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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回忆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日子：他们不认命
2015-05-09 08:58
来源:凤凰卫视作者:潘石屹 1689次点击:我要评论
我们小的时候(村里)就27户人家，到了这个饥荒的年代，饥荒的这些月份，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出去逃荒要饭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槐树下面数，村子里27户人家，出去逃荒要饭的有17户人家。其他的人呢，吃的粮就是救济粮，救济粮不是粮食，是个很厚红薯片。
内容摘要：日前，潘石屹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专访，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父母。
潘石屹父亲潘诗麟，因为地主出身，上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住在一个漏风的厨房里。1963年，潘石屹就在这个厨房里出生。
幼年时家里贫困，因为营养不好，潘石屹的母亲瘫痪了，两个妹妹先后送人(后来又接了回来)。但和村里人不一样，虽然全村最穷，父母还是咬牙供潘石屹读书。小妹妹送人时，父母对领养者提的唯一条件也是长大了要让她读书。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一个同样地主出身的人飞奔跑来，把消息告诉了正在自留地劳作的潘诗麟，对他说，“这回你的娃娃跟我的娃娃就有希望了。”
毛泽东去世后，潘石屹父亲不停写信，希望获得平反。在平反之前还发生了一段插曲，村子墙上出现了一条“打倒毛泽东”标语，公安局迟迟未能破案，采取由村民投票的办法“选举”案犯，潘石屹父亲因为会写字，得票数第二。得知自己可能被抓，他交代给潘石屹两条，第一，作为家里的男子汉，要带着妈妈和妹妹活下去，第二，标语不是他写的，要帮他喊冤。
后来案件告破了，潘石屹父亲洗脱嫌疑，右派身份也获平反。潘石屹父亲曾乐观地说，全县划了100多个右派，好多人送到了夹边沟，只有6人幸存，而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觉得“挺好”。
1977年，父亲平反后，潘石屹也成了城市户口，上学时学习优异。1987年，潘石屹“下海”了。他回忆说，当初决定“下海”，母亲是反对的，因为当时潘石屹工资比他父亲还高(1987年月薪101元)，“你还下海干什么呢?”。但父亲嘴上反对，心里希望出去锻炼。
而当时中国建了特区，社会氛围也是鼓励年轻人不要安于现状。潘石屹下海后，很快取得成功，但并不认为自己有经商的DNA。
潘石屹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比较善于，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成为好朋友”，而这一点，是受母亲的影响，“妈妈身上的一种谦卑，能够跟周围的人都能作好朋友”。他讲了一个故事，母亲有次病危，在一个医院住了10来天，最后妈妈和病房的三个病友，都成了好朋友。
潘石屹说，一个人能不能团结，能不能团结周围的人，能不能交朋友，这是特别重要一个能力。
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为什么那么喜欢这花，这是你要求种的吗?
潘石屹：这个花的季节特别对，你看这个阳光下的话就没了，这地方有阴影还有花，很快就没了，你看这个都快不行了。
记者：花期短，花都是那种特别名贵，又娇艳的那一种，像美丽的女人一样。
潘石屹：哎呀，是，我妈就很漂亮，我妈特别漂亮，结果就是到了农村去啊。我爸呢，一看就特别粗糙。
记者：所以就必须得粗糙起来适应生活?
潘石屹：对。
记者：那妈妈瘫痪是为什么呀?
潘石屹：就是营养不良，有病没治啊，各种原因，最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瘫痪了，等那个病得了，瘫痪了之后到了协和医院过来看，都看不出来，说发生病都是30年前发生的，病因是什么，不知道。
潘石屹：因为我们家的出身不好，所以我们家的大量的房子都分给村民了，给我们家(就是我的奶奶，我的姑姑，我的叔叔)留下来的房子特别少，等我爸爸妈妈回到农村去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个厨房里，那个厨房就是临时搭的房子，就住在厨房里面。
记者：那边有灶啊?
潘石屹：有灶，有锅什么的。
记者：那床怎么摆放?
潘石屹：就是炕，我们没有床，都是一个炕。
记者：就是烧火的那种?
潘石屹：烧火的，我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的，就是在这个厨房里面出生的，我是11月份出生的。我妈妈说，在我出生没几天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炕上面飘来了一个树叶，实际上这个房子是靠着别人的房子建的，这地方是漏的。
记者：而且11月份也特别冷?
