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时间中的旅行

最后一次时间中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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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慢游者 | 最后一次时间中的旅行
2015-10-09 玑衡 超慢游者


这是作家玑衡为《午夜降临前抵达》写的书评。其实并不算书评，是书里的碎片勾起了她的回忆，她写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旅行故事。

我认识玑衡是在三年前。当时她正下决心写作一些非虚构作品，一个朋友推荐她问我。我自然无法胜任，也没有给出有用的帮助，但却就此有了联系。记得当时我已经读过一些她流传在网上的文章，感叹于她巨大的才华。这之后，便看到她的文章一篇篇发表，直到去年结集成《自由的老虎》——那是她利用工作和旅行之余的零碎时间写出来的。

《午夜降临前抵达》出版后，辗转看到她说想读，于是联系她赠书。她留了国内朋友的地址，并且坚持用微信转来书费和快递费。于是这本书就跟着她的朋友飞到了旧金山，飞到了她的手里。

因为这件事，我们最近聊了不少。她说会写一个书评，但我没想到她写来的是这样一个拉斯·冯·提尔式的故事。里面写到了人与人是如何奇妙联结的，写到了旅行中的刻骨相遇，写到了陌生城市的漫步和交谈，写到了一个少女的成人礼。

很高兴自己的书能引来这样的回应，否则我可能永远没机会了解我的这位朋友。经作者授权，我把她的旅行故事贴在这里。


∮ 最后一次时间中的旅行
我和刘子超的第一封豆邮是三年前。

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阿子，阿子又推荐我咨询他，我问了他几个关于非虚构写作的问题，当时我刚刚开始认真想写一些非虚构。后来他约我给《Across穿越》写游记，我拖着，拖着，想得太多，最后写了一篇关于旅游的小说，当然不适合《Across》，于是作罢。我倒是开始一直看他的游记，一个喜欢四处游荡的人，对于另一个同好者心有戚戚。

这两天他的新书《午夜降临前抵达》出版，我应允他一定写一份书评。然而读完书想到了太多关于欧洲的往事，写不了书评，就让我补交给他拖了那么多年的游记吧。他的书里，欧洲之旅中似乎碰到了很多精彩的姑娘，不知是作者羞涩还是写得太含蓄，在书中最后都不了了之：遇见了，讲了几句心里话，没发生什么就告别了。那么，就让我写一个充满艳遇的游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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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六月我大学毕业，正在恋爱的对象让我很伤心，我快要失恋了，我知道。是怎么个伤心法呢，那就得牵扯到七七八八其他男女，几篇读了很多遍的博客，许多本书，许多个不眠之夜说过的话……你明白的，这一点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又是整个世界。

五月六月，我成天在哭。为了散心，毕业第二天，我给家里寄出了一封长信，然后登上了去伊斯坦布尔的飞机，我打算在欧洲呆两个月，由土耳其到希腊到西班牙到意大利到斯洛文尼亚到奥地利到瑞士到德国到捷克，直到那个八月我必须开始工作。有些国家有旅伴陪着我一起玩，有些国家只有我一个人独行。

我很幸运，一个非常熟的姑娘陪我开始这段旅行，我们一起走了土耳其和希腊，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我似乎好些了，至少似乎是这样的。

在土耳其的最后一天我和旅伴抵达了马尔马里斯港，我们要在这里搭船去对岸的希腊罗得岛。马尔马里斯港是一个拥进了太多英国游客的度假小城，整个城市全是旅游气息过于浓厚的餐厅和土耳其浴室，路边的小贩不停在叫嚷“十欧元土耳其浴”。

我们忍不住这便宜的价格去了一家浴室，和店家天花乱坠的承诺不同，浴室的条件极其寒酸，根本没有广告里说的各类洗浴用品，而说到这家浴室承诺的“上帝般”的按摩服务嘛，我和旅伴都相信，那两个土耳其壮汉按摩师在把我和旅伴在光滑的大理石表面来回抛来抛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体验到了特别的性虐待快感。

