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 神学家牧会的“悲剧”

神学家牧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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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牧会的“悲剧”
2017-04-03 颜新恩 我们合理的信仰


神学家牧会的“悲剧”

――读《爱德华滋传》[1]随想一则


        爱德华滋是教会史上的一座高峰。他去世两个半世纪过后，对他的研究仍然有增无减。因为若非努力攀登，我们就很难发现他自身的风景，即使如此，也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享受“会当凌绝顶”的视野。就如同摄影一样，不同的学者在不同时代、不同角度对他的观察，为我们展现了他生命中一幅幅别开生面的画卷，使我们可以领略他独特的风景；这些研究也如同缆车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轻松的身临其境“登上”峰顶。尽管图片和“捷径”会丢掉很多细节，但也可以使我们不至于仅停留在“仰视”阶段。就中文资料而论，最新的这本名著《爱德华滋传》，几乎是我们了解爱德华滋最有深度的作品。[2]

         爱德华滋是教会史上的一个现象。他是美国教会史上第一次大复兴的核心领袖（即“大觉醒”great awaking），也是美国教会史上无可比拟的思想家；同时，他长期是一间教会的牧师和宣教士，也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巴刻引用Miller的话说，他就是清教主义的化身。[3] 而作为一名天才而言，他涉猎之广之深，我只能用复杂深奥来形容。他在自然科学、哲学、神学、圣经、灵修方面都有着惊人的成就。除了广为人知的《论宗教情操》，《论自由意志》，《大卫布莱纳》等经典著作外，在他没有出版的手稿里，还有不少极有分量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论三位一体和救赎之约》[4]以及未完成的《新旧约之和谐》和《救赎史》这两部举足轻重的作品。依我对神学思想史粗浅的理解看来，他是一位足以和奥古斯丁、加尔文相提并论的人物。如果我们按照“牧者兼神学家”的角度去考察，就更容易看到这一点。而且，在平衡性方面，他甚至超过奥古斯丁，也比加尔文更丰满。我的意思是，他不只是在生活方面比他的两位思想前辈更积极多彩，在思想和灵性方面亦同样卓越深刻。[5]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教会史上为数不多完美地平衡了理性探究、心灵经验及坚定意志之间张力。他对世界古代文化的看法――先祖启示的残余，[6]也显然比前辈们更透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都被人认同与接受。相反，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就如同主耶稣、保罗一样，从他们开始布道起，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一直到现在。我想在世界末日之前，关于爱德华滋的争论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关于爱德华滋的核心争论之一是，在1750年，他被自己牧养了24年之久的会众投票压倒性的比例解雇。[7] 引起这个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接手的这间教会，其前任牧师所罗门――也就是他的外公――是一位魅力十足的领袖。他精明强干，有着广泛的社会交情和频繁的活动。其影响力随处可见。他那无需讲章的即兴讲道，尤其是会众所津津乐闻。而他一手训练的教会同工，更是“忠诚守卫”着这间教会的传统。爱德华滋和他的外公，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他给人印像是过分严肃却缺乏足够强大的领导力，滔滔雄辩却不善与人言谈；不喜欢交际却热衷于研究与写作；尽管深刻，但讲道只是刻板的念稿纸。尽管他是公认的天才，但在会众心里却不一定是理想的牧师。虽然他比他的外公在神学上更有深度，对那时美国教会复兴的影响也更大，在国际上也声誉斐然，但在自己的教会里，他并没有拥有他外公那样的权力（例如判定教会会员资格）。因为那儿的人们，几乎把他的外公视为“一位神灵”。这是一个典型的“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的例子。终于，他对参加领圣餐者的要求和婴儿洗礼的改革（详见下卷16－22章），[8]成为了导火线，全面引爆了会众多年来积压的不满。除了极少数人外，230名会众一致投票要求爱德华滋立即辞职。从此，神学家牧会的“悲剧”，有了一个经典的个案。不得不提的是，爱德华滋面对这个事件的态度，令人无比感动。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连他的对手也赞叹他灵性的成熟。他不仅苦口婆心的劝勉他的会众，要省察自己的心面对审判之日，他自己也反省自己是否过于骄傲刚愎。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并没有接受别处的邀请，而是整整一年之久仍然和这些会众生活在一起，直到去印第安人中宣教的日子。