潘石屹：对，西北又非常的冷。
记者：你在家是老几?
潘石屹：老大。
记者：老大就得是家里的长子如父嘛，那你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你肯定什么苦都吃过?
潘石屹：对，什么苦都吃过。可是父母呢，也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我的身上，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是没任何希望了。
记者：那你觉得，就是在你的小时候的印象里，爸爸的这个盼望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爸爸他曾经有过年轻，有智慧的时候?
潘石屹：对，年轻有智慧。一开始在我蒙蒙胧胧的第一个印象当中，
觉得他很乐观，很坚强，他做的所有事情跟村里的人都不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记者：比如说?
潘石屹：例如不让我讲脏话，而且小小的时候就要刷牙。还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跟村里人的矛盾冲突，他不信鬼神，所以这个院子里面，一会儿这样挖土，一会儿那样挖土，这是农民们特别忌讳的，一定不能轻易的动这个土啊。
记者：因为什么?
潘石屹：就是你要挖土的话，动了土的话，这是会破坏风水的，我爸就没有这讲究，村子里的邻居就不断地来跟我妈妈说，说你们家会有很大灾祸来的，不能够这样不敬鬼神嘛。
记者：但你爸爸不在乎?
潘石屹：他不在乎。
记者：那你妈妈呢?
潘石屹：妈妈就是性格比较柔弱一点。不像爸爸很坚定，就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就得跟村子里这些没受过教育的人不一样，(爸爸)这样子，经常跟我这些婶啊，我的叔啊，大伯啊，村子里邻居发生了冲突，就是这方面的冲突，各种各样的冲突。
记者：你父亲的名字里面有一个诗歌的诗字，这个名字在当时当地很少见的。潘诗麟，很文气的一个名字?
潘石屹：他的名字是诗歌的诗，是麒麟的“麟”，这个麒麟的“麟”写起来很复杂，就是写上一大堆才能写出来，农民记工分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林”就行了。我妈妈的名字叫晁琴，“晁”就是这个一个日字底下一个兆，琴是弹琴的“琴”。结果呢，这个农民记工的时候，说这个“晁”，太难写了，就写了一个招呼的招，“琴”呢就写了芹菜的“芹”，就是把这些你就是这些笔划多的字，他都不用，发音一样就行了。
记者：但是你觉得父亲还认不认同一个，能够用这种龙啊，麒麟啊这样的远大知识青年，一下子就改为“林”啦，妈妈(名字)改为芹菜的“芹”啦，那他们认命?
潘石屹：他们不认命。我觉得他们在村子里待了十几年的时间，在我觉得，前面这些年啊，他们都不认命，就觉得迟早会出去的。从去的第一天，他们都没想着就在这个农村里面待上一辈子，尤其让我们去在农村待上一辈子，可是到了最后的就是(19)75年，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了，也能够看的出来，我觉得他们很绝望，就是……
记者：就是你发现他们的变化，你从什么发现的?
潘石屹：一开始呢，他就是走的路啊，坐的姿势啊，吃饭的样子啊，都得要跟农民不一样，等到最后都可能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大概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就觉得他们慢慢地跟农民越走越近了，样子也像了，坐的样子，躺的样子，吃饭的样子也都慢慢像了。可是思想中的东西，他没变，天天操着心呢。都是中国的心呢，世界的心呢，都在操。
记者：那时候就看看一些报纸，或者广播?
潘石屹：对，广播的时候，我们村子是九大(凤凰网编者注：中共九大1969年召开)之后，就是中国开完九大之后，才有这个广播的，我记得就是……
记者：那时候没有半导体?
潘石屹：没有半导体，村子里也没有大喇叭，我记得开九大胜利闭幕的时候，是村民们敲着鼓喊，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就问我爸，他说有一个会开完了，我说这个闭幕开完了，开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开的时候我们怎么不知道呢?那个时候开的时候不知道，闭幕了才能知道，所以是开完九大之后，才有了那个喇叭，刚有了喇叭的时候，我们都听不懂，就是普通话听不懂。
记者：然后呢?
