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切·格瓦拉不值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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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切·格瓦拉不值得崇拜
今天 10:27 来源：今日观点
切·格瓦拉，无数人崇拜的偶像，他其实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丝毫不值得崇拜。
按：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14年过去了，恐怖主义这个全人类之敌，依然没有消除。今天，分享一个恐怖分子的文章，切·格瓦拉，无数人崇拜的偶像，他其实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丝毫不值得崇拜。
半个世纪以来，切格瓦拉在全世界获得了无数的神圣光环，比如什么“尘世的耶稣”，“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什么“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蚀的人”等，其革命激情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至今仍被众多青年膜拜景仰。
然而，真实的切格瓦拉并不像舆论和文艺作品中描绘的那般完美，也完全不值得顶礼膜拜。
一、在古巴，切·格瓦拉把经济和人民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革命者切格瓦拉在其唯一一次胜利——古巴革命成功之后，成为掌控这个国家经济命脉的人。但这个经济总管却将古巴经济搞得乱七八糟，也把古巴人折腾得够呛。
1、《时代》杂志：切格瓦拉是古巴向左转的主要负责人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时，卡斯特罗虽然跟切格瓦拉并肩作战，但他谋求的仅仅是民族独立，并不支持共产主义。他认为自己的政策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道主义，古巴既不要右的专制，也不要左的专制，现在进行的是人道主义革命”。1959年卡斯特罗以古巴总理身份访美时，还强调不会没收私人财产，甚至重申了反共的立场。
但当时负责古巴经济建设的切格瓦拉辅一上任就开始推行“左”的政策：首先，他主持古巴的土地改革，宣称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土地改革剥夺的是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而强占得最多的权贵或美国政府的人”。随后，格瓦拉将160余家美国企业和古巴民族资本强行收归国有，后来甚至“把哈瓦那街头的理发铺、修鞋铺，都迅疾地实行了国有化”，连曾经支持古巴革命的古巴“红色资本家”——古巴首富朱利罗伯也被他逼得逃离古巴。
对此，美国1960年8月8日出版的《时代》杂志明确说：“卡斯特罗是当代古巴的心脏和灵魂；劳尔卡斯特罗是革命的拳头，格瓦拉则是大脑。他是古巴向左转的主要负责人。”
2、格瓦拉搞经济让古巴人连吃饭都成问题
格瓦拉在古巴新政权中担任工业部部长和国家银行总裁，可以说基本掌握了古巴的经济命脉。然而，其一系列“左”的政策，让古巴百姓饱受其苦。
在经济领域，格瓦拉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每个企业都要在政府安排下进行生产，结果由于行政程序过于复杂，繁文缛节多得令人窒息，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1963年的调查显示，有些生产计划需要经过20多个行政部门审批才能进行。
同时，为了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格瓦拉想在古巴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他贸然将古巴经济命脉砂糖业大规模减少产量，把一半的甘蔗田烧毁，改建炼油、炼钢、发电、水泥等重工业，他不断从苏联和东欧采购各种机器，却不管国内是否需求，也不管古巴没有矿产，原油需要进口，甚至连专业人才也没有等情况……格瓦拉不切实际的折腾加上计划经济管理上的弊端，让古巴人付出了惨重代价：
