临风
世界观的重要性
刚去世的寇尔森曾教导我们世界观的重要性，人生的选择都是受到各人世界观的指导。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定性基督教为一种世界观：“基督教就是以上帝的视野，在真实中观看全部人生。这就是基督教。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思想与生活的系统。”我认为，在一个只注重个人救赎和满足的世界里，寇尔森的论点就好像是个罗盘针，告诉我们哪个方向是正北，值得我们思索。
然而，支撑“世界观”的是一套理念，“世界观” 的架构是理性的。可是，“人性”中还有非理性的冲动，同样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两者呢？
哈佛商学院与世界观
不止一次，寇尔森讲到自己去哈佛商学院演讲的故事。大约在1989年左右，他的一位友人捐助了两千万美元给哈佛商学院，目的是要设置一个“商业伦理”的课程。寇尔森在他的“断点”广播中表示，这完全是浪费金钱。他认为，哈佛尊崇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相对道德”。在这个世界观的框架下，无法传授绝对的伦理和道德价值。哈佛还因此特别邀请寇尔森去商学院演讲，讲题就是“为什么哈佛不能教授伦理？”。虽然演讲爆满，可是反应却相当冷淡，让他更加感觉，这批学生缺乏道德基础，以致无法回应他的挑战。
寇尔森并以几次华尔街弊案和企业界的诚信危机作例子，证明这些从哈佛毕业的CEO们缺乏对绝对真理的认同。例如，在2001年爆发轰动全美的最大弊案，安然公司（Enron）的商业丑闻，它前后两位 CEO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与肯尼思·莱（Kenneth “Ken” Lay）都是商学院毕业，其中斯基林就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
我感觉，虽然商业道德的败坏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上的“相对道德”有关，但是，人的是非心并非“绝对地相对”的。例如，同样在哈佛教授“正义论”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他所传授的正义论就不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论，也不是相对道德。他的课几十年来是哈佛最叫座的课。
其实寇尔森自己也说过，因为上帝的“普遍恩典”，人们对是非、善恶的观点，还是相当地普遍、一致的，尽管他们拥有不同的世界观。
华尔街弊案的主角们并非都是因为后现代思想，或缺乏是非观而犯罪。安然案的主角肯尼思·莱出身于牧师家庭，信仰虔诚，在开审期间常常引用圣经。况且，他是位著名的慈善家，忠实的共和党支持者，2001 年差点被小布什延揽入阁。他持有的应当是基督教的世界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自由市场的驱动力
最近国内两家大报正在为腐败问题提出论战。从其中一方的观点看来，似乎“适度的腐败”是应当容忍的，只要控制到“民众可以容许的程度”就可以了。从这个思路走下去，腐败还可能是种驱动力，让一部分人先 “腐”（败）起来，就可以带动整个经济。这种“腐败论”的确很有创意！
不过，这并非经济学家的意见。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最近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市场经济不应建立在特权基础上”。他认为市场的基础有三：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显然地，他不支持那种造成腐败的寻租（rent-seeking）理论。
北京大学行为经济学家汪丁丁在他的博客里说： “官僚化，这一过程的要害在于：官僚们的行为始终遵循着一套隐秘计划(共谋)，旨在确立并且扩张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他们从来不声明这一计划，他们不搞 ‘阳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参与这一隐秘计划。”
这批学者认为，由官方主导的“计划经济”是“强盗逻辑”，自由市场才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良方。专家学者所提出的针砭，我相信有它一定的道理。不过，是否奉行自由市场的华尔街就没有问题了？是否只要奉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茅于轼最近所获得的就是弗里德曼奖）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问题就都解决了呢？如果这样，那么，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又是怎么来的呢？可见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对吧？