潘石屹：就听听，慢慢熟悉了几年时间，才能够听懂。
记者：你刚刚说，父母的一些举止越来越像农民，慢慢地融入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那个希望火苗是没有灭的，他们把这种观念转变你身上?
潘石屹：对，就是最后的话。等我十几岁的时候啊，天天跟我谈话，说是我们的希望就都寄托到你的身上。不断地强化这个，说这是全家的希望。我记得有一年，我跟爸爸在自留地里干活，结果突然一个人就从山上跑了下来，跑的特别快，过来以后，就跟我爸爸悄悄地说，说毛主席死了。然后我爸爸说，哦，你怎么知道的?说是对面的喇叭里面说的，他在山上面听到了，跑着下来。我就看我爸爸的表情特别的木然。我就听到这个村民对我爸爸说，“哟，这回你的娃娃跟我的娃娃就有希望了”，因为他家也是地主。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
哎哟，我说发生这样大的事情，我得看看他们的表情啊，看看他们的反应，谈了一些什么话。这两句话呢，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深刻的。
潘石屹：小时候经常挨饿父母咬紧牙关让我去读书
记者：你刚说到地主了，我就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听说地主，你是地主家的才子。
潘石屹：那是解放前。
记者：对，那你这个地主的才子，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潘石屹：我大概到上初中之后，从来没有穿过自己的鞋。
记者：那你不是家里的老大啊，你不穿自己的鞋，你穿谁的鞋?
潘石屹：我就穿我婶子的鞋，我奶奶的鞋，她们穿破了的鞋。我就记得我穿鞋的话，后面永远大着一块。还有我姨的鞋，主要是穿着她们几个的鞋，她们几个穿完了的鞋，我就提拉着穿。
记者：挨过饿吗?
潘石屹：主要是挨饿，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有个语录叫，是给王杰的题词还是给谁题词，是给英雄们的题词，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凤凰网编者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出自解放军王杰部队战士王杰的“王杰日记”。是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之一。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
记者：张思德是吗?
潘石屹：张思德还是谁，反正是个英雄人物了，英雄人物题词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时呢，小孩对死并不怕，苦的话呢，能苦到哪去?又不怕，就怕饿，这个饿，真是很难受。
我们小的时候(村里)就27户人家，到了这个饥荒的年代，饥荒的这些月份，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出去逃荒要饭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槐树下面数，村子里27户人家，出去逃荒要饭的有17户人家。其他的人呢，吃的粮就是救济粮，救济粮不是粮食，是个很厚红薯片，就是干的，在地里面晒干的红薯片，所以是河南人救了我们的命，就有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不断地吃这个红薯片，不断吃这个红薯片，红薯片就各种各样的办法吃，磨成面吃，然后煮了吃，烙陈成饼吃，怎么吃都很难吃。
记者：是吗?
潘石屹：而且你像在地里面晒干的，有时候上面有发霉的霉点啊，吃起来非常不好吃。
记者：在最艰难的时候，在你印象中，那种艰难的岁月，母亲做了一些什么，她怎么想方设法让你们过的好一点，长的稍微壮一点?
潘石屹：基本上在我印象中，我妈妈就瘫痪了，所以呢这个…
记者：没有能力照顾你们?
潘石屹：因为这个刚回到农村去，这种寒冷啊，这种疾病啊，没有饭吃了，很快就瘫痪了，所以这个瘫痪之后基本上就给家里面帮不上任何忙了。
记者：那在这个时候，你也就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力?
潘石屹：对，家里面的主要劳力。其实在家里这个情况下，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不能让我去读书啊，我的弟弟妹妹都不能去读书了。我记得我听到这个村子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家是我们村子里面最贫困的一家，还读书干什么呢?你看你们两口子，指着我爸我妈，读了这样多的书，不还是受这罪?”所以，我觉得我爸和我妈，做出来的一个最伟大的决定就是咬紧牙关让我们去读书，就最后确实没有饭吃了，我记得把我的小妹妹送给别人家的时候，唯一提的一个条件就是，长大了要让她去读书。其实送给这一家人，父母都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最后他们还是按着我们家的承诺，让我妹妹去读书。
记者：不是说你们家小妹妹给背回来了吗?
潘石屹：送走了两个妹妹，这个是小妹妹。
记者：你们家把两个妹妹送人了?
