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寂寞步入暗夜,用生命书写门徒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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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寂寞步入暗夜,用生命书写门徒二字
原创 2015-09-09 葛伦斯、奥尔森 橡树文字工作室
在20世纪的神学家里面,没有哪一位比牺牲于纳粹魔掌下的朋霍费尔更能吸引众人;而在整个20世纪里面,也没有哪一个年代比动荡的60年代更适合掀起研究朋霍费尔的热潮。
美国人对这位纳粹殉道者的兴趣尤其热烈。在美国,“60年代”正是百家争鸣、颂扬青春的巅峰期。青春飞扬的气氛渗入社会每一层面,连政治也受其感染;肯尼迪兄弟二人跃上政治舞台,适足以表征这股青春至上的势力。然而引导年轻人对抗既得利益阶层的数位领袖,却在抗争的高潮中被暗杀,让当时的美国年轻人见识到社会的黑暗。处身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年轻思想家们,会倾心于近代史上被邪恶体制所杀害的另一位抗争者,也是理所当然的。
朋霍费尔的生平与殉道
朋霍费尔于1906年2月4日出生在德国布雷斯劳(Breslau),父亲是精神病学和神经医学权威卡尔·朋霍费尔(Karl Ludwig Bonhoeffer)。他的家族素有神学传统,母系的外曾祖父卡尔奥格斯·海斯(Karl August van Hase)是19世纪德国最杰出的教会历史学家,外祖父卡尔艾佛德(Karl Alfred)曾是德国皇帝的宫廷牧师。他父亲的家族在15世纪从荷兰移民到德国符腾堡(Würtemberg),也曾出过几位神学家。
1912年,朋霍费尔一家人搬到柏林。他从12岁起就对神学发生兴趣,先后在图宾根(17岁)和柏林(18岁,1924年)受教于当时知名的自由派学者,如哈纳克、霍尔(Karl Holl)、希伯格(Reinhold Seeberg)等人;其论文《圣徒相通:教会社会学的教义探讨》(Sanctorum Communio: A Dog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theChurch)受到当时欧洲颇负盛誉的神学家巴特的赞赏。
1927年朋霍费尔完成学业后,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所德语教会短期服事了一段时间,然后在1929年回到柏林。1930年,他以24岁之龄,完成了就职论文《行动与存有:系统神学中的超越哲学和本体论》(Act and Being: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Ontology in SystematicTheology),成为柏林大学的系统神学讲师。稍后他为了教学,前往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一年。期间他深为同侪所感动,开始关怀孤苦者,但是同时他也为他们对神学的冷淡感到遗憾。1931年他回到德国后,和巴特及普世教会运动建立起密切关系,这对他的一生和日后的工作影响至巨。
1932年希特勒崛起,改变了朋霍费尔的一生。贝特格(Eberhard Bethge)曾说,朋霍费尔的“前程被纳粹断送殆尽”。事实上,纳粹政权在德国路德会内部造成极大的危机;认信教会运动因为不能茍同纳粹的政治意识,而脱离国家教会;朋霍费尔则因为加入了这个反对运动,而成为国内宗教与政治动乱中的牺牲者,学术生命也告夭折。1933年时,朋霍费尔自觉事业已失去意义,于是放弃学术研究,向学校请了长假,搬到伦敦担任两个教会的牧师。在那儿,他设法将德国教会内部的纷争,向英国众教会和普世教会联盟(World Alliance of Churches)说明。
1935年,朋霍费尔又回到德国,秘密主持一所专为认信教会训练传道人的神学院。这所学校以富有创意的形式,将神学教育融入彼此关系密切的团体。学员除了一般的学术要求外,还必须在彼此相爱和向主完全献身中,学习过基督徒的生活。学校后来迁至芬肯瓦特(Finkenwalde),并且颇享盛名。
朋霍费尔在芬肯瓦特认识了玛利亚(Maria von Wede),且和她订婚。可惜没多久,这所学校就被德国纳粹秘密警察发现,而在1940年遭到封闭。幸好朋霍费尔及时将他那些创意性实验的应用原则记载在《作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1937)和《团契生活》(LifeTogether, 1939)这两本书中。
