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灵魂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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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灵魂的全面战争
2016-09-12 徐震宇 橡树文字工作室
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编者按
oaktreepublishing
朋霍费尔之于橡果，已然不陌生，因为有橡树出版的《朋霍费尔——牧师、殉道者、先知、间谍》（点击阅读：凯勒荐书｜重价的恩典，“重价”的《朋霍费尔》）。最近，又有一本他的传记《陌生的荣耀》出版，橡树特约译者提供译后记，以飨橡果！
一场灵魂的全面战争
——《陌生的荣耀》译后记
朋霍费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的学识和精神、坚定和智慧，如一道亮光，在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照耀着世人。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提供给这个世界的代表人物，似乎越来越多地取了商人的形象，要么是跨国公司老板式的牧者，要么干脆就是跨国公司老板。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基督教不再有圣徒，更不产生殉道者。
许多人知道朋霍费尔，是因为他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而被捕，并在盟军解放前夕死于纳粹之手。从这一点看，他好像一位殉道者。我相信，朋霍费尔当时确实做了好为福音牺牲生命的准备。在与纳粹进行教会斗争的过程中，他比许多人表现得更有勇气，也更有智慧。不过，用简单的殉道者标签并不能概括他的一生。他显然不是彼得和保罗那样的殉道者。围绕朋霍费尔的行动和神学，都发生了不少的争议。他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日趋复杂的现代，已经不再有一条简单的成圣之路。我们需要了解更多。
因此，有这样一部深入细致的传记，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简单地给朋霍费尔贴标签。正如死于纳粹之手并不能据此给他贴上殉道者的标签，他与巴特的密切关系不能使他成为新正统人士，《做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也并不能表明他属于（美国意义上的）福音派阵营。
出于常理，我想大部分的读者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很可能没有译者和编辑多，所以，译者作为最早的读者发表感受，或许也有一些价值。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神学研究者，对于现代神学缺乏系统掌握；我也不是纳粹德国史研究者，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也有限。我只是就我所知，对一些引起自己关心的问题，谈一点理解。
他的神学
朋霍费尔进入大学的时候，德国神学界是自由派的天下。在德国，自宗教改革以降，圣经研究从属于大的古典（语文）学范畴，强调文本的校勘、考据，反感教会传统。到十九世纪，高等批判学开始盛行，学者们进一步挖掘文本，结合考古、碑铭方面的研究，发展出“历史批判法”，重点是研究考证“历史上的耶稣”。学术研究并不接受教会认定的信条和神学的指导，而希望以“客观和理性”的方法确定圣经时代的历史事实。阿道夫·冯·哈纳克也属于这个传统，他的专长是早期教会史，他否定约翰福音的可靠性，提倡“无禁区”的自由研究。他也是近代大学研修班制度的发明者，是那一代人中的精英。朋霍费尔家住在柏林格伦沃德的时候，与哈纳克家相距不远，他一生都极为尊敬这位老教授。
朋霍费尔跟随过的几位教授，包括霍尔和希伯格，虽然治学的领域和路数各有不同，但都属于坚定的自由派阵营，自然也不会接受“圣经无误”这样的教会信条。朋霍费尔早年所受的学术训练，就是自由派的教会史和教义学，他也从未表示脱离这个传统或阵营。另外，在德国语境中，“福音派”这个词基本上等同于新教，当德国人表示朋霍费尔属于“福音派”时，与美国语境中的含义有很大差异（中国教会未曾经历自由派直接产生的严重神学纷争，对此也不甚敏感）。
当然，朋霍费尔在柏林显得有些异类，那是因为他对巴特及其神学的兴趣。巴特开创了新正统主义，他的神学试图回应自由派脱离真实信仰生活、将基督教降低到知识层面、再以理性主义加以规制的潮流。自由派取消上帝的超越性，否认神迹，否认基督的超自然性质和作为，巴特则试图恢复这位上帝“神性”的地位。巴特指出上帝是人类理性不可认识的“全然他者”，强调人与上帝的“相遇”，令自由派人士大吃一惊，因为那看起来完全“不科学”。哈纳克视巴特为仇敌，因为自由派毕生的事业就是要通过“合理”的方法认识圣经和上帝，或者说，给上帝安排一个“合理”的位置。巴特确实希望回归到对一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超然上帝的信仰。不过，巴特的“新正统”之所以为“新”，自然有别于基督教正统。他也并不接受圣经作为成文启示的可靠性，转而强调这位超越的上帝在人类生活中超越、不可知、不能预期的行动，今日这位上帝仍然在各人的生命中工作，每个人也必须个别地“与上帝相遇”。
