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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生：一代香港混血儿命运的缩影
原创 2018-04-17 张晓琦 三联生活周刊
黄秋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了。这几年他工作不多，间或出现在TVB的剧集（《枭雄》）或香港舞台剧中。2018年春天，黄秋生再次成为公众话题与媒体追逐对象，不是因为新作品问世或那一贯火爆的脾气，而是他失散了半个世纪的英国父亲，终于被寻到了下落。父亲已经去世，他却也一下子多出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
57岁的黄秋生，突然觉得生活中不再一直充斥着不开心的事情。身为香港特殊时代产生的混血儿，自己和母亲外室的身份以及突然间永远消失的父亲，曾是他成长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寻找到父亲，人生知道来处。对黄秋生来说，这既是对家庭历史的追索，也是对每个人都无可逃遁的时代历史，多了一层更深入的个体化解读。
黄秋生
52年后的认亲
接受我们采访的黄秋生，依然沉浸在找到亲人的喜悦中。他语气轻快，提起身在澳洲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哥哥约翰·佩里和大卫·佩里，统统以“我哥”代称，显得亲昵而熟稔。听起来并无远隔漫长岁月千山万水的陌生，反倒是有几分孩子“炫耀”心爱宝贝的兴奋。
3月20日，黄秋生去接两个哥哥的飞机时，免不了紧张。这是距离父亲52年前离开香港之后，第一次与父亲家族的人见面。但哥哥们上车10分钟以后，彼此就感觉很亲近，好像他们一直以来都相识。黄秋生觉得一下子打开心结，放下一个包袱。有意思的是，他一直以来都是没人管的样子，把自己当最大，现在却变成小弟了，但“感觉还是挺好的”。
黄秋生的姐姐维拉·安妮也仍然在世，他已经决定要去澳洲探望年事已高的姐姐。黄秋生的母亲黄尊仪，在丈夫离港后带着他艰难度日，如今患了老年痴呆，无法理解到事情的结局。但是当来自澳洲的大卫与约翰去探望她时，她一反常态，有点想起床。黄秋生当时有点紧张，因为平时她都没什么反应。黄秋生的太太和儿子则是非常高兴，太太开玩笑说：“以前姓黄，现在姓Perry了。”
黄秋生说，他也并不是一直在寻找父亲。认真的寻找只有几次，他小时候母亲通过红十字会或其他机构也找过；20年前网上找到过与父亲同名的几个人，也没了下文。他知道的资料很少，只知道有个姐姐，知道两个双胞胎哥哥当中一人的名字，连他们最后去的澳洲哪一个地方都忘了。“根本没有办法，怎么可能找到，我都绝望了已经。”
他说这次也是意外，无心插柳，但所幸得到了亲人的消息，“原来他们都是很健康的”。
黄秋生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约翰·佩里、大卫·佩里
黄秋生最后一次寻找父亲是2017年5月，他在Facebook的主页上发布了寻找父亲的讯息，并配上了老佩里与黄尊仪怀抱婴儿黄秋生的照片。他抱着“只是随便发一下”“没什么希望，父亲应该已经死了”的心态。今年2月，BBC中文网发表了黄秋生的专访，之后Facebook上一个叫“Hong Kong in the'60s”的主页上出现了热心人帮助黄秋生寻找父亲的帖子。三位互不相识的外籍女性（一位在英国，两位在香港）开始合作搜索信息，并实时转发给他。
