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多少年，是婚姻的忠诚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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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福东
导读
八年的无望抗战还算短吗，一定要等到四十年的光阴才能平衡我们心中的道德尺度？这说明即便并非自觉，但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对婚姻忠诚的衡量标准、成本考核。很少有人将忠诚的成本设置超过四十年。
周忠明出庭应诉时，穿着黄卡其美式空军制服，雄赳赳气昂昂。他是中国航空公司机械员。原告钱银仙则是一个小脚中年娘姨，穿蓝色短袄，黑布裤。
“古典美人与现代英雄，双双对簿于公堂之前。”上海《申报》在1946年10月5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距离双十节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又一个抗战英雄被控重婚的案子，在上海地方法院开庭。站在被告席上的，除了军人周忠明，还有他的“抗战夫人”。
何谓“抗战夫人”？用历史学者吕思勉的话说：
“所谓抗战夫人，事实是这样的：因兵乱，夫妻隔绝了，夫在是其所居的地方，另娶了一个妻，倘使在隔绝的状况终止以前，他本来的妻，亦已改嫁了，或者死亡，或者失踪了，那他还是只有一个妻，虽然当其另娶之时，犯有重婚之罪，事实上也就没有人来追究他，如其不然，问题就发生了，在现今，不论男女，在配偶之外，都不能另有配偶，问题固然严重，即在从前，一个男人，不妨有两个以上的女人时，也要发生嫡庶争执的问题的。
夫妻隔绝而再嫁了，自然也是有的。那么，为什么不发生抗战郎君的问题呢？那是因为在中国，女子不能同时有二夫，既经再嫁，和前夫自然离绝了，如其破镜重圆，则和后夫又自然离绝，所以不会发生问题，在男子就不然了。”
描写“抗战夫人”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海报
八年抗战，“抗战夫人”的现象非常普遍。“五陵人”在一篇文章中提道：“据说市妇女会主持的法律指导所，为妇女界义务出庭的大都是遗弃案子。其间想来定有不少系‘抗战夫人’作崇。”（《申报》1946年7月21日，《三言两语集：但愿风平浪静，从此并无下文》）
上海第一例此类诉讼的被告是萨本驹，他是海军上将萨镇冰的侄孙，本人也得过英皇颁发的抗战勋章。
周忠明则是媒体报道的上海第二例“抗战夫人”的男主。原告钱银仙是江苏南通人，36岁。按她的说法，她早年入海门周家为童养媳，民国十九年（1930）与周忠明结婚，曾生一孩，数月夭折。结婚第二年，丈夫周忠明即离家投军，一别十五载，鱼沉雁落，竟遗弃不顾。钱银仙因不堪姑翁虐待，乃来上海为佣。后来她打听到丈夫在重庆，并且已经另娶了一个“抗战夫人”。她数度去信交涉，奈何关山险阻，无法寻夫。抗战胜利后，周忠明和“抗战夫人”来到上海，钱银仙从乡友处得知消息后，即前往牵涉。谁知周忠明不但不肯赡养，反而不认前妻。
《一江春水向东流》海报
钱银仙认为，周忠明停妻再娶，已构成重婚罪。她当庭递交了一件证据，是周忠明写给钱银仙母亲的信函，其中的措辞足以证明周忠明与钱银仙确为夫妇。
但周忠明对此并不认可。他表示，钱银仙确为童养媳，但两人未结婚，故虽有夫妇之名，但无夫妇之实。育孩之事，毫无根据，纯属虚构。
法官认为，钱银仙提供的信件，事实明显，两人确为夫妇。周忠明和钱银仙被要求先行庭外和解，如和解不成，则改期再审。
“抗战夫人”案产生的时代背景复杂，所以连法官也倾向于和解了事。当事双方也大多抱此种态度吧。这也是为什么抗战期间重婚案如此之多，但真正闹到法庭的却屈指可数的原因所在。
有个叫“柴扉”的作者在上海抗战夫人第一案之后，即在媒体撰文，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婚姻纠纷的调解机构，在我国尚不多见。这种纠纷的调解其实不应该完全诉诸法庭。它是属于社会服务范畴的，社会部所设各地社会服务处应该当仁不让，担负起婚姻调解的任务来。像陈季政控告萨本驹、史璧人通奸、妨害家庭案（所谓抗战夫人案），终于免不了诉诸法律。其实，在健全的社会，本案的初步应由社会服务机构来调解。”
举几个“抗战夫人”的显例：蒋经国娶了蒋方良之后，抗战期间又在江西与章亚若同居，“抗战夫人”章亚若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均随母姓，一直未获蒋经国认领。其中章孝严在蒋经国逝后更名蒋孝严，现为国民党荣誉副主席；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也是抗战时重婚所娶，于立群一直陪伴到郭沫若病逝，后自缢而亡；国歌词作者田汉原配林维中，抗战期间又娶妻安娥，这是1940年代末舆论津津乐道的文坛八卦。
蒋经国与章亚若
查当时媒体报道可知，保绥署少将高级参谋苑崇谷在战后接收北平的过程中，冒领敌产被逮捕。在调查涉案房产时，也牵扯出他现在的妻子庄友青是“抗战夫人”，原配何王惠已回东北的故事。
抗战期间重婚者多矣，但更为大规模的再娶出现在1950年代之后。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烽烟再起，国民党最后“转进”台湾。和抗日初期看不到战争结束的希望一样，台湾的老兵也慢慢适应了分离的现实。等到1987年底，蒋经国开放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之时，时光已经飘过了四十年，足足是八年抗战的五倍。在台湾老兵再度踏上大陆这片土地时，有“重婚”机会的大抵都已再娶，参照“抗战夫人”的说法，他们多有了“转进夫人”。
如果说，“抗战夫人”还容易激发媒体的道德声讨，“转进夫人”的存在则只获得舆论的一致同情。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八年的无望抗战还算短吗，一定要等到四十年的光阴才能平衡我们心中的道德尺度？这说明即便并非自觉，但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对婚姻忠诚的衡量标准、成本考核。很少有人将忠诚的成本设置超过四十年。
1948年，当田汉的“抗战夫人”安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了如下的声辩：“女人为什么非常看重结婚这个形式？在封建社会里，女人就是依靠这种形式来取得她的合法地位的。其实，这是非常可怜的地位，假如男女的结合是基于爱情的话，同居也好，结婚也好，有什么关系呢？企图用结婚这一形式作为爱情的保障，那是不可能的。”她的说法会让很多人不适。但假设，这句话来自与爱人分离四十年的台湾老兵的“转进夫人”之口，我们的观感是不是会有不同呢？
那么问题来了，分离多少年，是你能接受的婚姻忠诚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