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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舟：反动国歌的另一面
原创 2017-02-18 张晓舟 大家
文 | 张晓舟
德国国歌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国歌，就是出于纯粹的音乐感官——海顿的音乐伟大。我曾经两度在世界杯现场聆听开场前的德国国歌，在足球场这首国歌的恢弘气势无与伦比：一次是2002年在横滨世界杯决赛，德国输给巴西那次，另一次是2014年在巴西贝罗霍里藏特，德国狂胜巴西那次。2006年世界杯我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和十万球迷一起看大屏幕转播德国对阿根廷，最后点球决胜德国胜出。勃兰登堡门乃是德意志国族主义的磁场中心，但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一个有趣的反差：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激情似乎并不必然必须通过国歌这一媒介去表达，德国国歌远远没有那么普及，不管是德国球员还是德国球迷，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唱、或不愿唱、或不习惯唱国歌，这似乎有悖于德国人纪律严明整齐划一的“国民性”。
从此一到世界杯或欧洲杯大赛，德国队赛前国歌仪式对我来说成了一个特别看点。想必德国队也深知全世界都在盯着他们的嘴巴，但是，唱国歌至今依旧是德国队的“硬伤”。尽管对此德国舆论包括足球界不乏批评质疑，但从克林斯曼到勒夫，德国队主教练都宣称不会去要求球员唱国歌，也就是尊重球员不唱国歌的权利。不过，教练组基本上是慷慨激昂整齐高歌的，这也是想避免球队成为靶子。德国队唱国歌的问题渐成老生常谈，大家也已经习惯了有些球员就是不唱国歌，或者将之归因于性格——比如厄齐尔，为何非要盯着他紧闭的嘴巴而不盯着他巨大的眼珠子呢？
▲ 资料图：奏国歌时厄齐尔只用眼睛歌唱
然而，关于德国队唱国歌的问题，争议仅仅局限在德国。为何有些德国球员以及德国球迷不唱国歌？德国国歌到底蕴含了历史和政治信息？这些问题对外国人来说都过于复杂了，不妨就听听海顿的旋律好了。前几天在夏威夷联合会杯世界女子网球团队赛上发生的事件说明，德国国歌确实是最为政治敏感的国歌。美国人在去年的百年美洲杯已经出过一次严重的国歌乌龙事件，把智利国歌当成乌拉圭国歌播放，但受害者也就一笑了之。而这回美国人不小心触动的，是最不能碰的那根政治神经。
主办方美国网协特意请一位歌手来独唱德国国歌而不仅仅是播放国歌，却酿成大祸——她唱的是早就被弃用的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歌，第一句“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唱出的时候，佩特科维奇的脸色就变了，她赛后宣称活到现在从未遭到如此无礼的对待，还说当时队友和球迷试图唱正确的国歌，但没法盖过那位歌手(编者注：题图即为现场)。德国队领队芭芭拉里特纳说她简直想抢话筒。情绪波动的佩特科维奇及其队友最后三盘皆输，负于美国队。
▲ 资料图：德国网球手佩特科维奇
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故，但也是一个有趣的事件。据说女歌手可能是受到Google的误导，因为一打开搜索“德国国歌”，先出来的是“德意志高于一切”版。更严重的国歌乌龙事件是2012年一次国际射击大赛，哈萨克斯坦射手夺冠，但科威特主办方播放的哈萨克斯坦国歌，居然是金球奖获奖影片《波拉特》中哈萨克斯坦国歌的恶搞版，而《波拉特》这部“辱哈”大片曾引发过哈萨克斯坦官方的抗议。这是这个时代的另一种政治：搜索引擎在信息爆炸的同时也制造了信息迷雾，而娱乐世界获得了取代现实的霸权。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次意外的事故有助于重新认识德国国歌：认识国歌的版本变迁，认清历史的伤口，更重要也更难的是，学习从历史的伤口走出来。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勒格尔2012年写过一篇讨论德国国歌词作者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1798——1874）的长文，那是他获得以法勒斯莱本名字命名的“具有时代批判精神作品奖”时的答谢词，经删节后以《德国国歌那些事》为名收录进文集《铁幕欧洲之新生》(注1)，卡尔·施勒格尔这本文集刚刚出版了中译本。
法勒斯莱本首先是一位诗人兼音乐家，也是一位民歌收集者，不单收集德国民歌，也收集波兰民歌，卡尔·施勒格尔说他是唱着法勒斯莱本写的众多儿歌长大的。法勒斯莱本的形象更像是一位走向工业时代的游吟诗人。他在1841年写下“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尚未成型，正是这样的歌曲，促进了德意志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渐渐成型。这样的歌词后来被纳粹滥用，但不能抽离特定的历史背景，把污染的源头指向最初的作者。