所以，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头发结块，脸上残存着没洗干净的防晒霜，一身狼狈，被浴室的面包车抛在了马尔马里斯港码头。码头边上有个超市，我们进去转了一小圈，樱桃非常便宜新鲜，两欧元一斤。买了两斤樱桃，没有洗，就着超市的塑料袋，在码头前的长椅上，我和旅伴一副乞丐打扮，吃开了。

吃了一会儿，我们注意到了另外一张长椅上，一个戴贝雷帽的白人男子，正就着同一个超市的塑料袋，在吃热烤鸡。我们羡慕地盯着他的鸡，他注意到了，也羡慕地回看我们：两个头发结块面孔通红的亚洲女生，然而却有樱桃。

我们羡慕他的烤鸡，他羡慕我们的樱桃。我们攀谈了几句，得知他来自美国，我们来自中国。得知这是他的环球旅行，这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得知到达罗得岛之后他的计划是直接乘船去圣托里尼，我们的计划是直接乘飞机去雅典。

船来了，我们上船，和他坐得很远。我和旅伴谈论了几句他刚刚描述的环球之旅，半年前他从印度开始，然后走遍南亚和东南亚，再去伊拉克和埃及，一切都听着让人羡慕。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和旅伴开始开玩笑，“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呢？”“你呢？”“你呢？”我们在设想一个试胆游戏：我们中的谁，今天把他睡了。我们咯咯笑着，然后看了一会窗外起伏的海水，都不再说话，那不过是旅行中一时兴起的小想法。

下船了，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罗得岛的问讯处，得知最早去雅典的飞机也要到第二天才飞，而去圣托里尼的船更是还要再等三天。看来，无论如何，我们三个那一晚上都得住在罗得岛，我们对此都没有料到。

于是我们背着行李走在中世纪的小碎石路上，举步维艰，当一个大叔过来兜售他的青旅时，我们三个都同意了。

我和旅伴住进了一个单间，这个陌生的男人——好吧，就姑且叫他“约翰”吧——住进了一个六人的寝室。为了这偶然降临的友谊，我们约着晚上一起吃饭。

于是一切在所难免，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和旅伴一边和约翰说英文，一边用中文开着彼此的玩笑，“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呢？”一个纯粹的试胆游戏。几分钟之后，旅伴起身离开，佯装上厕所，我对约翰说，“你看，就是这么回事，我和旅伴打了个赌，你愿意吗。”

他有点吃惊，不过还是说，好。旅伴回来，我和她击掌，咯咯大笑。从头到尾，都是两个小女孩的小游戏。

赌局的结果就是吃完饭之后我和约翰关在房间里，而旅伴则在青旅的庭院里看书吃菠萝。我记得，并不美妙，和陌生人当然不会美妙。结束了我就催促他快点走，“因为我和旅伴要睡觉了。”

我记得我打开门，旅伴会心一笑，对我说，“饿了吧？你想不想吃菠萝？”于是我真的狼吞虎咽地接过她手里的菠萝，约翰颇为受伤地看了我们一眼：这一定是他经历过的最没心没肺的一夜情。

确定他感觉受伤的另一个证据是，第二天我们早上起来，发现他没有等我们，已经一个人出门了。那天下午我们乘飞机去了雅典，根据昨天晚上谈论过的彼此的行程，我们再没有可能在希腊相见。


Photo by superslow wand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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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完雅典，我和旅伴乘船去了克里特岛，我想看看遗迹。我们乘通宵轮渡抵达，早上六点多靠岸，才发现整个克里特岛都在罢工，景点一律不开。于是我们想，与其浪费一天，不如直接新买一张轮渡票去行程里下一站：圣托里尼。

在登上去圣托里尼的轮渡时，我们发Facebook给约翰抱怨这个小小的曲折。我们知道，就在那天早上，他应该已经乘船从圣托里尼去雅典了。

几个小时后轮船抵达圣托里尼港口，办完旅馆入住，拿到旅馆wifi密码，才发现Facebook上一条新信息：原来就在这一天，圣托里尼的轮渡员工们罢工了，于是约翰也没有走成，他要在圣托里尼多呆一天，明早同一班轮渡再走。