“1961年开始，普通家用物品的缺乏引起很多不满。房屋供应不足。……公共运输（很多人靠它得到工作）减少。生产和分配的混乱使得那些有汽车的人驱车若干里到乡下去觅购食物。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食品购销部，受权专管食品分配，可是它缺少卡车和运货车辆来做好这项工作。……即使按照官方的数字，农业生产1962年也下降。新种的甘蔗落后于计划17%——甘蔗合作社里落后到30%。大米产量1962年将从三十万吨减到二十万吨，每公顷产量从十七公担减到十四公担。玉米的产量也降低。国营农场的产量比残存的私营农场的产量降得更快。‘门迪托村的保守的小农民，没有灌溉也没有拖拉机，种的是受了浸蚀的山上的瘠壤，每公顷还收获将近七吨的芋头。国营农场，在比较肥沃的土壤上，有拖拉机又有灌溉，只收得上述数字的三分之二（二到四吨）。’国家收购了属于小农场主的大多数猪；很多死掉，主要由于太拥挤。全国各地的交通由于零件缺乏在日呈崩溃。食品供应越来越不正常。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食品购销部工作混乱，农民不知道他们的产物是否会被收购。商店空空的。”
为此，由于食物不足，卡斯特罗不得不在1962年3月12日宣布实行食品配给制，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必须凭票才能买到。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从没有出现过食品匮乏的现象。一直到格瓦拉离开，古巴的糖产量和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
3、“新人”实验：格瓦拉想把古巴人改造成“革命机器上幸福的齿轮”
格瓦拉还热衷于把古巴人改造成所谓的“新人”。何谓新人呢？据格瓦拉说，这样的人“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是“革命机器上的‘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徐路加《制造格瓦拉还是格瓦拉制造？》）
他如何培养所谓的“新人”呢？
首先，他在自己主管的部门里要求人们进行不领报酬的义务劳动。例如在切格瓦拉的工业部有一个叫阿乃特的模范，创造了连续6个月每天工作9小时、一天都不休息也不领取加班费的记录。同时，切格瓦拉在其主管部门里坚持使用精神鼓励法，即使在给予物质奖励时也避免使用货币。他还号召古巴人进行义务劳动，此主张后来被制度化，古巴全国有名目众多的义务劳动日和义务劳动周，时间最长的是“吉隆滩双周”（工人和干部连续两周每天下班后参加2到3个小时的志愿劳动）。同时，还会有很多特殊的义务劳动，比如1963年12月，由于收割甘蔗的人力缺乏，政府组织了大批“志愿”产业工人来收割甘蔗。
其次，为了避免工人消极怠工，设置“危害生产罪”对付缺勤的工人。1960年9月，格瓦拉领导的劳动部门还想出一种“危害生产罪”，以对付经常缺勤的人——罢工是不可能的，不上班就是表示抗议的唯一方法。同时，古巴还为对现有劳动制度不满的人设立了“劳动裁判所”，处理诸如未能完成预定计划、有计划的缺工、损害国家机器和玩忽职务之类的问题，并加以各式各样的惩罚，如减工资、调工作地点、解雇以及押送强迫劳动营等。（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
再者，将下属的金表链捐给国家银行。格瓦拉的“新人”主张给下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参加那些义务劳动，尤其是切格瓦拉在场的时候。“当心，切来了”，成了他们私下的警告。有一次切格瓦拉的一个下属看到他去出席会议时忘了带手表，就把自己有金表链的手表解下借给了他。当切格瓦拉把表还给他的时候，金表链不见了，换上了一根皮表带和一张收据：“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赠”。（程映虹《共产党革命如何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
还有，格瓦拉要求人民道德生活无比“纯洁”，凡“行为不轨者”、“有违法倾向者”、“流浪者、无业游民”、留长头发的青年、听西方音乐的人、穿紧身裤的人、公开的基督教信仰的人……都会被视作违反了革命道德，一旦发现统统关进劳动营，关押这些违规人员的劳动营被称作“帮助生产的军事单位”。
此外，格瓦拉的“新人”必须识字，文盲则要接受扫盲教育，他下令禁止一切工业企业和机构雇佣文盲，已经就业的文盲不得提级，此举虽然有助于古巴的扫盲工作，但是也让很多人为此失业或丧失升迁机会。
4、格瓦拉的铁血手段让战友和古巴人心惊胆战
格瓦拉不但热衷对古巴人进行精神改造，他的铁血政策也让古巴人心惊胆战。
