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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为什么不喜欢钱穆？
原创 2016-08-30 徐文齐 三联生活周刊
好像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尊重、赞美钱穆。有没有人不喜欢钱穆？有。这个世界上最不喜欢钱穆的恐怕并不是称他为“反动文人”的毛泽东，也不是批判过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徐光烈、白寿彝等人，而是李敖。
钱穆
李敖一生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他是一个彻底西化的人——他很小就开始不过春节等传统节日。这一点使得他更倾向于胡适，而与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精神财富的钱穆有天然嫌隙。
如果李敖没有在青少年时期就接触过钱穆，如果他没有看到过钱穆本人（他对钱穆本尊的印象是“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如果二人不曾有过不多的交谈和唯一的书信往来，他可能不会这么讨厌钱穆。
李敖上高中的时候就见过钱穆，那一年他只有十八岁。钱穆与徐复观在江南大学时期就一见如故，二人在香港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后钱穆于台湾讲学不幸受伤，就住进了徐宅。恰好李敖与徐复观之子是同学，且友好。李敖得由这位同学引见认识了钱穆。
李敖
《李敖回忆录》中记载，他带着《李敖札记》（自编文集）第二卷给钱穆看。钱穆看到第一篇《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问及出处，李敖的感觉是二分的，一则觉得他这么大的学问家竟然下问，二则觉得他这样大的学问家竟不知有这封信。后来二人有书信往来，李敖以疑问见询，钱穆为之解答，并告诫：“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李敖以狂狷为人格特质，自然不吃这一套。
他后来再也没有去看过钱穆，再也没有给他写过信，甚至有一次远远看见也没有打招呼。当李敖以文星为阵地，文名大盛之际，他则开始“攻击”钱穆。这种攻击，主要是政治上的，李敖写道：“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李敖说：“对钱穆这样的人，蒋介石是皇帝。”
真正令李敖厌恶的不是别的，正是钱穆与统治者的关系，尤其是与当时的极权统治者蒋介石的关系。钱穆为蒋介石写贺寿文章称其为“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就钱穆本人而言，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对于自己国家统治者的个人见解，他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大好处，也不会因为不说这样的话而如临深渊，他的发言是由衷的，就如他学生余英时形容的，他是容易感情激动的人。包括当蒋介石逝世时，他的哀痛之感，也是真实的。但在外人看来，这就成了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的肉麻之处，成了可耻之尤。李敖尤其这样看。
青年时期的李敖
钱穆过九十大寿的时候，李敖写文章道：“钱穆本人，却愈老‘自缠’得愈紧了。如今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当钱穆死后，李敖用一枝毫无感情之笔为他过早地盖棺定论，大体来说，李敖认为钱穆在学术上小有成绩，但并不是没有错误，而且他一人而身跨多门学科，终不免贪多务得；尤其，在政治上，他是可耻的。
平心而论，李敖之视蒋家为仇雠，而将一切接近权力、臣服于权力的人都作为口诛笔伐对象，有点过犹不及，以至于在评价钱穆的学术成就时，难免失之偏颇。如他所说：“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而实际上，在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一统天下之际，钱穆的治学方法不啻为一股清流，他经史结合的路子，由史解经，由经入史，都成为研究中国古史不可多得的门径。
钱穆
无论如何，钱穆学术研究在诸多方面有廓清之效、开创之功，不容抹杀。钱穆之著作，在白话文学之外，有一种衔接文言白话之美，即就文学而言，也有价值。
钱穆最高学历仅是高中肄业，他有天纵之姿，学术人生可谓传奇。开始他只是小学教员，不久就教到大学——且是当时最高学府，最后南避香港开办新亚书院，更成为院长（校长），收教流亡学生，亲定校规、校歌。教书与著书是钱穆一生的两大主题，舍此而论钱穆，都有偏题之嫌。
但钱穆作为教师，其实并不出彩，就如同顾颉刚，确实学富五车，一肚皮知识和创见，讲课却并没有吸引力。钱穆讲课的主要障碍是他的方言问题，他的一位学生王大智记载：“说钱先生因为著作而望重士林，是一句内行话。因为钱先生一口浓重的无锡话，在台湾能听懂的人少之又少。上课时候，大部分同学都表示无法理解。我因为家庭里各地长辈来往多，听懂虽然不是问题，却也吃力。钱先生可能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的上课内容，可以说和课程题目皆无关联；而是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很有点听讲归听讲，读书归读书的味道。”
钱穆
至于钱穆的学术著作，分为两个层面，一则重，一则轻。钱穆重量级的作品，如《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使得他名动学界，虽未读大学不是博士，而不敢为人所轻忽，赢得士林普遍尊重与追随。
钱穆轻量级的作品，则使得他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人称为“国学”，有人称为“旧学”——上，居功至伟，而能为一般读者所熟知。李敖亦曾说：“我在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钱穆的著作。”
此外，钱穆还有第三部分著作，这部分著作被称为“人生”方面的写作，是关于人生的见解以及个人生命史的回忆。其中最为动人的无疑是《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朱学勤说：“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第三类作品更为流行，进一步扩充了钱穆的知名度。
一般人对钱穆的学术感到隔阂、陌生，甚至觉得高深莫测。他们无法理解，为何钱穆可以凭借一篇论文（《刘向歆父子年谱》）就得到顾颉刚、胡适的赏识，成为学术界的新秀，备受尊重。也不理解，他为何就凭借一本书（《先秦诸子系年》）或几本书，就可以得到北京大学这样今天看来难比登天的教席。
钱穆
这是因为，现在所谓“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断裂，断裂是彻底的，长时段的——以至于今。这种断裂使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问成为象牙塔里的精英之学，成为中国式的“古典学”（classics）。《钱穆评传》开章就说：“20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西化派还是苏化派，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把民族的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
钱穆的著书立说一开始就有一种道德使命，其绝类于孔子的“天之将丧斯文，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这种道义与使命，使得钱穆的思想与学术走出来一条中西方对比的道路，而最终他走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尽头。以至于在生命的最后，他上的最后一课还在强调：“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他说：“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
（参考：王大智《做人与做少数人》；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朱维铮等《钱穆：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江湄《一生为中国文化续命的史家》、周良发《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探微》、郭齐勇和汪学群《钱穆评传》、李敖《李敖回忆录》、李敖《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为》，李敖《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等；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