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双手，领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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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15 博凡 OC
在童年的记忆中，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洒在我的身上，刚从梦中清醒的我，翻转身子，舍不得离开温暖的热炕。平时难得一见的外祖父，盘腿坐在炕的另外一边，在读一本暗红色的书，他神情庄重，嘴唇微动，并不出声。我从睡意里清醒，眼睛落在家里唯一这本书上——《圣经》。
这本书后来到了我的手中，已经是我的青年时期了。当初，我从这本书空白处看到许多英文批注，不明白从未上过学的外祖父，为什么能一字不差读出每一个字，直到了解了祖父的信仰和身世。
本文首发OC微信公众平台。作者来自山西，公司职员。
1质疑生命的意义
上世纪20年代，外祖父孤身一人从他的家乡内蒙来到晋西北，也就是后来我出生的这座小城。由于家乡大旱，草场枯萎，庄稼欠收，外祖父在生活无望之下，逃离了自己的家乡。当时，来到这个陌生地方，站在只有几间商铺的街道上，四顾茫然，不知该去哪里。“那时，我真是可怜，不知道夜里又要住在哪户人家的房檐底下”，他回忆说。这时，在街道旁边，他看到一个挂着十字架的院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个地方会收留我，会给我一碗饭吃”，谈到这里，他眼睛闪闪发光。他鼓起勇气扣响了大门……从那时起，一个由瑞典人开设的小教堂收留了外祖父，他在教堂里洗衣、打杂，挣到了足够自己生活的报酬。逐渐安顿下来，然后娶妻生子。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80年代初，我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在熟悉的曲调中，我才知道在过去那个年代，不仅我家乡人要“走西口”（就是到内蒙寻找生路）； “口外”人也会走“口内”（就是从内蒙来到内地找寻生活的出路）。我的外祖父就是走“口内”的典型。一有天灾人祸，人们就会逃到相对容易谋生的地方。在那曲《走西口》中，我不仅能够想象生离死别的悲伤，而且已经开始质疑生活的意义。
在少年时代，我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接触到一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书籍，这些书籍都是以无神论为核心的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哲学、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我坚信，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的自我教育，我一定会走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
在我阅读思考的过程中，虽然有过对生命意义的疑问，但没有生命真正的觉醒。有一天，我偶然在一本科幻杂志中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在人类生存的这个宇宙中，有更高级的生命存在，而地球人不过是他们圈养的动物。这个故事更像一个黑色幽默，对有的人可能一笑了之，而对当时的我，却如同受了电击：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是动物，我们所追求的生命价值观有什么意义？道德、理想、爱情、正义诸如此类的观念，又是何等可笑！
梵高作品：《打开的书和圣经》
2一本书，和一位老人
那时，对于我外祖父的信仰，我还无法理解，但我对他能识字读书充满惊奇。他这一生，唯一读过的书就是圣经，他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是我不能及的。更让我惊奇的是，一个瑞典人教外祖父能读圣经，能识字。“冬天时，北方的夜很漫长。那时，w牧师吃过饭后常与我围着炉火一起读圣经，他用手指着圣经上的一段字读一行，我就跟着读一行……”“这本圣经上的外国字就是w牧师写上的”，外祖父指着手里的圣经说。他一边讲，我一边问了许多问题，比如，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做了什么？外祖父回答得非常简单：是上帝要他们来的！要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中国人。
长久以来，教科书告诉我，传教士来中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搞侵略。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知道，传教士们带着爱来中国，给中国的教育、医疗、慈善等领域，带来不可估计的影响。在外国传教士带入新的教育模式之前，我们没有公共教育，只有传统的私塾。我父亲毕业于山西农大，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的母校曾经是一所教会学校，当年叫铭贤学校。庚子年间，美国欧柏林大学的传教士在太谷县被杀。太谷人孔祥熙留学德国，抛下哲学、神学学位，回到偏僻的家乡传道、办学。他拿到欧柏林大学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山西基金，回老家创办了这间教会学校，开创农业教育，以纪念那位外国先贤。