两个多礼拜后，在英国工作的黄秋生，得到了一个侄子的电话取得联系，当时双胞胎兄弟正在太平洋的一艘游轮上玩。两天之后，黄秋生收到哥哥的电邮，次日哥哥打电话过来，约好3月20日三人在香港会面。一切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BBC的纪录片中，黄秋生连用了“amazing”“impossible”“miracle”三个词来表达内心的震惊，这个公众眼中一向犀利坚硬的野兽，罕有地流露出柔软脆弱的一面，“发现原来也有值得我开心的事情”。他说道：“我爸爸曾在信里说，如果我是一个good boy，他就会我帮搞定所有的事。大概他现在觉得我是good boy了，所以就派两个哥哥来陪我了。”
“那个年代的家庭，有多少人会特别顺利？”
1953年，黄秋生的父亲费德烈·威廉·佩里带着妻子儿女来到香港，任港英政府物料供应处的官员。那一年佩里兄弟9岁，接下来他们在香港生活了8年，在这里度过了青春期。1960年左右，姐姐维拉嫁往澳洲；1961年佩里兄弟离开香港，加入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后也移居澳洲；这一年，黄秋生出生。
也就是说，佩里兄弟等人丝毫不知道黄家母子的存在，而黄秋生的妈妈，当时大致清楚佩里的家庭状况。但是黄秋生母亲，对佩里一家的信息，记忆也是模糊。比如一个女性名字，到底是佩里的太太还是女儿，她记不清。所以黄秋生觉得老妈的话不可尽信。
这次与哥哥们重逢，哥哥们谈论父亲的话很多，多少补充了黄秋生对父亲的印象。他们说老佩里对食物的要求很高，有次叫人去煮鸡蛋，结果芯是软的，在当时算不合格，就让再煮，煮完回来里面还是生的，他就把鸡蛋一把拍人头上。这种比较暴躁的性格，黄秋生自己也有。他发现自己的不少特点来自遗传，“比如正义感、帮人、对一些事情的过度反应、顽皮的幽默感等等”。
黄秋生幼年家庭照
上世纪60年代，黄秋生与母亲、外婆一家住在北角，后来搬到湾仔，时常见不到爸爸。他那时太小不懂得怎么询问，只能在心里琢磨：“我爸为什么经常都不见？”即使父亲回来，也觉得陌生。黄家人显然知道老佩里家庭状况，但这一选择在当时不算很难理解。
英国人接管香港时，曾发布过一个《义律公告》，主旨是华人华法，英人英法，华人依照《大清律例》纳妾合法，直到1971年才正式废除纳妾制。在此之前依照传统风俗的婚姻关系法律都承认，1971年10月7日之后，结婚必须登记或进行法律上承认的宗教仪式，除此以外任何结婚形式均属无效。因此年纪50岁左右及以上的香港人中，父亲有超过一位妻子的状况并不罕见，许多明星，比如陈百强、张国荣，在接受采访讲到家世时，经常会说“我有两个妈”。
黄秋生的母亲跟儿子讲述这段关系时，基本都是当年怎样浪漫，对于成为英人外室的风险不知有几层预判。黄秋生说：“医生说她身体不好，不可能怀孕，她当时很瘦，怀孕了5个月才知道，所以没有办法。”他也提道：“其实每一个人的家庭，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会特别顺利？我外婆嫁了两次，我舅舅跟我妈就不是同一个父亲，我二姨嫁了三次。为什么会嫁？生存啊！我外婆为什么要嫁，她老公打仗的时候死了，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怎么样生活啊？”
父亲走后困顿潦倒
老佩里在香港时给黄家提供的暂时的安稳，很快就被打破，1966年，老佩里离开香港，黄秋生现在也不清楚具体原因是什么。父亲离开香港后去了澳洲，在一家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任职。起初黄家母子与他还有联系，他也会写信说很想回来。黄秋生9岁时得了小肠气，母亲给他打电话，父亲却要香港付费才肯接听，还拒付手术费。“他那个时候也很穷，他老婆病重，已经把所有钱花掉了。”再往后电话就打不通了，查无此人。