那天晚上，花了很多曲折约了一家餐馆一起吃饭，又因为这个岛上所有商店一律没有地址而迟到错过，我和旅伴孤零零地吃了饭，拍了一下碧海蓝天的夕阳，走回旅馆，心中有点怅惘。走在小镇的主路上，一抬头，居然撞见了约翰。熟悉的贝雷帽，熟悉的微笑。

那一晚有露台的凉风，好月亮，两瓶葡萄酒，芝士，火腿，有很多很多话。

所以第二天一早送他去码头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和我无关的人了，离别没有上一次那么轻易。我们说，再见吧，不会再见了，真的不会再见吗，也许可以见到呢。

轮船启航前的最后十分钟，我们开始疯狂地报彼此接下来的行程，希腊去完之后我会一个人去西班牙——太糟糕了，他要再过两周才会去西班牙，因为他要参加潘普洛纳奔牛节——啊，海明威——是的，他喜欢《太阳照常升起》——希腊去完之后他会去克罗地亚——太糟糕了，我会去离克罗地亚很近的斯洛文尼亚，可是那也是两周之后了——西班牙去完之后我会去意大利——什么？

你哪天到达罗马？——6月27日——我也是，我也计划6月27日到罗马。

说完这句话，他上了从圣托里尼去雅典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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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罗马。

罗马很完美，就像我小时候对《罗马假日》的想象一样。我穿着因为旅途劳顿而越来越破旧的衣服，提着轮子坏掉的箱子，却觉得我像公主一样被对待。我们牵着手走过斗兽场、无数教堂、博物馆、喷泉，他开始跟我讲话，讲他的一生。他说，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过下去。

他说，他的环球之旅开始于六个月前的印度，他离婚了，为了给儿子治病和前妻一起在印度的一家诊所住了两个月。是的，两个月时间，这个破碎的家庭不得不挤在同一张床上，医治那几乎无望的病，然后拥有监护权的前妻带着儿子飞回美国，搬去了另一个州。他当然也可以飞回家，回到他的好工作，可是家里已经没有这两个最爱的人了，于是他就临时决定，人生过完了，那就全世界走一走吧。

于是就讲起他的前妻，他说再也不会遇到如此深爱的姑娘了。他们处处都同意，处处都合适，唯有一点分歧，她想要很多孩子，一个安稳的家；他不想要孩子，拥有她就够了，他不想要另一个人去分享她的注意力和爱心，况且他喜欢极限运动和旅行。

于是他们妥协决定，就要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了，一个小男孩，很漂亮，然而从出生到五岁，他的每一天都是在看病中度过的。一开始是不能自己吸奶，后来是不能走路，虽然腿部发育没有问题，再后来是不能说话，虽然发音器官和智力也没有问题。

去了很多医院拜访了很多名医，花了所有积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病。儿子五岁，不能走路不能说话，很乖很漂亮，所有的要求都会画画告诉父母。两个筋疲力尽的夫妻躺在床上，妻子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丈夫说：“这个孩子已经耗掉了那么多精力，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于是就是争吵，报复性的出轨，离婚。但是在这个意料之外的离婚之前，他们已经预约了带孩子去印度，很多肢体残疾的孩子父母会来印度的诊所，这里使用在美国本地被禁止的干细胞治疗。也许呢，也许干细胞可以治好这个孩子，绝望中的父母会这样想。

那么到底治好了吗？约翰说，好像有一点效果，说不清楚。印度医生说得每年来，每年都住上一两个月。

说完这一些，约翰说，“小姑娘，如果你觉得你的失恋已经让你心碎了，那我应该怎么说我自己的心情呢。”


Photo by superslow wand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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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个夏天，在欧洲的两个月之旅，我和约翰一共同度过了十二天的时光，土耳其的马尔马里斯港、希腊的罗得岛和圣托里尼、意大利的罗马和佛罗伦萨、德国柏林、捷克布拉格。每一次都是行程碰巧，没有故意停在某地，等待彼此。每一次，我们都沉浸在谈话之中，景点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布景。

