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犯懒的时代何谈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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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犯懒的时代何谈独立思考？
2016-08-12 切斯特顿 橡树文字工作室
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编者按
oaktreepublishing
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代谈思想，着实感觉苍白，而在一个被技术产品捆绑的世代谈思想独立，尤其感觉荒谬。这不是今天我的想法，而是八十余年前切斯特顿（点击读书：切斯特顿作品《方济各传 阿奎那传》到货啦！）说的。缺乏独立思想的时代，人们拥有的除了物质，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思想惰性，反过来，现代人日益严重的思想惰性更加剧了这个时代的人云亦云。在这篇文章里，“悖论大师”切斯特顿并未使用太多的悖论，而更多的是一针见血，令人深思。愿这篇文给橡果们带来更多的是放下手机、关闭电脑，进而捧起圣经和深刻的属灵书籍，激发起对真理之下生命的省思和具体行为上的长进！
世界处处在改善，唯独人的头脑不见长进
这代人所受的教育比上一代更好吗？这代人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聪明吗？对于这些问题，多数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巧的是其中多半恰好就是现代人和近代人。在此问题上我并不想抨击、鞭挞任何人。我既不会学布鲁图挥舞大斧砍杀自己的儿子，也不会效仿革命青年，用最新式的绞具弒父。在某些方面，这世界正在朝着我所乐见的方向发展；在另一些方面则又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然而，我究竟是个好奇、清醒的人，起码还能分清真假、辨别出是非来。
我想可以这么说：世界处处都在改善，唯有人的头脑不见长进。我认为在艺术感悟、甚至社会关怀的某些方面，人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现在有更多人能够迅速追赶上国外的流行时尚，有更多人能够揣摩到抽象艺术的创作本意，也有更多人能够与非传统音乐产生情感的共鸣。然而，这些所诉诸的都不是人的智识。
不过，或许正是因为与头脑无关，所以才更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这些事物不断向人的感性部分发出信号；而现代人也总能迅速地破解密码、获取其中的讯息。然而，一旦遭遇考验智识的问题，想必现代人大多都远远逊色于他们的父辈，更不用提他们的祖父辈。我这么相信是有理由的。不过，恐怕正如我所言，现在的读者才懒得听你条分缕析的说明。我自信能证明我的观点，只要诸位有耐心听我一一道来。
现代人对理论问题的关注远不及前人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虽然牧师在台上口若悬河，台下的信众倒未必总是“于心有戚戚焉”。恰恰相反，布道者异乎寻常的生动活泼，往往肇因于死气沉沉的听众。比方说我可以相信劳合·乔治的演说比科布登有趣，因为他的听众只想要轻松的娱乐。而科布登的听众则是带着疑问、会思考的人。
听众的确需要些许轻松的调剂，才能撑过整个纯逻辑的思考过程。假如在座的都是逻辑学家，譬如昔日苏格兰的加尔文教会，那么即便是纯粹的说教，牧师也不必担心会失去听众。正是在疲倦的时刻，听众才特别渴望轻松和娱乐。科布登的诸多观点虽不足以让我信服，但他的听众却听得很高兴并且还颇为认同。
所以说，不了解观点的来龙去脉，你就很难认同它。反过来，即使你在冗长的论证过程中沉沉睡去，可是一觉醒来正好听到个精彩的笑话（比如托利党人狂饮啤酒、布尔什维克合穿靴子），这时候你照样会被逗得很开心。我相信，现代人对理论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及前人。
现代出版业所历经的巨变恰好就是一个明证，诺思克利夫勋爵在新闻报道的手法上做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这究竟是否改善了社会道德、促进了社会发展，我们暂且不论。我只想说，他的那些做法是很不利于开启民智的。
记得年幼的时候，报上时常刊登格莱斯顿、葛逊、阿斯奎思等人的长篇讲话。其所涉的都是经济、金融方面颇有争议性的复杂问题。那些讲话或许本不值得全文刊载，或许也不值得一读，但是当时它们确实拥有众多读者。或许，现在看来，把格莱斯顿所有精辟的逻辑辨析一扫而光，换上可以套用的标题（《格莱斯顿讲演集：18××年》），那才是既聪明又省心的做法。也许忘记阿斯奎思所有精湛的法理分析，只承认这位政治家毕生只说过一句“静观其变”，还比较省心省力。
然而，只满足于简便的称引，毕竟不能证明智识上的进步。我们的先辈或许有吹毛求疵之嫌，或许不免空疏、迂阔的毛病。但是，他们的头脑确实具备这种条分缕析的高超本领。当头一棒或许还比用针撕裂一根头发好受一些，可是这对你自己和别人的头脑却并无多少助益。
讲求心理战术而缺乏独立思考的时代
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证，近来，爱因斯坦忽然名声大噪，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这不禁让人猜测，想必达尔文当初也是在人家的客厅里一夜成名的。我们有些人倾向于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起先不是一种时尚流行；只是过了许久以后，才开始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毋庸置疑，当年在社交场合，淑女们一定言必称达尔文教授的伟大与神奇，正如她们后来对爱因斯坦的推崇备至。可是尽管如此，却从没有人把他们两相对照。
那时候，赞成和反对达尔文的两派，常有学理上的正面交锋。可是现在面对爱因斯坦，却鲜有人想要讨论高等数学。当时，人们不但对达尔文评头论足，而且也探讨他的学说理论。可是，现在爱因斯坦的爱好者却只对他这个人感兴趣。这些人只闻爱因斯坦的大名，只晓得某个重大的事件与此人有关。谈论达尔文或许只是知识的普及，但毕竟仍与科学有关，且影响广泛。相比之下，围绕爱因斯坦的谈论则只能称之为“无知的普及”。曾几何时，因为达尔文，生物学一度成为脍炙人口的话题。而爱因斯坦却并未让天文学也流行起来。我深信其根源在于现代人日益严重的思想惰性。
现在很少有人还能接受长篇缜密的逻辑论证，暂且不管这论证本身是否具有说服力。我小时候，时常看见有趣的小无神论者四处奔波，急欲向人证明他们从达尔文的论著中获得的新知。还有狂热支持自由贸易的少年，急欲证明他们从科布登演说中听来的东西。相形之下，现代人似乎都不太热衷于去求证事情。充其量，他们只能告诉你某某学说理论已经证实。
对于该现象，可以有个解释：因为这是个讲求心理战术的时代，而不是独立思考的时代。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研究如何才能说服别人。这是个蛊惑、煽动的时代，也就是说，你只需要诉诸人性中非理性的部分。大家只讨论自由贸易的利弊，“帝国自由贸易”能否繁荣经济，却不关心这一政策本身是不是公正合理。大家只讨论这项政策能否合乎民意，赞成与反对的双方是否具有美国人所谓的“个性”。当然这些也都是饶有趣味的议题，且其中也必定包含些许道理，可是它终究不能显示现代人的思辨能力有没有提高。
记得以前在苏格兰，老农们听加尔文教派的牧师讲道，虽然内容凄惨可怖，但是人人都能从头到尾听懂。可见，这些人的头脑还远比现代人来得聪明。
(本文摘自切斯特顿《改变就是进步？》，写于1930年10月11日，东方出版中心，2010.07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