          根据改革宗的上帝观，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爱德华滋的挫折，在很多方面都成为后世教会的祝福。有两件最明显。第一就是，若非这段“被动”的沉静时光，我们就不能读到他许多伟大的著作；第二是，他在印地安人中间的宣教，激励了日后地方教会的宣教行动。不过我们须要进一步思考这个事件的意义。

         这个个案常常成为教会实施“民主”体制的反面教材，甚至有人举出旧约神权政治的理论作为支持。这当然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就个案而言，民主固然也难免有冤案，独裁显然更普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旧约是否支持“独裁”，是一个需要重新考察的问题。在旧约的王国时期，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政教分离：君王和祭司各司其职。君王若敢越权，企图去代理宗教事务――献祭，就会被上帝惩戒。而这个监督的声音或审判的执行，则来自先知。先知没有正式的头衔，它既不是政府官职，也不是宗教职务（那几乎是祭司群体的专利），完全是“民间”的（虽然有些先知出身皇族或利未支派）。虽然这不能和现代民主同日而语，但也是明显的三权分立。在我看来，把“神权政治”理解为“独裁”的人，主要的问题在于偏重上帝的唯一性，却较忽略了上帝的内在三重关系。当然，上帝的本体奥秘，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哲学来理解，这儿只是说明上帝的统治也有“群体”特性。而箴言第八章所描绘的上帝创世的“合作”，颇为令人遐想。尤其是新教神学认为，上帝的不同位格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这和东正教主张圣父在权力上大于圣子和圣灵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两个教派在政治神学上有着很不同的看法。显然，主张民主，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就一个牧师而言，如果大部分会众已经不承认你的权威，不接受你的教导，不配合你的事工，那么即使你维持一个“绝对权威”，又有多少意义？若“当权者”正好遇到灵性低潮，恐怕引起的是更多的政治斗争。从某个角度而言，摩西之所以40年之后才成为领袖，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会众根本不接受他的领导（”谁立你作我们的审判官？”）。我不认为牧师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教会会有多大的造就。对我而言，旧约祭司是一个重要的模式：专心于律法的教导及照看上帝子民的灵魂。

         很多人也以爱德华滋说明，成功牧养教会，需要的不是神学思想或高深的灵性追求，而是需要足够多的务实管用的办法。“有学养却不会牧养”的讽刺，在很多人心中几乎成了一种定律。以致于今天的牧者大多不学无术，却精于策略甚至权术。如果今天一个教牧学博士，要撰写例如“三位一体”之类的题目，一定会认为不切实际；或研究某个圣经神学问题，也会被认为不够实用。好像研究上帝的属性，和教会建造毫无关系一样；也仿佛牧师的工作不是教导圣经似的。我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流行但错误的牧职界定导致的。使得神学研究与牧养教会之间裂缝越来越大。

        依据简单的常识我们也可以知道，上帝呼召一些人特别分别出来，不会是为了从事人人都会做的事（好像只是因为会众太忙，所以需要顾人来做），而是有特殊的托付。根据圣经，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特别的托付就是上帝的道。旧约祭司的主要任务是教导律法，新约的牧者也主要是教导真道。这看法遍布在在保罗的“三提”书信（俗称“教牧书信”）中。对于“长老”（即监督，牧师）的第一个恩赐性要求就是“善于教导”。以弗所4章11节所列的恩赐，最后的“教师”和前面的“牧师”共用一个冠词，意思就是一种职分而不是两种。也就是说“牧养”的主要工作是“教导”。司徒德（John Stott）在《讲道艺术》中指出，传道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具备扎实的神学基础。而围绕全书的“桥梁理论”――传道人是圣经世界和当代世界的沟通者――也要求牧者奋力研究方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今天许多人对牧师的要求却不同，他们的关注不是牧者的神学素养，而是：是否相处的来，是否能举办吸引人的聚会，讲道是否轻松有趣，是否是“随时的帮助”；而且，最好不要有严格的要求，也不会责备人，永远不要讲那些很难理解的道理……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期望，是很自然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今天的牧师训练或牧者的自身意识，却屈服于这样的看法。很多人趋之若鹜的牧会“秘笈”――教会增长学，大多痴迷于研究若干 “增长”的技巧，却往往忽略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9] 第一，就信仰本质而言，只有在“福音真理”里，才有真正的增长；第二，所有健康增长的教会，都有一个擅长讲道的牧师。这是没有策略可言的。诚然，专心研究圣言的传道人，肯定会疏远不少人（时间、精力都不允许），但我们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爱德华滋应该成为我们的鼓励，而不是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苦心研究至终成为全球教会的祝福。

