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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朔有关的日子

与王朔有关的日子

与王朔有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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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朔有关的日子

原创: 马东  桥下有人  昨天



1


1958年8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猛烈炮击,国民党军随后展开反击。

这一天,王天羽和薛来凤的二儿子在南京出生,取名王岩。

上小学后,王岩发现班里有个女生也叫王岩,就查字典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王朔。他爸带他去办了更名手续。王朔后来说:「我出生在八二三炮战这天。按迷信的说法,不知有多少冤魂托身,小时候不觉得,四十以后发现脸上带着一股戾气。」

王朔的父母是同乡,小时候他爸告诉他,祖籍是辽宁凤城,上小学要填籍贯,他爸又让他填辽宁岫岩,大概是解放后重划了县。王朔是满族,岫岩就是一个满族自治县。

父亲王天羽从南京总参高级步兵学校毕业后留校执教,母亲薛来凤在校医院工作。1959年初,王天羽接上级命令,调到北京,家属一并调走。在北京,他们分到一套两室一厅,位于复兴路29号,训练总监部大院儿。家属楼在后,办公楼在前,王天羽就在院儿里上班。大院儿里还有食堂、幼儿院、门诊部。薛来凤被分到离家不远的复兴医院。

王朔一岁半前,薛来凤都把他当女儿养,留长发,梳小辫。后来有人劝,说这样下去性格会变,她才作罢,给王朔理了头,换上男孩儿衣服。王朔三周岁时上了幼儿园,因为长得可爱,很讨老师喜欢。

王朔小时候对父母的印象非常模糊,就记得他爸是一绿军装,她妈是一呢子大衣,「我十岁以前不认识我父母,小时候住在幼儿园。生下来第一印象就是在一大屋里,全都是小朋友,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候是四个礼拜」。

王朔小时候住在复兴路,平时看不着外边的人,有一次他和几个孩子进城,看见街上的北京市民,他们院儿一女孩儿就说:「看,这都是老百姓。」当时他们的自我定位是军属,不一定非要住在北京,要跟着部队走。

王朔小名叫锵锵,但性格却没这么响。他是大院儿里的老实孩子,特乖,或者说,特怂。真正的坏孩子是叶京和他哥夜猫子,王朔看见这哥俩儿就得跑。王朔家在三楼,叶京家在二楼,每次叶京一探头,王朔就从窗户往下吐痰玩。

王天羽爱看书,经常买书。在这个环境下,王朔小学时就看了大量的书,中外小说,文史资料,什么都看。他最感兴趣的是各种军事书,从小看的中共党史全是电报,第一手资料,专门给教员印的,还有张国焘的回忆录,李德的回忆录。

阅读跟上了,写作也没落下。王朔小学时就写五千字的检查,最常写的一句话是「做了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在全校同学面前念,「我的写作功底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1949年以后,新中国率众进京,党政军带家属,不下百万人,北京变成了一个移民城市。王朔在西城上中学时,整班上海同学。他从小说普通话,后来去东城上学,才第一次听见满街人说北京话,「什么胰子,取灯,完全听不懂」。从那时起,他开始融入北京语境。

中学时,王朔响应毛主席号召,看了五遍《红楼梦》。但他最爱看的,还是各种战争回忆录和军事史。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以及德军名将冯·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他都看过。看得多了,王朔觉得,小说不牛逼,战争是艺术。

这些阅读经验,日后帮了他大忙,「我早期文字清晰干净,就打那儿来的,脏心眼别往上搁,历史上没这点儿搁脏心眼的地儿」。


2


文革结束后,王朔高中毕业,当时他只有两个选择,去农村插队或者当兵。父母商量后决定让他参军。1977年,王朔去青岛当了海军。王朔很高兴,只要能离开北京,他都觉得好玩。

王朔在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服役,当的是操舵兵。他是怀着当海军司令的抱负去的。车开进青岛,天在下雨,眼前一片红瓦,让他想起电影里的萨拉热窝。他们先去了青岛的郊区,一个叫即墨的地方,进新兵连训练。在那里,他们将接受三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和八个月的航海、操舵技术专业训练。

王朔从小腼腆,见生人最甚,但熟了以后,话就多了。战友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听王朔聊天。

有一次,中队开批判四人帮的讲用会,大家轮流讲。其他战友都是标准口径的老词儿,听得人想睡,越讲天越黑。王朔一张嘴,一串儿北京语流,顷刻万丈光芒,他的批判稿里夹杂了北京土话、政治俚语和各路坊间段子,下边笑成人浪。王朔平时和战友随口聊起战史秘闻、战术掌故也是连绵不绝。他还有一个读毛选的笔记本,有人借去看过,好看极了。

三个月后,部队招卫生员去青岛,本来招的是另一个人,但那哥们儿雄心健在,还想当操舵兵。海军的舰长大部分是操舵兵出身,因为舰长必须会开船。那哥们儿给王朔递话:「你当不当卫生员。」当时的王朔壮志已丧:「当。」

然后王朔就去了青岛市401医院,每天学打针输液、战地救护、伤口缝合、人体解剖。半年后,学成上舰,发皮鞋和呢子,几乎顿顿有肉。王朔上的是一条消磁船,主要工作是给别的舰艇消磁,保证指北针能指北。消磁工作一般在港湾里进行,王朔没出过远海。没活儿时,他就去帮厨。

1977年,恢复高考。很多战友动了心。1978年,在部队也能报考军校了。王朔很多战友报了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同年,海军整编。王朔从船上下来,被分到一个仓库,还是当卫生员。

他在仓库里写出处女作《等待》,用第一人称写了一个青春期少女因精神生活乏味和父母操蛋的故事,背景是四人帮时期,算伤痕题材。王朔投给了《解放军文艺》,没想到直接发表了。五千字,编辑改动不小,寄来二十五块钱稿费。要知道,在401医院,三餐见肉,一天伙食标准才一块二。王朔捏着钱,心里盘算,这事儿,容易。

1980年,王朔复员回京,分到北京医药公司。那段儿时间,有战友在三里河附近一个高考补习班见过王朔。王朔老坐最后一排,穿一军大衣。老师在台上讲,他和后排几个女孩儿在下边小声聊,老憋不住,笑出动静。

在北京医药公司时,王朔是业务员,他们是二级批发站,卖输液用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王朔后来还负责推销,推一些滞销品,领导给他定死任务。工作糟心,越干越烦。

期间,王朔还帮叶京卖过电子表,叶京从广州带回来几十块表,进价五块钱一块,王朔出去卖,一块卖了八十五,回来两人就去涮羊肉。他自己也南下广州干过一些倒买倒卖的活儿,但他沉不住气,东西一倒进来,就怕砸手里,承受不住压力。他还想过买辆车去跑出租,每晚刷一趟首都机场,宰两个洛杉矶来的人,一晚上一百多,顶三个月工资。

1983年,王朔再也无法忍受上班生活,一个月挣36块钱的他,感到他们大院儿那一带,整个阶级都在下降,完全没有安全感,他必须往上爬,写作是他当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登云梯。于是他决定辞职回家,专心搞创作,家里表示支持,王天羽给他买了很多书。王朔自己为了提高文化水平,还背过《成语词典》。

薛来凤去医药公司给王朔办辞职手续,办完正好碰上王朔从楼上下来,薛来凤看着儿子和他的同事,觉得儿子确实有一种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气质。王朔回到家,关起门来废寝忘食地写,每天写到半夜,长期持笔,手指都磨破了皮。

写作之余,王朔和叶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沙窝那边合伙儿开了个饭馆,是北京第一批川菜馆,叫天府酒家。王朔会做饭,是北京个体户协会登记在册的二级厨子。几个人每天混在一起。有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叶是多音字,用作姓氏时读射,所以王朔他们常开玩笑,管叶京叫射京。

因为要写小说,所以王朔不常在店里,都是叶京盯着。一开始生意特别好,每天营业额能上三百,好的时候能过五百。生意做久了,叶京心气儿下去了,是挣了点小钱,但就是觉得没意思,不想好好开了,净跟顾客打架,隔几天砸一次,一般都是叶京先动的手。有一回还碰上一个会武术的河南人,站起来说:「俺跟恁会会。」

再后来,店彻底开不下去了,关门大吉,王朔更没事儿干了,继续回家专心写小说。


3


当时王朔看了一篇铁凝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有其他几个小说,看完之后改变了他的小说观,「这个我也能写啊」。他原先一直觉得小说都是虚构的,「这几个小说告诉我,小说可以写身边的事儿。我身边的故事比他们那有意思多了,生活比戏牛逼,把身边的东西描述出来并不困难。」

经商虽然失败了,但经验攒下了,王朔练成了一种商人的判断,他知道了什么东西好卖,他开始写《空中小姐》。当时他真认识了一个空姐,皮肤有点黑,没那么好看。

那是全民看小说的文学黄金时代,在重要刊物发表一篇小说,够高兴半辈子的。王朔写完《空中小姐》,定稿三万字,投给了《当代》,历经波折,终于发表。他前前后后,连删带改,写了一百万字,手指常年有个坑。

