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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胶片：合肥张家往事｜故事
原创 2016-05-02 陈杰 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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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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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家最后一次大团圆
合肥张家是中国时代变迁的缩影，像是把中国的近代史浓缩在一张胶片上，定格在了张家。张家因时代变迁而崛起，因时代变迁而消散。
中国自清末以来，经历了集权帝制、太平天国运功、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剧烈的变迁。在这期间，一些大的家族消亡或者离散了，一些新的家族诞生了，在这消亡与诞生之间是历史背景的变化。
合肥张家便是这些不断兴亡的家族之一，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兴起，在抗战后分散在世界各地。据周有光的妻子、张家后人张允和回忆：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是望族。
张家高祖父张荫谷去世后，李鸿章亲自撰写《张公荫谷墓表》，由此可见张家和李鸿章关系较好，于是，自然其家族便和淮军渊源较深。
书生治家——张荫谷
明朝时期，张荫谷的祖上从江西迁居到安徽庐州合肥县，张荫谷是一位秀才，三次参加科举考试，无奈都没有考中。于是，他索性放弃诗书和科举考试，转而用心经营家庭事务，教导孩子，他还广交朋友，抚恤乡民，使得家族内外和睦相处、团结一心如同一家人。这就是所谓的弃科举、督家政。
在清末，这种举动以曾国藩最为著名，而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他膝下有九子，以张树声最为突出，张树声继承父志，中秀才后，等待继续应考。在张荫谷的严厉监督之下，张树声和弟弟张树珊文武兼修，毫不懈怠。
在太平天国未起势之前，长江一带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张荫谷在经历了一次寿州（今安徽六安市寿县）动乱后，不禁叹息道：天下其将乱乎？于是，他开始广纳豪杰，将一些习武之人统统网罗过来，好生招待，劝他们为人正直、见义勇为，与儿子们往来切磋。
当时很多人看不透他的用意。后来太平军和捻军对合肥进行了夹击，张荫谷散尽家财，招纳贫户，组织团练，扩充武装部队，进行自卫，同时又声援官军。秀才张荫谷竟然在这样的局势下坚持了七八年。
这些行为和东汉末年的曹操相似，曹操当年散尽家财，招募乡勇抗击乱军，这也是传统社会中乡绅的典型行为。可以说，淮军团练自张荫谷始。他在召集乡民进行自卫的同时，开始建造一种原始而特殊的军事设施：圩子。从此，合肥团练的规模不断扩大。
或许是历史的必然，在张荫谷筑堡扩军的时候，清政府批准了组织地方团练的奏折，安徽人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就在执行人之列。于是，张荫谷命儿子张树声率领张家团练加入了李家团练，淮军便以此为中心开始形成。
清咸丰庚申年（1860）九月十三日，张荫谷去世了，享年58岁。当时，清军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仍未结束，他的逝世，意味着守圩自卫的任务落到了长子张树声身上。
弃武从文——张树声
张树声，张荫谷长子，字振轩，廪生出身，安徽肥西聚星乡人。在李鸿章的淮军中，被公认为“二号人物”，但却几乎不见其争强好胜之迹，有的只是低调、退让和勤勉。这和其父张荫谷的教育不无关系。
张树声一生只有一妻一妾，而同在淮军阵营的刘铭传有8个小妾。在淮军阵营中，李鸿章最为看重张树声，因此在其回乡丁忧期间，推荐张树声接替他为直隶总督。
淮军士兵
张树声始终保持着儒学子弟的特征，看似静默，实则狂潮；看似传统，实则创新。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且主动出击，譬如争取成为淮军的先头部队；他不肯守旧，就算面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也要倡言西学，改革旧制。
他的办学精神一直延续到孙子辈。他的儿子张华奎赴川任职时，隐约还能看到他务实做事的影子。
在淮军的诸多将领中，张树声被誉为文武全才，他也是第一个弃武从文迈向政治舞台的淮军将领。自张树声以来，张家注定与苏州有缘。