潘石屹：对，两个妹妹送走了，这个小妹妹送出去得比较早，另外一个妹妹是3岁多送出去，4岁就背回来了。
记者：等于你一个妹妹在别人家?
潘石屹：上了高中之后就回来了。
记者：那那个背回来的是妹妹，是怎么背回来的?
潘石屹：她是先坐了一段火车，就是托人坐了一段火车。
记者：你先给我讲讲那个妹妹，那个是先送出去的妹妹。
潘石屹：先是把小妹妹送出去的，因为我妈没有奶，这小孩就快要饿死了，所以要送出去啊。几个村子里面，谁家有个奶羊，就给送出去，所以我们就找了一户有奶羊的农民家，就送过去了。
记者：把妹妹送出去以后，妈妈什么感受?
潘石屹：这个妹妹送出去的时候，因为比较小嘛，只有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给送出去了，所以这父母亲呢就…
记者：那时候你有多大?
潘石屹：我应该是10岁，7、8岁?10岁这样子的。这个妹妹因为小，送着出去，父母亲肯定很难受吧。可是为了活下去，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记得这一家人，来抱我妹妹走的时候，给我们带了几块饼干过来。送我妹妹的时候，我们家一共两个被子，结果我妈妈就把我们家一个被子，包着这个妹妹，包了以后就走了。我还跟我妈妈说，你把那被子都抱着送给人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没盖的了，我们家就还剩一个被子了。我妈妈说，哎呀，孩子都送了人了，就让这个被子陪着你妹妹去吧。送完之后，我们就吃饼干，我和我另外一个妹妹，就在那儿吃饼干，就把这个饼干给我妈妈吃，我妈说不吃。
记者：后来呢，为什么又送一个妹妹出去呢?
潘石屹：第二个妹妹是特别的惨，因为3岁多送出去啊。我妈妈也不哭，每天早上起来就跟我说，我做了一个恶梦，然后就给我讲这个恶梦，讲的我们家的人心情都特别不好。通讯也不太方便，写上一封信好长时间才能够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妈妈说，说昨天晚上梦见你妹妹了，在喂猪，猪很大，你妹妹身上一个花棉袄上全是猪食，搞的很脏，就这样给我讲，讲的最后一想，受不了，就这个心理啊，很难承受得了，最后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我这个妹妹给接回来了。
接的时候，我爸爸被生产大队的基干民兵看着，在一个农业学大赛的工地上，不让他出来。他就给我说，一早天亮了以后，你就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背你那个妹妹去，我说行。我们这个村子里原来叫潘集寨，另外一个村子呢，是翻过好几个山的村子，叫北洋(音)，其实路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0华里路，20华里路就是10公里路，可是在山里面走的话就很远。我是不是天不亮走呢?我爸说，万一外面有狼呢，就是我们那个山里面常有狼，他说还是天亮了走吧，我说行，我就天亮走。
到了这家去以后，我就看到我妹妹了，妹妹也会说话了，可是说话的时候呢，带着陕西腔，就一年时间，就都变了。我第一感觉就是，这讲话的不是我妹妹。这家人怕她在路上饿着，给她带了一些饼，这个饼就是陕西人做的饼，就叫石头馍，石头馍就在锅里面放点石头，把石头做热之后，把饼烤出来。特别硬，特别干，这样的话，这个馍就不容易坏，就吃了点她的馍。然后在那家人又让我们俩吃了两碗饭，然后我就背着我妹妹回来了。
记者：你还记得你妹妹回来以后，你妈妈见到妹妹什么感受?
潘石屹：背着过来，背的话特别累，我就说你也走一走吧，都是山路，我们顺着农民的梯田地，就一节一节下来，这样的话就比较快，我记得走到一个叫南洋的村子，离我们的村子还隔着一个村子，我发现路前面是我爸，我说你不是让那基干明明看着嘛，他说我悄悄地跑出来了。
记者：他一方面担心你路上会不会遇到狼啊，一方面就想早点见到你妹妹，见到妹妹的时候是什么样儿的?
潘石屹：见到妹妹我都没什么印象了，我记得唯一的一个呢，就是我的鞋底全掉了，就是只有这个布鞋的鞋梆子，鞋底全掉了。
记者：那不是等于赤着脚翻的山吗?