朋霍费尔一度看起来夹在两者之间。在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中，已经在尽力节制自己对巴特神学的欣赏，并通过哲学社会学的方法加以缓和，以期避免触怒本系的教师。而在他的教师资格论文《行动与存在》中，他貌似对巴特的神学提出了批评。朋霍费尔在这篇论文中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上帝的启示。巴特的立场是这位超越的上帝有完全的主权（今日仍然）通过介入人生活的行动作出启示，而朋霍费尔指出巴特在这一点上过于极端，认为上帝也通过人类的存在本身提供启示。不过，朋霍费尔强调的是人类的存在，即通过世界和亚当的受造而不断持续、固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因圣子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而有的人类存在。所以，除了上帝今日仍然有主权作出的个别性启示之外，从已经有的普遍（受造界）和特殊（基督）启示同样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朋霍费尔似乎尝试在自由派和巴特之间作某种调和，但这篇论文至少在表面上，是在部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巴特提出批评，而用于批评的思想武器则来自于自由派背景的神哲学。
在此之后，由于时局的变动，朋霍费尔实际上离开了学术界。德国自由派神学家则全面拜倒在希特勒脚下，这在当时并不是例外，站在队列之外的是朋霍费尔。
另一方面，朋霍费尔与美国自由派神学也有不少联系。他在自由派的大本营协和神学院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必须说，在学术上，朋霍费尔对美国自由派学者是看低的，因为当时他们的水准确实无法与柏林大学神学系相比。朋霍费尔对美国自由派教会的评价也不高，作为旗舰的河滨教会被他指为“没有福音”。朋霍费尔在美国受到的影响，一方面是积极介入社会的现实主义态度，尤其是尼布尔身体力行的社会福音，另一方面则是黑人教会活跃的敬拜气氛和团契生活，大约这与传统路德宗教会的风格大相径庭，其中的热情令他很是向往。
朋霍费尔在狱中曾经向贝特格透露在神学上的新想法，提出一个“无宗教的基督信仰”的概念。这个说法后来被人加以敷陈，以至于认为朋霍费尔是二战以来新派神学的先驱。但是，由于朋霍费尔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写成著作，甚至连一篇像样的短文都没有，有一些文稿可能被毁，只留下一个语焉不详的提纲，我们实在很难评估朋霍费尔在神学上的新思想究竟会走向哪个方向。并且，由于当时的环境十分极端，朋霍费尔也已经明白自己在纳粹掌中九死一生。因此，诸如“成年的世界”和“无宗教的信仰”这类说法确切含义如何，如果事后离开这样的极端环境，他会选择如何发展和表述自己的思想，是无法确定的。或许只能确定一点，就是他认为（至少从德国的情况看）体制性的教会已经穷途末路，但接下来所谓“无宗教的信仰”究竟意味着彻底放弃体制性教会，还是重建和更新，以何种方式放弃，或者以何种方式更新，我们都无从知晓。
在朋霍费尔的神学思想中，有一个重点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是他对于教会的强调。虽然哈纳克曾经很希望他从事教会史方面的研究，但朋霍费尔选择研究教义学的希伯格作为论文导师，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则直接讨论关于教会的教义学问题，同时又融入了哲学社会学的方法。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朋霍费尔就开始承担教会的牧职，在巴塞罗那、柏林和伦敦都做过牧师。纳粹掌权后则深深介入教会事务，成为认信教会的重要发起者，后来更是成为认信教会地下神学院的院长。他的名著《团契生活》是在芬肯沃德神学院教牧实践中产生的。最后，在他的《伦理学》遗稿中，随处可见对教会的讨论，甚至专门讨论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令人疑惑之处在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教会观，他对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那种热爱是从哪里来的？从他的思想来源和生活经历，很难能发现明显的线索。德国的体制性教会，在纳粹上台之前已经日渐衰微，很缺乏活力。迪特里希的母亲相当敬虔，但父亲并不信基督教，对信仰的态度倒是符合康德的路数：为了道德和教养的缘故，可以容忍有宗教，但不接受其作为可经理性检验的生活方式。迪特里希青少年时很少上教会，他的宗教生活限于个人性的祷告灵修，以及家庭内的聚会。在大学中，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影响能解释他日后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愿意为了教会赴汤蹈火的热情。
