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先生：永远的民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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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先生：永远的民国少年
2016-10-19 傅国涌 国语2017
我生也晚，当我少年时，思之先生享盛名已久矣， 1980年他为林彪、“四人帮”政治集团案出庭辩护，在央视新闻节目出现时，真是光彩照人，那时他才年过半百，自五七之灾以来，浪掷了二十余年宝贵岁月，一旦重登律坛，即不同凡响，可惜其时14英寸的黑白电视都还是奢侈品，我家乡的山村中一台也没有，我在雁荡中学求学，也未见过哪个老师家有电视，直到多年后才在纪录片镜头和老照片中见到。
第一次记住了先生的姓名要等到1991年初春，我那时囚禁在温州黄龙山，在被窝中偷听短波收音机，外电连续报道“黑手”王、陈案开审情况，他和孙雅臣是王军涛的辩护律师，好像还有对他的介绍，他们对王做了无罪辩护。特别是当年冬天，从收音机中听到王在狱中写给他们的信，信中请他们谅解自己在法庭上为八九大潮中不该由他负责的事情和观点辩护，给他们的辩护所造成的不利。并请两位律师安慰他的妻子。这封信我曾无数次感动过我的心灵，我视之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献。思之先生作为第一收信人，我从此便牢牢记住了他。以后，我留意他的消息，他为鲍、为魏、为高、为子立等当局眼中的异端辩护，每一次都以败诉告终，他却屹立在法庭上，以白发满头的形象赢得了举世尊敬。
2001年，《脊梁：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在香港问世，其中有一篇写到自1999年以来，思之先生和戴煌先生等一起关注河南被冤杀的农民曹海鑫案，出版人金钟先生大概给他们都寄了样书。2003年初春，在北京的一个饭店，《中学人文读本》座谈会上才第一次遇见他，他的《我的辩词与梦想》序言被我们选入了这套读物，当天邀请与会的老先生除了他，还有戴煌先生、何家栋先生、梁从诫先生、蓝英年先生、邵燕祥先生等，中年的有徐友渔先生、雷颐先生、丁东先生、谢泳先生等，如今何、梁、戴诸先生都已离开我们了。中餐时，我和张先生、戴先生在一张饭桌上，他们对我的友好与热情，让我心存感念。我不好意思地向思之先生提问，台湾出版的《我的辩词与梦想》还能找到否？他当即答应，给我一本。书在海峡对岸出版，带进来太不容易了，我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时间长了，也就淡忘了。先生却放在了心上，我估计当时他手头没有书，是托人想办法带来的，当年11月17日我收到沉甸甸927页的大书《我的辩词与梦想》，先生在扉页写着：“资料一册，国涌雅正 张思之 2003、初冬，北京”。这是我手中最珍贵的签名本之一。先生之谦和、幽默，不是一种表演，而是其生命的自然流露，是一位饱经时代风雨剥蚀的民国少年，向这个世代呈现的精神底色。
是的，他是一位典型民国少年，1927年他生时正是北洋政府向国民政府更替之际，他的小学、中学、大学，在不安和动荡的乱世中度过，他之所以成为左翼青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那个时代造成的。遥想当年，他在四川三台国立十八中，傅庚生老师的国文课曾经那样深深地吸引过他，半个多世纪后，他都还能复述老师在讲台上的神情、动作、讲述的细节。更早，他在绵阳国立六中的初中部，遇见了启蒙老师王资愚先生，李煜、东坡、辛弃疾的词，白居易的诗，汉魏六朝到清代袁枚的名篇都深深地植入了他少年的记忆。“十万青年十万军”，即使投笔从军，踏上前往印缅战区的行旅，少年思之的行囊中还带着《宋词选》、《鲁迅杂感集》、《英汉辞典》。十六岁的娃娃兵，一生喜欢宋词元曲的民国少年，在他身上我看到的不是左右意识形态纷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古典中国、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在他生命中种下的基因，1949年的时代剧变逆转了一切，却改变不了一个民国少年的底色，他如此，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1921年出生的李慎之如此，1928年出生的戴煌、1930年出生的资中筠、1933年出生的蓝英年，以及1936年出生的方励之都是如此，这些民国少年，一生的大半时光都处在清一色的红色时代，但多姿多彩的民国已奠定了他们的人生根基，民国的讲台呈现给他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天宽地阔，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翱游，他们有幸在中西文明伟大相遇的时代，被建造成人，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却成就了非常事。他们是学者、律师、作家、翻译家、物理学家，更是人子。要真正理解思之先生，只有将他放置在他经历的这个波涛起伏、风云诡谲的苦难时代中，1927到2016年的中国，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兴衰变易的大背景中，同时将他放在同时代人的行列中，也放在百年中国律师的传统中。