同治十三年（1874），张树声再次回到苏州，在经历了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及署理山西巡抚和升任漕运总督后，他终于坐定了江苏巡抚实职，若干年前，李鸿章正是从这个位置上起飞的。
遥想当年攻打苏州时，张树声根本来不及细看这座古城的模样，只知道离开时，城内外断壁残垣，建筑、古迹、景观等几乎荡然无存。
在张树声到任江苏巡抚后，实施了一系列重修、重建工程，比如重建沧浪亭、浚治太湖并修建桥梁等，其中，最能体现其施政思想和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当是重建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是当时江南第一书院，从同治十一年张树声到任巡抚，他花费两年时间、耗巨资在原址重建书院，并奏请同治皇帝书“通经致用”匾额而悬。
紫阳书院到了后期改为江苏师范学堂，罗振玉任督导，王国维曾在此任教。解放后成为苏州中学，树木葱郁，古建沧桑，古碑林立，不远处正是教育家匡亚明的题字“科学楼”，与张树声碑记只有几步之遥。
巧合的是，匡亚明年轻时曾在张树声之孙张武龄创办的乐益女中教书，还曾跟着张武龄学习古文诗词，自称受益匪浅。张树声即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仍然没有忘记倡导新学，这对其子张华奎短暂的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
川东道台——张华奎
抗战爆发后，张家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从南京迁到重庆工作。在重庆，她遇到不少知情的老人，他们向他谈起一个人，此人在重庆为官9年，做了很多事，这正是她的祖父张华奎。
张华奎是个进士，由于父亲张树声官居高位，所以他出来做事很晚，但是后来，他一入仕就是“川东道台”。
在张华奎短暂的从政生涯中，最出名的就是“大足教案”。张华奎在川东道上“闲置”多年，转折点是刘秉璋入川任总督起用了他。刘家与张家是姻亲，刘秉璋赏识张华奎的才气，调他治理四川盐务。后来，见他办事认真，于次年让他做建昌道台。
张华奎虽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长子，却从未因此而让他官运亨通。光绪壬午年（1882）年，张华奎中了举人。他是长子，也是张家最器重的儿子，因他读书最好。
1889年，张华奎“双喜”临门，首先，他中了进士，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其次，他有了“儿子”。作为张家的长房长子，张华奎一直膝下无子，最后他不得不从张家五房过继一个孩子。
于是，张华奎带着这个刚出生18天的“儿子”从京城赴四川巴县上任了。穿行长江，惊涛骇浪给这个男婴留下了终生的伤害，巨大的声响严重伤害了他的耳膜。
在川东道任上，张华奎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大足教案”。中法战争后，法国势力在中国日长，传教人员的行为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情绪。
1890年，在四川省大足县龙水镇，法国教会与当地举办的迎神活动产生冲突，以挑煤为业的余栋臣组织当地数百群众杀死教民12人，号召驱逐传教士，一时哗然，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大足教案”。
此案发生后，朝廷当即下旨督促刘秉璋迅速查办。刘秉璋责成张华奎即刻办理。张华奎以为处理教案，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一定要客观公正，据理力争，当然这要有超凡的协调能力。直到张华奎终任，民教不复滋事。
张华奎生于1848年，死于1897年9月4日，年仅49岁。年仅8岁的张武龄随着母亲刘夫人扶柩还乡，几十年后，张武龄也是在49岁的时候去世了。
在重庆任上，张华奎曾参与办学，如广益书院，现在成了一家中学。而他的儿子张武龄终生都在办学。
校长与父亲——张武龄
张武龄的一生，只有两个角色：父亲和校长。他不再像他的父辈、祖辈一样，驰骋疆场和官场，作为一个望族之后，他做出了另一个明智的选择。
辛亥革命前夕，清末政局在风雨中飘摇着，淮军将领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他们的后裔，有的离开军旅仕途，有的改行进入商业、学界，或是留洋海外，更多的则迁居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
江淮一带，自古以来学风日盛，不断衍生新风。1906年，张武龄结婚了，时年17岁。1913年，张武龄24岁，携家眷从合肥出走上海。
对于张武龄出走的原因，张家第五个孩子张寰和和夫人周孝华分析得很有道理：懒散、奢靡、不思进取，纳妾的纳妾，吸鸦片的吸鸦片，赌博的赌博，张家的书香气息越来越淡。
张武龄一生从未纳妾，无不良嗜好，但他无力改变这一切，他能做的恐怕只有出走。他已经有了几个女儿，他担心她们的未来。