如果一定要找一些资源，或许有几点。一方面是迪特里希的游历，尤其是早年在罗马接触到天主教。他在复活节期间留在罗马，为圣周的各种礼仪和庆典倾倒，后来始终保持着对天主教的兴趣，在巴黎、在巴塞罗那，都是如此。尽管他并不接受天主教神学，但在罗马他第一次经历到了教会的宏伟壮观，以及公共崇拜和礼仪能够如何引导人与上帝亲近。从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后来他为何积极加入到普世合一运动中。
另外，他的教牧经历也可能是一种促进因素。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受聘在巴塞罗那的德国人教会担任牧师助理，因为当时的大学神学院还是教会的人事来源。朋霍费尔在与教区居民的实际生活中，发现了牧职的意义。这只是一种较牵强的解释，今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平时不怎么去教会、在自由派大学拿到神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可以通过担任牧师职务而被激发出对教会的热爱。
无论如何，我很难从朋霍费尔的家庭、经历和教育背景找到明显能解释其教会观养成的原因。同有一位敬虔母亲的兄弟中，另几位是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接受同样神学教育的学者，投入到纳粹的怀抱；同样担任牧师的神职人员中，也有缪勒和海克尔这样为纳粹服务的主教。我只能说，这是上帝主权之下恩典的工作，颂赞荣耀归于全能的上主。
他的工作性质
与上面提到的教会观有关，在与纳粹发生正面对抗后，朋霍费尔的重要工作是围绕教会展开的，由于纳粹的统治，使其他的工作看起来都不怎么重要，或者无法离开教会而谈论单独的意义。
当纳粹政府发布“雅利安条款”，将犹太信徒驱逐出教会时，朋霍费尔认为此举已经在根本上违背福音，必须为此竭力抗争，否则就不能称为基督的教会。朋霍费尔的立场被普遍认为过于极端，甚至连巴特都认为他太着急。似乎只有朋霍费尔和极少数朋友认同这时候教会已经来到了一个值得死在上面的山头。他保护教会工作的难度可见一斑。而这个环境，并非纳粹一夜之间造成，而是有相当长期的历史发展。
宗教改革发起于德国。在马丁·路德的不懈攻击下，已经日益丧失社会基础的天主教会终于陷入全面失败。路德强调的“因信称义”固然回归圣经本源，但他发起的改革进程也永久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景观。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是构成社会基底的结构，在此之上才有政治、经济和各种共同体。路德在反对教廷的斗争中，曾经寄希望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并不成功：帝国的普世性结构与天主教会更契合。随后，路德自然地受到了德国地方贵族的支持，萨克森选帝侯成为他的保护者。事实上，这个宗教改革的进程，与德国世俗国家的形成处于并行的轨道中。
路德是一位神学家，但当这样一个宗教改革进程启动后，他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政治性议题。路德曾在许多场合下提到“两国论”。最初，这种“两国论”的神学意味更浓。路德相对简单地将（真）基督徒组成的团体称为属天的/属灵的国度，而非信徒构成的则是在地、此世的国度，人在天国中可以有完满、自由的行动，而在地上国则需要受法律规范的规制。这样的论调会有一种基督徒不受任何律法约束的倾向。在德国爆发农民起义之后，反对路德的人自然将之归罪于他所释放的魔鬼。路德则公开谴责造反的农民，表明不服权柄并不是他的意思。此后，路德关于两个国度的论述也有了变化，他将地上国描述为同样属于上帝恩典颁赐的规范范畴，虽不完全，基督徒在世仍需顺服国家的实在法。随着德国世俗国家的不断进展，路德对国家权柄的强调也日益加重，将世俗统治者描述为上帝的代理者和在世共同体的慈父。事实上，嗣后统一的德国也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景象，皇帝成为了人民的慈父，享有极高的权威。（路德的两国论后来被纳粹利用，他的反犹言论被利用得更多。）
宗教改革之后，紧接着是破坏性极大的三十年战争。在社会基底结构和意识形态被破坏之后，这是必然可期的混乱，直至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最终确立“谁的领土、谁的宗教”原则，并奠定了现代欧洲的政治格局。到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被驱逐，原先以此世的普世性反映属天超越性的能力大为削弱，而以确定、内向的领土和民族为界限的世俗国家成为了统治性的结构。路德宗教会成为了国家教会，教会神职人员属于国家公职人员，教会所需的资金也由国家供给。虽然，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教会基本上还是以地方教会联盟的形式实行自治，在帝制和共和国时期都没有改变。但从结构看，教会对国家的依附相当强，在纳粹上台后，这样一个教会—国家结构实际上使教会难以抵抗国家的不断扩张。
纳粹德国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理念发挥到极致的表现，以至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居然试图通过纯粹工具理性的方法幻化出一种提纯的实际：一个由纯粹的“雅利安”民族构成的国家，在其中其他种族将会成为奴隶，甚至，在肉体上被完全消灭。从这个逻辑出发，以“科学”的方法改造人群变成了顺利成章的措施：禁止与“低等”民族通婚、优生选育、杀死残障人，最终发展到以工业化屠杀为日常工作的集中营。