潘石屹：对，当然我们那边也全是土的，也无所谓了。一只还有鞋底，一只没有鞋底，我爸问鞋底呢，我说鞋底掉了，丢了。我爸看了说，我一定要给你买上一双解放牌的鞋，给做了一个承诺。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大概过了几个月，真给我买了一双解放牌的鞋。
潘石屹：那个时候，我爸爸枯瘦如柴，特别特别的瘦。我爸爸后来常给说，“要是我多在农村熬上一年时间，晚平反一年，我的身体肯定支撑不住了”，到现在他还给我说这句话。前两天还给我叨叨一遍，说这日子都快熬干了，熬了十几年。你想一个人在一种艰苦的环境中熬了十几年，不过我爸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他就给我说，你看我也划成右派了，这县上面划了一百多个右派，好多人都送到(夹边沟)去了，夹边沟一共回来6个人，其他全死了。所以他就说，你看我挺好，划了个右派，回老家来了，觉得挺好，可是到最后真的是熬不住了。
记者：平反之后，家里的日子有好过吗?
潘石屹：平反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村子啊，墙上面出现了一个反动标语，不知道谁，写了一个“打倒毛泽东”。
记者：哟，那是大事儿啊!
潘石屹：写完以后，公安局的过来，村子的人不能上工了，就拦在了一起要破案，公安局天天在破案，所有的村民们都不让出来，这就是我们村子里最大的事情。结果关了几天了，这案破不了，这个公安局的就用了一个笨办法，说这个案破不了就投票吧，谁的票投的多，就是谁了，我爸是个写个字的，农民肯定觉得可能是他写的，所以就给他投票，投完票以后，他得票是第二名。
我爸爸就偷着跑了过来，当时我还睡着，大概七岁八岁，他突然把我叫醒，然后跟我妈和我说，现在公安局要破案，他是第二名，有可能马上就被抓起来了，他说抓起来的话，就跟我交代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你是家里面的一个男子汉，一定要把你妈妈跟妹妹带着活下去;第二件事情，这个标语不是我写的，一定要去给我喊冤，我说好，给你喊冤。
记者：那最终结果呢?
潘石屹：最终结果又破了案了，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写的，最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我记得好像判了三年刑。
记者：所以你看，你父亲在这种历史的节点上很不容易的?
潘石屹：逃过了劫难。
记者：所以他今天要不断唠叨，看到儿子出人头地，这么突出?
潘石屹：是。我爸爸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给所有的人写信，说我是冤案，然后不断地把信寄出去。我觉得他天天就不干别的，就在那儿写信，不知道寄出去多少信。
记者：对于我们的父辈，就这个名声啊，这个名誉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可能这个喊冤真的成为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潘石屹：对。我爸爸的一个同事，当时是在这个县革委会工作，就给他打过来一个电话，他说你平反了。哎呀，我爸爸不知道高兴成什么程度了，然后这个打电话的叔叔说，平反的文件，让一个姓胡的叔叔带过来了。这个是把电话打到我们生产大队的电话上，就是大队部的电话上，大队转告给我爸爸的，就是我爸爸平反了，书面的文件让一个胡叔叔带过来了。这个胡叔叔大概跟我们隔着四个村，我爸爸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给我说，你赶紧骑着自行车，去取平反的这个文件去。我就骑着自行车一路上山下山走，结果在一个大下坡的时候，速度特别快，我突然间直觉中，就觉得路边这个人，就是胡叔叔，可是这个下坡的速度特别快，我就骑着走，到他们家，我就介绍我是谁，听说了胡叔叔把我爸爸平反文件拿过来了，我来取的。然后这个婶子就说，你胡叔叔回来赶紧给你爸送这个平反的文件去了，都没敢耽误送去了。然后我一想，路上碰到的这个人，一定是胡叔叔，然后她就说，你吃点饭吧，我说行，就在他们家吃了两碗面条，又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家就平反了。
记者：那个人是胡叔叔，应该?
潘石屹：应该是，应该是胡叔叔。
记者：后来呢，你就到天水上学去了?
