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寒星下的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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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星下的布拉格
林贤治
布拉格是一个优雅的城市，但也是一个多难的城市、英雄的城市。前后几百年间，它产生了为世界所熟知的三位人物：一位是胡斯，宗教改革家，死于宗教裁判所为异端准备的火刑场；一位是名叫扬-帕拉夫的青年学生，以自焚点燃“布拉格之春”的反抗烈火；再就是哈维尔，他参与并领导了一场运动，颠覆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时代。
在东欧，这叫“后共产主义时代”。捷克女作家、翻译家海达·科瓦莉(H edaM argolius K ovaly)此前逃至美国，在那里写下回忆录《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回顾她和她的国家共同走过的艰难道路。可以说，这是一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前史”。
海达仅从人生的枝干上截取二十七年的时间进行讲述。这是“典型时间”，贯穿了纳粹政权和前苏联控制下的共产政权，贯穿了两个巨大的伤口。用海达的说法，二十七年时间，其实同是笼罩在寒星之下的岁月。回忆录开篇便说，她生命的景观是由三股力量构成的：第一股是希特勒，第二股是斯大林，这两股力量使她的生命成为东欧一个小国的历史缩影。剩下第三股力量，就是一具坚不可摧的生命，帮助她活下来向后人叙说她的故事。
这是一个故事，也是一篇证词。她自始至终反复讲说的是：“爱与希望要比仇恨和愤怒强大得多。”
在纳粹统治下
海达是犹太人。1941年，她二十二岁时与父母及布拉格城的五千犹太人一起被德军迁至罗兹集中营，随后又转移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父母被送到毒气室，她留下服苦役；在这里，目睹了许多惨剧的发生：一火车一火车的男人、女人、孕妇和婴儿被处死，活活地饿死，或送至毒气室。她和一些女人被下令将一车车带血的衣衫撕成布条，织作地毯，并送到德国的坦克车里给士兵暖脚，上千名被剃光了头发的姑娘在皮鞭的抽打下厉声嚎哭，德国指挥官还下令演唱歌剧咏叹调《月光照在我金黄的头发上》，以保持集中营愉快的气氛。有一个女孩逃跑后被发现，集中营里所有的犯人都得跪在地上，直到这个女孩子被抓回来，当众将她的胳膊和双腿打断，拖到毒气室为止。一天晚上，和海达同住的十几个孕妇被叫到营房总部，后来再没有回来；第二天清早，有支特别小分队被派去清洗地面的一摊摊血迹……集中营的生活是封闭的，强制性的生活，在这里，人们放弃了反抗。
在亲眼看到警卫兵再次杀死一个女孩子之后，海达决定逃跑。虎口逃生当然是惊险的，但海达的叙述相当简洁，她把更多的笔墨留给回到布拉格之后寻访亲友的过程。没有了父母，布拉格就是她的家，可是，她一次次敲门，一次次遭到拒绝。她踏上逃亡之路，原本是为了“寻找自由和生命”，结果连最后一个朋友竟也让她走开。纳粹当局确乎规定，隐藏非法居民是要枪毙的，可是，难道就没有人敢于打破禁忌吗？在政治高压下，人性遭到严重的扭曲；为了抵御恐怖，人人都穿上了自保的铠甲。这时，海达发现，怯懦和冷漠才是最危险的敌人。
“结束了，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德军走了，苏军来了，人们纷纷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庆贺布拉格的新生。海达虽然心情复杂，毕竟怀着欣喜，憧憬正在展开的和平的未来。
苦难的到来
对于战后的日子，回忆录中有着颇长的一段反思的文字。由于纳粹一向仇视苏联，人们自然相信共产主义是纳粹主义的对立面，捷克共产党成为国家的希望是理所当然的。海达自认为没有屈从于主流思想意识的诱惑，但是也不能说她当时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只是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和她的爱人鲁道夫，有更多的关心和观察的兴趣而已。
就是说，海达只是一个普通妇女，结婚，生子，排队领取官方文件或日用品，干上一份出版社的美编工作。但是，特殊的地方就在于鲁道夫升任了国家外贸部的副部长，她成了高干家属。她写道，她不愿意参与政治，“我只要过一个安静的、普普通通的生活。”然而，她身不由己，连成为一名党员原本也不是她所愿意的。这时，她面临着双重压力：作为家属，她发现自己成了一件物品，一个被嫉妒、仇恨和谄媚奉承的对象。她无力摆脱一个特权阶级所赠予她的一切。更可怕的是，她陷入某种政治想象的恐惧之中，对于鲁道夫的迁升始终怀有不安全感。在鲁道夫面前，她劝说，争取，公开冲突，但是毫无效果。鲁道夫相信，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前面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挡他；直到“斯兰斯基案件”从天而降，才让他突然停了下来。
1948年至1953年，苏联在东欧多国发起了新一轮的大清洗运动。在捷克，斯兰斯基案件是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成果之一。斯兰斯基战后任捷共总书记，1951年被解除职务，1952年11月和另外十三人共同受审，以托洛茨基分子、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同其余十人一起送上绞刑架。