从张武龄的一生来看，他似乎只做了两件事，办学和培养孩子。张家从张树声开始就有办学的传统，而办学对张武龄来说却成了职业。
张武龄办学的思想应该是在上海形成的，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在办学时专门去拜访了马相伯。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正是被张树声派往朝鲜处理“壬午兵变”的特使。
张武龄倾心西学，这一点在他对孩子的教育上有所表现，妻子一去世，他就把在家读书的三个女儿送到女子学校。办起乐益女中后，他又接回三个女儿就学。除了乐益女中，张武龄还创办了平林男中。
他在办学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包容的特性，在乐益女中开创了一个校风学风开放的教育试验场。当张闻天、侯绍裘、叶天底等人离开乐益女中后，又有一批进步人士来到学校，他们是匡亚明、顾诗灵、郁文哉等。
1938年，他患病去世，享年49岁，他所创办的乐益女中持续了17个年头。
抗战胜利后，儿子张寰和接过了父亲办学的大棒，他卖掉祖父在南京的房产，用来复校，张充和也赶来助教，还亲自题写了校名。
九如巷姐妹花
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是当代中国大家闺秀的典范，境遇也许各异，吉凶祸福中流露的却始终是书香门第贞静的教养。
前左起：允和、元和 后左起：充和、兆和
合肥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四位名人：昆曲名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小说家沈从文和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
四人中，才华最高要数张充和，而用情最深算是大姐张元和。由于昆曲，张元和爱上了昆曲当红小生顾传玠，后来经顾传玠的同学、张元和的弟弟张寰和的牵线，两人最终情定昆曲。
虽然，顾传玠后来不再登台献艺，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依然使其背上戏子的标签，即使顾传玠后来去读大学，甚至改名为顾志成。张元和婚后是否幸福，我们不得而知，在张家四姐妹中，张元和话最少，从来对顾志成没有半句怨言。
在1949年初，顾志成在广州成立贸易公司的分公司，本打算接元和、孩子去广州，但“江阴失守”后，他决定要去台湾。张元和虽不能明白，但她依然选择跟随。
顾志成去世后，在张元和的履历中，除了1966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任“秘书”4年外，别无他职。她最大的事业就是婚姻。“愧，愧，愧对志成！”这却成了张元和在顾志成去世后的感慨，并且她多次组织演出来纪念顾志成。
在张家四姐妹中，结婚最早的是张允和，也是张武龄参加的唯一一场女儿的婚礼，婚后张允和和周有光就住在九如巷附近。
才女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成了一对让众人羡慕的伉俪。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们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雷打不动。
除了和周有光令人羡慕的爱情外，张允和在张家四姐妹中，新锐思想最突出，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女人不是花》，那时候是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开始萌芽，她反对人家说机关里的女职员、学校里的女教师都是瓶中花。
三姐张兆和嫁给了她的“老师”沈从文，当时张兆和因为多科成绩不及格，晚了一年到上海读大学。出于对中文的偏爱，她选听了沈从文的课，正是这次的选课，使得沈从文爱上了这位被同学称为“黑牡丹”的中国公学全能第一、学校女子篮球队长的张兆和。
张充和是四姐妹中才华最为出众的一个，她拒绝了大诗人卞之琳的追求，在姐夫沈从文的撮合下，嫁给了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于结婚后次年赴美定居。
到美国后，张充和与傅汉思的生活陷入了窘境。张充和在图书馆找到了工作，傅汉思一度待业多年，为了应付开支，张充和卖掉了收藏多年、乾隆年间的家传古墨，一个日本人肯出价10000美元，算是很高的价格了。
她对傅汉思说：“我做事吧，你去读一个中文的博士!”张充和做了8年的图书馆馆员，直到10年后傅汉思取得中文博士学位，进入高校任教。
合肥张家是中国时代变迁的缩影，像是把中国的近代史浓缩在一张胶片上，定格在了张家。张家因时代变迁而崛起，因时代变迁而消散。当年的大家族逐渐解体了，张家的后代分散在世界各地，也逐渐融入了各式各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