1939年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朋霍费尔在美国友人的催促下离开德国,以避开他的反战主张所可能惹来的麻烦。然而不久他就自觉必须回到祖国,与他的基督徒同胞在一起。他写信给尼布尔解释道:“如果我此刻不与我的同胞同受苦难,将来战后,我就没有资格在德国参与重建基督徒的生命。”他一回到德国,就被严禁公开发表言论。战争期间,他在德国军事情报局担任信差,甚至曾以此身份前往日内瓦和英国,但事实上他是借此身份参与反纳粹活动(他早在1938年就已与这些地下组织有联系)。1942年,他被委任就地下组织所提的投降条件与英国政府谈判,但这些条件为英国政府所拒,以致许多地下组织分子认为,除了谋杀希特勒外,已别无他法。朋霍费尔在天人交战下,终于放下自己原先所主张的和平主义,而参与了谋刺希特勒的冒险计划。
1943年4月5日,他和姐姐、姐夫因涉嫌参与地下组织,而在父母家中一同被逮捕。虽然当时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尚未实行,但是朋霍费尔参与同谋的证据已被发现,因此被关入柏林的特格尔(Tegel)军监。在狱中的18个月内,他写了许多文章,日后出版成为著名的《狱中书简》(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朋霍费尔的结婚计划也跟他的神学研究一样,在德国战争中成为泡影。他与玛利亚订婚不久即遭逮捕,但是他的未婚妻固定去探望他,成为他在黑狱生活中的喜乐和鼓舞。
1944年9月,纳粹秘密警察在一些文件中发现朋霍费尔确实曾和其他人一同谋刺,因此将他移往纳粹秘密警察设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Prinz Albrecht Street)的监狱,并施以凌虐。1945年2月初,他被秘密移往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4月3日盟军已攻到附近,他和其他数位狱友却又被载往位于巴伐利亚森林的佛罗森堡(Flossenburg)集中营。当他被点名送往佛堡时,朋霍费尔向狱友表示:“时候到了——不过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4月8日深夜,军事法庭判他死刑,随即在9日凌晨执行;数日后盟军就攻克该地,释放了人犯。朋霍费尔临死时的镇定,让狱医叹道:“我当医生50年,从来没有见过有谁是这样完全地顺服于神的旨意而受死。”
朋霍费尔从小就对神学有极大兴趣,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召去做截然不同的事,最终更为信仰牺牲了生命。莱布霍兹(Leibholz)对他的评价是:“朋霍费尔的生与死,值得记载在基督徒殉道史中。”此言诚哉。
以基督为中心
朋霍费尔虽是一位神学家,却不是那种传统的系统神学家。他的生命和事业都在30至40年代的德国战争悲剧干扰下夭折;他的写作也跟他短暂的生命一样破碎不全。他最重要的两本著作——《基督中心》(Christ the Center)和《伦理学》(Ethics)——都是经过整理的作品;前者是学生将他的讲课笔记整理而成;后者是瞒着纳粹秘密警察藏起来的片段手稿。结果就如奥特(Heinrich Ott)所说:“朋霍费尔的作品不论从整体看,还是只看部分,都是不完整的。”
他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甚至来不及将自己的想法有系统地整理出来,不过他却在经历中成长、发展和转变;其中最深刻的转变,就是他后来竟放下自己原先的和平主张,参与谋刺国家元首。
朋霍费尔的学生贝特格将他一生智性成长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任教于柏林大学时期,参与教会抗争和在认信教会教导时期,以及反抗希特勒政权时期。在第一阶段中,他最重视的就是教会必须知道本身乃是一个圣徒相通的团体;到了第二阶段,他着重于付代价的门徒精神;当生命渐趋终了时,他全心追求的乃是“在世的圣洁”。不过朋霍费尔的著作有个一贯的主题,其核心就是基督论。奥特曾指出:“在朋霍费尔一生中的每一个阶段,基督论始终是他内在思考的准则,也是一个坚定无比的想法。”他终其一生不断思考质疑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谁?”