不祥的预感应验了。一批富于理想主义和进取心的、正直的共产党员都背上了“反党”“反国家”的十字架。这就是现实。中心是“斯兰斯基案件”，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构成内外两个同心圆，层层波及，不断扩大。有关捷共党内的政治生态，海达写道，一个基本情况是：“在一个管理严格、没有个性的政体里面，平庸和随大流成了最优秀的品质。”她写道：“对于这些人，最理想的政权是独裁政权———让政府和党来照顾他们，让政府和党代替他们思维。有了党和政府，也就有了报复那些嫉恨已久的仇人的机会。独裁的国家离不开打小报告和暗中监视：你不聪明、不自觉、不诚实吗？对党的忠诚和奴才般的顺从，就是最好的代替。”一面是无知和服从，一面是残酷斗争，充斥党的基层以达于最高机构，所以像“斯兰斯基案件”这样重大的冤案能够顺利演进便毫不足怪。涉案人员包括海达所深为信赖的鲁道夫在内，不但不曾作出申诉和抗辩，甚至编出一套反党叛国的供词诬陷自己，还不断给自己添加新的“罪行”。如此匪夷所思，目的仅在于牺牲个人以服从组织，证实中央决策的正确性。
对此，海达写道：“那些为了某个崇高目标而愿意牺牲自己幸福的人，不久就会让没有同样意愿的人在压力下做出同样的牺牲。一个没有自我牺牲就不能运作的制度，是一个不完善的、具有破坏性的制度。”
作为家属，海达不能不相随作出巨大的牺牲。自鲁道夫被捕之后，她的处境变得极其险恶。她被抄家，被讯问，被隔离，被监视。她找关系救人，想不到的是，连找过的人都被国安局列入黑名单，曾经同情她的人接连遭到逮捕。她被开除党籍，解除了出版社的工作。由于一直有组织“照顾”，即使找到工作，不久也随之被解雇。失去工作，不但没有收入，更可怕的是因此有可能被当成“寄生虫”而抓起来。远离政治只能是一种幻想，事实是，“生活成了政治，政治也成为生活”。周围的人怕她，恨她，不跟她接触，她成了比瘟疫还要危险的人。迫于生计，她四出打零工，贱卖家具，冬天没有鞋袜，外套也没有，重病无法住院，住进去也被撵出来。她忍受歧视、侮辱、各种流言，忍受极大的精神苦痛。面对孩子，她不得不编造谎话，隐瞒丈夫的死讯。后来再婚，第二任丈夫也因她而失去工作。可见株连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总之，海达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布拉格的生活之外，然而又着实陷入其间最深的政治漩涡之中。
壮丽的失败
由于五十年代中期苏联“非斯大林化”的影响，“斯兰斯基案件”经过七年的掩盖、拖延和搪塞，终于在1963年获得平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反的消息被神秘化，当时仅限于在党内传达，只有上级指定的少数人能够见到文件；而所有听到传达的党员都被告知严格保密，而且不许讨论。这样的平反注定是不彻底的，因为体制还是原来的体制，组织信任那些制造冤案的人，直到平反之日仍然让他们稳当地坐在领导的座椅上。
作为受害人，海达用打字机打了一份损失的清单，直接送至捷共党中央办公室：
——— 丧失父亲；
——— 丧失丈夫；
——— 丧失名誉；
——— 丧失健康；
——— 丧失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
——— 丧失对党和法制的信赖……
十几项条款的最后一项是：丧失个人财产。
海达要求赔偿，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些损失是没有人可以向你偿还的！”一切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无法申诉，也无处申诉。海达自称她那一代人是“失去的一代”。个人失去自由，国家失去民主，这是最根本的丧失。缘此而来，群体反抗是正常的，当局镇压也是正常的。于是，回忆录的结尾便有了壮丽的一幕：“布拉格之春”。
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一心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遭到苏联的粗暴干涉，出动坦克和五国军队，连夜入侵布拉格。这时，新的“群众”出现了，觉醒的群众，团结一致的群众；他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筑起街垒，奋起抵抗。已是身心交瘁的海达重新为自由的梦想所感召，迅速投入斗争，成为群众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激越而灿烂。
众所周知，“布拉格之春”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当海达写作回忆录时，旧体制依然如故。但是，我们看到，她显然有意回避失败，完全以当时斗争的热烈场面结束全书，调子高昂，与前头紧张压抑的叙述形成鲜明的对照。
她称“布拉格之春”为一个“新生命”，一个“短暂却令人难以忘却的复活”。这次虽败犹荣的革命斗争，无疑地给了她一种对未来的确信，正如她所说：
没有人会忘却的，我们的未来不是要去屈服，而是要等待下一次机会。我看到周围已经起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些曾被紧箍着铁杆信仰者头脑的魔力，现在已经永远地被解除了。再没有幻想，再不要自我欺骗，再不去相信苏联老大哥的谎言。意识形态冷酷的控制已经结束，也许真理真的以它不可预测的透明方式，最终战胜了一切。
历史的确不可预测。海达亲眼看到了人民获胜的一天，而这一天，距离“布拉格之春”已是二十一年——— 时间不算太长，当然也不能说太短。©
* 来源：思想潮，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4年07月27日，后收入花城出版社《寒星下的布拉格》（海达·科瓦莉著）作为代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