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群狂热的生娃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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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群狂热的生娃爱好者
原创 2015-11-08 云也退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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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他们似乎不太愿意计较一个羊、两个羊还是很多羊。未来的变数太大，何妨多生几个，看看自己能找到怎样的办法来应对。
我认识的以色列人都太“常规”了：我是说，他们都对孩子抱着一种简直可以说是下意识的激情。
昨天看到一篇帖，说到“一个羊也是养，俩羊也是放”的心理是如何在现实中碰壁的，作者说，在现实中，俩羊之间会争夺父母的爱和注意力，大的嫌小的占据了“后发优势”，小的则嫉妒大的“先来”，父母的信任向大的一方倾斜。我便忆起同约书亚（就是那个嫌犹太女人太demanding的家伙）的一次谈话：讲到生一个好还是生两个好，约书亚便叫了起来：废话，当然是两个，你要知道孩子越多越好养啊！你只有一个的时候，你所有的爱，所有的焦虑、希望、担忧、骄傲、遗憾，blablabla，都聚集在那个小孩身上，放大好多倍，但你有了几个孩子，你的爱还是那些，可是像发面饼一样摊开，分成了好几份——毫无疑问这是好事情。
他的“毫无疑问”，我有点没理解：既然面饼的总量并没做大，多娃怎么就要比独娃好呢？是不是指孩子的压力和你自己的压力，都会因为爱的分摊而减轻？
他接下去的话就让我更迷糊了：“我告诉你，孩子会受益于拥有兄弟姊妹的。我父母有五个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我太太是十一个孩子之一！我爸爸是十中之一，是最小的，他有七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现在他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还活着的，过去十年里他失去了五个哥哥姐姐，过去四年中就死了三个，他伤心得很。他姐姐比他大19岁，1930年生的，去年刚刚去世，102岁。”
我想了半天，大概晚年的伤心也是“受益”的一部分吧——你毕竟有很多机会可以体验伤悼。
▍一
我读过很多篇报道关于犹太人里的“丁克”的，他们太过特殊，所以会有人专门去访问、报道他们。他们肩负的舆论压力，要比在任何一个共同体中（也许穆斯林除外）做丁克都大得多。亲友都认为他们很反常，有人甚至抱来自己的孩子刺激他们，但作为丁克，他们又有“常规”的一面，比如夫妻特别恩爱，相敬如宾，享受充裕的自由与闲暇，以及养宠物之类。此外，他们往往十分理性，针对每一个提问，他们的回答都符合逻辑，也不流露出让人反感的愤青味道。
《国土报》上介绍过一位特拉维夫大学的社会与人类学博士，从小就决心不要孩子。你将来会不会后悔？“有的是值得你去后悔的决定呢，不要孩子只是最不坏的一个，”她说，“如果到50岁，我有一天决定想要一个孩子了，那时有的是办法可以要——在不受孕的情况下。”
她选择丁克是因为理性的乐观，而不是相反，因为幻灭、绝望、虚无。
不过，声言自己不喜欢孩子的丁克，也会被疑为有反社会人格，这是他们必须承受的敌意。对此，他们得耐心地用what if来周旋：“有了孩子你的看法就会变了”，嗯，那要是没有变化呢？我还是像以前那样不喜欢孩子，我该怎么办？我能把孩子塞回去吗？
理性的人会警醒自己，要真诚，不要落入选择性失明和逆反心理的陷阱。报道中的一位丁克说，他并不是只看到有孩子的人的烦恼，并用这些论据来支持自己不要孩子，更不是对老年的孤独毫无恐惧；事实上，他的选择乃是基于足够冷的考虑和计算：没错，有的老人与第二代第三代其乐融融，有的老人则倍受拖累，这说明，有孩子与过一个安全舒适的晚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说：一个菲佣用轮椅车推着我们到处走，我们现在省下钱来就是为了将来雇菲佣的。
去年卸任总统职务的西蒙·佩雷斯的话也常常被援引。有人问佩雷斯为什么九十岁了还在干政治，“你不喜欢儿孙绕膝的感觉吗？”佩雷斯笑道：“别自己骗自己了，哪个小孩想跟老头儿玩。”——干到老，干不了，何须考虑后代。
▍二
我得出的印象是，这些犹太人认为完全不要孩子，必须是出于纯天性的理由——例如不爱孩子，或是出于积极的理由，例如太热爱自己的两人或一人世界，再或者，就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真心负担不起后代的养育；而不能是出于一些偏意气用事的原因，比如讨厌官方有种族和沙文主义嫌疑的宣传，讨厌保家卫国的光荣话语，讨厌生儿育女被右翼官府纳入到与阿拉伯人进行人口竞争的百年大计之中，等等。