1984年,王朔谈了六个女朋友,都分手了。最后一个分的,就是那位空中小姐。

那年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王朔和一群朋友去北京舞蹈学院玩,结识了就读于中国舞系的沈旭佳。二人彼此印象不深,但互留了电话,告诉对方:「要实在无聊,可以给我打电话。」没过多久,二人就开始实在无聊,互打电话,相约去玉渊潭游泳,感情一路升温。

事情自然而然地演变着,我们互相不再和其他异性约会,每天只两个人在一起。不久,我去外地一个月,没写信,回来时看见她嘴角起了个大燎泡,一见面就使劲儿掐我的手,她越来越像我期待已久的那个人。

这时,我们谁也没注意对方是干什么的。那些太不重要了。我们都陶醉、眩惑在对方的魅力中。

当时王朔的《空中小姐》在社会上有一些反响,但根本不足以作为竞争优势。沈旭佳毕业后分到东方歌舞团,追她的年轻才俊多的是,但沈旭佳最终还是选了王朔。

1985年,王朔和沈旭佳合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浮出海面》在《当代》上联名发表。小说写得很吃力,王朔自己很满意,通篇写的都是他俩的感情生活。但发表小说并不能解决王朔在物质上的捉襟见肘。

那个阶段,王朔和沈旭佳下馆子总是提心吊胆,就怕吃冒了掏不出钱,当众尴尬。沈旭佳跳舞也挣不了多少钱,跳一场才给五块。沈旭佳又是个心大的人,经常丢东西。有一年在北展剧场后台洗澡,皮衣和手表都让人顺走了。王朔和她都没表,走在街上想看时间,就得边走边歪头,盯着路人摆动的手腕。

那会儿王朔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憋在家里写稿,把希望全压在小说上。偶尔得着一笔稿费,都会先紧着给沈旭佳买点东西,鞋和衣服,什么都买,「反正沈旭佳在我眼里浓妆佳,淡妆亦佳,蓬头垢面,不掩国色」。

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发表后,王朔的生活开始走上坡路,手头渐宽,名声渐长。但沈旭佳好像并没有多高兴:「我真不想让你出名,我真希望咱们老像现在这样。」

那一年,王朔新写了一个小说,叫《橡皮人》,在《青年文学》发表了,对接的编辑是马未都。马未都顺带手把小说大样寄给了中国作协的唯一刊物《小说选刊》。最终,《小说选刊》决定转载。在当时,那是很高的荣誉。

那年夏天,经郑晓龙介绍,王朔认识了冯小刚,开启了一段长达几十年的纠葛之旅。


4


1987年,王朔和沈旭佳登记结婚,没房子,只能继续和父母一起住,婆媳融洽。同一年,《顽主》在《收获》发表,王朔语流开始大杀四方。他沾了北京话的光,他晃倒了墨守成规,捅破了一本正经,改变了人们的说话方式,甚至生活方式。最直接的体现,他废掉了量词,以前人们说我一个哥们儿,王朔之后,大家直接说我一哥们儿。他的口语写作,消解掉的东西,不止这些。

《顽主》被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米家山看中,要买下来拍成电影。米家山登门拜访,跟王朔聊了半天,谈好了价,三千块买走,提前预付八百。米家山当时给葛优的片酬也是八百。那会儿沈旭佳快生了,急需用钱,王朔也就卖了。

谈完买卖,王朔请米家山一行到他家楼下吃了顿饺子。王朔那天高兴,他在饭桌上放话:「就算科波拉来找我买《顽主》,我都不卖他。」其实原本王朔还打算去演一个角色,但试完镜一看,自己形容已糙,就放弃了。

后来,科波拉没来,张艺谋来了。那时,张艺谋刚凭借《红高粱》拿了金熊奖,风头正劲,过来找王朔聊,想买《顽主》,但《顽主》已经给了米家山,王朔不想干那背信弃义的事儿,就说再给他新弄一个,于是就写了《千万别把我当人》,「那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是我这一套嗑里登峰造极的东西,把我自己都写恶心了」。

张艺谋拿过来一看,觉得不理想,不是他要的东西,就没买,转身去拍了《代号美洲豹》。

王朔书柜里都是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他爱看这个,后来也试着开始写。1987年,王朔在法制文学杂志《啄木鸟》上发了两个侦探小说,第二年,他又在别处发了几个。这几个故事是一个系列,主角是一个叫单立人的警察,最后集结出版,书名叫《火欲——警官单立人的故事》。这套侦探小说反响平淡,他自己也说没写好。

1988年是王朔电影年,同时有四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电影上映,《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和《大喘气》。《轮回》是《浮出海面》,《大喘气》是《橡皮人》。

王朔觉得《顽主》拍的最好,理由很简单,「因为米家山没什么想法」,直接照书拍,就成了。《顽主》公映,葛优走上历史舞台。

《顽主》上映那几天,王朔一个朋友家去了两个安热水器的,一位师傅刚干了半天就开始犯困,说是因为昨天看了个夜场电影,叫《顽主》:「这片子怪了,不关灯也不上床,但真他妈过瘾,写这片子的师傅准跟我们这样的人一块混过。今后只要是这位王师傅写的电影,我非看不可。」

据说,当年王朔经常手拿小本儿,守在朋友们的牌桌边,听见有意思的话,就赶紧记下来,上课一般认真。

叶大鹰导的《大喘气》上映时已经入冬。王朔邀请叶京一块去看,那天下大雪,叶京开车拉着王朔,去往和平里影协影院。路上,王朔舞马长枪地跟叶京说:「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

尽管如此,但那时的王朔还是处于小范围知名状态。真正让他红到人尽皆知的,还是后来的《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


5


1988年6月6日,王咪出生,爷爷奶奶高兴疯了,他俩一直喜欢女孩儿。家里人都叫她咪咪。王咪咪小时候嘴甜如蜜,见到院儿里的老头,一口一个爷爷好。

王朔更是爱得不行,觉得女儿一笑,就像太阳出来,屋里也为之一亮。他动不动就捧起咪咪的脸狂亲,亲出一脸口水,想着,大了就不能这么亲了。抱的时候也在想,怎么办,总有一天不能抱了。王朔说,咪咪给他带来的快乐是他过去费尽心机也不曾得到过的。他还跟人说,没想到生一个孩子这么好玩儿。

除了快乐,王咪咪也给王朔带来了烦忧。三代人共居一室,处处不便。老人话多,小孩儿泪多,王朔哄完这个顾那个,手里的笔还不能停,只好挑灯夜战。连续熬鹰,王朔实在盯不住了,开始托朋友帮他找房子,《啄木鸟》杂志的编辑葛小刚很快就给联系了一套。两室两厅,煤气暖气。离他家很近,只有一站地。房主是葛小刚的朋友,也是王朔的粉丝,表示除了房租,别的费用都不要,王朔送他几本书就行。

虽然有了自己的住处,但毕竟不是家。添了几件不称心的家具,捡了一套朋友淘汰下来的沙发,王朔就这么凑乎住下了。但他坚信自己在这儿住不了多久,他和葛小刚说:「这套房子我顶多租一年,一年后我要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他妈一头磕死。」

一年后,王朔买了房,三室一厅,敞敞亮亮。还花一万二买了一套意大利真皮沙发,朋友们都开锅了,王朔有自己的盘算,「根据自己的底儿,消费一步到位,省的这山望着那山高,总产生更新换代的念想儿」。收入水平上来了,消费水平紧跟其后,王朔从这时起开始喝洋酒。

1989年初,马未都、王朔、莫言、海岩、苏童、刘恒、刘震云、魏人、史铁生等人在北京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开始市场化生产、出售影视作品。文艺和商业搭上了线。王朔是法人兼理事长,马未都是秘书长。

成立的新闻还上了当年1月12号的《人民日报》,发在第3版,「科学·文化·体育」版,标题叫《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在京成立 一批中青年作家进军影视界》。创作中心后来定名为「海马影视创作室」。

1990年,王朔参与策划的中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播出以后,引爆全国。「海马影视创作室」开门见春。据《渴望》的监制郑晓龙说,当年《渴望》收视率探顶,无人不看,社会犯罪率都下降了,因为这个事儿,公安部还专门对《渴望》全剧组进行了表彰。

1991年是王朔的写作分水岭。1991年之前,他主要写小说,1991年之后,他主要写剧本。他的自我划分也很清晰:「1991年前我是个职业写作者,1991年之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放任的态度。」

1991年,「海马影视创作室」主力阵容开始写《编辑部的故事》,剧本写完后,送了数次才过审,正要开拍,突然发现剧本丢了。除了王朔以外,马未都、葛小刚、魏人他们几个都有工作,没人愿意再重来一遍。

王朔正在糟心,过来一人,是正在剧组打杂的冯小刚,他说希望能跟王朔一起把这个本子弄完。最终,二人合力写完了剧本。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播出,成了一代经典。这是王朔第一个主笔写的电视剧。后来有一天,冯小刚说丢的剧本找到了。

1991年,王朔写了大量剧本,他动手写了《渴望》续集的第一稿剧本,是个电影。他还和王海鸰、乔瑜一块写了电视剧《爱你没商量》,一共四十集,一集一万五千字,王朔写十集,十五万字。

