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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争战！守住红豆田！“中国的以巴弗”见证之二
2015-08-09 萧若枝 生命季刊
中国的以巴弗
——主仆吴维僔见证（2）
文/萧若枝
《生命季刊》总第25期
有争议的一件事
1949 年6月起，维僔参加了南阳路教会（倪柝声弟兄的聚会处）的聚会。但不久，他痛心地发现，聚会处当时的立场是，教会要取得合法地位，就非得走三自道路；因此，50年代初开始，聚会处作出一系列决定：参加党领导的节日游行，邀请“三自”的领袖人物吴耀宗来聚会处讲道，并且要在教会内搞“控诉运动”。1951 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的文章，要求全国基督教团体“广泛地展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控诉”。聚会处决定响应这个“控诉”的号召。倪柝声自己亲自动员大家，说他强调一个“立场”问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可控诉的事就多了。在虬江路进一步动员的时候，全体肢体都参加了。当时维僔尚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压抑不住灵里的愤怒，反对在教会中搞“控诉”活动。然而，他的意见根本没有人理会。维僔只有自己痛哭、祷告。据他自己后来亲自写的见证说，在祷告中主对他说话：“既然倪弟兄要你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你就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去。”
1951年6月10日，上海南阳路的控诉会上，吴维僔发言，用故意夸大了的尖锐的词句来“控诉”，结果全场大乱，许多人大发“嘘”声，控诉会完全失控。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南阳路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会众根据不同的地区分成十几个“家”，每“家”约100多人，由“家负责弟兄或姊妹”带领，后增至二十多“家”。“家”下又分成组。─—编者）发言，问主持人刘良模（三自代表）：我们传主的福音，到底可以不可以？政府许可不许可？结果整个控诉会无法继续。刘良模只好安抚大家，说一些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类的话，然后散会。
两个月后，聚会处一位长老通知维僔“停止你擘饼”，因为大家认为维僔已经“放弃了信仰”。
直到1964 年，维僔才有机会与南阳路聚会处的两位肢体恢复交通。当时维僔去北京为一位年轻人施洗，得知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当年南阳路聚会处的家负责弟兄之一。这位老弟兄一直误以为维僔“放弃了信仰”，维僔写信给他说：“当年我的控诉，根本没有背弃主，放弃信仰；反而是照着主的吩咐，演了反面角色而已。”这位老弟兄非常高兴，又转告了另一位长老杜忠臣弟兄。他们十分为此喜悦。
这是维僔的见证中颇有争议的一件事。50年后，维僔自己回忆起来，仍感到自己是作了反面角色，拦阻了控诉会，心中颇为平安。
“配”的预备
1955年，维僔的三嫂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天津工作的姊妹。开始通信时，维僔清楚地问对方：你是否愿意在我所走的十字架的窄路上，作我的伴侣？对方同意后，他们才确定了婚姻关系。1957年夏天，吴维僔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神把他带到了一个新的战场。
1957 年的中国，革命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烈，校园中进行着无情的“反右”运动。维僔来到新的环境中，仍然一如既往，每吃饭必谢恩祷告，中午休息时，还要拿出圣经来默读。星期天，全校教师要到附近农村劳动，他却要请半天假，理由是“要聚会敬拜神”。学校里的同事们觉得他很奇怪：“这个从上海来的老师，怎么宗教迷信这么深！哪能当老师呢？”不久，他便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去了。
本来，学校下放他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他的思想，结果他在乡下两年，反而把劳动场所当作传福音的禾场。那个年代，正是全中国范围内听不到基督福音，没有大光照亮的黑暗时期。维僔再次思想神的恩典和神对他的托付。他想到：神没有托付我作传道人、布道家，祂让我作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难道连这一点本分也不能尽吗？他决心要在这最小的事上忠心，并忠心到底。所以，不管是谁，只要有人问及主真理的事，他就毫无保留地把福音传出去。
在下放小组学习时，他看到下放劳动的目的是“促使干部改造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便公开在小组内发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且永远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转变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法响应党中央对我的号召。”小组长为他可惜，公开在组里说：“要是光按着你的生活艰苦方面、劳动积极方面来衡量，你能够上一个好共产党员，但你的思想改造方面就过不了关啰。不过，即使你思想改造过不了关，还可以算作‘宗教信仰’而勉强放你过去；但你散布宗教迷信的传道的东西，事情就严重了，过不去了，砸了锅了。”