在本质上，纳粹当然是反基督教的，只是希特勒在政治上十分实用主义，一向以实际效用评估政策，他常常压制着纳粹党内部那些妄想全面建立北欧异教的成员，在表面上维持基督教会。而大部分基督徒则未能看清纳粹的意图，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使许多人将国家视为终极意义的实现。那一班经历过一战失败的神学家，甚至可以将国家命运纳入基督教神学框架进行解释：德国的战败和被辱等同于基督的降卑和十字架，如此，就必定有复活，也就是国家的全面复兴。（甚至朋霍费尔自己早年在巴塞罗那的讲座都有这个味道）。
这就是朋霍费尔身处的战场。在这样一片战场上，要坚持基督的福音，对抗邪恶的帝国，是极为困难的。
在这场战斗中，朋霍费尔所依靠的资源，实际上主要不是他所受的学术训练。他当然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这是抗争的基础，但是，他能够像先知一样先于别人看清许多问题的关节，可能另有来源。
简单讲，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然，如果将笃信基督教信仰的人整体视为理想主义阵营，他必定列在其中。只是，他在教会斗争中的表现，带有更多实践性政治智慧的成分。他不是一个迂腐的基要主义者。当法国投降的消息传来，周围人一片欢呼时，他也跳起来敬纳粹礼、大唱党歌，他拉起贝特格，在他耳边说的是：“我们可以为许多事情牺牲，但用不着为这个愚蠢的敬礼牺牲。”
这一类实践智慧，首先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整个家族，从一开始，就完全反对希特勒。不只是他，而是这整个家族，早就看穿了纳粹。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将带领国家走向战争，并由此带来毁灭。他们从第一天起就盼望着纳粹政权的崩溃，并为希特勒居然如此好运、没有早日失败而感到惊奇。他们也从很早就开始参与到颠覆希特勒的活动中，为此，卡尔·朋霍费尔夫妇最终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婿。
因此，在迪特里希还没有正式加入阴谋活动的时候，他虽然在为认信教会而斗争，但同时也自然地将其视为（或者感受为）一个更大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当希特勒上台时，迪特里希在电台发表的那一次“先知性”的讲道，与其说从属于教会斗争，不如说是一位牧师在以自己的方式发表政治评论。
另一方面，他在美国的经历，尤其是与尼布尔的交往，使他不能将自己局限在纯粹的教会视角中。尼布尔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广泛参与，对朋霍费尔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当迪特里希从协和归来之后，完全无法忍受柏林大学神学系那种埋头在象牙塔里、不问人间疾苦的气氛。黑人朋友分别时所说的，“去向德国人传扬我们的境况”，也始终在他耳边萦绕。当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时，他一定想起了美国黑人反抗压迫的斗争。所以，马丁·尼莫勒著名的事后反省，朋霍费尔很大程度上在事先就避免了。他直指教会必须为犹太人说话，否则就是背离福音。他的这个立场，在当时很难被人接受，从纯粹神学角度看可争议之处颇多，但却是真正有智慧的政治行动。
因此，在纳粹上台之后，牧师和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每一天都在作出政治判断、执行政治行动，尽管他最初所做的限于教会范畴。既然在这片战场上教会事务与国家政治难以分离，那么当教会发生斗争之时，仅从神学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不够的，而必须有实际的政治考量。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教会唯有正视自己的政治行动，才可能捍卫教会必须持守的信仰立场。朋霍费尔为教会所做的一切工作，需要从这个角度观察才更有意义。
关键时刻
无论如何，我们都想要问这个问题：曾经表现出强烈和平主义倾向的朋霍费尔，如何加入到阴谋刺杀希特勒的活动中？
朋霍费尔早年的和平主义立场有迹可循：家庭气氛不支持战争，经历兄长在一战中的创伤（一死一伤），受天主教吸引，在美国结识了和平主义者拉塞尔，参与普世合一运动，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用来解释朋霍费尔的和平主义立场。在芬肯沃德时，许多学生对德国恢复军事荣誉持欢迎态度，但朋霍费尔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
但是，朋霍费尔二次去美，在协和经过激烈的内心争战后回国，随即加入了地下反抗组织。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我们需要尝试理解和平主义在朋霍费尔那里的意思。