依我看，体制的问题固然重要，可是还有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大家应当记得两年前国美电器的巨富黄光裕吧（2008年胡润“中国大陆富豪榜”第一位）？2010年，他因内线交易和操纵股价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人民币，没收财产2亿。黄光裕可是白手起家的标准企业家，一直靠着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商场上操作着。
美国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对放任的自由市场最大的控诉。在风暴以后，情形也没有太大改善。例如，华尔街的老字号，高盛集团在2010年涉嫌欺诈投资者，被罚5.5亿美元。另外一间老字号，摩根士丹利这两年来也频频出事，包括涉嫌贿赂中国官员。其中一些案子还在联邦政府调查当中。更不要说3年前华尔街名人伯纳德·麦道夫所设的庞兹骗局，坑害了多少孤儿寡妇的养生钱！所以奥巴马不顾共和党的反对，要加强对华尔街的管理，就是这个道理。可见，由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有其缺陷；不过，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也不是答案。
这让我想起1987年一部很叫座的好莱坞电影《华尔街》，这是部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科学生必看的电影。它描写华尔街的一些非正常的现象，故事是把华尔街近年来一些著名罪犯合成为电影中的主角。迈克尔· 道格拉斯因本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饰演的Gekko是华尔街一个呼风唤雨的角色。他唆使刚出道的野心勃勃，由查理·辛主演的Bud去做内线交易，并教导他操纵股市和孙子兵法。
他们两人把华尔街一些不择手段、反应迅速、心狠手辣的嘴脸，以及钱、权、色中的“高品味”生活，表现得惟妙惟肖。从下面一些对白，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圈子人物的心态和他们的驱动力。
“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词，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贪婪是可以清理一切的，贪婪是不断进化和进步的精华所在，贪婪就是一切形式所在。对于生活，对于爱情，对于知识，我们一定要贪婪，贪婪就是人们的动力。请记住我的话，贪婪不但可以挽救泰达纸业，更可以挽救机制失调的美国。”（Gekko讲的时候眼睛炯炯有神，意气风发。全场公司的一级干部和股东们都被他镇住！然后，股东们疯狂地鼓掌。）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共同基金管理人的成绩比不上史坦普500指数？因为他们是绵羊，而绵羊是要被宰的。”
“我1969就入行，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大多数都是狗屎。这一行需要聪明的穷人，要够饥渴，还要冷血，有输有赢，但要不断奋战下去。”
“想在华尔街找朋友，那就找只狗吧。外面的世界是近身肉搏战.”
“你要么是局内人，要么就是出局。我不是指那些在华尔街讨生活，年薪40万的老古板，坐坐头等舱，生活舒适就算了。而是指真正的财富，有钱到可以买私人喷气机，有钱到到可以不浪费时间，我说的不是5000万，就是1亿。做不成真正的玩家，就什么也不是。”
“说来说去都是向钱看，其它都是题外话。”
“钱是永远不会睡觉的。”
“你要赚多少才满足?”
“这不是多少才够的问题，伙计。这是个零和的游戏。一些人赢，一些人输。钱本身不会变多或变少，它只不过是简单地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人手里。”
“这个国家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群，拥有全国财富的一半，5万亿美元。这百分之一人中，三分之一来自努力工作；三分之一来自留给寡妇和蠢儿子的遗产和遗产的利息；剩下就是我这种人所从事的：股票与房地产交易，什么也不创造，但我能拥有。伙计，我制定游戏规则，你不会那么天真地认为我们真的生活在民主国家吧，伙计？这是自由市场，你是其中的一份子。”（注：这些数字电影是杜撰的，为了加强效果。）
“以我们的才智，是绝对不会相信那种最古老的神话：爱情。那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东西，好让自己不会去跳楼。”
Bud在Gekko的唆使之下，也曾经受到良心的控告，他父亲的世界观在他心里并没有完全死亡。这批人虽然有“狼文化”的世界观（我称它作达尔文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并非没有是非观，他们也明知自己在作奸犯科。从表面上看，这一切都是为了钱，事实上，更是钱所带来的权力和操控权力那种无止境的欲望。从这里，他们才能找到人生的价值。这种驱动力大于任何体制，任何道德的约束，甚至任何宗教信仰的规范。
贪婪的掳掠不过是这种驱动力的表现。