「电视剧实在太辛苦了,是一个体力活儿。最后给我写残了,写恶心了。看字儿恶心。一天写一万字,我后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写东西,就是那次给我写恶心了。」那一年,王朔写了很多小说和剧本,全算上,有一百多万字,直接写奔溃了。《爱你没商量》播出后,口碑坍塌,王朔迎来首次大败。

1992年,宋丹丹要拍一个喜剧电影,找王朔写剧本,王朔没底,想再找一个人垫背。于是就想起梁天的哥哥梁左,以前听过他写的的相声,觉得是自己到不了的好。

通过梁天,王朔结识了梁左,成了难得的朋友。他俩经常换书看,王朔有一套《文史资料》,梁左一直想全套收编,王朔不答应,梁左就五本五本借着看。梁左史书看多了,谈吐打扮老气横秋。王朔说自己非常愿意和梁左出去,女孩儿见了都说他们像两代人。梁左老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就狂笑。

这一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朔的小说集《过把瘾就死》,收了王朔几个中篇小说,市场迅速燎原,短时间内卖了30万册。出版社被王朔的市场影响力吓到,赶紧开始准备给王朔出文集。同年,华艺出版社推出《王朔文集》,分为纯情卷、矫情卷、谐谑卷、挚情卷四本。王朔开了在世作家出文集的先河。

王朔的市场意识一直领先于市场。出版《王朔文集》时,他要求实行版税付酬制,不再用过去的稿费制。华艺的编辑金丽红对版税的概念闻所未闻,之前出书,作家只拿固定稿费,卖多少和作家没关系。王朔这次要求按印数拿钱,卖一本就得给他一份钱,按码洋的10%走。

在王朔巨大的市场价值之下,华艺同意了这种付酬方式。金丽红她们后来才弄明白,王朔当时这个提法是跟国际接轨的。《王朔文集》出版后,热销全国,不断加印,再版。

《王朔文集》之后,中国出版社的市场化出版理念逐步确立,版税制也沿袭下来。王朔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6


1992年底,英达找王朔聊,说想做一个家庭喜剧,两人一来二去,聊出了一家人的架构。拉投资的间隙,王朔想出了剧名,就叫《我爱我家》。

回京后,英达拿着钱准备开工,但王朔找不着了,听说是去了海南岛,躲《爱你没商量》造成的坍塌舆论。好容易联系上了,但王朔不算继续跟了,他把梁左推荐给了英达,梁左开始接手《我爱我家》。

后来,梁左还给王朔埋了颗彩蛋。《我爱我家》第十三集:

贾志新说:小凡她们同宿舍那同学叫沈旭佳,花三十块钱买一奖券得一热得快,在学校没使两天让人给没收了,倒罚二十。

那段儿时间,人们打开电视,原著王朔,编剧王朔,策划王朔,满屏幕都是王朔。王朔在影视上的成功,给当时憋在家里苦闷码字的中国作家指了一条翻身路,很多作家跟随他的脚步开始转攻影视。

1992年,王朔已然红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一家台湾公司打来电话,想买他作品的全部海外代理权,他脱口报了个一百万美元。报完就后悔了,万一他的小说在美国红了呢。但话已出口,算了,一百万就一百万吧。挂掉电话,他和沈旭佳就开始商量,怎么花这一百万,该买点什么。商量了两个小时,夫妻二人,尽得其乐。

王朔在1992年还抽空出了一盘磁带,专辑名叫《玩的就是心跳》,磁带封面写着「王朔词作歌曲」,一共12首歌,歌名都是王朔的小说名,全部由那英、田震、韩磊等当时最红的歌手演唱。王朔最红的那几年,《正大综艺》还跑来请他去当嘉宾,找了两次,他都没去。

这一年,王朔还放出话来,要写一部大小说,叫《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一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

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等人写的《旷野上的废墟一一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一文,拿王朔和张艺谋开刀,说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当代人精神信仰的破碎,反映了时代人文精神的萎缩。

由上海学术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自此揭开序幕。王朔日后被迫出走美国的祸根,就此埋下。

那两年大量的剧本创作耗尽了王朔的写作才华和状态,放下笔,他一身疲惫,写不动了。他转身另辟新路,开公司寻求突破。

1993年,冯小刚拉上王朔,投了十万块,开了「好梦公司」,王朔是董事长,冯小刚是总经理,公司总共三个人,董事长天天自己擦桌子。好梦公司主要还是做影视,王朔构想了一套绝佳的商业模式,可以更好地经营剧本,但需要几百万来启动。好梦公司没这个钱,但叶大鹰有。

第二年,叶大鹰开了个「时事公司」,挖走了王朔。时事公司也是影视方向,还做艺人经纪,签的第一个艺人是陆毅,每月给陆毅发五百块生活费。

王朔对朋友一向不错,虽然离开了「好梦」,但还一直惦记关照着朋友,他帮冯小刚的电影处女作《永失我爱》拉到了投资,还回「好梦」拍了《我是你爸爸》。

后来叶大鹰跑到俄罗斯拍《红樱桃》,把公司留给王朔一个人,王朔的日子不好熬。再后来,投资人出了问题,资金链断了,王朔的工作从花钱变成了找钱,到处嗑合作,见了一堆骗子。最终,王朔离开了「时事公司」。

1993年,姜文拍完《北京人在纽约》,从美国回来。之前张艺谋给了王朔一万块,买了《我是你爸爸》的改编权,打算拍,找姜文演。王朔把剧本都改好了,但姜文在美国时突然对这个心思不大了,给王朔打过几个电话,流露出要放弃《我是你爸爸》的意思。姜文回来后,就开始写剧本,筹备《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

电影开拍后,王朔去剧组看热闹。后来,他出于虚荣,答应在剧中出演一个角色。在卢沟桥拍第一场戏时他就后悔了,那场是冬天拍夏天的戏,凛冽北风下他一直在流鼻涕,后来还窜了稀。第二场戏是在莫斯科餐厅,他演北京传奇顽主小混蛋,只有一句台词,主要是演被扔,往天上一扔,再掉下来。那天,他被一帮武警官兵扔了整整一夜,最后大家都没劲儿了,有一次他掉下来,百十号人,居然没一个伸手的,辛亏有个好心人用脚垫了一下,他才没直接砸在地上。

他悔死了,「在空中我无数次地问,问自己,你这是何苦呢?有意思吗?难道就不能安于当一个观众看电影吗」。第二天早上,他从老莫出来,走在街上,他知道,自己的明星梦,破灭了。


7


1994年初的一个晚上,王朔,沈旭佳和几个朋友在西苑饭店顶楼旋转餐厅吃饭。期间,不时有年轻服务员过来找王朔签名。吃到一大半儿,冯小刚一脸凝重进来找王朔,他告诉王朔,有消息说,今后各类媒体均不得报道有关他的新闻了。还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余威。

1994年,王朔认识了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上大二的徐静蕾。王朔面对二十岁的徐静蕾无法自持。多年后王朔接受采访,聊起徐静蕾,还是难掩春风:

徐静蕾是摇滚果出身,小时候喜欢摇滚,摇滚果出身在北京范儿是最正的,玩的是邋遢帅,就是完全不修边幅的年轻人,我特别喜欢这种人。

二人很快进入另一个交往层级。1995年,王朔和沈旭佳离婚了。后来,沈旭佳带着王咪咪去了美国。这个债,王朔背负一生,「我对不起女儿,对不起沈旭佳,我是她俩的奴隶」。

家庭破裂了,事业上也正经受着压力,王朔暂避风头,蛰伏待机。转机没让他等太久,就在他离婚这一年,有一家公司投了五百万,拍《我是你爸爸》。那时张艺谋已经不打算拍了,王朔说那我自己导,这是他第一次当导演。开机前,有记者采访王朔,他说:

如果我来做导演的话,我更想成为姜文那样的导演,我觉得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必须是独特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能这么拍是出人意料的,这使我想到最近看的一部获戛纳大奖的电影《黑色追缉令》(即《低俗小说》),那导演和姜文差不多大,也是30岁左右执导了这部片子。

王朔散漫自由惯了,他不爱同时跟这么多人打交道,拍《我是你爸爸》时,他根本盯不住。他后来明说,他当不了导演,导演要团着一帮人,他搞不了这个关系,也没这个耐心。他想当的导演是那种不累的导演,总体把握,其他人把东西拿出来,他说行或不行。

在现场,他动不动就钻车里和叶京聊天,他还经常在片场睡觉。最忙的是冯小刚,一溜小跑过来问朔爷你看这个这么弄行么,他回一句,你看着办,转头接着聊。布光、清场,协调各工种,好多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是冯小刚在弄。后来王朔自己也说过,冯小刚是一个工兵型的导演,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其实存了点私心,需要有冯小刚这么一个人一直在,但冯小刚并没有这个打算。

二人的间隙也因此而生,「我心里暗暗希望,我真正拍电影的时候,他给我干执行导演,当然人家有自己要发展的路,所以最后我对他有点不满」。

1996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没完,但已近尾声。

那一年,王朔为「好梦」写了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开机不到十天,接到了电影局的停拍通知。那时,片子已经花进去一百多万。韩三平还有更坏的消息,《我是你爸爸》也被毙了。从北影厂回来的路上,王朔和冯小刚都没说话。

