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最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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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征：艺术家最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良心
原创 2015-10-10 袁征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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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他没有失去良知。他对抗蛮横的统治者，不是因为无奈，而是因为正直。这是为别人挺身而出的猛士，是最高尚的反抗者。他说过：艺术家最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良心”！
Johannes Brahms: Sonata No. 1 for Cello and Piano in E Minor, Op. 38: III. Allegro
Sebastian Bäverstam;Constantine Finehouse - Bäverstam/Finehouse Duo perform Brahms and Schemmer
▍一
通往舞台的门打开，剧院里响起热烈掌声。米沙·麦斯基和他美丽的女儿莉莉出现在听众面前。
掌声逐渐平静，麦斯基开始演奏舒伯特的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莉莉用钢琴伴奏。舒伯特的音乐都像美妙的歌曲。麦斯基的演奏特别深沉优美，把第二乐章拉成一首动人的无词歌。
接下来是勃拉姆斯的第一大提琴奏鸣曲。勃拉姆斯性格冲动，这首乐曲有不少强烈的表达。麦斯基奋力运弓，给乐句注入冲击力，却使流畅性受到一些损害。
我想起“大提琴之王”罗斯特罗波维奇。他的演奏可以像轻风抚摸嫩叶一样温柔，也可以跟巨浪撞击礁石一样狂暴。他肯定能够拉好勃拉姆斯的奏鸣曲，因为他有火热的性格。
看到索尔仁尼琴遭受迫害，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
▍二
我应报社的约请去听音乐会。为了写乐评，我不断琢磨该怎么给麦斯基定位。
第二天早上，我和太太对比罗斯特罗波维奇和麦斯基的录音。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演奏贝多芬奏鸣曲的唱片放进CD机，选了第4号的第二乐章。乐曲的开头跟大海一样深沉，中间跟情歌一样优美。麦斯基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入室弟子，这类表达在他的演奏里并不少见。到乐曲的结尾，罗斯特罗波维奇成了一座喷射炽热岩浆的火山，用凶猛的力度表现了贝多芬戏剧般突变的艺术冲动。
麦斯基不是这种类型。
罗斯特罗波维奇1927年出生于阿塞拜疆。父亲是出色的大提琴家，母亲是个钢琴家。他四岁跟妈妈学钢琴，8岁跟爸爸学大提琴，是个活泼、淘气的孩子。
大概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小朋友里来了个叫尤莉亚的女孩，长着红苹果一样的圆脸，特别腼腆。罗斯特罗波维奇一见到她，就装出坠入爱河的样子，单腿跪下，拉着大提琴，高声唱起咏叹调：“我爱您……尤莉亚，我爱您……”
孩子们都大声哄笑。尤莉亚顿时愣住，羞得不知看哪里好。
这个顽皮的家伙十六岁考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十七岁获全国演奏家大赛第一名。
1948年2月，苏共中央作出决议，谴责音乐中的“形式主义”和“世界主义”。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老师肖斯塔科维奇被撤销教授职务，开除出莫斯科音乐学院。罗斯特罗波维奇正念着研究生。他气坏了，马上退学。罗斯特罗波维奇说，要是他见到那些做决定的人，非跟他们打起来不可！
二十一岁的研究生对抗苏共中央的决定，这有什么用？罗斯特罗波维奇不管有用没用，他就是这样的人。年轻的音乐家先在莫斯科中心音乐学校教小孩子，然后调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当教师。
他还是莫斯科音乐家协会演出团的独奏演员，二十四岁得到斯大林奖，三十七岁又获得全国最高荣誉——列宁奖，四十岁开始兼任莫斯科大剧院的指挥。
▍三
他是苏联艺术界耀眼的明星，妻子加莉亚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他们在莫斯科有豪华的住宅，在郊外有宽敞的别墅，跟政府领袖和名气最大的学者当邻居。但罗斯特罗波维奇一直保持着耿直的个性。
▲罗斯特罗波维奇
他不知道政客有什么资格干涉艺术。当时苏联音乐家出国演出，要提前两年把节目单交给政府审查。有一次，罗斯特罗波维奇在美国的表演获得成功。美国主办人向他要下一次访美的演出计划。回到莫斯科，当局指责他未经批准擅自行动，叫他把节目单交出来审查。
罗斯特罗波维奇觉得，政府没理由管别人演奏海顿还是圣桑。为了报复，他瞎编了一套节目。事情传出去，音乐学院里一片哄笑：那些政客以为官越大就懂得越多，但他们不知道，节目单里的乐曲根本不存在，从来没有人写过那样的作品！