我们匆匆去了圣彼得大教堂，在海神喷泉面前我们没有拍照，《维纳斯的诞生》似乎也就是那么回事，沿着柏林墙走路的时候我们还在闲聊，说他的五匹用来打猎的小母马（我至今记得她们的名字，莫莉，多莉，雪莉，波莉，罗斯玛莉）。

只有布拉格的卡夫卡博物馆才中我的心意，因为和我们两个一样，卡夫卡也把这座城市当作了一个极端私人的空间：这里不是城堡，那里不是教堂，那里也不是酒馆，所有的空间，所有的地域，它们只是对话发生的地方，在这里，我对你说了话。

我们的时间那么少，在那么少的时间里我们迫切地想讲完彼此的一生。我告诉他我无聊的生活，告诉他我读的书，想要写的文章，即将失去的恋人。

他告诉我，在阿拉斯加的冰面上他度过的那三个月一个人的孤寂时光，在维尔珍群岛他作为灾后志愿者修葺的无数屋顶，在埃及十美元就能住上五星级宾馆，而在罗基山脉，是的，那时候他和前妻还很相爱，他们登上山顶，做爱，一家私人直升机恰好飞过，在他们头顶上低低地飞了一圈又一圈，不愿意离去。

有一天，在罗马，他告诉我，我们结婚该多好。我说，是的。他凝视着我，说他不应该毁掉我的生活。

后来，在柏林，他又告诉我，我们应该结婚。我说，是的，我也已经很喜欢你的孩子。他说，可是你读那么好的学校，要去那么好的工作，他说，况且，你知道我们相差多少岁吗。

不知道，从没有问过，并不关心。他看着很年轻，肌肉紧绷，没有肚腩，永远戴着一个贝雷帽。

他说，我比你大十五岁，我已经很老了，我不能毁掉你的生活。

可是……直到现在我仍然在想，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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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土耳其对于中国游客还不是电子签，希腊的人均GDP还没有因为债务危机跌去一万美元。
　　
一起度过的十二天里，我是那么强烈地知觉到，我和约翰是牵着手在几千年的时空中散步，从古希腊到了罗马共和到了文艺复兴到了二战到了天鹅绒革命。“倾城之恋”，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些历史之所以发生，这些城市之所以覆灭又兴起，都是为了我们，为了让我们去看到这些遗迹和磨难，在遗迹中交谈，交谈，交谈，为了去抚慰一个绝望中的父亲和一个即将失恋的小姑娘。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感知到时间在流逝，最后一次怀着喜悦明白我和时间在同步向前。我带着两本书走完了在欧洲的两个月，《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赫索格》。那是我最后一次真正怀着信心感觉到，我是健康的，或者说，我的确正在康复。Synchronize, 这个词真让人难过。
　　
那之后我开始工作，后来又回学校，然后又毕业，又要开始新工作。我仍然在见缝插针地旅行，四年内趁着少得可怜的假期去了印尼、越南、柬埔寨、古巴、秘鲁、墨西哥，还重游了我最喜欢的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

就和四年前的旅行一样，我去任何新地方总带着胶片机和几卷胶卷，但是再也没有勇气在旅行结束后把胶片冲洗出来，一张一张细看。Vivian Maier成了一个我能够理解的摄影师，她的失败似乎成了唯一一条可行的路。无论是工作读书还是旅行，我再也没有感觉到，我是跟着时间一起前进着，再也没有感觉我还有希望回到正确的轨道或者准时的钟点上。
　　
是的，四年前。那是我最后一次身处时间之中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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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些题外话，把这个圆画完。

我和约翰在佛罗伦萨的火车站告别，我和我的另一个旅伴——一个北大的老师——继续乘火车去威尼斯，然后从威尼斯我们去了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

如果不是这个旅伴，我不会知道这个城市的存在，也大概永远不会有兴趣去那旅行。可是她想去卢布尔雅那的原因实在是太无法反对了：她是保罗·柯艾略的小说《维罗妮卡决定去死》的中文翻译，这是一本巴西畅销书作家用葡萄牙语写的关于斯洛文尼亚的小说，讲的显然就是——卢布尔雅那的少女维罗尼卡决定去死。这本小说里有很多关于卢布尔雅那的地理和环境描写，翻译完这本书，旅伴觉得无论如何都该去看看这座她在笔上已经实现过的城市。