潘石屹：后来就到清水去了。天水地区有一个天水市，有一个天水县，有个清水县。我们是天水县，打电话过来平反是那清水县的。
记者：你离家上学，去外边上学?
潘石屹：我们家呢，刚刚平反几个月时间，一两个月吧，一两个月时间。
记者：就你上学的地方离你后来的这个家有多远?
潘石屹：400公里路。
记者：400公里路?
潘石屹：400公里。
记者：怎么去?
潘石屹：兰州，到兰州。
记者：就是坐火车去?
潘石屹：有火车去。
记者：那你上学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你带了一点什么样的，就是行李里面带了点什么东西?
潘石屹：先说这个平反的时候，平反的时候，就说最大的一件事情。
生产队分的口粮，交到粮店里面去，粮店就给我们发粮票。要把多少斤的小麦、玉米、高粱、豆子、油都要交过去，可是平反的时候，我们家一点油都没有，没有油怎么办，然后我就拉着一个车，拉着一个架子车，把我们家所有的口粮放上，就我一个人，我就拿着去交，交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们家都是粗粮，没有细粮，另外呢，我们家分的时候没有油。他看了一下平反的文件，看了一下这些东西，说，我们知道你们村子里面就没有细粮，就这样吧，都给你交了吧，分多少给你交多少吧。给了我100多块钱人民币，给了好多粮票，一厚沓粮票，这就是未来我们家，半年的伙食吧，我就拿着这个出来了。
记者：这下有了粮票，你们家应该是一下子处境改善了不少?
潘石屹：成了城市户口，可是长的样子跟这个农民是一样的，到我上学的时候，别人说这小孩不是城里人，我说是，刚变成城市户口两个月就来了。
记者：为什么一看就有区别呢，黑?
潘石屹：脸上晒的黑啊，然后发型啊，穿的衣服啊，说的话都不像城里人。
记者：那你要上学的话，会不会被其他同学歧视啊?
潘石屹：可能他们觉得，怎么我们班上来了这样一个同学，一开始他们都觉得怪，也没什么歧视。可是最后呢，也不歧视了，因为我的学习好，老是班上第一名，所以这个学习好的话，还有点优势的。
记者：你学习好，肯定也是被爸爸给逼出来的，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都希望你念书，他就是希望你靠念书出人头地，是吧?
潘石屹：是，我要上学的时候呢，被子、褥子这些东西啊，得有一个包的布，我爸说得买一个包的布去，就给我买了一个。我记得是深绿色的特别厚的布包上，然后这行李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就看了看我的帽子，特别破烂那个帽子，他说戴着这个帽子上城里不行，说把我的帽子给你吧。就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得戴帽子，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帽子换过来，我觉得挺好，就戴上。
记者：其实有一个事，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你当年，就是学成以后，本来是到国家单位，挺好的，工作有保障，但你后来就决定下海了。我觉得从你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做一个非常普遍的单位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事，这是对父母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交代对吧?
潘石屹：对。
潘石屹和父母的早年合影。
记者：你那个时候想下海，和父母有商量过吗?
潘石屹：商量过。我妈妈非常反对，她说你的工资，你现在的工资比你爸的工资还高。你爸平反了，工作这样多年，平反了工资都没你高，你还下海干什么呢?
记者：那时候工资多少?
潘石屹：我下海的最后一个工资条是101块钱，1987年101块钱，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我记得洗理费一块五，自行车维修费一块五，野外津贴二十块，这是最高的，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有二十块钱的野外津贴一个月，莫名其妙的。
我爸爸呢，嘴里面反对，其实我知道他的心里还是觉得，出去锻炼去，不要怕吃苦。所以就下海了。下海那个时候的气氛，跟现在的气氛，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现在是解决就业问题，要创业成功的，它是这个氛围。当时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跟氛围，实际上是受这个《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影响特别大，就是要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然后就是中国在建立特区，深圳、海南特区，我们年轻人的话，不能够安于现状，要能有所作为，它是这样个氛围。
记者：对，那种是叫所谓的激情。
潘石屹：对，所有的人的状态都是一样，这个年代所有人的状态是一样的。不光是我的父母，就是包括我们村子，我们的家乡，我父母的言行，都给我特别大的力量。
90年代初，就是已经非常成功了，那时候，我们就赚了好多钱，那个时候在城里面，就这种熟悉的环境中呆得有点麻木了。可是当时我每次跟父母见面，谈到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苦，到了村子里面去一看，突然一下清醒了。好多事情，看得更能明确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经历背景，对我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记者：那你们经常提DNA这件事，你们家那边有经商的DNA吗，你觉得?