据卡斯特罗的贴身通讯员卢西安诺梅第纳回忆：格瓦拉“杀人如喝粥一样轻易”。“一天我们冲进一个小小的咖啡种植园，切说农场主朱安佩雷兹是巴蒂斯塔政权的暗探。事实上，这个倒霉的朱安唯一的错误就是大声嚷嚷说他不赞成革命。一个小时后，在朱安的妻子和孩子面前，切将他枪毙，那三个小孩分别是一岁、三岁和四岁。此后，从1957到1958年，那一带共有15个人像朱安一样被指为叛徒或暗探，被切从肉体上消灭了。”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卡斯特罗让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格瓦拉的冷酷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当时监狱的牧师雅维尔阿祖加神父回忆说：“被切格瓦拉判死刑的人中数十人是无辜的。切从未打算掩饰其残忍。恰恰相反，人们越是请求他的怜悯，他越是显得残酷。他完全沉溺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杀人，他就杀人。革命要求他撒谎，他就撒谎。他喜欢当着哭泣的母亲的面在电话里命令处死她的儿子；当犯人亲属前来探监时，他会故意要求他们从行刑地点走过，那面墙上满是新鲜的血迹。”
美国裔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书中的一份文件记录了1961年４月，哈瓦德安德森被处死时，体内的血液被抽干。从古巴逃出的奎斯塔博士和其他一些在南佛罗里达的古巴流亡者也证明了在被处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这些人并非遭受了什么酷刑，而是被格瓦拉授意，将他们的血卖到了越南。受害人的血液被抽出后就存在血液银行中，然后再运到亚洲。一些受害者因体力不支被抬上刑场，还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受害者在抽血过程中就死去。1967年4月7日，美国人权委员会对此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
同情受害人也会被威胁，有一个古巴律师在为一个被控曾与过去的政府有关系的妇女进行辩护时想到格瓦拉曾在1959年这样说：“我不懂你怎么敢对这个人这么热心……我一定要枪毙她……如果任何人为过去的政府说句好话，我就大可以把他枪毙。”
为什么神圣的革命者切格瓦拉会如此残忍呢？格瓦拉的一个亲信解释说：“我们把死刑作为社会预防的一种手段。”
5、格瓦拉的政策造成了大批古巴人逃亡
正是由于格瓦拉在革命激情下的折腾与残忍让古巴人苦不堪言，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天起，就有大批人外逃。每天有两架飞机满载流亡者从哈瓦那飞往迈阿密。到了1961年3月，已经有十万人离开古巴，大多是到美国去，但也有人到西班牙、墨西哥和南美的其他地方去。中产阶级的古巴人以及现在许多工人阶级的人也挤满了泛美航空公司开往迈阿密的飞机；熟练的专门人才就这样越来越多地离开了古巴。仅仅在1959至1962年这三年中，就有30万人逃离古巴，希望离开的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切格瓦拉1965年之所以辞去古巴的所有职务到刚果去打游击，恐怕与其治理古巴失败不无关系。
二、在刚果和玻利维亚，切·格瓦拉也不得人心
切格瓦拉放着古巴高官不做，重新拾起枪到刚果和玻利维亚输出革命打游击，一直被无数青年人视为英雄之举。然而事实是，当地的老百姓并没有理会他澎湃的革命激情，他们完全忽视甚至反对他的这种革命输出。
1、与卡斯特罗不同，切格瓦拉非常热衷输出革命
在输出革命的问题上，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完全不同。卡斯特罗并不十分热衷于继续搞革命，1964年7月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美国停止敌视古巴，古巴就会终止援助拉美的革命运动。
格瓦拉则完全不同，他输出革命的热情极高。早在1959年，格瓦拉的一个随从就记录了他的“全洲革命理想”：他计划在祖国阿根廷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成功后，再把革命推向南美的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最后推向整个拉丁美洲。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在离哈瓦那不远处建立了“零度点”训练基地，集结了来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秘鲁等各国的青年，分36个营区接受训练。格瓦拉不仅向战士们传授战争知识，讲授游击战战术，更向年轻人讲解马克思主义。
2、刚果人对切格瓦拉的输出革命完全不感兴趣
切格瓦拉出走刚果打游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因为刚果人对其输出革命完全不感兴趣，对他的游击战术也基本不予理会。
