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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再擒雨果奖的80后作家

郝景芳:再擒雨果奖的80后作家

郝景芳:再擒雨果奖的80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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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再擒雨果奖的80后作家
原创 2016-08-22 徐文齐 三联生活周刊
北京时间2016年8月21日上午9点,美国堪萨斯城,第74届雨果奖颁奖,郝景芳凭借小说《北京折叠》获得中短篇小说奖。她是第二位获得科幻界最高文学奖的中国科幻小说作家。


郝景芳在颁奖现场手持奖杯

这篇文章的翻译是刘宇昆(Ken Liu),有心人会发现,他也是刘慈欣《三体》第一部的翻译者。《三体》第一部是中国首部获得雨果奖的长篇科幻小说。

《北京折叠》由刘慈欣推荐获得了雨果奖入围资格。郝景芳与刘慈欣相识十年。她曾带着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玛厄斯》参加《科幻世界》的笔会,当时未获回应,她感到很失落,怀疑自我,几个星期后却收到一封电邮,邮件中说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这封信鼓励了她,写信的人就是刘慈欣。刘慈欣评价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美感。


《北京折叠》(郝景芳 著)

郝景芳的小说很难用硬科幻、软科幻来区分,她的作品总是和现实相关,在现实生活中独辟蹊径给人的感觉是耳目一新。这导致了她的尴尬,传统文学刊物觉得她太科幻,科幻刊物又觉得不够科幻。她理科出身,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硕毕业,最后读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观测过黑洞,最后走上了宏观经济研究的岗位。而写作只是业余,她表示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不会放弃。

她形容自己的人生轨迹:“非常简单的生活,就是一直在学校读书,读书,读了十多年然后开始毕业之后就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2002年,郝景芳与郭敬明一起获得第四届新概念文学大赛一等奖。但这位80后作家,并没有韩寒、郭敬明这样的标签化的光环。在那个时候,她似乎就和80后文学不太沾边,她并不写青春的伤痛、呻吟、挣扎、蜕变、成长等,而是追求科学、哲学与文学的融合。


郝景芳

这么多年来,郝景芳不温不火地出了好几本书。这部获奖作品也许并不是她最好的东西,她好像也并不那么看重。她说:“当它写完之后,它就脱离了我的存在,从此它的命运与我无关,几乎没有一刻挂念它的死活。”这是真实感受。从没有一个真正的创作力旺盛的作家,会抱着过去的作品宣示自己有多伟大,他们最好的作品始终是“下一部”。而这部作品反映了这位80后作家的一种写作注意力,展示了她想要营造的世界和真正关心的东西。

《北京折叠》是一部构思精妙却也四平八稳的作品。从这部作品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别的科幻作品的影子,但这些影子都不能抹杀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因为它们都不具备它所具备的这种现实性。它好像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遮遮掩掩地告诉你,它所照见的是未来社会——但未来,正以现在为依托,或许就是现在本身。

这部小说严格来说是一部社会小说,也是一部政治小说,甚至可称为反乌托邦小说。故事得以在逻辑上成立,在于郝景芳无形中化用了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理论。我们知道,社会是分阶层的,但这种阶层永远是分析层面的,是一种理想型,在现实生活中,是到处都张贴着“人人平等”的标语的。


电影《雪国列车》中不同阶层间悬殊的生活待遇

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不像小说中描写地那样明显。小说需要一种“建模”的功夫。其最终结果就在郝景芳的这个会自动折叠的北京城里显露无疑,她将不同地位的人分在了三个空间: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空间即个人的属性和身份,很难逾越。这三个空间的人实际上就代表着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的人生活不同,命运不同,儿女的生活与命运也不相同。这三个空间是彼此隔绝的,如果不是老刀这个第三空间的人想要挣钱给自己捡来的女儿上幼儿园学跳舞唱歌,则不可能有第三空间的人出现在第一空间的场所。

要想从第三空间到第一空间,必须经过第二空间。第二空间的人,就好像司汤达笔下的于连一样,耗费心机想要上升到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的人很忙碌,“所有人都像是小跑着”,他们是中产阶级的漫画。他们有两个向上流动的途径,第一是通过教育,如果出色完成了学业,成为精英人士,就有可能上升到第一空间。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和第一空间的人联姻,而这种可能性往往很小,但不乏心存侥幸之辈,如小说中的秦天。从第二空间的场所行走到第一空间的场所也是受到限制。因此需要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往来于两个空间之间传递口信和物件。这一快递工作是能够赚到不菲的收入,尤其对工资水平奇低的第三空间的人来说。从事这一危险的工作的往往也是第三空间的人。



老刀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故而可因为一次快递任务而得以观察到三个空间的不同社会面貌,社会这个整体就像切蛋糕一样被切开了,层次分明地分别展现在读者眼前。当老刀到了第一空间的时候,使人不禁想起高晓声的著名小说《陈奂生上城记》。郝景芳同样凸显了这种阶级差距。在这种流动性受阻的情况下,第一空间所代表的上层阶级,和第三空间所代表的下层阶级,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老刀听见了第一空间的权力者白发老人和吴闻的对话。吴闻想要引进技术,进行垃圾分类的自动化,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高效率。但白发老人想的更多,因为那样将使得第三空间的垃圾工失业,而保障就业是整个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前提。第三空间的下等公民们生活在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之中,这种环境虽然并不富足,但是他们不会有危机,还可以吃饱饭(正如郝景芳在获奖感言中所说),也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来自于第一空间的设计和操纵。

这种设计,进一步使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要想从第三空间流动到第一空间,根本不可能,除非像小说中的老葛那样,加入军队——而这样的人微乎其微。即便从第三空间到了第一空间,也仅仅是从事服务行业,不过变成“高级蓝领”罢了。

这部小说就使人想起高行健的戏剧《车站》。一大群人在一个车站等车准备上城,但一辆车一辆车开过去不给他们停,过了十年,他们才发现自己等错了站。现实比戏剧更荒诞。高行健用这部戏剧影射当时的城乡二元格局,这只是社会阶层固化的一种表现。现在社会流动大致已经放开,于是大量农村人涌入城市——“北京”只是这众多城市的一个代表,这些人之中又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阶层固化。社会从来没有平等。制度从来都不完美。


《车站》剧照

郝景芳说,她比较热衷于写社会制度——而一旦触及到制度,就必然注意到这种不平等。她写道:“周遭世界的不平等如此昭然若揭。这种不平等不一定是邪恶的,但一定意味着许多许多人生存的艰难。”这篇文章只是浮光掠影地展示了这种不平等,她没有想过在这个自创的世界里改变它。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渺小,又且对于不平等的革命只不过产生新的不平等。

在小说的结尾,郝景芳写道:“他看看时间,该去上班了。”也就是说,故事主角老刀即便看到了不平等,看到了自己生活的“操蛋”,却并没有想过改变,他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回到这种悲惨的日常,仍旧麻木不仁。这也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选择,而根本的原因或许是,我们还有的吃、还没饿肚子——尽管吃的很差。

郝景芳说,这部小说引起关注使她觉得忧伤,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正深切地感受着不平等,对此却又无能为力。世界是荒诞的,但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忙着。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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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间的人即便看到了不平等,看到了自己生活的“操蛋”,却并没有想过改变,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回到这种悲惨的日常,仍旧麻木不仁。这也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选择,而根本的原因或许是,我们还有的吃、还没饿肚子——尽管吃的很差。

无能力改变何必去争,毕竟可以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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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的文笔比大刘好些,大刘的翻译很不错,他获奖真的得益于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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