那些日子里，吴维僔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一天中午，他去一里外的水井挑水回来。天上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向他逼近，眼看一场倾盆大雨马上要倒下来。脚下是泥土路，如大雨下来就成了泥泞路，无法行走了。他望着满天的乌云雷电，突然凭着从神而来的感动，伸出右手，对着已经从天降下的大雨，大喊一声：“打住！”结果，好像主当年斥责风和雨一样，雷电很快停了，雨滴止住了，乌云也渐渐退去了！这是维僔第一次见到神迹，他知道在他处于威胁压力之下时，神在借着这个神迹安慰他，坚固他的信心，他确实知道：我的神活着，祂掌管着天地万物！
两年农村劳动之后，他又被调进天津东北郊一个区办的棉毛加工厂继续劳动改造。两年后，他被调回原校，但因思想没有改造好，不能作人民教师，他只能作实验室的物理实验员。
1957年至1964年7年中，形势越来越紧张，属灵争战也越来越激烈。神开始更严格地修剪维僔，为祂自己的托付预备他的心志。
自50年代后期，吴维僔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增强各地主内肢体们的灵里交往。60年代初，他开始操练禁食祷告。64年春天，神让他做好 “配”的准备。那时，他在与上海原守真堂的一位弟兄通信交往中得知，一位他所熟悉，主所特选，受过贾玉铭灵修院造就，与他一同作过守真堂教会执事，后来又成为主所用的忠心仆人，因着主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所托付给他传福音的负担和工作的缘故，被守真堂负责人姜蒙光所出卖、告密，因而被捕下了监。看完这封信，维僔心中深受感动，为这位下监的年轻弟兄感恩，羡慕他，因为这位弟兄听主的话、配为主的名而受此凌辱、磨难。他为下监的年轻弟兄切切祈祷。在祷告中，维僔听到主在问他说：“他配，你配不配？”他立刻含着泪水向主说：“主啊，我也要配，我也要配！”从这天起，他就更加儆醒，随时做好了“配”的准备。
十字架的道路
两个月后，1964 年7月30日，吴维僔被捕。当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拿出“传讯证”和“搜查证”的时候，靠着主恩，他一点没有慌张。他与妻子握了握手，说了最重要的两个字：“靠主。”便上了吉普车。上午十点左右，车向公安局开去，窗外之物向后移去，吴维僔抬头望天，心中充满了平安。他知道神又把他调到了一个新的战场，一个更为险恶也更为重要的战场。配得在那个战场上为主作见证，实在是他的荣耀！既然早在1945年他已经决定要一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现在更是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了。
维僔被捕的原因当然纯粹是为了信仰。64年正是全国搞“四清运动”的时候。他学校的校长已经公开批评他说：“在我们学校里，宗教迷信活动是很明显的。”另外，维僔也曾为人施洗，写“主内交通”文字寄往各地。他曾写信给一位年轻人，鼓励他：“你既然已经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应该公开承认主的名，退出共青团，走主的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退团事件，也引起了公安局对维僔更加注意：他在“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
其实，最初的时候，维僔并没有被“逮捕”，而是被“传讯”。从世人的角度看，他被捕入监完全是由于他“不识时务”造成的。维僔心中确信：进监，不是他自己喜欢进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进的，而是主带领他进的监。神要他在犯人这个岗位上，作好一个基督徒，以犯人的身分来听从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一进监，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在属灵争战中的战斗原则：在被审讯时，“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入狱一个多月时间，他八次被审问，一直持定了这个四不原则。第七次审讯时，他被要求用书面形式回答五个问题。他便一面祷告，一面写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个问题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了正确贯彻执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这种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国许多教会被取缔、受打击，许多神的仆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党对神教会和神仆人的领导而被捕、下监、判刑等等；而我的被捕下监，则是一个新的证明。
