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ad817ae62e823cba#rd
杨早:挖开本该遗忘的家庭秘密
原创 2015-05-09 杨早 大家
《闯入者》有一个经典的家庭伦理剧的开头。老母亲执着地成为两个儿子生活的闯入者,她接孙子,带他去养老院,拖着运菜车不告而入,给每家人都做狮子头。
但她不愿意去和任何一个儿子同住,“那样就闯入了你们的生活”。她宁愿在不同的空间不停地切换,不停地移动:已经失去男主人的自己家,孙子学校,大儿子家,小儿子的按摩院,自己母亲呆着的养老院,忙忙碌碌,比上班的白领还忙。她跟儿媳妇拌嘴,向小儿子示威(“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你的就是我的),向老头子遗像诉苦。这都是中国影视,尤其是电视剧里无比熟悉的场景。
当我们等待着老太太因为孙子教育跟儿媳妇彻底翻脸,或两兄弟因为卖不卖老房子掐起来的时候,一个反复袭来的神秘来电闯入了这平凡的生活。对方什么话都不说,既像恶作剧,又有无限可能。
大儿子猜测是自己的经济纠纷引致——人性习惯于用已知的逻辑来解释未知,以此获得安全感。他去警告了对方,但神秘来电仍在继续,而且在一家人难得团聚又相对无语时,一堆垃圾倒在了老大家门口。
因为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少年的闯入,家庭伦理剧的逻辑正在失效。有人说邓老太太的谨小慎微,拔电插电,时刻担心着足浴盆漏电,又舍不得不用,象征她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闯入者。
我倒觉得,这一切,包括前面所说的忙忙碌碌,都是老太太邓美娟给自己织的套子。她在套子里活成了套子本身,或许只有两次在文化站听到熟悉的红歌、苏联歌曲的唱吟,她的伫立,想进入又旋即惊慌离开,泄露了她内心的某种隐秘,她不愿想起也以为自己忘记了的一些往事。
在又一次面对无声神秘来电时,她的内心终于临近崩溃。她提到了刚去世的“老赵”,声称自己对不起他们一家。
这个秘密是由大儿子告诉小儿子的——家庭秘密本身的传承次序,同时也是一条遗忘的路线,如果老邓平安离世,没有任何的闯入者,这件往事或许不会再被提起,一切将被湮没在日复一日的活着、争执与举杯互祝健康好运的寻常家庭气氛中。
也有人说,这个转折有些简单生硬,几乎把整部影片分成了两半。不过艺术电影习惯于对生活追摹:生活中从来不存在清晰的线性叙事,它由无数个线头组成,一旦其中一个被拎出来,它就会变成某段日子中的主线,其余的退隐至幕后,直至另一个变动的到来。
《闯入者》的前半部,除了特异的神秘来电与红帽子,所有其它细节都有着歧义与无限可能,换一个编剧换一个导演,这些角色的人生就可以走入完全不同的故事。它可以是《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也可以是《你那边几点》和《玩酷青春》。而正是在这种选择之中,一部影片的特质才得以凸显。
王小帅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后“文革”三线工厂军转民的回城争夺战中,老邓靠着揭发同为运动积极分子的老赵,为自己一家赢得了回北京的机会。而老赵得知此事后中风,瘫痪在床,一家人就此在贵州的大山中捱了四十年。
是什么让老邓下定决心四十年后重返工厂?是老赵的死,还有红帽子的报复?她当然想不到这趟旅程不仅仅是怀旧与了断。
老赵妻子旭芳的一耳光或许给了她一点安慰,红帽子是老赵孙子的事实也并不意外。然而老邓竭尽所能也未能从警察手里救出红帽子。命运的重枷,她还要继续背下去。
这个故事也可以从红帽子的角度来讲。他一定是在一个满是破败与不甘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我想可能是爷爷病逝的契机,才让他知晓了往事。于是他失踪了,成了一个北京的闯入者——在赵家心目中,那本该是他们的故土与乐园。
少年仇恨的对象并不仅仅是老邓一家。他入室盗窃,失手杀死老人,这都不说明什么。但他入室之后,好整以暇地烧了一壶开水,再去一一浇灌主人家的花卉,这个细节中充满了对世界的恨意。
可是少年心中全是恨意吗?他帮老邓这个仇人抱着足浴盆行走京郊,他在老邓家里接受款待,有机会出刀,却只毁了一玻璃板的旧照。
老邓的梦:少年躺在她身边,轻轻地抚触她的身体,我想不仅仅是老邓的某种渴望,也是少年的心态写照——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金庸笔下的《九阴真经》作者黄裳,当黄裳花费几十年心血练好武功,出山复仇,却发现往日仇家大半都染上了“那谁也逃不过的瘟疫”即死亡,连当年十几岁的小姑娘,也成了躺在床上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对少年不坏,给他做狮子头,关心他是不是到了高考的年纪……在人与人家常面对之际,报仇雪恨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少年毁掉那些旧照,其实也是与他从未经历过的往事决裂,于是他又回到了贵州。如果邓老太不找上门来,或许此生不复相见吧。
有人轻蔑地问:是不是提到“文革”,我就要去看《闯入者》?当然不是,题材决定论是可笑的。