《我是你爸爸》虽然被毙了,但他们后来还是偷偷拿出去参了展,在洛迦诺拿了金豹奖,得了四万瑞士法郎。自己的事业虽然不顺利,但王朔还是在积极帮助徐静蕾的事业向上发展。王朔把徐静蕾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赵宝刚,出演了他的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是徐静蕾的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

1997年,王朔准备再拍一个电影,改编自池莉的小说《一去永不回》,打算让徐静蕾演。但这个剧本在当年的清理精神污染,重建人文精神中被认为是宣扬灰色人生观,再次被毙。

王朔在国内彻底待不下去了,正好有纽约出版商邀请他去出英文书,他就去了美国。他凭借之前在美国一些媒体的报道中积累的声名,申请了杰出人才绿卡,很快就通过了,「美国人多仗义啊,我一申请杰出人才,人家两星期就批了,给我发了两张绿卡,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王朔当时手上还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但他没好意思去,说臊得慌。

走之前他对冯小刚说:「咱们分开吧,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8


到美国后,他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也为了将来能堵人之嘴,「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他就不会跟你多啰嗦了」。他在纽约和洛杉矶待的时间最长,阿城住在洛杉矶,他老去找阿城玩。

在美国时,纽约的出版社还曾介绍王朔给《花花公子》等杂志投稿,王朔用中文写,他们翻译成英文,与此同时,王朔还得到了一些写剧本之类的活儿。通过投稿,王朔对《花花公子》有一些新认识。他从《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投给《花花公子》,为了增加知名度,帮助新书在美国更好地发行,但是稿子被退回来了,理由是太黄了。

王朔说自己在美国期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儿,他觉得美国是理想社会,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王朔在美国待了半年,回国了。回来后,他考虑过,将来老了以后可能还会到美国去住,「这么多年我在中国这个地方沽名钓誉,结下了一些仇人,所以我老的时候打算死在美国,不为别的,就为图个清静」。

王朔回来时,冯小刚正在筹拍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的电影《甲方乙方》。冯小刚听说王朔回来了,派人送去五万块钱,王朔没要,他不想再掺和影视圈儿的事儿了,他后来一直看不惯冯小刚的一些为人处世方法,加上还有一些利益问题,多重因素下,他和冯小刚渐渐疏远了。

回国后,王朔重新回归写作生活,开始接着写当年说的那部大小说《残酷青春》。王朔1997年10月开始动笔,一直写到1998年10月,本来没打算结尾,因为只进行到了预想的一半儿,但字数已经过了二十万,怕太厚,影响销售,就先出一本,取名叫《看上去很美》。

王朔原本的打算是把《看上去很美》当成整个这个大长篇的第一章,没想到,第一章就写了二十万字,全写完,怕是也该死了。写《看上去很美》的一年里,王朔常常处于喜悦之中,甚至还有久违的得意感,得意自己还没失去对文字的驾驭能力。

从《看上去很美》开始,王朔的文字里口语少了,书面语多了,他说这不由他,活泼口语大多出自少年之口,不年轻了,强装少年也可怜。人到中年了,还是稳重一点,描情状物准确一点,可能有点啰嗦,有点伤感。这种情调倒是非常适合写回忆。

王朔一直以来的写作观就是不重复自己:

若没有变化,没有新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一个小说有一个小说的路子,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相貌。我找《看上去很美》的相貌找了好几年,好容易找到了,没想过多与众不同,只觉得这是唯一合适的,即使落入时髦,也只能如此。

王朔觉得写《看上去很美》,自己像又活了一次,重新目睹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儿,又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百感交集,有时感觉自己像在写遗书。

这个大小说,王朔原来计划写四本,第一本叫《看上去很美》,第二本叫《黑处有什么》,故事时间线连着,五年写一本,从小写起,把他整个人生经历记述下来。1999年,《看上去很美》出版之后,虽然卖了40万本,但反响评价并不好,王朔马上就收了,不再写了。

那一年,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了《我看金庸》,引来群攻。次年,他又在《收获》上发了《我看鲁迅》,八面杀气。说完这两位,王朔又在《南方周末》上发了《我看王朔》,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王朔跟人吵架的原则是批评对方,也批评自己,把自己骂残了、骂矮了,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出来,然后蹲着骂对方,让对方无处下口。


9


2000年是王朔的崩溃年,几位亲友相继去世。

梁左死完,我哥死,然后我爸死。都连着,两礼拜死一人,还有几个朋友。这一下造成严重的危机感。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活是永恒的,遥遥无期的,太远了。他那一下造成你一百八十度大转向,一下你就看到生活尽头了。死亡就在跟前,下礼拜不知是谁,在那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恐慌。

那时,王朔进城走机场高速,特别冬天傍晚,就觉得那一片片灰树林子后面藏着另一个世界,就觉得看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尽头。

王朔后来在情绪灰暗时,为王咪咪写下一段儿话: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我们都不在了的时候好陪伴你。爷爷和大大在的时候我和他们很疏远,他们走了我很孤单。

崩溃后的几年,王朔老在外边吃,不知该吃什么,就看电视找胃口,看了韩剧就想吃韩餐,看了日剧就想吃日料,看完美国电影就去吃牛排,有一天看完《小鸡快跑》,煮了两鸡蛋。看完中国戏,什么都不想吃。他更爱吃家里饭,他说自己是自作自受,有家的时候把家折腾没了,现在又想吃家里的饭了。

2002年,王朔和叶大鹰,姜文,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在三里屯开了一个酒吧,叫非话廊。几位股东里,王朔去的最多,老能见着,所以大家就一直管「非话廊酒吧」叫「王老师的酒吧」。王朔听了,说啰嗦,直接叫「王吧」不就得了,后来就叫开了。

「王吧」的装修是艾未未设计的,线条利索。「王吧」分两层,王朔一般在上层会各路亲友,往飞了聊,他管「王吧」的上层叫上层建筑,其他人在下层喝大酒,结账也在下层,徐静蕾管「王吧」的下层叫经济基础。王朔说他真挺喜欢开酒吧的:

那有一种把家放大,街上的行人随时都会变成亲人的感觉,走在街上,左邻右舍,每家店铺的人都认识,都打招呼,你还知道每家店的一点小秘密,那感觉真是不错。

2003年春节过后,王朔开始写最新一版的《致女儿书》,最早的那一版,写了一章,一万字大抒情,一个月后再看,觉得肉麻,就给删了。写完手上这版的前两章后,又觉得第一版好,但也懒得再恢复了。

王朔想过把《致女儿书》当遗书写,也想过写了不发,死后再发顶遗产。《致女儿书》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王朔一怒之下就换成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换成了别人,对方言的女儿说,好像情感就不那么激动了。

「非典」以后,王朔去三联书店买了三本《华严经》,回家发现那是最难看的经,全是在聊看见什么了。后来朋友又送了几本经,他看《金刚经》时觉得很费劲,就望文生义用北京话把《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翻译了一遍。接着,王咪咪从美国回来了,他陪着玩了一个月,然后又在家窝了一个月。

那时的王朔,时常自我怀疑:「最让我难以正视的是,我时时发现在自己内心深藏着一个打不消的念头:退出是为了更大型更招摇的进入」。

不过,那段儿时间,王朔确实打通了自己身上原先好多解不开的穴道。

我就是人家说的那种软蛋、怂包、雏逼。能承认这一点真好,我感到放下一个大包袱。这辈子背着他我真是累坏了。

王朔说他四十五岁时终于可以承认自己不勇敢了。他想起好多自己当年的不勇敢:

有一年,他在白塔寺挤公交,被人一脚从车上踹下来,一句话没说。当兵时,他和一个老兵骂起来,老兵冲过来刚要动手,他立刻道歉。在翠微宾馆,他的自行车被看门的把气放了,本来是他发火,结果对方一发火,他就走了。

「这就是我的性格,苟全性命于乱世,惹不起躲得起,富贵可淫,威武可屈」。


10


2003年,徐静蕾想当导演,于是王朔拉来一众好友帮忙,姜文,张元都客串了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我和爸爸》,叶大鹰更是直接上了主演。徐静蕾包揽了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导演和女主。

王朔其实对徐静蕾一直寄予厚望:「在我们北京,50年代杰出代表是刘索拉,又能写字儿又能写曲儿,60年代杰出代表是王菲,70年代我希望是徐静蕾。」

2004年,张元在八一厂的棚里拍电影版《看上去很美》,王朔去探班,见着演他童年的小演员董博文后,两人都臊了,长得太像了。最后,王朔抱起董博文合了个影。

王咪咪才是真的越长越像王朔了。王咪咪上初三时,王朔对她说:「你不要参加中考了,你要考过去你就是傻子,你要考不过去,你自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

后来,王朔把王咪咪送到了美国去上学,他觉得美国教育很靠谱,「不像咱们大学生出来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中学生出来就都知道了」。王咪咪在中国不爱学习,到了美国以后,变成一个特爱学习的人。

学习上,王朔从没要求过,「你有兴趣学就去学,你没兴趣学你就当普通人,当个普通人不丢人」。他对女儿的期许再简单不过:「我希望她快快乐乐过完一生,我不要她成功,我最恨这词儿了。什么成功,不就挣点钱,被傻逼们知道吗。」