卡尔·施勒格尔指出法勒斯莱本对犹太人的偏见，例如在一首名为《解放》的诗中，他认为犹太人只有“通过自由之门”，也就是远离“整天想着高利贷和欺骗”的神，才能获得解放。法勒斯莱本还对法国人恨之入骨，但卡尔·施勒格尔为他辩护说，当时为自由和独立进行的奋斗是和反对外国统治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卡尔·施勒格尔称作为68学运一代人，他不难体会法勒斯莱本反对诸侯和旧制度的激情，视之为同类。但他指出：“作为出生于二战阴影中，成长于冷战阴影中的人，这首国歌对我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已经无法再唱了，它被滥用了，一唱起它就让人想起闪电战的胜利，还有那些不仅是以德国人的名义，而且就是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尽管作者，歌词，尤其是海顿的旋律本来是无辜的。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高于世间所有万物；
无论何时，为了保护和捍卫，
兄弟们永远站在一起。
从马斯（Maas）到默默尔（Memel），
从埃施（Etsch）到贝尔特（Belt），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高于世间所有万物 。”
卡尔·施勒格尔提醒说，在纳粹时期，在这第一段国歌唱完后要接着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那是纳粹党歌，同时也是纳粹时期的第二国歌。
德国队把国歌唱得稀稀拉拉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冷战结束两德统一之后，东西融合以及新移民浪潮的到来。东德的消失——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的消失——以及西德与东德之间、西欧与东欧巨大的政治经济差距，还有随后新纳粹的一度猖獗，都使得德国国歌作为国族主义认同的焦点有所模糊。欧洲一体化时代，欧洲杯足球赛最能激发爱国主义激情，而德国队球员种族和宗教背景越来越多元，也不断考验德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民主价值观。右翼政客高拉德去年曾声称“不会想要博阿滕这样的邻居”，抨击外来宗教信仰对西方生活的冲击。但他选错了攻击对象，博阿滕的父亲是加纳人母亲是德国人，并且他是基督徒。另一名德国队中卫穆斯塔菲才是穆斯林，是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但如果右翼政客胆敢拿他说事，会遭到更强烈的谴责。德国足坛的新金童达胡德则是叙利亚难民出身，在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饱受非议之时，或许穆斯塔菲和达胡德这样的足球明星能稍稍有助于避免人们对某一种族和宗教群体的妖魔化。默克尔强劲的竞选对手舒尔茨祭出的口号也是所谓“民主的民粹主义”，而绝不会打种族和宗教牌，甚至会完全站在反对特朗普的立场。
▲ 资料图：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叙利亚裔天才球员达胡德
▲ 资料图：高举默克尔像的难民
哦，别忘了，捍卫德国国歌的佩特科维奇出生于波黑的图兹拉，她是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混血，她是童年在波斯尼亚战争爆发期间开始学习打网球的。
在欧洲一体化陷入危机的时候，卡尔·施勒格尔重新分析了德国国歌，尤其是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第一段歌词。他希望人们“从单一民族叙事的框架中走出来，在欧洲意义上对其做出全新诠释”，并指出，利用删节的德国国歌大做文章、危言耸听的行为其实是不恰当的，应对讳莫如深的这件大事重新评价。
政治正确的立场要求不唱那些容易引发苦难记忆与犯罪感的“敏感词”，但对于“敏感词”的忌惮和抹杀，却有可能反而加剧了历史健忘症。卡尔·施勒格尔认为比“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受到更多误解和污染的是另外两行歌词——“从马斯到梅梅尔，从埃施到贝尔特”，法勒斯莱本当时憧憬一个有别于普鲁士德国的大德意志梦，所有德意志人统一在一起，包括奥地利在内。而希特勒却将之当作领土扩张乃至种族清洗的号角。但是“从马斯到梅梅尔，从埃施到贝尔特”原本绝非一个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宣言，而是如卡尔施勒格尔所说的“文学密码”——或者不如说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文化地理：“从马斯到梅梅尔，从埃施到贝尔特”，即从莱茵河左岸德意志人聚居的地方，到普鲁士及德国的东部边界，阿尔卑斯山以南到波罗的海。这也并非“种族和民族地理”，因为这片巨大的区域不仅仅生活着德意志人。卡尔·施勒格尔认为，这两行歌词的消失意味着整个地平线的消失，暗示着对于往事重提的恐惧，提起这个题目很快容易做错什么事或遭到误解。他反问：“如何才能将一个大话题从可怕的纳粹历史的漩涡中拯救出来”。大话题之一是“德国人和东欧的德国化”，他主张对此进行再描述，将之从“民族主义臭气”中解救出来，“这是一种变历史包袱为文化资本的工作。这种工作把哀伤的事转化为动力，为德国人和东欧其他民族的合作提供灵感”。而这也是卡尔·施勒格尔一生的研究课题：德国人重新面向东欧。
