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 历史回顾：四十年代末的学生福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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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四十年代末的学生福音工作（一）
2015-06-17 教会杂志 教会杂志

——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二届夏令会


文/边云波


编者按：本文摘选自边云波前辈所出新书《残年忆史：中国教会现代史片段剪辑》，该书内容包括边云波前辈对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大陆教会史的回忆，其繁体版将在近期于海外出版，简体版可点击http://blog.sina.com.cn/u/5545830347浏览，也可直接点击下方原文链接浏览。


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


1945年8月，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在重庆南山召开，来自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等地的大学生共153人出席。当时聚会的地点在重庆南山的圣光学校，有时也在贾玉铭牧师所主持的重庆灵修院灵修、聚会[1]。讲员有贾玉铭、赵君影、于力工、苏佐扬[2]、尹任先夫妇[3]。如此规模的基督徒大学生聚会，在中国教会史上是第一次。


筹办这次大会的人员有赵君影、于力工以及灵修学院的师生。但当时主要的筹备工作大多都是于力工牧师操办的。于力工牧师那时还没有被称为牧师，是一个青年传道人，我们叫他于大哥。他当年做筹备工作很辛苦，因为需要和很多大学联系，那时候同学们没有电话，想联系就必须通信或者面谈。而那些大学大多散布在重庆的各个郊区，距离市区大约都有几十华里，并且路途高低不平，没有什么公共汽车，通信往返可能要十几天；所以于力工大哥当年奔走于各个大学之间，非常地辛苦。这件事在他所写的《夜尽天明》中，说得很清楚。


这次大会之后许多人奉献传道，其中有：


（1）滕怀智：就是滕近辉牧师。我在1943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年长我三岁，比我高两个年级，所以我们都叫他“怀智兄”。后来直到他去世前，我和他私人谈话时，还是习惯地称他为怀智兄。他在1943年已经在内地会宣道士孔保罗（Contento）夫妇的带领下，开始了公立学校的福音工作。


（2）张行松：复旦大学毕业，后来成为专职的传道人。他曾一度担任过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代理总干事。


（3）翁则富：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奉献传道直到去世。


（4）陈让德：倪柝声弟兄的外甥，后来改名为陈终道。他在海外做了许多的工作，特别是文字工作，出了许多属灵的书籍，文革以后他的书帮助了大量的海内传道人。


（5）孙美芝：大家叫她孙大姐，她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后来为了专心祈祷传道，就读于贾玉铭老牧师的灵修神学院。毕业之后，孙大姐负责灵修神学院的教务工作。灵修神学院加入三自后，她因为不肯参加三自而退出了灵修院，因此被捕。


大会后来决议成立“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基督徒学联会”），由赵君影牧师任总干事，内地会的艾得理牧师和张行松弟兄都前后一度担任过代理总干事。其他的同工包括：于力工弟兄，郑惠瑞姊妹[4]，师道弘弟兄[5]，张学理弟兄[6]，吴永泉弟兄[7]，其他同工还有苏正贤弟兄等人。学联会出版的刊物是《基督徒箴言报》（在南京出版）。起初由师道弘弟兄负责，后来改由另一位弟兄徐超尘负责了较长的时间。



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会之后的学生福音工作

这个大会，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并不是绝后的。会后，各个大学分别举办了布道会，展开福音工作，大学生信主、奉献者日益增多。我参加过中央大学的两个布道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在其中的见闻和经历。


我那时在中央大学的分校团契里担任团契主席，本来我们团契有三个参加大会的名额，我理当去参加，可是我已经发现患有肺结核，恐怕长途跋涉自己体力不济，而且我心里面当时也不重视那个会，就将名额让给了另一位弟兄。他们三位代表我们团契参加夏令会回来以后，眼看着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心里既惭愧又羡慕，就和同工们商量，在我们这个分校也举行一个培灵布道会，也请赵君影牧师和于力工弟兄来培灵布道。于是，在大会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中央大学的分校就举办了一次培灵布道大会。那次的培灵布道会，我们亲眼看到了神大大的恩典。许多人悔改信主，也有许多人把自己献上，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我是在第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上奉献的，这不太确切。我确实是受那个大会的影响，不过是在那个大会一个月以后才奉献的。）