2005年前后,王朔在家写《我的千岁寒》,他家门口住着一个修自行车的,他一见那人就烦,灵感全无。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他跑出去跟那人说:「我给你三万块钱,你能不能别在这儿住了。」修车的一听:「行啊。还有这好事儿。」

王朔赶紧回家取钱,修车的把钱一拿,收拾东西,绝尘而去。他为什么说了个三万呢,因为他家里当时有且只有三万块。《我的千岁寒》是在一种飞行状态下写成的,也是在极度沮丧和痛哭中写完的。那几年王朔手头有点紧,生活上老需要靠朋友接济。

王朔在家写累了,偶尔也出去玩。2005年春节,邻居组织了一个趴体,叫了他。邻居有个朋友叫王子文,四川人,北漂来混演艺圈儿,遇了点儿糟心事儿,她和经纪公司签了个流氓合约,最近又添了些纠纷,她觉得不公平,要解约,对方不许,还威胁她解了约就别想在这圈儿混。王子文执意要解,然后就被对方起诉了,索赔二百万。王子文吓坏了,在北京待不下去了。

王朔上去一打听,那个经纪公司上边的总公司他有熟人,他觉得这个事不复杂,好办,当即揽下。

那个阶段,王朔还养了一只猫,朋友送来时是个英文名字,叫 bubble,后来王朔给起了中文名叫八不,他说猫是最可爱的动物,比狗好,独立,「甭以为你对它好,它就得对你好,你以前对它好现在对它不好,它还得对你好,没门儿」。

这中间,徐静蕾第三部导演作品《梦想照进现实》上映了,王朔写的剧本,是他最熟悉的那套嗑,但当年喜欢这套嗑的观众,部分下落不明,部分换了口味,电影反响平平。

王朔没进影院看,他不爱看自己的东西。这一年,他窝在家里全身心投进去看了一部电视剧,叶京导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底子是《玩的就是心跳》,还揉了《橡皮人》、《动物凶猛》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把王朔看疯了。

我连续看了三天,我当真事儿看了,那是一个长篇小说,当年我放过话,要写一个大小说《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一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那个,现在不必写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就是,叶京当长篇小说给写了。说实在的,《看上去很美》想往下写,别写了,基本拍完了,这个自然段可以没有了,从此这一段儿我不写了,写不过他。现在长篇小说都没有这么精彩的人物。


11


官司最终还是没避了。2006年12月26日,48岁的王朔出现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为19岁的王子文充当代理人,要求与对方解除不公平合约。

出了法庭的第二天,王朔接受邀请,上了搜狐的一个叫《明星在线》的节目,大鹏是主持人之一。开头聊了一会儿官司,后来就聊飞了。王朔聊了冯小刚、叶京、张艺谋、韩寒,还说了娱乐圈儿和国产电影,收不住闸。搜狐最后给这次访谈定的标题叫「做客搜狐娱乐两小时,王朔什么都说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王朔开始了大规模巡回聊天活动,各大门户网站轮番请他,挨个儿聊了一遍,他还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的采访。

开始去那几个地方,还稍微提一嘴官司,后来就完全放开聊了,基本上是问什么说什么,说了一些事儿,骂了一些人,随手几刀小开杀戒之余,还道了很多歉。

《三联》采访了很多王朔身边的朋友,整个采访下来,人们谈论王朔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是个善良的人。」大家的口径出奇地统一:「其实王朔很痛苦,他对这个世界过于敏感。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假狠的人。他写得狠,但内心不是这样。」

王朔这一轮聊得最畅快的地方,还是《锵锵三人行》,聊出了语流。《锵锵》向王朔发出邀约,王朔说上节目可以,但必须找梁文道来对聊,他觉得凤凰卫视就梁文道最靠谱。王朔在《锵锵》一共聊了五期,聊得电光四溅,昙花定格。

后来,许子东又上节目,不禁感慨:「王朔做过以后,我们节目就很难做了。像谈朋友一样,你打过野战以后,再坐下来吃个蛋糕、喝喝咖啡,就都没意思了。」

王朔曾说,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他就追阿城。但其实没人下令,他也追星,追的就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曾子墨,「曾子墨是林徽因以后范儿最正的。过去有句话,江浙人,北京话。新思维,旧传统。这是女孩子里的极品。当年他们说林徽因就是这么说的」。

王朔上《锵锵》时还和窦文涛、梁文道炫耀:「我和曾子墨天天短信不断。」王朔很热爱这项活动,他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说过:「人生至乐就是和聪明女人聊天」。

官司后来也有了结果,法院判王子文败诉,王朔带着法院判决的10万块钱现金和2100块诉讼费,登门言和,并和对方经纪部负责人武丹丹同志进行友好拥抱,还送上两本《看上去很美》和三套《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王朔对判决结果表示接受。但王朔说自己这边不是输了,而是得到了公平的结果,10万块解约金也是对方应得的权益。

王朔在现场为当初在搜狐骂武丹丹的事儿当面道歉,除此之外,他说他还要向冯小刚、张艺谋道歉。他跟冯小刚也和好了,虽然当初因为一些原因产生过矛盾,但没什么不能原谅的,「中国和日本还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又不是杀了谁爸爸。道歉特别好,一道完歉,立马就轻松了」。

王朔觉得认错这件事儿特别好,「我因为认错,我这辈子占了大便宜,我当然不可能句句话都说正确了,但是我说错了我就认账」。

虽然败诉了,但王子文其实已经得到了最好的结果,她一直很感激王朔。王朔也一直在关照她,一路护航。王子文先是签到了王朔好友赵宝刚的经纪公司,后来在冯小刚的两部电影里,又都给她安排了角色。


12


2007年4月1号,王朔在上海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出了《我的千岁寒》。在上海期间,他见了陈村、王安忆、孙甘露、沈宏非等很多老友。沈宏非为了迎接王朔,组织了一场名为「动物凶猛」的饭局,王安忆还亲自下厨,为王朔献上一道拿手私房菜「黄芽菜煮东海梭子蟹」。

后来,王朔还在东方卫视的安排下,和韩寒见了面,两人都有点腼腆,瞎聊一气。聊到喜欢的姑娘类型,韩寒对主持人说:「他(王朔)喜欢小孩儿,我其实就喜欢姐姐。」王朔说:「我在你那个年龄,也喜欢姐姐。」

王朔其实不想过操这么多心的人生,他明确说过自己的理想:

我走到今天,其实一点儿也不愿意像今天这样,我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大堂副理,我愿意干那个,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又不用负太大的责任,能处理的处理,不能处理的往上交。我愿意当这么一人。谁愿意尽那么多社会责任,多累呀。

不过《我的千岁寒》确实是王朔创作生涯中的得意之作,讲的是佛教禅宗祖师惠能得法传法的事儿。

我不爱给自己吹牛逼,但我这次真得说,写得确实好,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我还天天进步,还能更好,气死他们,我才四十九,我他妈还能写得更好。

那帮傻逼跟我臭来劲儿多长时间了,有本事你们拿出作品来,哥哥拿出来了。我原来起手是一手傻牌,我都秀你们,我现在起手是顶天花同花顺,通秀大伙。

2007年上半年,王朔开始在占座网发声。占座网是一个实名制大学生社区,是徐静蕾电子杂志《开啦》的合作方,徐静蕾的网站鲜花村也是占座技术团队帮着升的级。当时占座的功能比较简单,本质上是个博客,这也是王朔本人唯一开过的博客。

他上占座的第一天就玩嗨了,第二天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取名《回忆初夜》,开头一段儿是这么聊的:「昨晚可说是我在网上第一次群交,和所有初夜一样既混乱又兴奋累得骨头痒痒。」

王朔在占座的发博频率非常喷涌,大部分都不长,就是一句突然蹦出来的话,一句影评,或一个想法,有时一天能发十几条」。放眼望去,飞花摘叶:

「南极可要化了」
「连吃两碗白米饭的诀窍」
「舞蹈起源于假嗨」
「请大家脱袜子检查自己的小脚趾头盖」
「夜生活小常识」
「从摇滚果儿的衰落看锐舞果儿的兴起」
「火山口之于沸腾岩浆是直观的地狱」
「北洋时期正经是一情景喜剧」
「我一胖,还像臧天朔呢」
「刘索拉建议我练电贝司」

光是陈列标题,已然一场盛宴。

还有一篇《告天下担心我的红知》,内容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收一红知短信有感。短信原文:……你别乱来,他们会不会把你杀啦?)