首先，格瓦拉等人在刚果连最起码的沟通都有问题，他们对格瓦拉的革命理论根本就不感兴趣。在刚果的游击队员和领袖看来，革命并不是要打倒什么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要打倒现任政府领袖，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已。甚至有些人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白人。一次，几个士兵追问格瓦拉：“你这个白人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打仗？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把你们这些白人消灭，日子就好过了。”同时，刚果战士无心训练，闲来就喝喝酒，或者花钱弄张通行证，大摇大摆渡过大湖，去坦桑尼亚嫖妓。格瓦拉反而需要帮助医治那些染上了性病或酒精中毒的人。
其次，刚果人对格瓦拉的游击训练也完全不做理会。格瓦拉想训练一下刚果战士，可是根本命令不动他们。让他们下山扛点粮食，他们发牢骚：“我们不是大卡车！”要他们加紧训练，他们又发牢骚。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人民解放军就像是一堆寄生虫，不劳动，不训练，不打仗，只知道强迫老百姓供养他们，为他们劳动。照这样下去，刚果革命的失败是不可挽回的。”
最重要的是，这次他并没有像在古巴那样努力去“改善农民处境”。他们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策纲领，同时当时的刚果人也没有什么动力团结起来推翻现政权。因此，格瓦拉的这次革命尝试在当地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和效果。
3、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革命很奇葩，竟与当地老百姓交往绝缘
1967年，格瓦拉重新把视野转回拉美，他想在玻利维亚大展身手。他认为，玻利维亚将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农民和矿工将会声援他领导的游击队，他的游击队也能与当地战士打成一片。然而，由于他一心想掌控游击队的军事领导权，导致他与玻共领导人闹翻，失去了在此立足的群众基础，最终致其失败身亡。
玻共第一书记蒙赫对于格瓦拉的游击队在自己国家买土地、建立基地，从一开始就颇为不满，他认为这是古巴人干涉阴谋玻利维亚内政。1966年12月31日，为了争取玻共支持，格瓦拉秘密会见蒙赫。当时蒙赫提出“只要战斗是在玻利维亚境内展开，他就要求取得政治和军事的双重领导权”。但格瓦拉对于游击队政治和军事领导权问题坚决不让步，他对蒙赫表示：“我绝对不能接受。军事司令应该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允许模棱两可。”双方谈崩，蒙赫威胁说：“当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
正是因为与玻共闹翻，格瓦拉的游击队根本无法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更谈不上发动群众，使当地农民像之前在古巴那样给他们“通风报信，监视敌军，发现敌人弱点，传送紧急信件，在伪军中当暗探”。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一切援助，无法得到战斗所必需的武器、药品和食品。不但如此，此次格瓦拉的游击队规模比古巴革命时要小的多，最多时才不大50人，而且完全封闭在训练基地中，基本不与玻利维亚老百姓交往。因此后来在战斗所到之处，几乎所有人都将他们当做敌人。格瓦拉最终也是因为当地人的出卖被政府军围困在峡谷中被俘身死的。
结语：这位一直被膜拜景仰的革命圣徒不但没让民众得到丝毫好处，反而让他们吃尽苦头，如此“英雄”，实在不该却被青年人当成偶像！有人指责他“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实在是中肯之语。
资料来源：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庞炳庵《亲历古巴：一个中国驻外记者的手记》；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格瓦拉《游击战》；王士美《切格瓦拉》；程映虹《共产党革命如何塑造“新人”》；徐路加《制造格瓦拉还是格瓦拉制造？》
编辑整理：于瀚
来自腾讯历史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