1945年的春天，我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那时候的肺结核和现在的癌症差不多，没有特效药。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期了，一旦发展到第三期生命就会终止。那时我觉得神对我不公平，我心里说神啊，我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让我得肺结核？那个时候我照常做礼拜，还是学生团契主席，有时还讲道；但我里面始终有这个矛盾、争战。在夏令会中，我得到了复兴，看到自己的罪。当时弟兄姊妹都是彻底地甚至痛哭流涕地认罪，祷告起来此起彼伏！赵牧师讲道的时候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不认主以前是怎么失败的？是骄傲的心、夸大的口、远远地跟随主、打盹睡觉不能警醒，后来到末了就失败了。在主复活之后，马可福音16:7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为什么多了“和彼得”三个字？彼得也是主的门徒啊，加上“和彼得”这三个字岂不是多余的吗？去掉它岂不是更简明吗？不是的，因为彼得曾经软弱、失败过，让主伤了心。所以主耶稣特别提到了“和彼得”，乃是表明主的爱，表明主对这个失败、跌倒、软弱的彼得念念不忘，表明了主特意提着他的名字呼唤他回来的大爱。然后赵牧师就问：“哪些弟兄姊妹愿意像彼得，愿意在神面前接受神的爱，接受主的托付？”赵牧师接着讲，在海边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紧接着赵牧师就问我们：“谁愿意回到主面前来？请举手。”我是第一或第二个举手的。


我们这些举手的人到前面跪下祷告，哭声一片。三天的培灵会以后，我们每晚还自动分散到山坡上、树林子里、坟地旁边继续祷告，一直祷告到晚上12点、半夜，流泪认罪。那个时候，诚实地说，我根本不懂奉献的道理。但是，我就觉得主为我死了，我应该为主活着。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的一切都是主的，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做什么。开完夏令会，在那个夏天我就奉献了。其实也没有人呼召我奉献，要是有，也就是像赵牧师说的：谁愿意像彼得那样，愿意随主带领、爱主更深？


那年秋天我明白了奉献的道理，清楚传道不能凭着自己的血气，一定要有神的呼召。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明确了主的呼召，也有属灵长辈和弟兄姊妹的印证，这样就出来传道了。


以后，我们中央大学的校本部，还有当时的重庆大学，在沙坪坝举行了一次几个大学的联合布道大会。在那个布道会当中，也看到了神的恩典。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大约有一千多人参加，而我们这些在大会现场服侍的基督徒学生，总共才几十个人，怎么能照顾这么多的会众呢？当时那些来参加聚会的同学，有的穿着背心短裤，有的叼着一支香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我们也管不了，也劝不住。所以在聚会以前，他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会场乱成一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只有迫切地祷告。感谢主，等到正式聚会一开始，于力工大哥在没有钢琴或风琴伴奏的情况下，背着一个手风琴，一边拉琴一边教唱。那时没有银幕，讲台上也没办法显示歌词，于牧师所教唱的只是一两首很短、很简单的诗歌，他唱一句，大家学一句。几分钟后，会场的气氛就完全改变了。那些吸烟的、嘻笑的、不信主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完全被抓住了，他们也不吸烟了，也不说笑了，都跟着他学唱他所教的诗歌。大约不到十分钟，大家都能背下来唱。当时于大哥教的一首诗歌是《 Jesus will never fail 》，诗歌的全部歌词是：“Jesus will never fail, never fail, neverfail. Jesus will never fail. No！No！No！”（“Jesus will never fail us”是“耶稣永不丢弃我们”或“耶稣永不会使我们失望”。）诗歌很简单，十几分钟诗歌唱完以后，原本喧喧嚷嚷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当赵君影牧师上去讲道的时候，台下的学生们已经静下心来聆听他四十五分钟的证道，我们看到圣灵大大地作工。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布道会结束了几天之后，当我走在校园里，看见一位不信主的同学，腋下夹着书从我的对面走过来，嘴里正在唱着于大哥所教的那首诗歌：“Jesus will never fail, never fail, never fail ......”他唱得是那么顺口，那么自然。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力量。求主多多兴起能够创作诗歌、能够教唱诗歌的弟兄姊妹们来！关于教唱诗歌的方法，于力工牧师在《夜尽天明》里讲得很清楚，希望能够成为领唱诗歌的弟兄姊妹们的有力的参考。