在黄秋生的记忆里，父亲在时生活很好，他走后，黄家生活陷入困顿。父亲说是有些钱在一个朋友手上，但朋友说没有。母亲黄尊仪四处打工，做过很多事：保安、裁缝、佣人……黄尊仪早年是唱大戏的，情感丰富。而“婚姻”不幸、生活穷困，使她的精神状态经常不好。黄秋生说母亲年轻时是自杀专家，怀孕的时候被人骗去很多钱，跑到天台跳楼，外婆追上去说，多一个人多双筷子，快下来吧。也吃过安眠药，在医院里躺了两个礼拜。小黄秋生经常害怕妈妈会死。她甚至给黄秋生喂过洗衣粉，成年后他怀疑那是母亲想一起死掉。
母亲经常在他面前讲“我身体不好，死了之后你怎么怎么样”。黄秋生恨过父亲，也觉得母亲生下他是害他，自己根本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如今回首往事，感叹母亲不懂怎样教育小孩，“真的是有问题，我的人格有问题，她要负责任的”。但他开始变得平和，也体谅母亲的局限：她只读了一年书，其他都是自学的。
外婆经常逼母亲嫁人，给母亲介绍的那些男人，小黄秋生看着都讨厌，“小家气的小男人”。有人打电话找母亲，她问找谁，黄秋生会说“不关你事”，母亲抬手就给他一巴掌。黄秋生十五六岁的时候，黄尊仪得了肺血管扩张，病得严重没办法再工作，经朋友介绍嫁了个有钱商人，比她大很多。
她做饭照顾那个男人，不同房，本质上是经济婚姻。黄秋生叫这个男人叔叔。叔叔的儿女已经很大，与黄秋生没有交集，他也不能住在那里。当初他非常讨厌那位叔叔，因为教训他做人做事，话太传统听不下去。同桌吃饭，叔叔讲话，他在一边诺诺，觉得自己是垃圾。如今再看，黄秋生觉得叔叔对母亲还是挺好的，给她治病，想到自己死后儿女一定会分财产，预先给她买了一所房子，保证她有容身之处。这所房子，黄尊仪一直住到现在。
或许是受自身身世的影响，黄秋生讨厌婚姻制度，觉得是个过时的笑话。他说不懂爱情是什么，不支持一夫一妻制。黄秋生长期以来与妻子吴惠贞保持着分居的状态。他把自己的婚姻称为“走婚”，结婚后第三天就吵架，生活习惯不同也不想相互迁就。两个人在这几十年里各自独居，无数次吵架，生了两个儿子，却也不离婚。或许黄秋生始终觉得，自己不应该像父亲一样，留给孩子一个破碎的家庭。
黄秋生说太太不喜欢他脾气暴躁、经常惹事的性格，总是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两个人是两个极端。“她是一般中产阶级那种，生活很安定安稳，不要搞太多事情。”但太太极强的幽默感与敏捷思维令他们得以沟通，现在年纪大了，性格不再那么火爆，住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多了。
混血儿的校园噩梦
老佩里没有留下什么钱物，但给黄秋生留下了无法改变的相貌特征与身份：混血儿。香港华洋杂处的环境有不少混血，以前还有个混血儿的组织，叫“同仁会”。1985年的《花街时代》仿佛为黄秋生量身定做，他在片中饰演妓女与美国水手生下的混血儿Jimmy，终日在湾仔红灯区寻找父亲的消息，钱包里永远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抛弃他的父亲，一张是一代叛逆偶像詹姆斯·迪恩。酒吧的妓女看着他撇嘴：“负心郎生了个神经汉。”
这部处女作几乎奠定了黄秋生大半生的基调：混血寻父的宿命，浪荡恣睢的个性，或者说是一代混血儿命运的缩影。长大后黄秋生说：“我的故事拍电影，第一个镜头就是我爸上飞机跑掉。”
《花街时代》剧照
当年中学毕业后，黄秋生为了谋生做过送货工、办公室助理、装修工等等，每份都干不长。后来投身演艺圈，在亚视工作一个月有1200块，几年后贷款报考香港演艺学院，毕业后转投无线，每月拿7000块。后来拍电影，一天能拿4000块。薪水微薄又要养家糊口，生活捉襟见肘，他染上赌博的毛病，潦倒时曾睡过天台。成名后，黄秋生说自己连第一套房子都没供完，“我不是大明星，只是一个演员”，没有市场，影帝没有用。在报酬丰厚与自称有诚意的电影之间，他会坚定地选择报酬，“钱就是诚意”。