最后第五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对全国基督教界所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如何认识的？”他本来想从正面好好回答这个问题，突然觉得不平安，圣灵光照他，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正预备把我从圣经真理而来，对“三自”运动的认识写成回答时，圣灵突然拦阻了我，不让我写，并且光照我一节圣经。这段经文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将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此，我就不从正面回答下去了。注：主耶稣所说的“狗”、“猪”，不是指真的狗和猪，而是指“不把圣物当作圣物”的人，指“不把珍珠当宝贝”的人说的。
他的答案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第八次审讯时，预审员恼怒地说： “在我的手心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大牧师，大传道，还没有见过你这么猖狂的！”第八次审讯之后，预审员给他一张逮捕证，说他是“自食其果”。他坦然签了字。主又一次光照他，他对自己说：“我虽不是大牧师，大传道，但只要紧紧倚靠主，仰赖主的怜悯，忠心跟随主，不躲避应该背起来的十字架，就照样可以得胜，在世人面前，作好见证。
判决之后、跟主到底
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立刻想到：“仆人决不能大过主人。我的主耶稣，从父手中领受并喝尽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无期，而且是钉十字架，是最耻辱、最残酷、最痛苦（连父神都离弃祂）的死刑；父神给我喝的杯，不知轻了多少倍，还存留我一条命，身体至今还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时，尚且是心悦诚服地领受，我才是无期徒刑，为什么不能也同主一样心悦诚服、从父领受呢？主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浸你们也要受（马可福音10:39），今天父神既然怜悯了我，给了我这个杯，我就应当把父所给的杯喝尽，无期到底。”
判决后的犯人，一般都可以与自己的家人见面。他也立即写信给他妻子，告诉她已接受判决，请她来见面。他请她再带一个脸盆来，因为原来的脸盆已经漏了一个洞。他盼望能见到妻子，多说一些话。信发出以后，到了预定接见之日，队长（劳改队的管教干部）送来一个家中的脸盆，妻子却没有来。维僔再次写信，并写了一些主内勉励的话，队长就斥责他写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给他寄出。
过了一段时间，法院来了一个干部，告诉维僔，妻子要与他离婚。这完全出于维僔的意料之外，立刻为此祷告。当时正是文革的高潮，在那个空前险恶的时代环境中，妻子在外面孤单一人，无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体谅她的软弱，便同意离婚，他们没有孩子，维僔也不要求什么财产，于是签字就完了。
维僔从不后悔与姊妹结婚，因为当初已经确定是二人同走十字架的窄路的。现在姊妹软弱了，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后退了，维僔只有替她惋惜，为她祷告了。
据说，后来她又与一老工人结了婚，但并没有摆脱她在文革中受逼迫的处境。而离婚后，维僔更无牵挂了，他想：我虽只剩一个人，也要终生把十字架背到底，跟主到底。
守住红豆田
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撒母耳记下23:11-12
维僔入狱后，记不清楚这段经文的章节，但却记住了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大卫的勇士沙玛，站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面对众多的非利士人，坚守住那一块红豆田，不退却一步，结果挽回了整个战局，使以色列人全面反败为胜。守住红豆田，成了全面战争胜利的关键。主光照维僔，使他清楚知道，坚持饭前谢恩，是他在监内属灵争战中的“红豆田”，必须守住它。
他一进监狱，便在饭前谢恩，不避讳，不怕人看见，因为这是一个见证。监内的指导员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许念（谢恩），你若念（谢恩）就不许吃。”维僔便把自己的碗筷还给管理员，不再吃饭。四、五天后，预审员厉声斥责他：“不吃饭，绝食，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而维僔坚持说：“我决没有绝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谢恩吃饭。”这样，狱方只好换了一个预审员，做些微让步。让维僔有时可以吃，有时又不能吃─—因为不准谢饭。
半年后，维僔的苦难更加重了。他被戴上一副重手铐，这副手铐又重又冰冷，使他痛苦万分，夜里无法入睡，但主与他同在，亲自引领他争战。他又一次声明：不谢饭就不吃饭，从今天起，不再自己主动拿政府不许谢恩的饭菜吃。两天后，看守所去掉了他的手铐，同时组织了七、八个犯人“帮助”他。看守人员站在门外观看。一个犯人一拳打在维僔的下巴上，顿时他满口是血，滴在身上、地上。这个犯人一面吼他：起来！立正！一面喊着口令：“向前两步─走！向后─转！……”一面要维僔回答他挑衅性的问题，他不答，这个犯人就“啪！啪！”……左右开弓，两手狠打他的脸颊。
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话一直响在维僔的耳中，萦绕在他心里：“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马太福音5:38-41） “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祂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7）感谢主，主的话成了他争战时手中的锐利武器。面对那恶者的口令，维僔就顺服、照办，对他那些挑衅性的问题，他就学主的样式，默默无言。听主的话、照着主的意思去作，就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就能把仗打赢。