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


1947年的夏天，七月底[8]，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在南京中山陵的遗族学校召开。（这次大会也叫“基督徒学联会第二届夏令会”，因为那时学联会已经成立了。）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代表共约四百人出席。这些学生代表是从全国各地前来聚会的，比如北京有很多基督徒学生，但只能派四个代表来参加，陕西省只能来两个代表，其他遥远的地方也只能派少数的代表来聚会。贾玉铭老牧师在这一届夏令会中仍作为讲员，他因为年老走路不便，就由他的一个学生蒋文惠姊妹扶到台上，他们一老一少还在台上合唱，大家心里都非常受感动。其他讲员有赵君影牧师、杨绍唐牧师、计志文牧师[9]、华福兰牧师[10]等人。由赵君影牧师、艾得理牧师、基督徒学联会的同工们以及南京中央大学团契的弟兄姊妹们来筹办。


当时的遗族学校是新建成的校舍，几乎是所空院落。房子虽然都建造齐全了，但是其中什么设备都没有。当时预计到会的会众是四百人。然而，开会必需的椅子、床铺、炊事用具、饭厅的桌椅和碗筷都没有，甚至连洗漱室、厕所都需要加以冲刷，添置必需的用具、用品。[11]我所在的中央大学的团契负责筹备夏令会，必须在二十天之内把所有开会需用的设施都准备齐全。当时期末考试刚刚考完，大家已经疲劳到了极点。因为那时学生考试作弊几乎是公开的，不信主的同学根本不需要怎么准备，到了考试的时候抄一抄，分数满高，而教授们出些难题、偏题也是常事；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同学应付考试比别人辛苦得多，因为绝对不能作弊，只有在考试前充分准备，甚至熬夜准备。


期末考试结束后第二天，我们大约二十个弟兄姊妹，借了一辆大卡车，开到了距离市中心约十几里的中山陵的遗族学校，开始了筹备工作。大家可以想象，要把这所空院落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成一个可以容纳四百人吃、住、聚会的地方，该有多么困难；更何况，那所遗族学校当年到市区又交通不便，运输桌椅、床铺困难当然就更大。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夜以继日地同心工作，大会开始前竟把一切都备置齐全了，真是神的恩典。我记得我们二十个人当中，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两个同学跪在那里祷告，为大会和大家守望。另外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每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日夜准备大会的生活需要，这次大会就是这样筹备起来的。


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计志文牧师在台上流着泪地呼召说：现在中国由于内战，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将亡的灵魂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神的家里需要大量的人出来传扬救恩，我计志文如果能分成四百个计志文的话，我一个也不留下，要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为主所用。他流着泪在上面呼召，下面的人流着泪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记得在四百人当中，奉献为主而活的大约是三百人，后来其中又有些人被神呼召出来，专心祈祷传道。其中有些是多人所知的，例如：


（1）薛祚玉弟兄(后改名为薛玉光)：他比我大六岁，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他的妻子史守善姊妹是中央大学教投影几何的史宣教授的女儿。薛弟兄六十二岁时，他们夫妇前往非洲宣道。


（2）焦源濂牧师：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中华神学院深造，毕业后留校教课，他的学生成为多处的家庭教会的领袖。焦弟兄出国后，先后在波士顿、旧金山建立或牧养教会。


（3）查大卫弟兄：奉献以后不久，他到了台湾，由艾得理牧师带领一起开始了台湾的学生福音工作。后来查大卫弟兄到美国、大陆等地到处传扬福音。我还有幸和他在大陆见面叙谈过。


（4）张家群弟兄：他也是和我同在中央大学里的一位弟兄。张家群弟兄1948年毕业前，曾邀我和他一起禁食祷告三天，以便求神指示他毕业后的路程。他先是教课一段时间，后来决志去往云南专心祈祷传道。


这次大会的影响很大。1947年的夏天，内战激烈，政局剧变。那时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已经进到了大别山。有人说，进到了大别山，等于一把刀插进了国民党的心脏，因为从大别山上向下俯视，南京就在眼前了。这些奉献自己的弟兄姊妹中，有些人在1948年时由神的带领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新加坡等地，他们中间有些人又从南洋到了美国，在这些地方被主使用，带来了海外的复兴；而留在海内的那些奉献了的弟兄姊妹，经历了几十年的苦难，后来就成为家庭教会的带领人。当然，他们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衔称号，但是在震惊全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家庭教会的复兴都有当年这些奉献的人们参与。感谢神，是他，亲自预备了这么一批无名的传道人。