黄秋生年少时的香港，华人和西人有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活动范围，混血儿夹在中间，经常要承受来自两方的质疑与情绪。很多年后，黄秋生在英国碰到比他年纪更大的香港混血，才知道当这些人离开香港来到英国，又会引起当地人的疑问：英语有口音，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中不中，英不英，里外不是人”，家里没钱又没人照看，就读寄宿学校，过早就领略到生活的残酷。
黄秋生的求学过程很不愉快，在圣体小学，他曾因为没有穿内裤被罚全裸站在操场中间，正好有一个姐姐走过看到，此后成为他常年的噩梦，梦到自己走在路上没有衣服穿。这所学校还会把犯错的学生绑在梁上拿鞭子打，敲锣集中全校学生一起看。伙食“有钱就好，我的伙食不好，有阶级的”。几十个人住一大间，床铺也分几等，他开始睡木板，后来加钱才睡上有稻草垫的床。
黄秋生说自己当时很小，特别容易被人欺负，但已经爱打抱不平。不到一年黄秋生因为打架被赶出来，之后又辗转军器厂街官立小学、湾仔官立小学，作为问题少年进了一间特殊学校“扶幼会”。“里面的学生比我坏十倍，那是真正的黑社会。”学生之间架打得很凶，简直就是生存游戏，用皮带扣抽人，很多人骂他杂种混血，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来就是一队。
不同人的记忆是有差别的，与黄秋生同龄的邱礼涛对混血儿歧视略有所知，但感觉并不严重。黄秋生多次描述过因为混血所导致的生存困境，但这次接受采访，他的说法略有不同：混血有钱就没问题，穷就有麻烦。“其实你穷就是一个问题，其他都是附加于上面的。要是你有钱的话，每个人都羡慕你。对我妈来说，你没有老公，你的儿子是一个混血，这难听的话就来了，这是很普遍的，三姑六婆，不关你事的都管，没有同情心的太多了。”
小时候黄秋生觉得自己饱受伤害，现在他已经看得很开：“歧视很平常，你歧视我混血，我就歧视他眼睛长得不好看，光头，都是这样，一点不出奇，歧视每个地方都有。你自卑的话就有问题，不自卑的话有什么问题。”
三级片影帝
1982年黄秋生报考亚视演员培训班入行，一个星期之后就知道找到了理想的职业，“是戏剧找到了我”。黄秋生视戏剧为宗教，通过学习戏剧与心理学，他逐渐了解与认识自己。但混血儿在演艺圈得不到机会，只能演反派或番人。训练班期间老师就告诉他，不要想太多，没有一个混血儿会红的，混饭吃就好。
黄秋生说，现在香港对混血儿是崇拜，“哇，捧到天那么高。我迟十几二十年出世的话，现在都红得不得了。”为了生存黄秋生什么片子都接，称得上烂片之王。影迷总结他长期以来的四种角色类型：警察、黑社会、变态、色情狂。他说，他也想演刘德华那样的角色，没有啊。
1993年，黄秋生拿到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是一部三级片，黄秋生在片中饰演变态杀人狂王志恒，据说全香港买叉烧包的人锐减。那是金像奖历史上唯一一次有人凭三级片拿到影帝，完全出乎行业预料。颁奖礼之后的庆功宴，黄秋生应付完记者采访，饥肠辘辘的他一个人拿着奖杯走在街头，他说自己好像孤独的鬼魂一样。他打电话给该片导演邱礼涛，邱礼涛说他也没见过那个奖杯，于是深夜跑出来，陪他在尖沙咀的小酒馆喝酒。
此后二人又合作了《伊波拉病毒》，一样有血腥、色情、人肉包子的情节。黄秋生始终不喜欢《叉烧包》，“打劫也可能很艺术，难道人们就应该去打劫吗？”但他看重《伊波拉病毒》。他这样解释两部电影的差异：“《人肉叉烧包》那种反社会是犯罪，但《伊波拉病毒》是社会对一种低下层的压迫跟他的反抗，他唯一有能力的，就是通过他的暴力去反抗。《叉烧包》没有意识形态。”