这位红知是谁,没人知道,王朔红知太多了。关于他和徐静蕾的关系,以前接受采访,记者都问过,二人口径不同,徐老师答得不复杂:「王朔是我的良师益友。」王老师答得更简单,就两个字:「红知。」

王朔后期爱用省略词,绝不多说一个字,红知就是红颜知己。王朔说自己有很多红知,池莉、王海鸰、曾子墨都是他的红知。红知队伍里没有王安忆,王朔原话,「王安忆是我亲姐姐」。

后来金丽红去找了王朔,把他发在占座的内容集结整理,然后又加了一些别的没露过面的东西,做成一本书,叫《新狂人日记》,书名是王朔自己取的。那一年,王朔还出了《致女儿书》。第二年,王朔又出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算上《我千岁寒》,前后十一个月,王朔出了四本书。

王朔一直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几次以为逮着它了,终于把他揪出来了,几次都是揪住个头发,拉上来一看,脸不是,认错人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揪得比较多的,揪出上半身了,才觉得不像。虽然最终还是不像,但已经自爆得粉身碎骨了。王朔很喜欢朋友给他的评价「文坛钉子户」,「就不搬迁,就在这儿扎下来了」。

闹完天宫闹东海,大家都以为王朔这回是彻底回来了,没想到他转了一圈儿后,又彻底消失了,他的占座再也没更新过。再次出来公开接受采访,是八年后的事儿了。


13


2013年9月7号,王咪咪结婚了,嫁的是画家朱新建的儿子朱砂。婚礼是在北京霄云路一家法国餐厅办的。王咪咪初三时去美国上学,2007年考上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朱砂在法国读艺术研究生,王咪咪有一次去法国玩,机缘巧合,二人相识相恋。两个人经历差不多,都是从小跟妈在国外长大。

婚前双方家长正式见面。那时朱新建生了病,身体状态不好,说话不便,但可简单沟通,王朔见生人话也不多,两个老男人,相对无言。朱新建一直给王朔递烟,王朔平常出门不太抽烟,养嗓子,在家写东西的时候才抽。那天下午他跟着亲家抽了一包。多数时候,二人都在互相抽烟,互相微笑。

婚礼那天,王朔没去,按陈丹青的说法:「他扛不住,他没勇气站这儿。」冯小刚顶上来救场,担任证婚人,撑住了场面,刘震云、陈丹青、赵宝刚都代表娘家人上了台。

消失的几年里,王朔除了写小说外,还写了几个剧本。他看完《非诚勿扰》后跟冯小刚说:「小刚你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一看我老觉得我有下嘴的地儿。」冯小刚一听高兴了:「那你要有兴趣的话,要不然你弄一个续集。」王朔确实起了兴致:「行,咱一块。原来我觉得犯贫这嗑我都快不会写了,你把我这想写小说的劲儿逗起来了。」最后,王朔借《非诚勿扰2》聊了一把生死。

后来,王朔还帮朋友写了几个剧本,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姜文的《一步之遥》,徐静蕾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后来《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问王朔选戏写剧本的标准是不是就是为了帮朋友。他说:「不是我帮朋友,是朋友帮我。写小说慢,我得靠写剧本挣钱,解决生活问题。」

2015年年初,受徐静蕾之邀,王朔消失八年后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也只有徐静蕾能请动他,媒体是《南方人物周刊》。王朔其实丝毫不避讳谈徐静蕾,之前接受采访时他就主动说起自己住的别墅是徐静蕾买的,他也说过死了以后钱全归徐静蕾。

徐静蕾也公开聊过王朔:「我觉得分手之后还是可以成朋友,而且可以成很好的朋友,我有一个男朋友,二十年了,几乎每天还会打电话。」两人后来不在一起了,反而成了一种更高维度的关系。

王朔又养了一只猫,叫多多,是一只短折耳。他用上了微信,但在朋友圈只看不说话,他的微信头像就是多多。王朔家一直电视开着,但处于静音状态,只走画面,王朔后来一直这样看电视。他一个月去一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吃到月底,打卤面收尾。

他的书桌上散放着十来本旧书,是他正在写的史前小说的参考典籍。他一天写五百字,电脑写稿改起来方便,他边写边改,需要用词的地方,炼字如炼金。

王朔说他91年停笔后,不知道下面该写什么,他想写巨牛逼的东西,但是他不知道那巨牛逼的是什么。

中间不知道要写什么的时候就特拧巴,没有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写一个跟我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于是写了《看上去很美》,从我的幼儿园开始写,是不是这个?写完我发现不是这个。

直到我找到现在这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结构,我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进去,这个结构特别合适,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远古以后反倒自由了。

王朔新写的是一个史前小说,他说中国其实有文字的历史没多久,没有文字之前的史,只有一些非常零碎的线索,史前史里有巨大的空白,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王朔觉得搞清楚我们是怎么来的特别有意思。

他还在里面编一个中国的假圣经。他渐入佳境,本来他最不擅长就是描写场景,但是写史前,写到嗨时完全没障碍了。

小说名字已经有了,他想到一特别得意的,但不能说,怕被人提前用了,计划写三四十万字,当时已经有了二十三万字。这个小说他只给女婿朱砂看过一段儿。

王朔一直觉得别人的支持特别廉价,没必要,时过境迁都会走,没有人记得你有多少支持者,人家只记得你的作品。作家不重要,作品最重要。

他一直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多年来,我一直盼着哪天把这本操蛋小说写出来,我就踏实了,可以放心去过自己的日子,到处转转,到异国他乡看看风景,像电影里那样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去看望朋友,或素未谋面的亲人,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每天躺着晒太阳,或开个酒吧。那些年,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玩好,净想着小说了,心不在焉」。

除了作品之外,王朔对此生还有一个遗憾:

我有一个心愿没了,我希望再有一世,我当一个普通人,去当我的大堂副理去。再有一世我也不想这么乱七八糟的,我也找一女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得过一辈子这个我才不再来了。否则人间给我的记忆太不好了。




祝王老师身体健康,新小说一切顺利。
一个民间王学家的朴素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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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密:有段故事没讲,可能是不方便讲。1999年结巴出狱,生活拮据,挚友周忠陵伙同郑世平(野夫)把王朔搞来与结巴海侃十三小时,然后整理录音出了一本叫《美人赠我蒙汗药》书,版税27万,除去周忠陵垫付的成本8万,余下19万王朔一分不要,全给了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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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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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楼yingyinc 的帖子

真好看,原来王朔这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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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人赠我蒙汗药》后面的故事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7-03-31 00:12:58)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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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美人赠我蒙汗药》后面的故事作者: 周百义
      
灯光闪烁,暖昧如站街小姐的眼神;声音嘈杂,考验着闯入者神经的耐力。京都三里屯,一个幽昧的房间里,我见到了王朔口中那个“海归”作者。
当初我被王朔“涮”了,他告诉我作者“老侠”是个海归,他的一个红颜知已。尽管我有些怀疑,但还不断让自己坚定这个信念。后来,野夫还是谁告诉我“老侠”是上个世纪曾经在某个广场振臂一呼的人。于是,我有了想见见他的念头。
时间我记不准是在什么时候了,好像是在一次要出国的间隙。但我至今仍然记得,“老侠”十分消瘦,因为光线的缘故,我没有看清属于惨白还是青白之类的。他戴着一幅眼镜,文质彬彬,一个标准的文弱书生,和我想像中的那种视死如归的侠客模样完全对不上茬。
他说话的声音十分微弱,或许是在那种嘈杂环境的缘故。他好像说了谢谢,之后再没有主动说什么。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知道不便问他什么,或许他身后就站有什么人。我只能说谢谢他的这本书稿,让读者有了新的了解。我夸奖了他几句,说我过去还看过他的另外一些作品。
喝了一些饮料和酒,我们就分开了。
他这样能够见朋友到酒吧小聚的自由时间并不长,没多久,因为一场请愿活动,他又去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后来我获悉他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他没能去挪威领奖,他的妻子也没能代表他去领奖。我在另一个地方看见了颁奖的视频:奖台上放着一张椅子,主办者对着这张空着的椅子发表着赞扬的话。
但这本署名“老侠”的书终于出版了。今天来看,在老侠最困难的时候,大约有十几万读者买了这本署名王朔和“老侠”的书。王朔这“厮”师弟野夫把他写活了,我不再赘述——野夫的文章我附在后面。
我也将我的一篇旧文放在后面,对此好有个印证。我担心时间的流逝,担心有一天我们都老去。
当然,文字是消灭不掉的。
[转载]《美人赠我蒙汗药》后面的故事