[1]当时灵修院的地点也在重庆南山，抗日战争期间贾玉铭老牧师主持灵修院的管理、教学等一切工作。


[2]苏佐扬牧师从华北神学院毕业后，曾在重庆灵修院任教。


[3]尹任先夫妇是圣光学校的创办人。尹夫人是那次大会中使多人受益的讲员之一。


[4]郑惠端：当时我们叫她郑姐，她比我们大几岁，为主到处奔走，在各个地区做了许多的学生工作。


[5]师道弘弟兄在基督徒学联会中，除了做学生工作以外，还负责过文字工作。


[6]张学理弟兄曾经一度担任学联会的干事，同时也到北京香山灵修院去进修过。


[7]吴永泉弟兄：年纪稍微大一点，也做文字上的工作。第一次铅印《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就是他误以为我同意而出版的。


[8]我记得那时期末考试才考完，刚放暑假，夏令会必备的吃住、聚会、洗宿等场所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而准备工作将近二十天，所以大会开始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底。


[9]计志文牧师，少年时就读于伯特利中学，胜任英语实时口译。后来考入邮局工作，收入非常优厚。信主后不久奉献了自己，终身传道，讲道很有能力。曾经组建了伯特利布道团，宋尚节博士曾是布道团成员之一，伯特利布道团的脚踪，曾远到南洋一带。另外计牧师也组建了伯特利孤儿院。计牧师没有儿女，但是有人说，他属灵的儿女却到处可见。


[10]华福兰牧师是当时内地会的负责人。那时内地会已经很重视学生的福音工作。许多内地会的宣道士都从侧面协助学联会的事工。


[11]我记得一件趣事。我那时是大会的筹备同工之一，在开会的第一天，郑惠端大姐（那时她是学联会上海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带着上海的几个姊妹找我来了。她说：“姊妹们洗澡的地方没有帘子作隔断，就是那么一个大房间，姊妹们非常不习惯，能不能把淋浴的地方改装一下？”那时候我几乎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我心里想，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就跟郑大姐说了一个笑话，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姊妹们 自己准备一下好了。”她说：“姊妹有什么办法自己准备？”我说：“我们这儿也有钉子，也有铁丝，她们可以在淋浴室里钉上钉子拉起铁丝，用自己的床单隔起来，这样就行了。”郑惠端姊妹听了也笑了。当时的艰难情况可见一斑。



—— 节选自《残年忆史：中国教会现代史片段剪辑》

——《教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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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四十年代末的学生福音工作（二）
2015-06-24 教会杂志 教会杂志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和其他一些学生工作


文/边云波



编者按：本文摘选自边云波前辈所出新书《残年忆史：中国教会现代史片段剪辑》，该书内容包括边云波前辈对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大陆教会史的回忆，其繁体版将在近期于海外出版，简体版可点击http://blog.sina.com.cn/u/5545830347浏览，也可直接点击下方原文链接浏览。



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有人误称为“北京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这绝对是误解。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就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因为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既包括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另有人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和南京的“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有矛盾，这也是误解，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只是双方的领受不同和成员不同而已；实际上，在主里面这两个组织一直是彼此相爱的。


南京召开的第二届学联会的夏令会结束后，北京的学生代表张慕华、王世珍、石长龄、王长新四位弟兄姊妹回到北京，就筹办了北京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聚会。那时因为我也回到天津看望我的家人，所以随后就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夏令会。那时是1947年秋天，开学的前夕，大会在当年北京西郊的迦南孤儿院召开，有大中学生共一百余人出席。讲员有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计志文牧师以及赖恩融（Rev. Leslie Lyall）牧师。赖恩融牧师是内地会的一位传道人。他总是从旁协助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工作，很少出面指导，很少让人知道他在帮助、策划和领导工作，是一位深深隐藏自己的传道人。但是，赖牧师做了许多工作。


北京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聚会之后组成了“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学生会的组织除正副主席之外有灵修组、布道组[1]、文书组、文字组[2]、联络组[3]。后来就有北京基督徒学生会陆续举办的培灵会。第一次夏令会前后，王长新、陆敏如、宋天婴、王松龄(后改名为王颂灵)、王绍武、吴以遵等多人陆续奉献传道：