卡尔·施勒格尔发表这篇获奖答谢词的时候，正值2012年欧洲杯，他感慨说：“地平线突然出现了很多以前只存在于文献中的城市……。二十几年前，当世界还分裂成东西方时，有谁能想象：欧洲杯足球赛在波兰和乌克兰举行，成千上万球迷前往以下各地看球：但泽、布雷斯劳、伦贝格、基辅或哈尔科夫。电视观众和球迷之前最多也就听说过这些城市的名字”。为了强调德国与东欧的历史关系，卡尔施勒格尔用的是德语地名，而但泽如今叫格但斯克，波兰语；伦贝格如今叫利沃夫，乌克兰语；布雷斯劳如今用的是斯拉夫名字弗拉茨瓦夫，这是欧盟2016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布雷斯劳是法勒斯莱本后来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从前的西里西亚首府。
▲ 古老的城市布雷斯劳，斯拉夫名字则是弗罗茨瓦夫，Wrocla。
说到西里西亚，正好可以补充一下：德国队两位著名前锋正是来自西里西亚。他们常常被简单标签化，视为被德国归化的“波兰人”。克洛泽祖父祖母和父亲是德国裔，母亲是波兰人，他们一家是在八十年代被波兰政府当做“德国人”从这一地区驱逐的。而波多尔斯基的情况更为戏剧性：他生于格利维采，二战时正是在这里，德军伪装成波兰军队制造了波兰袭击德国假象，并以此为借口侵略波兰。格利维采在二战时属于德国，波多尔斯基的祖父母因此拥有德国公民身份，战后这一身份在该地区自然不受欢迎，于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波多尔斯基的父母带着两岁的他移居西德。
▲ 资料图：波多尔斯基和克洛泽
在这里，国族身份变得暧昧复杂，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德国人，纯粹只意味着狭隘。克洛泽和波多尔斯基正是“德国与波兰，德国与东欧”这一话题在足球界的最佳写照，德国足球队典型地折射了不同族裔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跨种族跨文化的历史进程。
这一历史进程依然在不断持续，并且越来越复杂。卡尔·施勒格尔在法勒斯莱本——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流亡者，一个古老欧洲文明的守护者——身上，寄托了新欧洲的梦想：“他总一如既往地在民间追寻消失了的歌曲和旋律。他当然知道官方的《欧洲之歌》——贝多芬谱曲的席勒《欢乐颂》，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新欧洲寻找一种最合适的声音，这当然不能通过简单规定或预订而获得。他甚至会抄近道前往夜间灯火通明的巴库湾林荫大道，只为参加在水晶宫举行的欧洲歌唱大赛，好知道新欧洲的曲调是否已经调好。能够写出《德意志之歌》如此美丽歌词的人也能写出一首完美的欧洲人之歌。但是这需要时间，现在尚需等待”。
而这其实也是卡尔·施勒格尔的夫子自道。一个勇于走钢丝的历史学家。从左翼来看，他让备受纳粹污染、早已被删去、被新德国扔进历史垃圾堆的国歌歌词复活，一不留神就有借尸还魂为历史翻案的嫌疑；从右翼来看，他给被摒弃的德国国歌歌词第一段所作的历史情景还原和再诠释，是反其道而行，是对民族主义的淡化，对种族主义的抵制。而一个历史学家能做的，就是在两极之间，让现在唤醒过去，让历史告诉未来，尽管四年多以来越来越严重的欧洲危机，已经令他这篇旧文显得有点过于乐观和浪漫。备受考验乃至煎熬的，不仅仅是默克尔，还有卡尔·施勒格尔这样的德国知识分子。
顺着卡尔·施勒格尔的逻辑，唱错德国国歌这一事件，并不值得大做文章危言耸听，相反，还可以借机重新认识历史，将历史包袱转化为文化资本。
类似的问题：是否文革样板戏以及一些革命红歌，就理应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是否一唱、一听、一提它们，就意味着苦大仇深，甚至意味着“文革又来了”？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是否应当首先建立在对史实尽可能多的掌握和分析上，并对历史进行再描述和再诠释？
注1：《铁幕欧洲之新生》，卡尔·施勒格尔著，丁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题图为资料图：2014年世界杯奏响德国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