在朋霍费尔的《伦理学》遗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伦理学观点，重点在于“责任”和“环境”。朋霍费尔的立场主要不是从规范性的诫命出发，这与他的神学立场一致。伦理要求来自于上帝，而不是人，而上帝在个别环境中对人有特殊的责任要求。人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而在具体环境中的决定将非常灵活。他不同意有适用于所有环境的诫命，或者说，同样的诫命在不同环境中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或应用。朋霍费尔的这一立场，与他的实践性政治取向也有关联。人必须在自己的环境中作出智慧的决定。
同时，人始终处于难以两全的艰难环境中，无法避免犯罪，但此刻正是福音的意义所在：人的罪由耶稣基督的代赎赦免了。因为基督，人才可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勇敢地做出决定，好像路德曾经说过的“勇敢地犯罪”那样。上帝固然命令不可杀人，这是和平主义的依据，但在特定环境下，人可能必须杀人，才能真正持守这一诫命（比如有人发疯，驾车撞向人群，杀死此人就成为正当的道德决定）。朋霍费尔并不否认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人是（宗教或伦理意义上的）犯罪，但这样的罪因基督的代赎而被赦免，使信徒得以被称为义人。
朋霍费尔通过姐夫杜南义加入军事情报机构，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被纳粹征召入伍。他之所以坚决不愿入伍，并非泛泛地拒绝使用武力，而是不愿意为纳粹军队作战。他深切地认为纳粹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拒绝以“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为理由而逃避更大的责任。要知道，当时许多并不认同纳粹的德国人，正是以此为理由慨然入伍的。
在能够出入狼窝的海夫腾提出他是否应当暗杀希特勒的问题时，朋霍费尔冷静地告诫他必须仔细考虑此举的政治后果，不是凭一时的血气之勇，而最终，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朋霍费尔的处理与他的原则是一致的：在所处的环境中，深思熟虑（尤其是从更大的政治影响考虑）后，勇敢地做出决定，并承担由此而来的后果。
朋霍费尔在协和神学院的“先知室”里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令他最牵挂的，是他的德国弟兄们，在芬肯沃德结成团契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认信教会的形势糟糕，内部无法坚持一致的立场，外部得不到普世运动的有力支持，而他亲爱的弟兄们则正被一个个带到前线送死。在这个情况下，朋霍费尔所与之连结的那个教会，一同生活的那群圣徒，处在极度危险的状态中，因此，他就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做些事情来帮助他们。到这个环境下，撰写信条、发表宣言已经不能使他认为自己完成了应负的责任，他必须做更多。德国的体制性教会已经完全失败，也不能为朋霍费尔在自己的艰难处境中提供支持，他必须寻找其他资源。
朋霍费尔家族享有内部信息源，不断传来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一般人不知道的）表明，纳粹政府蜕变成了一个全然邪恶的政权，对此不得不动用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对抗。由此，朋霍费尔加入了“国防军”中的地下组织，他动员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不仅是神学的、教会的，比如信条、灵修传统、教会观，还包括家族的人脉，包括了德国贵族传统下的责任感。教会已经不复存在，这位坚毅的牧师自己缺乏被牧养，况且他原本可以依赖的团契中的弟兄们境况恶劣、接连死去。这恐怕是为什么到末了的时候，朋霍费尔会诉诸于德国贵族的责任感，会觉得与那些反叛集团中的非信徒同志更有亲密感。
朋霍费尔的选择当然会引起争议。在当时的处境下，躲在家里不做任何事，可能不会引起任何争议，而当绝大多数人都这样选择时，自然也不会有人来质问，为何任凭门外巨浪滔天。阿伦特大约就是从这里看出“恶的平庸性”。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勇敢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不需要一个被世人认可的虚名来维持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安全感，他每一天都在直面上帝，那位众光之父。
关于朋霍费尔的神学，以及他的行动，一定还会有争议，但是，我必须说，他处在一个真正极端的环境中。我们不妨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少货色——神学、灵性、德性、爱心、智慧、坚忍，所处的传统，乃至个人的品性——可以拿出来用作武器打这样一场仗。
人际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怎样看朋霍费尔与贝特格，以及他与未婚妻魏德迈的关系？