（1）王长新弟兄：毕业于燕京大学，比他年纪小的，都称呼他长新大哥。北京学生会建立前，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大学还没毕业，就主编发行了《福音报》分赠到华北各地，甚至南方一些地区也有《福音报》的读者。他和妻子陆敏如姊妹都是同心奉献服侍主的。1953年陆敏如姊妹因病住在北京香山养病，长新弟兄就在香山灵修院听课，那时我也在香山养病。1954年春节我们还有一次感恩聚餐。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后，我们也先后被捕。被释放以后，长新兄夫妇住在南方，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诸般苦难，曾经全家被遣送到农村劳动。后来长新兄夫妇到了国外，负责一些教会工作，又应王明道先生的相邀和托付，写出了《又四十年》一书。这是继《五十年来》王先生的自传后，记述王先生后半生的一本非常珍贵的传记。长新兄老年抱病期间，更另外译出了劳伦斯的名著《操练与神同在》，帮助了许多的人。


（2）宋天婴姊妹：宋尚节博士的女儿，她奉献后便开始传道，后来为主的缘故被捕入狱多年。释放以后仍被强迫在监狱外面工作劳动。一生为主吃了很多的苦，但一直侍主不懈。


（3）王颂灵姊妹：王颂灵姊妹原名王松龄，她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清楚了神的呼召，就出来传道，后来贾玉铭老牧师把她的名字改为王颂灵。


（4）王绍武弟兄、吴以遵姊妹：1947年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成立以后，就选出了主席、副主席以及各项事工的负责人分担各种工作。由于同学们陆续毕业，负责人也多有更替。王绍武弟兄在担任学生会主席前，曾到北京香山灵修约一年。因神的带领，在大陆新政府成立初期，下山去担任了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这期间吴以遵姊妹担任过副主席的工作，两位弟兄姊妹在工作中虽然互相支持，但感情非常纯洁。王绍武弟兄最后连任了大约五年的主席，一直到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时，王绍武弟兄也同时被捕。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政府定为反革命组织，指令解散，不少学生会的人也先后被捕，吴以遵姊妹也在其中。后来，被捕的弟兄姊妹先后被释放出来。绍武弟兄和以遵姊妹在神的引导和同心的肢体们的印证下结婚。婚后经常在山西和上海居住，带领自己家中的聚会，也帮助各地的家庭聚会。绍武弟兄夫妇后来定居在温哥华，出版了一些属灵书籍，也常到海内外帮助各地的教会。


1948年，在天津的基督徒学生仿效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成立了天津基督徒学生会，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后来保定的基督徒学生也组成了保定的基督徒学生会，同样也是包括了大学生和中学生。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帮助了天津、保定等北方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但是这些聚会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互相不干涉。北京的基督徒学生会，常常帮助北方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培养、造就出各地许多家庭教会的带领人。


关于北京基督徒学生会与北方其他各地的基督徒学生会的关系，北京学生会的第二届主席石长龄弟兄说：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对待天津、唐山、青岛、济南等其他各地类似组织，只要是信仰相同就可以彼此联系。但是对于他们，并没有控制，只是灵里相通。1948年北京举行第三届灵修会时，请了天津的徐宏道[4]来领聚会，讲旧约雅歌，还请了天津基督徒圣会所[5]的一个执事担任小组长。那时我们在北京就谈到在天津开布道会的问题，他们也同意让我们去举行几天的布道会。布道会之后就成立了天津基督徒学生聚会。考虑到他们是初次建立这种组织，经过商议我们就同意请当时去天津的王世珍留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她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副主席），另外几个去的人是张锡焕、高淑贞、陈本伟和我。经过一段时间王世珍也回来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过问他们的工作，但是一直为他们祷告。后来听说，他们聚会的地点从圣会所收回了，就去了一个公会的福音堂，后来又去了一个大夫家里，那时是1954年了。”


“1954年4月左右，天津基督徒学生会派一位宋立诗弟兄到北京来，他直接来找我，提出要求：当时他们要组织一次两天的退修会，在天津请不到人。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我就去了，领了这两天的聚会。我们和外地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聚会就通知他们，愿意来就可以来；他们有什么需要提出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不提出什么要求，我们不干涉什么。我们通知他们来参加北京的聚会（主要是灵修会），没有任何条件，都是凭信心，他们也是一样凭信心。”