反复的殴打、折磨两个钟头之后，那个犯人打累了，就宣布“批判会”结束。所长问他：“大家帮助你，你感到怎么样？服不服呀？”他回答所长说：“报告所长，无论政府对我作什么，或是犯人对我作了什么，我都没有怨言，甘心乐意。”所长一听，以为他屈服了，很高兴，说：“唉，这就对了，你早就应该这么个转变了！何苦呢？……”
维僔一听不对，赶紧补充着对所长说：“报告所长，您误会了。我甘心乐意没有怨言，并不是说今后我不听主耶稣了。我作为基督徒，听主耶稣的话，总是要放在第一位的，继续要听主耶稣，一直听下去。”这下子所长真没想到，气得不得了：“好，好。你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到底。那好办！咱们今后就走着瞧呗！”
维僔又回到大囚室，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僔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1966年7月，检察院对他的起诉书中这样记录着：“该犯长期在监内，借口‘饭前谢恩’搞非法活动，破坏监狱纪律，甚至多次长时间以绝食行动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维僔被正式判无期徒刑后，便从天津看守所转至天津劳改处，一个月后又调往宁夏的平罗玛钢厂劳改队。那时正是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他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坚决“反改造”，他宁可为此付上代价。维僔坚持不念毛主席语录，不答问题，不唱革命歌，不喊毛主席万岁。组长和同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头，他拒绝。于是十多个人对他又踢又打，他干脆躺在泥土地上，任凭大家踢打。这是他第一次在劳改队挨打。此后，他无数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带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双颊，有人用木棒打他的头顶；还有一个队长用燃着的烟头多次烫他的鼻孔……所有这些非人的折磨，维僔都认为“既是主所允许的，都是于我有益的”。
在这里与在看守所一样，队长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准祷告，你祷告就不准吃饭。”维僔知道，“守住红豆田”的战役进入了更为艰巨的阶段，因为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全劳改队要六个月停产进行文革学习。但他深信，那位差遣他的主会使他“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争战开始了，他不再吃不能谢恩的饭。一天，两天……在他四、五天未吃饭、极度虚弱时，又被迫受罚跑步。第七天未吃饭时，天黑之后，他被带到一间空室，他遭遇许多谩骂，又有四个人开始打他，直到把他打昏为止。他后来回忆说：感谢主，昏过去真好，一昏过去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他被反复折磨毒打，强行灌食，灌食后，因为他身体被折磨得太厉害，就呕吐了出来；劳改队的队长就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稀糊舔干净，他就趴在地上，把呕出的稀糊舔净了。打到后半夜，队长又叫犯人用水泼他身上。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天，他被打的创伤一、二年后才痊愈。
中国的史书上，总是记载着狱中各种各样的酷刑，也记载着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受尽酷刑而不屈服的刚强硬汉。而不同的是，吴维僔尽管忍受了酷刑、没有屈服，他却不是刚强硬汉，他是柔弱的。那些殴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问他：你恨我们不恨？维僔说：一点也不恨，也不埋怨谁。因为他自己的主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祂的人祷告呢。
最后，狱中虽然还是坚持不准他谢恩，但每三天就有一顿饭例外。吃饭的时候，他被带到一个单独的空屋里，一个组长看着他吃饭，他便可以吃到名义上不准谢恩而实际上许可谢恩的饭。后来监狱政委（最高领导人）对他说：你要饭前谢恩，我们许可你心中默默祷告。若要表现出来影响别的犯人我们就不许可。维僔听了，立刻警觉起来，主光照他：这一步也不能让！他回答说：“报告政委，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与行动表现紧密相联的。没有行动表现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与之相应的行动表现。我无法满足政委所说的条件。”谈判失败了，达不成协议。每三天吃一顿饭的争战，只好继续打下去，一直到六个月停产集中文革学习和运动结束时为止。（未完待续, 见证第一部分请参看本刊前天8月6/7日微信文章）
萧若枝 中国大陆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