朋霍费尔从不辩论有关耶稣基督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从自己的各种遭遇充分感受到他的存在。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他对基督的存在和真实仍有不同的思考重点。举例来说,在学术生涯之始,他对基督的看法是以教会为中心,也就是从圣徒相通的观点出发,认为基督住在教会里。这正是朋霍费尔一生不断强调的——基督徒的生命应有分于基督救世的苦难。然而当他被希特勒政权所囚,生命行将告终时,他迫切思索的,却是基督住在整个世界里的问题;这个新观点透过《狱中书简》流露出来,成为他留给后世的神学遗产。
圣洁的入世
朋霍费尔对神的见解,还伴随着对基督门徒的一种激烈见解,就是门徒当以“圣洁的入世”为特色。不过,我们必须先知道朋霍费尔究竟是在抗拒什么,才能了解他所高举的“入世”的含义。这位德国神学家一生中一直在寻索的一个问题是:在哪里才能找到神?最后他认定,神就在世界里,而不仅仅是在某个特定的、宗教的范畴中;而要求基督徒“入世”,就是将基督论的要义应用在门徒的生命中。在他看来,基督徒最大的诱惑,就是假借敬虔之名,从世界退缩到象牙塔里,或是筑起假信的私人堡垒,或将宗教视为一种活动,或许多生存领域中的一个而已。
他坚信,福音绝不是这样的一种呼召。因此,凡是要求基督徒努力追求一种孤绝的敬虔生活,好让他们自高于其他人的任何主张,他都一概拒斥。他极力辩称,做个基督徒并不需要修练禁欲主义。
相反地,做个基督徒应该要参与在世界的生活中,在世界里服事神,而不是单单生活在无菌的修道院里,或是隔离的、受到保护的基督徒营垒中。他又指出,教会要“站立在小区的中央”,而基督徒则要活在世界里。他认为这样的呼召是出于基督徒盼望的本质,因为盼望不是教我们逃离现况,进入死后更美的天地,而是要让信徒以全新的态度,回到世上的生活里。他宣告说,我们当“饮尽这世界的苦杯”,因为唯有如此行,那位被钉死又复活的主才会与我们同在。
从一方面来说,过世界的生活,意味着肯定生命,和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赐下让我们享受的一切。他这么写道:“我确定,在我们的生命中应当爱神,也爱他所赐的福分,如果他愿意赐给我们喜乐满溢,我们就不该想要造作得比神自己还敬虔似的,免得因为我们的自以为是和骄傲,而糟蹋了神所赐的喜乐。”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做个基督徒,意味着他在世上的生活应有分于神的苦难。这个观点比前者更能代表朋霍费尔的思想。他认为,基督徒生活在这个成熟世界里,必须承担这个世界过去的一切责任,而有分于神的苦难,就是过真正的门徒生活——成为柔软以服事世界,追随那位“为他人而活”的主的脚踪;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教会只有在为全人类而活时,才能显出她的真我”。
因此,基督徒应立志作人,而不是作“圣徒”。朋霍费尔写道:人唯有完全活在这个世界里,才能学会相信。他必须放下自我——无论他想做的是圣徒、悔改的罪人、热心的信徒(就是所谓的有牧师气质)、义人或是不义的人、有病的人或是康健的人。我说的入世,就是指——好好地过日子……就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将自己全然交托在神的膀臂中,同时也分担他在世上的苦难。不过,朋霍费尔所主张的门徒生活,并不表示要完全颠覆基督徒传统的敬虔;换言之,做个入世的基督徒并不容许过不道德或放纵的生活。相反地,你当尽一切所能分担神在世上的苦难;因此,你势必需要“靠近神的同在”,或用保罗的话来说,就是“住在基督里”。唯有如此,信徒才能茁壮成长,来面对生活中的各样挑战。朋霍费尔指出,信徒不但要洁身自好,还要奋发有为,因为“基督不仅使人良善,他也使他们坚强”。
摘自葛伦斯、奥尔森《二十世纪神学评介》,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