人为什么要说谎？
人们一般都会承认，说谎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家长都会教导孩子诚实；上司都会要求下属诚信待人。我在某著名跨国公司任职的时候，每年都要上“职场行为准则”的课。其用意就是要员工们牢牢记住“职场伦理”。两年前（2010），公司的CEO，这位每年要求员工要上课的一把手，因为被发现违反公司的“职场行为准则”，在出差费上作假，被董事会开革。这位每年从公司拿到几千万美元报酬的富人，这位要求员工诚信的主管，自己竟然为了区区几千元小钱而作假！
促成人欺骗或诚实的因素
今年6月刚出版的新书《说谎的真理》（The Honest Truth About Dishonesty: How We Lie to Everyone---Especially Ourselves）是杜克大学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教授丹·阿瑞利（Dan Ariely）的研究成果。丹·阿瑞利教授曾经写过两本畅销书，并经常在各大媒体撰文。这本书探讨：人为什么要说谎。
根据他5月26日在《华尔街日报》所写，介绍新书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说谎》（Why We Lie?），丹·阿瑞利发现，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说谎。从华盛顿到华尔街，从课室到办公室，从热爱中的情侣到小学生，在不同程度上人们都会说谎，或是做些不合伦理法则的事。
可不是吗，相对于每一个黄光裕或是刘志军事件，我们可以举出成千上万的假学历、抄袭、拿回扣、不实的成果报告、谎报消费收据、假账，等等。更不要说那些为了方便，或是怕得罪人，每天所说无伤大雅的白谎了。谎言正在每个机构，每个场所，每个家庭，每个心灵，每个年龄阶段，热烈地进行着。它是整个社会运转的润滑剂！“适当地腐败”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现象罢了。
就如我们每天所做的其它决定一样，人们一般以为，谎言是人们理性地依照“成本与效益”判断分析的产品。丹·阿瑞利发现，人们的说谎行为受到两种相反力量的驱动：一方面，人们希望借从谎言得到最大的实效（包括财物的和非物质的荣誉）；另一方面，人们希望看自己是个诚实，值得尊敬的人物。在这两种力量交互影响下的“小规模”欺骗，它对社会的伤害更大。
丹·阿瑞利研究最大的发现是：决定人在一个情况下是否会说谎，不是根据理念，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根据一些非理性的因素。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决定了人是否会做出合乎伦理的选择。例如，刺激人说谎的因素有：同侪压力（传染性说谎）、文化上的先例、精神枯竭、过去不道德的经验、为避免冲突、合理化的能力、因对某些人有益，等等。同样地，有些非理性因素也可以刺激人说实话。例如，让一组无神论者把手按在圣经上发誓，他就比较多讲实话。
丹·阿瑞利教授和助手们研究的成果或许受到他们行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限制，不过，至少可以看出，说谎极其普遍，而且，这种行为常常出于人非理性的冲动。其实，这个说法很接近基督教所说人类的罪性。罪性可以误导理性，更可以是非理性的。
“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新约罗马书7：15-23》
使徒保罗描写我们心中有两个“律”（法则），一个是理性的，愿意向善，选择上帝；一个是非理性的，偏向私欲，选择腐败。不论你信仰的是什么，没有人例外，人所以说谎，就是受到这第二个（非理性的） “律”的支配。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曾经做过一个民调，发现英国人今天最大的恐惧是“腐败”。可见这个非理性的“律”是普世性的！
有非理性冲动的人，并非不能做出理性的思考，但是良心经过理性做出“合理化”处理之后，非理性也就变得非常理性了。这说明了，一个人的是非观与道德观不是不存在，但是很容易受到污染，尤其当周围的文化环境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污染氛围之后。这就是人性中的脆弱。
回到世界观
安然的CEO肯尼思·莱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世界观虽然重要，但并非全部的答案，罪恶的驱动力还是大于任何世界观，只是在某些世界观之下，它会变得更理直气壮、振振有辞罢了。有时候，我们发现，不是我们拥有世界观，而是世界观拥有我们。
针对人罪恶的驱动力和引诱，除了信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以外，受困的人类还需要从上帝来的恩惠与饶恕，帮助他建立择善固执的勇气和热爱生命的动力。这个恩典和宽恕不仅仅是个理性上的认知，更是个存在上的认定和心灵上的救赎。这种救赎不可能是廉价的。
除了基督教，有任何信仰可以提供这样昂贵的恩惠与宽恕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