很多人觉得黄秋生难相处，但邱礼涛觉得他挺好，“有时候他什么事情看不顺可能就有一点脾气，但我跟他相处就没有这样的情况”。成名后，黄秋生的暴脾气与犀利言论总会出现在传媒上，炮轰尤小刚在拍《杨贵妃秘史》时没有尽到导演的责任，批评张艺谋的《英雄》和陈凯歌的《无极》，谈起徐克、张柏芝并不留情面……多年来惹了很多麻烦，付出不少代价。邱礼涛说，黄秋生是那种有话要说出来不能憋着的个性，这个性格就是他的一部分，只有认命，也无需改变。黄秋生低落时，他总会说：“你千万不要死，因为你的‘不死’正好告诉年轻人，只要自己真的‘有料’，哪怕说一些会得罪人的真心话也无妨。”
先摘下面具
黄秋生说过，家里穷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促成了他的“左”倾。黄秋生喜欢毛泽东诗词，曾经到台湾上《康熙来了》时朗诵过《沁园春·雪》，也喜欢李白，“他自由的思想，狂放的，尤其年轻人会喜欢，最喜欢《将进酒》”。之前看到有采访说他不喜欢苏轼，黄秋生有点激动：“喜欢！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非常厉害啊，很有气魄。”
1993年拿到金像奖没有为黄秋生带来太多实际利益，他真正大红是2003年《无间道》之后，此后接连在《想飞》《头文字D》《千言万语》《太阳照常升起》等片中饰演了类型风格迥异的角色，进一步展现了在表演上的潜力。但在1997年前后，找他的角色仍旧单一，他又得了甲状腺病，接不到工作。刚好他相识的法国戏剧老师Philippe Gaulier，在英国有个学校。黄秋生想去放松学习，也想去寻根：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便去了英国读小丑课程，课程有Bouffons（法国喜剧表演）、Le jeu（游戏）、Clown（小丑）、Neutral Mask（要求演员达到空白清零状态，抛弃已有习惯，探索对空间和存在的纯粹体验、开放和状态）。
《无间道》剧照
Philippe这一派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要先找到自己，取笑自己，把自己的面具摘下来。黄秋生在英国认识了很多朋友，也看到族群隔阂的普遍性，同学中的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之间会互相仇恨，平时不明显，但放学后多喝两杯之后就听得到。在英国，无人看得出黄秋生的来历，这令他豁然开朗，不就是混血嘛，“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邱礼涛一直不觉得黄秋生与周围人有多大差别，香港本身就是华洋混杂文化；如果作为混血，黄秋生是中国元素比例比较大，很中国，很香港。他也不同意姜文对黄秋生“孤独到破碎”的评价：他不是一天都要找朋友，有时候会在家写书法、看书，“应该说他有孤独的一面，但不算是孤独的人”，有自己很完整的世界。
邱礼涛也不认为黄秋生寻父这件事多么特别：有很多人包括他的其他朋友，不管是否混血儿，都有去寻找亲生父母，只是不是黄秋生。但这样的故事以后可能会稍有不同，那样悲惨的混血儿童年已经成为历史，三级片不再有土壤，连香港电影都已死掉，导演艺人们纷纷北上捞金，黄秋生以一介草根，通过三级片谋生、自我治疗又最终拿到影帝出人头地的经历已经不可复现。
黄秋生曾自嘲自己的故事可以拍一部电影：“单亲家庭，被父亲遗弃，以父亲为耻。中英混血然后家里好穷，哇，好精彩，我就差是个同性恋，就完美了！”如今这个故事到了高光时刻，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来处，以及与这个世界的其他链接，在近花甲之年与过去握手言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