朋霍费尔是一个相当内向、敏感的人。还有，他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他与妹妹萨宾娜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他们在一起长大，心灵交融，彼此信赖。他非常爱萨宾娜，最后也亲自开车送他们一家逃离纳粹德国。所以迪特里希很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入亲密感的人，而带来这种亲密感的人又必须与他非常契合。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与一位学长的关系已经表现出这类型的模式。后来他与贝特格的关系，也属于这个类型，非常亲密、信赖。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他与贝特格在芬肯沃德神学院认识，当时，他正在通过开办体制外神学院的方式，继续为认信教会工作，对抗纳粹的官方教会。他已经认识清楚，大学的神学系已经不能作为教会牧者的人才库，而必须在大学以外开办专门的神学院，用于训练和培养教会可用的牧者。这个工作绝非易事。问题在于，朋霍费尔要如何组织这样一种神学院？在当时他没有传统可以依靠。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英国时要托贝尔主教引介，大量考察当地的神学院和机构。不过，最终他选择用自己长久以来想要尝试的方法来塑造这个神学院：源自新教敬虔主义和天主教灵修传统的新式修院生活。他强调个人的灵性操练以及弟兄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这一幕在教会史上并不鲜见，每每体制性教会陷入困境时，敬虔生活似乎可以用作最后一道防线和发起反攻的立足点。
在芬肯沃德，朋霍费尔与贝特格一见如故。我们不能忽略，朋霍费尔自己同样需要接受牧养，尤其在这样一个面临巨大压力的环境下。他在普世运动中的朋友或许有一些帮助，巴特或许有一些帮助，贝尔主教或许有一些帮助，但贝特格的地位是无人能够取代的。尽管贝特格是他的学生，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的牧者。他请贝特格做告解者，正是这个意思。
在如此艰难的时代，这两位弟兄一同扶持着走过一路。
或许，朋霍费尔在与魏德迈恋爱之后，对贝特格的依赖少了一些。这位智识过人的牧师、神学家，勇敢的战士，此前没有正式的恋爱史。毫无疑问他们真心相爱了，从两人的通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一点。我想，如果没有纳粹，他们会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一对。朋霍费尔遇难后，魏德迈到弗洛森堡寻找他的遗体未果，成为这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最后的一幕。
基督徒撰写的“圣徒传”大约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这种文学有许多益处，能够记载下榜样来鼓舞人。不过，这类撰述似乎与圣经对人物的描写不那么吻合。圣经中当然也记载了榜样，但同时也明白地将他们的失败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看到杀人的摩西、犯奸淫的大卫、教子无方的撒母耳、临阵脱逃的彼得，他们失败过，存着对上帝和永远拯救的信心死了，安息了。这部传记或许有类似的功效，在作者的笔下，朋霍费尔变得生动起来。我们知道他出身富裕家庭，穿着时尚，喜好到处远游，还会把脏衣服寄回家清洗，私下里他也会有暴烈的怒火，他也有不读圣经的时候……正是这些可信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一位上帝忠心的仆人。他不是完美的，在他的时代，他尽了一切努力，现在安息在上帝手中。这位上帝在众民之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愿朋霍费尔一生的事迹也成为我们自己需要英勇战斗时能够动用的资源。
我需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雅琳，使我有机会翻译这本书。感谢为我的工作和事奉祷告的各位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尽力完成，愿荣耀都归于你！
（本文为《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译后记，由译者提供橡树使用。[美] 查尔斯·马什著 / 徐震宇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16.08）
【作者简介】：查尔斯·马什（Charles Marsh），“没有一个想要认识朋霍费尔的人可以绕过查尔斯·马什的书。”（朋霍费尔密友贝特格语）。作者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亚市，毕业于戈登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宗教研究教授，是德国洪堡大学朋霍费尔研究问题访问教授，2010年美国古根海姆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