对中央大学学生团契工作的简要回忆


从1945年到1948年，我断续担任过中央大学当时的团契主席等工作。当时团契信主学生的人数最多时约有百人，一般奉献的有二三十人，后来多人软弱，传道至终的有七人。中大团契的弟兄姊妹主要在南京黄泥岗教会主日崇拜，有段时间翁则富弟兄担任了南京黄泥岗教会的执事，但团契的工作没有哪一个教会固定支持。中大团契会不定期地单独或和其他院校团契联合举行培灵会或布道会。我印象中有一段时间，团契每周七天每晚都有半小时的交通祷告会；也有段时间，每主日对教职员工子女在主日举办主日学；还有一段时间，每周末到医院去帮助病人的生活问题，同时向他们传扬福音；有一段时间还特别组织了工友们的福音聚会。从1947年秋季开始每主日在本校有主日崇拜，大多请当时的牧者来讲道，团契的弟兄姊妹常常带着慕道朋友参加校内的主日聚会。团契弟兄姊妹热心于福音，对于他们所在教会的属灵气氛也有所促进。


团契选举同工的时候，大多是请大家先各自祷告一段时间，后由上一届的负责同工提出下一届的同工名单，交全体成员讨论、祷告。最后由全体成员通过。几乎每次上届同工会的提名，都会被全体通过。一般负责同工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逐渐把一些工作交付低年级的同学帮助或协助。大多数的同工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教授史宣夫妇都是很爱主的老人，二人一直帮助团契，几乎近似带职侍奉的牧人。当年中央大学分校的团契就经常在史教授的家里聚会。我个人认为，要长期做好学生福音工作，最好发现、培养在校的教职员工成为同工，因为学生流动性太大。一年级刚入学或刚信主不便工作；二三年级刚能担负些工作，便马上要准备毕业论文或找工作了。而本校教职员工是较能长期在校的。


结语


1940年代抗战时期，反教会的“非基运动”几乎消失。在学联会成立前，有些公立学校已经有了基督徒学生组织。神藉着当时地上的苦难，使人们羡慕、追求主内的平安，同时由于战争和死亡而看到人生的短暂和空虚，因而感悟到应当追求永生。


我自己信主前，在中学时期，面对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原本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也有所谓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抱负。1942年春天，日本侵占了我国沿海一带。我在天津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加入了一个秘密的抗日组织“抗战建国会”。1943年春天，被一个当了汉奸的同学袁业恒发现了。危急之中，在3月12日，我18岁的生日那天，仓惶离家出逃。本来逃走前，天津抗战建国会的负责人对我说：只要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随便向任何一处的国民政府自我介绍：“我是天津李静介绍来的”，就可以衣食工作无虑。但是我绝没有想到，当我逃离日本侵占区、庆幸进入自己冒死宣传的美好的抗战大后方时，我所见到的第二位站岗的“抗日军士”，竟说我见了军人不摘下眼镜来表示敬意，定要罚我12元法币（当时通用的货币，可买两个馒头）。我顿时如同冷水浇头，以后便下了决心，即或再困苦，也不以 “李静”的名义求助。最终，我忍饥两天，前后步行了两千华里，到了陜西南部的洋县读高中。1944年春天我感到人生苦难重重，甚至一度想到自杀。幸亏当地一位内地会的吴咏秋教士将真正的福音传给我，那时我才明白：世上本来就有苦难罪恶，我自己本来自以为义，其实我内心的骄傲、自私、贪婪、虚谎都是罪，而许多的苦痛都是从自己的罪里生发出来的！因此我认罪悔改，归向了神，但是灵命很弱。高中毕业前，我原本的想法是科技救国。但后来又觉得民众愚昧，应当是教育救国。最后感到教育要受政治支配，所以1944年高中毕业报考了中央大学的政治系。进入中央大学后，由于自己的名利思想，又很想成名成家，所以一面上课，一面昼夜写作一个文学作品，累积了几万字。1945年春天，我积劳成疾，发现了第二期的肺结核。起初我还抱怨神，后来不仅认识到是自己贪爱名利的罪害了自己，因而认罪悔改、奉献了自己；而且更感悟到人若不重生，世上的教育、政治都不可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喜乐，更不会解决人们永远死亡的问题。当年奉献以后，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便转入教育系，为的是便于以后的福音工作。那时我已经切实感到人的罪性若不改变，再怎么好的教育，也不过仅是外貌和表面的良善装饰，而悔改信主是唯一、彻底拯救人的途径。那时被神的爱深深吸引，更明确了神的呼召，就奉献传道了。我想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归主奉献的经历，也许与我的这段心路历程会有相似之处。