         如果说，牧者的严重问题之一是不愿研究神学，那么神学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愿意牧会。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骄傲（不愿和没有学识的人打交道）。正如牧者们抱怨的，这种脱离了教会的神学，也不再是“有用”（造就教会）的神学，沦为一种个人的研究兴趣，甚至只是一个吃饭的行业。基督教的神学传统是根植于教会，也为了教会（包括反思与批判），古代教父如此，改教家如此，清教徒神学家如此，他们都是在教会生活的处境中，展开他们的神学思辨，但现在这份工作却变成一个“职业（神学家）”。我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严肃的神学思考者，尽管有心在教会中参与，但却困难重重。鄙人作为一个受争议的传道人，我深刻体会此间“沟通”的痛苦，无论在农村或在城市。中国的农村会众，虽然热心寻道，但由于受教育所限，总是很难掌握一些教义要点；而城市人仗着自己认得几个字，崇尚所谓的“独立判断”（自以为可以，真正能做到的凤毛麟角），而缺乏“受教的心”。但真正的神学研究是一种敬拜，是一种委身，也是一份服侍。就像爱德华滋一样，作为早年的神童及后来的耶鲁高材生，日复一日始终和小镇的老百姓打交道，后来甚至服侍印第安人。我的确见过有很好神学素养的牧者，遭遇凄惨的牧会经验。我多次观察和思考发现，其“悲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比较不认真对待听众。漫无边际的讲章和随意的批评，自然不能造就教会。别人的反应，不要让我们自己也迷失了。我们需要相信：不管人暂时能不能理解，播种上帝的道绝不徒然。终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最后，牧师如何对待解雇？我的建议不是买保险，也不是努力建立类似圣公会模式――教会无权解聘牧者，更不是打官司，而是信靠――单单地信靠上帝。专心致志地忠于自己的呼召，无论发生什么。本书的作者把爱德华滋和巴赫比较，他的确使我想到了巴赫：宏伟无比的思想结构，热情的敬虔生活，死心塌地的呆在教会里，按着自己的领受写作，生养众多，偶而抱怨一下待遇，毕生努力传扬上帝的话语，竭尽全力追求上帝的荣耀……



[1] 《复兴神学家爱德华滋传》（上、下），Marsden, Jonathan Edwards：a biography,

[2] 传记方面，其他有属灵伟人小传及华夏版《爱德华滋传》，著作方面，基督教历代经典选辑之《爱德华滋卷》（香港文艺）仍然最有代表性。台湾则有《复兴真伪辩》和《宗教情操》（节本），大陆则有《信仰深情》（宗教文化）。

[3] A God Entranced Vision of All Things: The Legacy of Jonathan Edwards，p81, edited by John Piper & Justin Taylor, 2004,Crossway,IL

[4] An Unpublished Essay on the Trinity，kindle version;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Scripture Trinity of the Trinity: And Covenant of Redemption, Forgotten Books , August 22, 2012

因此，他的三位一体思想，成为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参考：

1) The Supreme Harmony of All: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by Amy Plantinga Pauw, Eerdmans, June 13, 2002

2)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by Steven M. Studebaker, Ashgate , January 1, 2012

[5] 奥古斯丁对婚姻的看法略嫌灰暗，而加尔文的生活气息也比较阴郁（但思想不是）。爱德华滋对圣灵论的教导，也被视为是对加尔文教导的重要扩展。另一个是约翰欧文（John Owen）。这塑造了清教徒注重内在敬虔操练的属灵传统。

[6] 《爱德华滋·下》，p594

[7] 《爱德华滋·下》，22章“严峻考验”。

[8] 当然还有其他事件，本书作者也指出，之前他处理年轻人的“猥亵”言行，其方式似乎不太妥善。

[9] 下文没有讨论祷告，不是不重要，而是非本段题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