他是一位律师，上承民国律师之余绪，下启挣扎、纠结、千回百转的转型时代律师何为的追问，在当下中国二十万职业律师中，他是一个异数，也未必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但他的影响早已溢出律师界，在律师圈外凡知他者几乎对他一致心存敬意。他身上随意释放出的生命能量，与他接近者感受到的他身上的那种精神气质，其实不是律师职业生涯所赋予他的，而是民国的教育赋予他的，这位民国少年终其一生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对古典文学心存温情的敬意。他的辩词之典雅和庄重即包含了少年时的文学陶冶，同时又有一生沧桑陶铸出的那种厚重和锐利，当然还有对法的精神之尊重和追求。
他的辩词是从“过去的现在”淘洗出来的，是洗尽铅华之后的凝练与壮美，虽然他总是说自己无能、软弱，为王军涛做无罪辩护的辩词洋洋近七千言是撇脚的，因为此案卷宗21册，2900多页，只给了律师三天阅卷时代，经请示也只延长了两天，五天下来，最后还是没有看完。他为此而深感遗憾和惭愧。 他的辩词文本毫无疑问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许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史，他的辩词还不足以成为传世之楷模，但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名律师，他做到了极致。他真实地呈现了自己的职业水准、道义良心，同时显示了汉语在此一时代的尊严。他的文本由此可以列在《古文观止》之后的汉语文本序列中，与王军涛的那封信一起，选入未来中国的母语教科书中。
站在“现在的现在”，我看见的是“将来的现在”，思之先生的梦想指向的就是将来一个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的时代，是汉语重新找回尊严的时代。一位民国少年，不喜欢说大话、空话，但不意味着他没有梦想。在古老帝国梦的尽头，民国曾经破土而出，不幸被党国替代。他的梦想也可以视为回到一个真正民国的梦想，那是所有国民自己当自己的主人的民国。如果这是先生的梦想，那也是我的梦想。
十三年来我有幸蒙先生厚爱，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和鼓励，2011年，在中国引入律师制度百年之时，他为我编的小册子《追寻律师的传统》写下了美好的序言，更早在2005年他毫不犹豫应允为我的《过去的中学》执笔回忆他的中学生涯，写下了令人感动的《绵绵师恩谁寄？》。几年后，他获得德国伯尔基金会授予的佩特拉·凯利2008年度奖章，在他的书面受奖演说词最后，我惊喜地读到了这样的表述：
我不敢低估前路的障碍阻力，但即使艰险环生，也绝不因此而萌生绝望。绝望与希望之间有时也只是一步之遥；……展望前程，无由悲观。关键在于恒守信念，学习不辍。我誓以夕阳西垂之躯，迎晶莹晨露辉映人间明媚春绿。
……“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
他从夕阳想到了日出，精美的演讲词背后，我读出的却是别一番风光。最后的一句引文，旁人也许不会留意，唯有我看到了才明白，那是我编的《过去的中学》中讲述了重庆南开中学，有位学生在作文开头写了一句话：“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师从俞平伯的陶光在“远远的”后面加了一个逗号，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由此赢得了“一点师”的美誉。《过去的中学》初版于2006年问世，没想到，年近八旬的思之先生收到样书，竟然认真读了，几年以后还活学活用，写在了演讲词的最后。我恍然体悟，“恒守信念，学习不辍”对于他不是大言大词，而是身体力行，终身践行的座右铭。即使九十岁了，他还是在川中听王老师、傅老师讲课，在驼峰航线上带着《宋词选》的那位民国少年啊。我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在我心目中，思之先生就是民国少年的典范，一个永远的民国少年，新的民国在哪里？在他九十年的生命中。
2016年9月15日中秋节，台风袭击台湾、厦门，江南正在风雨之中，匆匆完稿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