但显然，绝大多数，也许是95%以上的以色列犹太人，基于同样积极的、纯天性的理由，乐于多生孩子。
《国土报》有位资深供稿人阿利·夏维特，也是知名作家，前年曾以一本《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胜利与悲剧》荣登《纽约时报》年度畅销榜。他曾在一篇随笔里讲了儿子降生的心情。那一晚，这家产科医院接生了17个新生儿，他的儿子是其中之一，“当早晨换班的护士来收检前一晚的所获时，她只是带出了半夜降生的三个娃娃：两男一女。早晨七点，在产房外的长廊里，她领着三名骄傲的父亲，每人都推着一个透明的婴儿车。”接下去就写到周围人喃喃的祝福，以及医院的护工看到孩子时“眼里一亮”之类充满感情色彩的细节了。
内容很平常，既无情节上的转折，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新闻价值”。但当你看惯了抖机灵、谋眼球、搏出位、一惊一乍的网文和社交文，会发现一个人真情实感的朴实流露，是最有价值的。“我们以色列人要比其他西方人拥有更多的孩子，也更爱自己的孩子，”阿利写道，“以色列是一个困难的所在……这里的新生儿超越了性别、外貌和肤色：有胖乎乎的，也有纤细的，有暗肤色的也有浅肤色的，有安静的也有尖叫的。但他们并排躺在一起，躺在特拉维夫最快乐的一间房间里。”
孩子就是希望，爹妈渴望的就是降生时的容光焕发，似乎之后的任何操虑（犹太母亲的辛苦也是出了名的）都敌不过那一瞬间的喜悦。此外，国家这么危险，教育机构粥少僧多，危机四伏，而我们还敢生孩子，还不止生一个，这难道不值得骄傲吗
犹太人是一个“受诫”的民族，这意味着“必须如何如何”、“不能如何如何”云云，会让他们亢奋而非沮丧。在以色列，新生儿的降生标志着一系列新下达的“诫”，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父母必须相信——信任——自己将孩子带至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父母必须相信，不管孩子将来遇到什么事，或说得更确切一点，“正因为”孩子将来会遇到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将他/她带到世上来的这一刻都是无与伦比的。也许，约书亚用他父亲的伤心来证明多子女的好处，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吧。他们从自己的文化心理和环境出发，肯定也无法理解一些中国人为何如此愤世嫉俗，将生儿育女视为“增加一个奴隶”。
▍三
以色列的国宝作家埃弗莱姆·基雄，是位幽默讽刺大师，也是坚定的自由派，据说他晚年觉得国家越来越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相当失望，发语愈发刻薄。他在《一个模范家庭的趣事》里，第一篇就写“初为人父”，故事固然是夸大而充满虚构的，同阿利·夏维特之类煽情文章对读，倒是有趣：
在医院大厅里，我再次环顾四周。门卫室旁边有排矮凳上挤坐着几个人，脸色煞白，咬着嘴唇，浑身冒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这些“将为人父者”真是可笑，好像他们在场就能对犹一定之规的事情进程施加什么影响似的！
有时你会看见一个激动得发抖的身影从外面冲向门卫室，上气不接下气地喘出两个字来：
“生了？”
门卫睡眼惺忪地查了查摊在面前的名单，一面剔着牙缝，打着哈欠，一面漫不经心地答道：
“是个丫头。”
“多重？”
“二点九五。”
话音刚落，这位新出炉的父亲便蹦了过来，凑到我耳边不停念叨“二点九五，二点九五”，声音中透着激动，疯疯癫癫的。这傻瓜真滑稽。谁会对他那丑丫头体重多少感兴趣？即使有十公斤重又与我何干。一个失去自我控制力的男人是多么可笑啊。不，不是可笑，是可怜。
…………
故事很长。“橙色的希望之光射入窗户，抚摸着护士们的脸颊”——阿利·夏维特用这种词藻来描写婴儿降生后的早晨，埃弗莱姆·基雄打了他的脸。接生洗盆这种庸常的工作哪有什么圣光可言，一晚上接生的娃是一个两个还是十七八个，不一样都是流水线作业吗？
但他接着也打了自己的脸。他的太太在产房里，他本想镇定自若地回去等通知，却发现什么都干不了，心绪不宁，半夜里，他也同那些“失去自控力的男人”一样跑去医院问长问短了，一会儿踅到门卫室外，跟其他等在那里的男人交谈，一会儿抱着一捧廉价鲜花，伪装成花店的跑腿员混进病房里，直接骚扰大夫。
他有时候在讽刺（“我要小子不是为我自己，而是出于国家的利益，我们需要年轻健康的小子打先锋……”），更多的时候，他写出了这个国家的人对孩子下意识的、无条件的热情。当孩子终于落生，他在路边抓过一个警察就吻他。“真走运！恭喜恭喜，”警察说，“接着他掏出小女儿的照片给我看。”