于是我们去卢布尔雅那。具体干了什么记不太清了。到达的那一天因为出租车的事情好像吵了一架，然后历经曲折在一个几乎陌生的俄罗斯男生家里打地铺住了一晚，第二天在市中心恰好碰到一场示威，而挨着城堡的一棵树投下的光影是那么美那么美，这张黑白胶片冲印出来至今还挂在我书桌前的墙上。

然而关于卢布尔雅那最神奇的经历，就是我的旅伴是一个从未去过此地却如此熟稔的导游，我们没看地图走路，她一点一滴告诉我这个城市的全部：是的，正如《维罗尼卡决定去死》里写的那样，市中心矗立着诗人普列舍仁的纪念碑，而诗人的眼睛望向街角对面的一面墙，那里雕刻着他心爱却从未得到过的姑娘。旅伴在纪念碑边上的书店买了明信片，告诉我，这要寄给她的朋友胡子，胡子很喜欢普列舍仁。

那是我和这个旅伴旅行的最后一站，那之后她去法国，我独自乘火车去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分别之后我们除了互相传了下照片就罕有联系。然后一年过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豆邮，非常突然地，她跟我道歉，她说上次旅行的时候没有深入地与我交谈，因为她那时候状态不太好。她说她还记得我跟她说过，我想要写非虚构，想要得到指导，她推荐我去联系胡子的太太阿子，那是她的好朋友，又是一个记者。于是我去联系阿子，阿子推荐我联系刘子超，阿子说，我想写的东西和刘子超的风格比较像。

这就引向了这篇文章的开头，三年前我如何第一次豆邮联系刘子超，问他关于写作非虚构长报道的经验，他回答得很中肯仔细。那之后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介绍出版编辑。没多久，我签了一个合同。又过了一年，我出版了一本书。

而当这一切事情在顺利推进，我没有感到一点欢欣。因为事情在推进，我并没有前进半步。我仍然每天都在想四年前的欧洲之旅，即将结束的恋情，对我来说这些事发生在昨天。我感激这位旅伴，以及其他把我领进这个写作圈子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然而，每次回国，明明知道在同一个城市，却不敢去见他们，不敢告诉他们，这些年我什么都没有长进。

我也不敢联系约翰。在Facebook上他给我留了几次言，我都没有回复。于是他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每当我Facebook上更新工作、学校、城市，他知道我的生活好歹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会在状态下面点个like，和上百个其他朋友一起。我有时候去看看他的页面，知道他仍然单身，知道他的儿子今年九岁了，知道这孩子仍然不会走路仍然不会说话，他们花很多时间去疗养和旅行，他非常爱他，然而这一切实在太困难了。

没有一个关于约翰的事，适合去点like。

直到现在我仍然停留在四年前的布拉格，停留在那个紧紧的拥抱，一圈又一圈在机场徘徊，在登机门关闭之前满心不情愿地最后一个登上回波士顿的飞机，因为未来并没有更多值得期待的。

刘子超的这本书里提到茨威格时描述了一个类似的词：“在维也纳的德语里，有一个词叫Ewiggestrigen，专指那些永远活在过去的人。当你成了Ewiggestrigen，你就会抗拒时间的前进，宁愿成为幽灵，永久地留在昨天。”

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会说我无法放下那一段恋爱，无法放下当时我们一起说的话一起看的书。于是朋友会为我归类，“你这是为情所困”。

然而我知道，真实情况复杂得多，我并不仅仅失去了这一个人，我实则失去了一堆让我倍感亲密的朋友。

随着这些朋友的离去，我似乎也不再拥有对阅读绝无虚荣心的热爱，对智慧的追求，年少时的勇气，以及，对人的信任。这些都离我很远很远了。

是的，生活将变得更坏，我也将变得更坏，那么，我宁愿永远留在2011年的布拉格，卡夫卡的城堡，就让我一直留在那里吧。


......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