1968年8月20日，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镇压了争取自由的人民，激起全世界的愤怒。第二天，罗斯特罗波维奇在影响巨大的伦敦逍遥音乐会演出。他带着强烈情感演奏了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然后拿过乐团指挥的总谱，高高举过头顶，向捷克人民致敬。
几千听众不停地欢呼和鼓掌。
也在那一天，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朋友、作家索尔仁尼琴奋笔写下了震动全国的文章——《作为一个苏联人，我感到耻辱！》
▍四
罗斯特罗波维奇和索尔仁尼琴是在早一年冬天认识的。
作家谈到他的作品在苏联难以出版，把两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交给大提琴家。读了书稿，罗斯特罗波维奇写信给作家，对他说：“我为你的天才感到震惊！”很自然，他也为索尔仁尼琴所受的压制感到愤怒。
罗斯特罗波维奇一次又一次请索尔仁尼琴搬进他的别墅，天真地说：“看看谁敢在我家动你一根毫毛！”
1968年9月，罗斯特罗波维奇不再建议索尔仁尼琴搬进他的别墅，他和妻子强迫作家立即到那里居住。他恳切地讲：“我希望你有一切创作的条件。”索尔仁尼琴是克格勃特务监视和迫害的对象，帮助这样的人不是闹着玩的。索尔仁尼琴写道：“在慷慨热情地向我推荐避难所时，他根本没想到自己将因此而遭受多大和多久的磨难。”
随后，罗斯特罗波维奇又让作家的两个女助手住进别墅。他们原来都在监狱里做过苦工。作家写道：“三个劳改犯占领了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相邻的特殊地段！我们生活得好极了！……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家宽敞的别墅里，开展了善良的出版业——印刷、校订……干得热火朝天。”
▲索尔仁尼琴
别墅的主人自然受到劝说，受到压力，但他没有动摇。索尔仁尼琴在音乐家的别墅住了接近四年，在那里不停地写作。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也是在别墅收到的。当局不准索尔仁尼琴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各个报刊还对他大肆谩骂。
罗斯特罗波维奇痛恨作出这样决定的官员，讨厌落井下石的无耻文人。
他给《真理报》等四大刊物的主编写了公开信，希望他们以苏共中央对音乐作出决定后媒体的丑态为戒：“我记得，也想提醒您记起我们1948年的报纸，当时就现在已经极富声望的音乐巨人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说了多少无稽之谈。……难道过去的经历还没有教会我们小心对待天才人物的悲惨遭遇？……1948年编写了禁演作品的清单，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口头禁演，只凭‘有观点认为’这部作品最好不公演，是谁说的，在哪儿说的‘有观点认为’——无法确定。”
他愤怒地质问：“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我们文艺界经常是由根本没有资格的外行做出决定性的评语？”
公开信给媒体和知识分子提出了很实在的意见：“我在此旧事重提不是为了发发牢骚，而是为了将来，比如说，二十年后，不至于再难为情地藏起今天的报纸。”
罗斯特罗波维奇指出：“每个人都应当有权无所畏惧地自主思维，表达他对熟悉的、思考过的、经历过的事物的看法，而不是无力地对强加在他身上的观点稍作改动。我们一定会走向没有暗示和制止的自由讨论！”
▍五
新闻媒体是传播信息的中介，不但应该让百姓，而且应该让政府官员知道各种真实的情况。何况《真理报》之类都是用国家公共资金办的报纸，是全体人民的刊物，更应该公平反映人民的不同声音。但苏联的所有报刊都没有发表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公开信。它出现在国外的报纸上，世界听到了艺术家愤怒的呼喊。
当局不敢公开辩论。罗斯特罗波维奇被撤销了大剧院指挥职务，被禁止出国表演一年。很多艺术团体和剧院接到官方的命令，不准罗斯特罗波维奇演出。录制一半的唱片停了下来，他组织排练的歌剧不能公演。有时他已经在旅途上，却突然接到音乐会被取消的通知。他的行动受到监视，家里的电话被窃听。人们不敢跟他来往。
绞索越勒越紧，大提琴家和妻子没法正常工作，没法正常生活，只好给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出国演出两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挺着腰杆，昂起头颅。信里写道：“我们国家有一批人，他们的组织能力很强，力量大，途径和手段多，而且彻底与国家利益相对立，残害国家所需要的天才。他们给有天赋的人只留两条路：一是自杀，二是出国。”
正义的反抗者可以分为两类：有些人因为自己遭遇不公被迫挣扎，有些人看到别人受压迫挺身而出。罗斯特罗波维奇原来属于苏联最幸运的人，有最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但是，他没有失去良知。他对抗蛮横的统治者，不是因为无奈，而是因为正直。这是为别人挺身而出的猛士，是最高尚的反抗者。他说过：艺术家最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良心”！
激情四射的演奏是他刚正不阿性格的自然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