    签约时与王朔在酒店的合影。

    附1:《美人赠我蒙汗药》与王朔

[转载]《美人赠我蒙汗药》后面的故事2000年11月上旬,点击“搜弧”,上面有1358个网页是关于这本书的。
10月份的全国20个大城市新华书店销售统计,该书属当月全国畅销书。
其实,这并不是“蒙汗药”,是作家王朔送给我社的一份厚重礼物。迄今为止,这本书已经销售了15万册。
关于这本书,作为策划人,说一说它的出版前后也有点意思。
2000年盛夏,我到中央电视台谈其他合作项目,事毕,还有半天时间,我拨通了一位做出版发行的朋友的电话。刚好他有点时间,冒着炎热,我从西城赶到了东城。
这位朋友的办公地点在地坛公园,里面正在维修,我和社里另一位同志绕了好大一圈,好久才找到入口。谈话间,他提到王朔有一部稿子名叫《问道于野—王朔与老侠的对话》。至于“问道于野”,是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王朔把它借来,意在说明书中的观点都来自民间。
王朔是当今出版社关注的作家之一,他的每一本书都曾在出版发行界搅起过一股旋风。本是做出版的朋友,为什么要向我介绍这本稿子呢?但稿子并不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只是向我出示了王朔写给他的授权书。授权书上写明请他联系出版。至于为什么他挂名的出版社没有出版,他说,社里不同意。我当即表示愿意出版,但他说,你看了后再说。
我急切地想看到稿子,但稿子放在望京花园的家里。晚饭后,我乘坐他的吉普车去了望京花园。稿子并不厚,我说.出不出我明天给你消息。
深夜3点.我粗略看完了稿子—王朔与一位叫老侠的人的对话录。谈中国文化,谈大众传媒,谈现当代中国作家,行文辛辣,一如其一贯的风格,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过,文中多处我觉得需要斟酌,同时,言语中多不恭之词,如果照此出版,出版社恐怕要关门了。出还是不出?放弃吧,太可惜了。谁都知道,王朔的书只要投放书市,销售至少在10万册以上。不放弃吧,万一,万一触了雷区,自己的乌纱帽倒无所谓,但出版社几十号人怎么办?我眯糊了几个小时,清早一醒来就断然决定,还是回社多请几位同志看看。这天去石家庄河北电视台做一本书的节目,在火车上,我给那位朋友打了电话:书决定出,但我要回社商量一下。
回社后,我请社里的两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也是社里仅有的两位编审给稿子把把脉。
一位编审看了稿子后找到我,问我,你为什么要出这本书。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从你本人考虑,这本书最好不要出。”另一位说:“有些文字需要动。只要同意改,还是可以出版。”借出差之机,我还咨询了中央某领导机关的一位湖北老乡,这本书能不能出。他也说,最好不出。
说实在的,我陷于了两难境地。决定出吧,确实有风险,别的几家社没有出,自然有其道理,万一因此而“身败名裂”,我不是自讨苦吃?即使书出了赚了钱,也是公家的;如果倒了霉就是自己的。不出吧,到手的畅销书又飞了。这真是“万事古难全”。
经过反复考虑,我想,如果王朔同意按我们的意见改,就出;否则就放弃。
十几天后,在地坛公园旁边的一家饭馆里,我与王朔第一次见了面。他没有外面传说的那么“痞”,为人诚实而且爽快。关于书名《问道于野》,我认为太文气了,缺少王朔过去作品中的那种风趣与幽默,建议他改一下。我们边吃饭边想,王朔提到他最近正在看汉乐府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不改成“美人赠我蒙汗药”,“好!”我们不约而同地叫道。关于书稿的修改问题,王朔完全同意由我们全权删改。他说,过去我的稿子是不允许编辑动一个字的,这次同意出版社改,不过改后还要由他自己再看看。他说,他正在做一个网站,他不希望因此而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我听后心里如释重负,当即与他签订了出版合同。
8月下旬,《美人赠我蒙汗药》终于如期出版。我们本来拟定了一个宣传方案,但出版后,这本书在全国媒体的反映之迅速和广泛出乎我们的意料。各地的报纸先是正面报道,接着是各种猜测:最开始是关于封面上的署名和正文中的老侠,是否出版社印错了;接着是关于老侠其人,有人说这其实就是王朔一人自唱自拉;再后来,是关于这本书稿,不少媒体说不是王朔本人写的,王朔出售了“冠名权”,并且引用了某记者采访我时的谈话。在那些互相转载的文章中,好像我已默认了确有其事。有些记者愤愤然,认为这是一桩“丑闻”;也有记者写文章,说书中错字太多,16万字的文稿,里面找出了20个错处。但这次无论说好说坏,素来嘴损的王朔却一概不去应战。事后有权威人士说,这是王朔的聪明之处。不过,今天我可以在这里给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一个肯定的答复,老侠是确有其人,此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一匹黑马。一度出国留学,目前已回到国内。这个稿子,是他们在一家宾馆里“侃”了三天三夜的结果。书稿是请人根据录音整理的,之后又经二人审核定稿。如果说请人整理就算“出售”冠名权的话,像姚雪垠晚年口述的《李自成》,也不能署上他的名字了。
这盅“蒙汗药”我们算是喝下去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得到了什么呢!这也许需要我们继续总结。