虚构的背后必须有真实的生活。基雄在写每一个产房外等待做父亲，或等待继续做父亲的男人时，都是佯作挖苦，实则共情的。门卫室外的男人互相搭话，其中一人在等待自己第三个孩子降生。“坐在长凳上的其他人拿着一些照片在传看。”作者说，他想“和这些全无主心骨的懦夫开个小玩笑”，就拿出了他太太怀孕八个月时拍的一张X光片。
“‘可爱，’周围响起了一阵赞美声，‘真是可爱’。”
以色列的犹太人酷爱孩子，也是近三十年来才陆续见诸文本的一个现象。在那之前，人们的注意力和话语都被涉及国家、民族、战争的大命题所占据，那时的孩子不属于一对对父母，而是属于一个个共同体的，国家的前途就寄望于这些共同体。现在，在二百多个农业公社的集会联欢上，仍然可以看到父亲们集体上台，把孩子高举过头的场景，这便是当年的集体所有制文化遗留的痕迹——孩子是大家的。
孩子总是意味着快乐，而多孩子的国家显得乐观而蓬勃，夏维特的文章，基雄的幽默小品，还有观光客的一般感受，都能证明这个事实。不过，很难说孩子和乐观两者何为因何为果：是因为孩子多了人们才乐观，还是因为人们乐观，才生了好多孩子。他们的乐观，似乎还能让人忽略很多现实中的困难。
▍四
促使犹太人多生多育的因素很复杂，宗教文化传统中的鼓励，经济上的支持，共同体中的互相影响，等等。在以色列，不同团体对生育问题的反应截然不同，占犹太人人口1/10左右的极端正统派是最爱生的，因为他们无需考虑经济后盾，强大的宗教当局都给买单了；而那个圈子之外的人，生与不生，生多生少，意见看法上的分歧其实不小。
我在耶路撒冷遇到过一个缠着头巾、抱着孩子的妇女，她告诉我决不再生第二个，因为第一，“奶粉一罐都涨到100谢克（200元人民币左右）了”，第二，她恨死了那些极端正统派，他们一生一大把，而其他人都在用自己纳的税供养他们。
想来这是多数人的看法。在物价飞涨的背景下，这怨隙只会越来越深，只是在表面上，强大的多生传统难以受到遏制。以色列的生育高峰期很长，西方的“婴儿潮”都结束有年了，到1980年代中期，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平均还是一个女性生四个以上，阿拉伯人尤其踊跃，生育人数在1965年抵达了一女生十娃的峰值（单从经济上分析，穆斯林世界绝大多数女性都不工作，整天在家，孩子也不必出去接受教育，那么生孩子的好处的确大于养育一个孩子的花销）。根据一项由三位科学家联手完成的统计，到21世纪初，该国女性平均生育人数才降落到4个以下。据一般的推想，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人口竞争，肯定是支持生育的最关键的因素：人口对以色列犹太人而言岂止是“红利”，多一个人口，国家就多一份安全系数。
2003年，时任金融部长的内塔尼亚胡出台了削减生育补贴的政策，但之后的几年，生育率并没有显著下降，原因也很难测估，不过，犹太人有种心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他们从不相信“永恒”。你会问，难道耶路撒冷、上帝、托拉不是永恒的吗？是，正因如此，其他东西，例如地上的建制、夫妻的感情和家庭住址，才更是易变易逝的。他们不像我们那么喜欢对号入座：“允许二孩”一出，有人便想出一句爆点话，说“悲惨的80后将是共和国史上唯一被独生子女的一代”，可是2003年，很多以色列犹太家庭根本不理会生育政策的骤变，他们觉得，过个几年十几年，情况没准又会大反转。
也是因为不相信不利（或有利）的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他们似乎不太愿意计较一个羊、两个羊还是很多羊。未来的变数太大，何妨多生几个，看看自己能找到怎样的办法来应对；生活本就不会有完全康宁的时候，何妨在一些时刻起舞。
约书亚“只有”四个孩子。他告诉我，四个孩子有三个“都不太正常”。他的长女，一度因为父亲出轨的事情败露而去吸了毒，到现在还经常情绪失控，次女嫁给了一个“没文化的傻瓜”，儿子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学业不错，服役期间也很出色，却先天结巴，一直陷在自卑症里出不来，父亲送他去一个农庄做工人，还给他找了女友，希望他的个人生活能有点起色。他的太太就不用说了，精神崩溃不止一次。“我家只有小女儿是正常的，”他说，“到目前为止。”
有多少人的生活经得起推敲？我在知道了他的故事后（他太坦诚）这么想。可能，最好的教训就是不要随意去艳羡他人吧。此外，有些事情是不能计算的：子女会给你带来多少回报和耗掉你多少财富、心血、健康，折抵下来你是赚了还是亏了，根本不能计算。约书亚就是持这种态度的，否则，他哪里还有心情跟我推销多子女的好处呢？Your love is still there. But it spreads out，你的爱从一个面团变成了一张饼，能覆盖更多的人，在他口中，这就是多生几个的全部理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