不过吊诡的是,老邓一生的悔,并不是因为“文革”,反而是因了“文革”的结束,才有了回城的可能,与争夺这种可能。从老邓到老邓大儿子,再到老赵一家,甚至工厂旧同事,都纠结于在“老邓写信揭发”这件事本身的“恶”,而老赵在“文革”中斗死人,老邓的同样积极,以及这些北京人为什么来到西南大山里,又为了什么如此撕咬,都被置于他们的思虑之外。
工友们对老邓的希冀与埋怨,只是她回到北京之后,没有积极“向上面反映我们的情况”。一句话,他们眼里的整件事,是在“正确”的历史中,个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一段历史,横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潜藏在平淡的生活之下,像一个耸在盲人村庄的巨象。小儿子和孙子、儿媳完全不知巨象的存在,大儿子摸到了两代之间的纠结,老邓摸到了报应与忏悔,红帽子摸到了爱恨交织,留下的三线老工人摸到了遗忘……而电影带着观众,摸到的或许会更多一些。
“三线”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很多90后,会像片中的老邓小儿子一样,对此感到非常陌生(但对于比他还小的红帽子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这就是人生位置的不同)。不惜辞费,抄一段百科: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中国历史上强制半强制地迁移居民,并不鲜见。因为饥荒或战乱而逃难远方,更是无代无之。但这种400万量级的计划性迁移,却超越了任何一个朝代的想象力。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好象也只有日本、前苏联与中国,有过这种规模的计划性迁移。
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如何评价“三线建设”,姑置不论。从个人本位出发,当然可以轻易归结为“个人成为历史的人质”。
不过,在历史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作为个人,老邓也好,老赵也好,他们的工友也好,没有置喙的资格。他们只是被指令,被驱使,离开熟悉的故地,成为新的地区的开拓者——其实就是“闯入者”。
在歌舞升平的盛世生活之下,闯入者们的离去与归来,无疑是被有意无意忽略与遗忘的历史。
不过,与被“闯入”的当地相比,闯入者们的历史,还是会获得更多的表达机会。不是吗?
《归来》中留守、切割的母亲与女儿,《知青》里回城又返乡怀旧的干部,包括《闯入者》里的老邓,他们的忏悔、歉疚与受难,还是有小说、影视在记录与书写,既有他们当时的种种经历,也有他们“归来”后的再度“闯入”原来的生活。
旁观者或无感,或唏嘘,但始终还是有或多或少的观众。
反过来,被“闯入”的边缘地区与原住民,他们的视角是相对缺乏的。农民子弟贾平凹且愤愤地表示:城里娃到乡下几年,回城后就大写特写苦难岁月,生在乡下的娃咋办?就是该吃苦的吗?(大意)
《闯入者》里,老邓返“乡”,镜头和观众的目光,都聚焦在回城的老邓、留在工厂的同事,还是坚守旧厂区的老赵家身上。
隐隐的感慨是:他们本来可以在大城市,过着都市家庭剧里的日子,现在却落难如斯。在这种逻辑中,老邓的告发,虽然可恶但情有可原,老赵家的恨意,也就有了天然的正义,工友们想“讨个说法”的念念不忘,更让人倍感同情。
而新招的附近村的工人,周边围观的居民,都是在镜头外的虚光中。老邓买水果,想拿着给旭芳赔罪,她对了面容不见的水果店老板娘,说了几句贵州话。再加上警察的问讯。这大概就是镜头内外人物的唯一交流了。
我祖父家是抗战时迁到四川的,在战时认识了家在四川的祖母。我们这些后人从历史或文学的角度讨论抗战四川生活,发现“闯入者”的记录要丰富得多,不管是关于华西坝五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还是《巴山夜雨》(张恨水)、《雅舍小品》(梁实秋)这样的文学作品,“下江人”获得了比“四川人”多得多、也更内在的书写。本地居民对“闯入者”的承受与包容,因为政治地位的高低,与“文明”程度的不同,都变成了“闯入者”的背景。
我跟一位贵州的朋友聊起,该朋友也是三线子弟,他想在贵阳建一座三线建设博物馆(攀枝花和六盘水已有两座),我们谈到了古今移民大约是文化程度高的移民,对形塑贵州文化的巨大影响。
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当我们讨论这些的时候,采用的视角依然是“中原文化”的视角,就像说起王阳明,他在贵州悟道,但大家注目的是他对中华文明的改变与影响。如果转换成“贵州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没有研究,不敢乱说。
《闯入者》的最大好处,是它保持了叙述的完整与开放。完整就是没有“散黄”,让情怀或愿景搅了记录生活的局;开放,是它碰触了我们社会复杂生活的多个层面,但没有提供粗暴的结论,如果你愿意,可以从每一层面往下探究,而且都会是“有效”的探究——至少比“怎样逆袭当上成功人士”有效。不过,探究不是做梦,或许抓不住大多数消费者的痛点。
(本文原标题为《<闯入者>:历史埋藏在生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