圣经与教育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我信主之后才明白的。我也开始理解了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一个传教士的指导下，竟学会认识汉字。对我外祖父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能够识字读书是个了不起的事，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圣经，使他接受了基督信仰，信仰的力量支撑他在今后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中坦然无惧地生活下去。
后来，外祖父把这本圣经送给了我。在以后的近20年里，这本书虽然没有离开过我，我也曾断断续续阅读过一些章节，但基督信仰从来没有真正走入到我的生命中。
图片：太谷铭贤学校旧址
3理性和文化的大厦坍塌
参加工作后，我在一个国企公司做普通管理人员。这个职工超过千人的企业原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公司成员的来源大多是权力关系的结果，人浮于事，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经过十几年的工作，我总算成了这个公司“领导班子”的一员。
2000年4月，我在一次车祸中严重受伤，不得不前后辗转几家医院，开始了自己艰难而又绝望的疗伤过程。在近一年时间里，我有时间沉静下来，思考一些人生问题，并阅读了许多过去想读而没有读的书。我甚至开始写作，以表明我对过去生活的拒绝与否定。我把写作当作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在文字的世界中，我觉得我能够像卡夫卡那样与荒谬的现实对抗，我相信卡夫卡说的，写作就是祈祷，只是这个祈祷找不着对象。因此，我常常陷入生命的虚无感中，又常常被罪咎感侵袭。用虚无来淡化自己的罪恶，因为虚无使人暂时摆脱责任的重负；又用罪恶抵挡生命的虚无，因为罪恶使人觉得生命的真实。这就是我当时心灵的光景，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不会安宁。”
2003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西方古典音乐之父巴赫的小文章。为了写好这个话题，我不仅阅读了一些巴赫的传记和音乐评论，而且听了巴赫包括《马太受难曲》在内的主要音乐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在当下中国浮浅的文化喧嚣和自我期许中，所谓“音乐大师”和“文化大师”的高帽在相互吹捧。当我回头思索如巴赫、享德尔等西方古典音乐家的信仰传统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的音乐创作和欣赏习惯难以融入世界主流音乐当中。事实上，我们与西方古典音乐最大的隔阂在于基督信仰的缺失。当我面对巴赫、享德尔音乐中对上帝的敬畏与无与伦比的崇高感的时候，我以一种文化崇敬的心理，开始对西方文明的源头——基督教发生了兴趣。当然，那时候我依然是个无神论者，当我重新拿起圣经的时候，是以一种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的心态来阅读的。我并且用我一知半解的文化知识，写过一些关于圣经的读书笔记发在网络论坛上。在2004年的一天晚上，我偶然在一个基督教网站上看到了《十字架在中国》纪录片，接着，又听了一些海外传道人的福音见证。在那一刻，我所有依靠自我意识和文化知识建立起来的理性大厦坍塌；在那一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祷告，求上帝接纳我，成为我生命的主和救主。我现在才知道，上帝用何等奇妙的方式，把我从黑暗和愚昧中拯救出来！
与他和好回头审视自己的人生，在我生命的历程中，主给了我最大的管教与带领，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因他们的不顺服，长达40年徘徊在旷野。从我看到第一本圣经，平生见到第一位基督徒（外祖父），在网上第一次听讲道，主何等奇妙地带领我。我是在互联网上被上帝得着的——“上帝的灵运行在网络上”（王怡语）。我被得着，原来不是因为我“优秀”，而是因为我完完全全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在40年的生命挣扎中，犯下的罪是远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约翰一书》2:16）。我绝望，甚至沉沦了。但靠着爱我们的主，这滔天的罪行被遮盖和赦免了。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福音》9:13）这就是我所信仰的基督教，是上帝找人，不是人找上帝。这位上帝是温柔慈爱，也是圣洁公义。我们因为犯罪与上帝隔绝，无法靠自身的努力，完美地遵行上帝的律法，从而与上帝和好，在上帝面前称义。上帝本来可以任凭我们在罪中灭亡，却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承担了我们因罪当受的刑法和苦楚，使我们可以借着信靠他，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
上帝确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虽然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他，但我们却可以透过信心去经历他，并在实际生活中亲证他的同在。以前的自己，何等骄傲，认为信上帝不过是没文化，没知识的人才会做的事。但现在发现，我读得多，知道得多，也无法改变我罪的本性，不会让我更有爱心。
如今的我，相信并愿遵行上帝的话，真理从来都是简明的。一听上帝的话，心里就升起了源源不断的喜乐、盼望和力量。
当然，不是说信主之后就一劳永逸，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相反，信主之后，我同样会经历更多生命中的挣扎、价值观的争战。我知道我信主之后仍然是“蒙恩的罪人”，我同样会有许多人性的软弱。但因着上帝的爱与话语的光照，我生命的本质已成为“新造的人”，他也赐下够用的恩典和智慧，让我在不完美中，看见完美和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