有个小姊妹曾经问我，在当时知识分子一片救国的呼声中，信主的学生怎么响应“人格救国”的社会福音？如何回应当时的学潮？这个问题我也想简单讲一下。那时信仰纯正的团契人数较多，而社会福音（新神学派）的青年会相较之下，相当冷清。部分青年会中甚至有学习唯物论的活动。学联会和我所在的中央大学团契有被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人士质疑和攻击的情况，但似乎无效。当时信仰纯正的基督徒，绝大多数不太注意青年会的活动，也不大理睬什么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大约1947年后，才有些人信仰出现摇摆状况。有些信徒参加了学生游行运动，但大多数信仰有根基的人，不大理会学潮。只有1948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后，有些信徒动荡较大。


基督徒学联会中，有些个别的基督徒大学生，确实参加过共产党暗中领导的、1947年5月20日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运动（简称“五二O”三反运动）。这个运动我个人没有参加，但我多日、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一个素不相识的、由浙江来的被军警打伤的学生，曾向他传过福音。中央大学有几个基督徒同学参加了游行，被杨绍唐先生叫去谈话，认为他们不应参与类似的活动，使这些同学大为不满。我则安慰他们不要因此失去信仰、信心。我个人的领受是：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头，除他以外，绝不许另有一个头。在任何历史时期，一旦教会若屈从于政治来“领导”，教会必然败坏。但是在任何历史时期，基督徒个人，要为神的缘故顺服执政掌权的，顺服人的制度。只是当人的规章制度违背圣经教导的时候，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乃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也认为，只要不违背基要真理，基督徒的政治见解，可以、也难免各有不同。正如同彼此相爱的亲兄亲弟也不会饮食爱好完全相同。所以我把圣徒间的政治分歧看得很轻微、清淡。对于爱主很深的人们来说，绝不会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争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正如同相爱很深的亲兄弟二人，绝不会因为争论或吃煮鸡蛋或吃炒鸡蛋而分家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教会太忽视穷人的工作了，“吃教的”传道人根本就不做这类工作，而有些我觉得很属灵的、我所尊敬佩服的传道人，他们也走上层路线。那时候，传道人去贫民窟传道的寥寥无几。在《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里有句话：“有些人把教会当成有钱人的享乐，多少的贫穷人却是没有福音可听。”那时有些人受绊跌就是因为看到教会里的这些情况，觉得教会的信仰是错的，马列主义是对的，甚至因此错误地放弃了信仰参加革命。


圣经里说贫穷的人有福音可听，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当年我传福音给贫穷人的时候，却因此受到很多的怀疑，说我“左倾得出奇”。现在我觉得新兴的一代中青年传道人，仍旧要接近贫苦大众，接近劳工。（当然，有些人虽然富足但是灵里却贫穷，例如税吏长撒该一类的人，我们都要关怀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贫困的农村、艰苦的边疆、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甚至是中东、非洲的艰苦地带，我们都要去。我想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也是他教导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所要做的。耶稣基督在世上对法利赛人、有权势的人是加以斥责，而对于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要饭的，主耶稣基督是满有怜悯，圣经记载了那么多主对于贫穷人的关心、关怀。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1]据学生会的第二届主席石长龄弟兄讲，布道组除主日外也在广场布道，一般在东单广场，谁有感动谁就站起来讲，但见不到什么果效。将近新中国成立前，东北的一部分逃亡学生到北京来，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就组织了一部分人到他们所在地布道，是不是真接受了很难讲，但种子是撒下去了。比较好的方式是在某个学校组织几天的布道会，例如在北洋大学工学院（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学校礼堂连续开了三天以上的布道会。

[2]文字组组织文章油印一份小报，叫《基督徒真理报》，后来改成墙报，贴在西总布胡同。一个月一期，学生只有每个主日才去看，利用的不是太好。

[3]联络组是负责联络、沟通各校团契事工的。我的妻子白耀轩姊妹就曾一度担任过该组的组长。

[4]原来是在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

[5]天津基督徒圣会所，是在宋尚节博士一次布道会后，由许多早信或初信的圣徒们建立的。天津基督徒圣会所的信仰和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信仰几乎完全一致，又是王明道先生的同工徐宏道负责，而且还常请王明道先生去讲道。所以有人认为天津圣会所的领受，几乎和北京基督徒会堂是完全相同的。


——节选自《残年忆史：中国教会现代史片段剪辑》

——《教会》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