潘石屹：我觉得没有，没有经商的DNA。
记者：那到底，就是说什么样的一种氛围影响，让你后来在商场上如鱼得水?
潘石屹：刚刚你提到，就说是天赋，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中，做任何事情，这些东西不重要，有好多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刚才问，说你身上有没有经商的DNA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重要。
记者：不重要?
潘石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代，谁都离不开谁，你必须要跟别人去合作，如果是一个，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才华横溢的人，常常瞧不起周围的人，这就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的。经商也好、从政也好、从事学术也好，那是做不好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你就得紧紧地依靠周围的人，你要是离开了周围人帮助的话，你自己会一事无成的。就你一个人，和周围人的联系都要断了，你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
我觉得我比较善于，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个跟我妈妈身上的一种谦卑——能够跟周围的人都能作好朋友——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我妈妈有一次病危了，住在一个部队的医院，这个部队的医院叫那133，住了十天，然后病稍微好点，就能出来了，这个病房里面一共三个人，这三个人都跟我妈妈是最好的朋友。你想，在病危的时候，到这个生死线上面，她都能够交到这样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团结，能不能团结周围的人，能不能交朋友，这是特别重要一个能力。
记者：交朋友，甚至化敌为友。
潘石屹：化敌为友。你什么时候才能化敌为友?你什么时候才能交朋友?你必须是个谦卑的人，尊重别人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高傲的人，朋友都化成敌人了，是吧?
潘石屹：从我赚到第一笔钱，我就说，一定要把我妈接过来，去给她治病，接过来就再没回去，就在北京生活了20年。
记者：就一直带着她这个看病去。
潘石屹：一直带着她，也没看好。
记者：那你觉得妈妈和你生活的这个日子里边，你觉得她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她有没有像爸爸那样，通常和你们唠叨一些什么?
潘石屹：她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就是对好多东西都感兴趣，我觉得她还是个知识分子嘛，她不断地读书，各种各样的书都读，不断地听音乐，读书。可是她跟我爸不一样的，她读的书，我觉得比我爸还多，可是她不怎么写，我爸是经常写，天天有日记的，又有写文章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在写。在我妈那是，不断地读书，欣赏音乐，她不怎么写。原来写信的时候，80%、90%的信，都是我爸爸写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有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她还是非常细腻的那种人。
记者：可能我们要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才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父母这一辈人，他们太节俭了。我跟我妈妈最大的矛盾就是，我经常会批评我妈妈，我说你看，那什么东西吧，好的时候舍不得吃，最后坏掉了，就扔了，永远吃东西是烂的，每一次看着她这样，我就特火。
潘石屹：一开始我也跟他们有这方面的矛盾，最后我觉得，只要他们生活的好就可以了。我记得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就把我原来那个冰箱留给他们了，我大概一个月过去看的话，冰箱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冰箱里面我记得有一瓶醋，有一包辣椒面，就这个大冰箱。
潘石屹：我说你们不买点菜，买点肉，我爸我妈说我们不爱吃，我说你能不能买点水了，买点果汁，他说喝果汁干什么呢，喝茶，泡点茶就可以了，就喝着，什么东西都没有，最后就我觉得，只要他们生活的高兴就可以了，喝的这果汁，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一定好，是吧。
记者：哎，你这种随遇而安，特别随和的性格，是不是随他们的谁呀?
潘石屹：随我爸，随爸。我妈尽管瘫痪了这么多年，很讲究，我妈是个大美女，你要看她照片的话，非常漂亮的。可是我长的更像我爸。
记者：人们都说，儿子应该像他妈妈嘛?
潘石屹：可是我长得更像我爸爸。
记者：更像爸爸，那种性格也遗传爸爸?
潘石屹：性格，我觉得是我爸和我妈的综合吧。
记者：你刚才说，妈妈会更要强一些是不是?就是她对事情的要求是更严格的?
潘石屹：最后瘫痪了，也就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