附2:野夫:闲话王朔
   一
《红楼梦》开篇有一段贾雨村和甄士隐品评天下人物的妙论非常有趣。大意是说人本源于天地之气,正气所凝则为忠臣烈士,邪气所凝则为小人奸佞;但还有一种人是由正邪二气交葛产生的,这种人即使当皇帝也是唐明皇宋徽宗一路,如果堕落风尘那至少也不低于李师师一辈名妓。当年夜读此段高论时,心下甚是拱服,窃以为纯正纯邪的皆是少数,而芸芸众生或者多是正邪之间的产物。后来阅人多了,才发现真正算得上此类人物的,竟然如凤毛麟角,乃不世出的宝贝。
拙文要说的这位顽主,圈内人称为朔爷――在我看来,就算这样一位稀世无多亦正亦邪的怪物;和贾府那个末世公子一样,原是口中衔着一块玉来投胎的。
某日,和东北作家述平【《鬼子来了》和《有话好好说》的编剧】等朋友酒后品藻同代人文,他深有感慨的说――当世只有三个聪明人令他畏服,一王朔,一姜文,一郭力家。三者中之二我无过从,但也认同;其一则有过几面之缘,且了解一点世所未闻的高品内幕;其三是东北诗人,是我朝夕相处的兄弟;虽然寂寂无闻于世,但凡与他有过樽酒之交的,那也基本是无不欢喜。所以我对述平的评述,当下就说深得我心。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于今则为烈了。你在这个圈里随便逮个会写字的问问――你最佩服和喜欢的作家是谁?他一般都会搬出几个发音不准的洋名,以示自家的博览和对本族的不屑,很少有人承认他喜欢王朔。仿佛喜欢王朔就沾上了流氓气,品格便不高了似的。
而我确确乎是喜欢这厮的,很多时候一想起他那副嘴脸就暗自作乐。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我这样的坏种喜欢他那大奸若忠的范式,还有许多正经人也私心乐之,只是不大拿出来说罢了。
  二
坦率的说,我原在80年代中期初读他那《海水火焰》时,便喜欢上这厮了。我喜不喜欢谁是我的私淑所好,原无关乎文格名气,那时的他也还只是一个需要抱着稿纸去编辑部打情骂俏逗女编们开心的文学青年。若干年后我曾经问他,何以书稿多要给出版界的大姐大金丽红时,他咧着嘴说――人家老大姐在你不火时帮你,咱不能火了就没良心嘛。我也算个恩怨分明的人,自然能够领会他这种念旧的深心。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道德文章都好,直谅多闻,肯定也都值得交往;但我私心所喜的还是那些性情有味的趣人。有些也许缘悭一面,但从文里字缝中,大抵也能想见其为人作风,可以神交。读王朔而不笑的人,我基本可以判断为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病友。但他所传达的笑,又绝非相声小品――他那些邪里邪气的小人物,油腔滑调的声口,表达的正是我辈对这个伪善伪崇高伪光明的社会的反动。
我喜欢他的这种阴坏阴坏的表达――嬉皮笑脸之中暗藏着袖箭和鸩毒,玩世不恭内里透射出剑芒和寒光。就新时期的小说而言,我还想不出有谁比他更毒辣而又不动声色的刨了新政主流虚伪话语的根儿。几乎从他出山开始,一种对专制的调侃慢慢进入大众生活,一张一张的揭开那些腐蚀了我们几十年的权势的虚张面皮。当他说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时,我和他一起在暗夜坏笑。
他几乎在不断创造一种王氏风格的时尚语言,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党报之外的大众媒体的标题,都在摹仿他的戏谑语法。我们说伟大的文人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看不出哪位爷能够如此浩荡的席卷了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党八股。当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已经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调侃当局的虚伪,并引发大众在恐怖高压下的娱乐风暴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朔爷发起了这种正邪兼收的时潮。
  三
北京向来是一个龙蛇杂居的城市。我在90年代中迫于生计的闯入,完全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到巴黎,心底原是自有某种局促和惶恐的。除开原有不多的几个老友之外,如果说潜意识指名点姓还想认识谁,那至少王朔是其中的一个。我知道,在这个皇都,有太多我在深山边城早已仰慕的人名,但内心觉得可以在一起嘻哈疯癫使酒骂座的,这厮必是首选。
我不是那种因为久仰就一定要钻天打洞去攀结的人,我相信人世间必有某些缘分,能让你认识你的同袍或者敌人,使你体味人生的情仇或者恩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确实无意之中结识了许多死生师友,正是这样一些胜缘,使我觉得今生不虚。
1999年,“钦命要犯”晓波君第二次出狱。这个当年以“黑马”之称轰动文坛,后来又因“四君子”之名而深陷囹圄的哥们,此刻已然妻离子散,同样穷愁潦倒了。他是政府的人质,失业原本正常,且不许出国,更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发表文章,这就难免让人绌于生计了。那时幸好有个侠义的女子在西边的小屋里收容了他,但谁要去探望,那是要受到盘问的。我是过来人,知道人在困境中,可能更要面子,因此一般朋友的接济,往往还不愿领受。再说多数人在那时也还算是末路文人,杯水车薪,实在也不足以割肉疗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请他搓几顿,或者秀才人情纸半张――送几套书籍聊慰寂寞。
某天,老友周君给我电话,说他和晓波及朔爷约我晚上去香格里拉小酌,我自然窃喜,可以近距离看看这厮的嘴脸了。我们仨先到,稍坐,朔爷就来了,一副温吞吞懒散的样子,并无想象中北京人那种咋咋呼呼。我原想哥几个可以放开喝一把,这点倒是出我所料,他说早年喝伤胃了,现在只能葡萄酒,且浅尝辄止。大家只好要了瓶红酒,点缀着碰碰响声。
那时他刚推出了那本惹来无数非议的《无知者无畏》,算他越界出的第一本随笔集;尤因其中竟然敢妄谈鲁迅且猛批金庸,搅起了文坛的轩然大波。吃迅翁这碗冷饭的人看不惯一个“痞子作家”来抢饭碗,而铁杆金迷又多是名校学者,自然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了。大家嘻嘻哈哈从这场论战说起,他像个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坏笑着说――哥们等他们骂,啥时累了不骂了,我再踹丫一脚,引蛇出洞。呵呵,哥几个帮忙打听打听,这帮丫都还崇拜谁呀?丫拜谁咱抽谁,看丫急痴白勒的我就乐。
确实他就是一顽主,就如他小说名字一般――一点正经没有。许多人拉开架势要和他叉架,他却惹完祸在一边歇着看热闹,逮着要散场了又远远扔一石头过去。你若是正经要忙伙食的人,就千万别跟这种闲人玩闹,他就根本没有胜负心,要的就是个游戏风尘。你要跟一没有胜负心的人对弈,除非你也要解闷,否则真是一点意思没有。更不要说,多数对手的智商还不在同一层面上。
  四
一般而言,文人圈里出侃爷,多数人皆能信口开河,随便开讲也可以抡倒一批听众。我算是见过许多名闻天下的大侃爷的,但老实说,听王朔侃,确实是一种非常提神养心的事儿。这厮说话慢条斯理,表面上温文尔雅,字缝里暗藏杀机,随处都是机锋,常常能使你忍俊不禁,他自个也会跟着呵呵作乐。他不抢话,但多数时候他一开腔,其它人就只有跟着乐的份儿了。
那晚的主题是晓波和王朔针对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要来个对话,准备记录为一部书出版。晓波初出牢笼,难免火气正旺,指东打西,不乏刻薄之处。相对而言,一向口无遮拦的王朔,反而平和许多。但即便如此,词锋所及,则仍不免要杀进雷阵,到底在哪里踩响地雷,却是难以预知的。之所以要我出席,是因那时我在做出版,如何安全推出这部对话,是需要我做些顾问的。
原来计划由我责编,书稿整理之后,王朔单独叮嘱我一定给他看看。他拿去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订,对他自己发言的那部分认真校改一过。也许只有我这样的老编辑,能够看出他所修改的词句的深心所在――他大大咧咧的表面之下,原是一个极有分寸的人;我想这也是他这多年尽兴玩闹而未被封杀的原因。
就算这样基本稳妥的书稿,我拿回社里审查,仍然还是被终审卡住了。终审者是我的恩公,极懂出版,也认同这是好书,但觉得风险很大,劝我放弃。我只好拿去找长江文艺社,社长是我师兄,也是作家出身,自然知道王朔的商业价值。他亲自审稿,然后来电就问――另一个对话者是谁?因为国情的考虑,晓波的署名身份叫阿霞,对话身份叫老侠。我出于为师兄前程的考虑,只能对他说――你不用知道为好,反正本书的著作权人是王朔,你只需和他签约即可,其它的事情由他负责,你看能否出?都是做出版的人,看见好书自然难以割爱,师兄是懂板的人,就说那你必须安排我和王朔亲自见面签约我就出。我首肯保证,于是此书才找到出路。
那晚散局,我也要回东北四环,王朔顺路相送。我一看他开的竟然还是个老款现代的破车,就忍不住打趣,他也煞有介事的回答――我们这一代难的就是如何保持革命传统不变色啊。我们哈哈大笑。那时的他,和老徐的故事还没公开,我说你这样的咋就还没闹绯闻呢,他一脸无耻的说――你没觉得哥哥高风亮节啊。我说那就看你晚节能否保住了。彼此嘿嘿,揖别而去。
 五
多数人稍擅浮名就难免装逼,如果有点芝麻爵位或者银子那就更装。本来文人应该是所谓世事洞明的,但你只要看看中国作协那个系统开会或者选举什么,大家一边装得一本正经,一边打得一塌糊涂,你就可以想见所谓的中国文学在体制内将要开出什么样的奇葩。
以王朔的文名和所谓的“成果”,在地方文坛那得够格当个鸟主席了,可是在北京,谁要听说他出席过哪个非朋友的官方会议,我估计美国之音都会当新闻事件。
为了帮晓波出版这本书,我通知他来地坛和长江社社长喝签约酒,他二话没说就带着个美眉赶来了。席间为了聊尽宾主之欢,他也喝了几杯。按他彼时的身价,一般版税都得在百分之十二,首印不会低于二十万册。但考虑到本书的政策风险,我那位师兄提出首印十万,他提出签约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双方都很意外的同意了。接着讨论书名,他说这种书就取个八不相干的名字最好,我说那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诗――美人赠我蒙汗药,大家当下大笑通过。
师兄是敏感之人,对另外那个狂言愤世的对话者仍不免好奇,席间询之于王,他原是打岔的高手,嘻皮邪脸的呵呵对答曰――海龟,我的一红颜知己,你就不许我也有点隐私啊?大家只好顺坡滚驴不再深究。
那阵子他其实可能正是想钱的时候,我问他在忙啥,他说在帮朋友弄个游戏网站――那正是网络泡沫经济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我说弄网站对你已经是不务正业,况乎游戏;他说你不懂,我负责开发的这个叫文学游戏,非常有趣;举例说吧――我把红楼梦改成各种可能,从林黛玉进大观园开始,跟每个人的交往都展开另外的结局,关于命运的游戏肯定让人上瘾。我确实不懂网络游戏,听得似懂非懂,反正知道他瞎折腾了许久,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他也就猴儿点灯了。
师兄如约要付几十万版税,来电问我,我则去问他如何分配――毕竟这不是一笔小钱。他说你去要晓波一个不是他名字的帐号,全部给他,我分文不取。我有些惊异,他完全可以拿一半换个新车。他说给钱人家又不要,就这样合作本书吧,人家有难嘛。于是所有的稿酬就全部赠与了晓波。
我在这个世界也算见过一些书生义气的人,像这样为朋友出手阔绰一介不取的,这是唯一。而且他帮的人,可能正是许多故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试问那些长期骂他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曾有几人能够?这件事情我是唯一的经手人,许多年来为了避嫌远祸,我唯默默。现在说出来,但愿不会惹来有关当局对他的疑忌。
  六
在这本所谓的骂人书中,其实王朔就是扮演的一个捧哏,主要是晓波在点评人物横扫千军。我知道有些人原非他愿意伤害的,其中不乏他的朋友,但逗哏的往那边搂草打兔子,他也就只好顺嘴打哈哈了。问题是他必须用真名来号召市场为朋友挣钱,躲闪不得,而晓波又因国家限制不能上前台亮相,于是所有的得罪人的事情就只能由他担当了。我们戏称这叫跳蚤惹祸,虱子遭殃。
很快各路人马的反击也就频频登台了,这回他却基本采取隐忍的态度,好在他是个浑不吝的爷们,我和他都只能在旁边看热闹,谁也无法来点破实情。他这个人好玩也就好玩在这里,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门就不出门,任你在外面掀房揭瓦。
许多年之后,易中天先生看见他在《三联生活周刊》有篇随笔,大意是说某人死了到天堂去报到,上帝看见他浑身戴刀完全成了一副刀架子,询之,答曰――我这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给插的。易先生急忙推荐我看,我们二人哈哈大笑,我算是知道这厮的一点苦衷的。
话说易中天先生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满天下,他一直很喜欢王朔的文章,我们也经常见面讲说这厮的好玩之处。我知道先生也算是怀抱利器的人,嘴皮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便有意撮合二人一聚。那天我做东在重庆饭店,还有两个朋友作陪。一餐饭基本没动什么粮草,这场双雄会几乎完全变成王朔的单弦独奏了。
我确实有些惊异这厮的机智和口才,有的人多是文字里可以幽默,生活中其实很木讷,他的文字和他本人在我看来,就是浑然一体的。我常常好笑许多骂他的人,说他没文化,其实他是一个读书极多的人,而且绝对的聪明过人。他随便发明一个名词“知道分子”,就让许多号称知识分子的人足以脸红。
大众多以为他真的很痞,其实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好玩但一点不痞,许多原本正经且严谨的女作家,都能接受并喜欢他那极有分寸和智慧的玩笑。另有很多高人,都在私下里对他十分推举。
 七
进入新世纪之后,王朔似乎开始了他的市隐生活,不大在江湖上行走,一会传说开酒吧,一会传说在嗑药――最近媒体拿此事追逼,他采取的闪烁办法。其实,抽几口大麻抑或嗨两回,在今天的文艺圈可谓常事,要是我,就承认品尝过体验过,你又能将我如何。这和运动员吃兴奋剂一样,顶多也就算犯规而已。反正他这辈子也不可能塑成青少年的楷模,哥们就这德行,爱谁谁呗。
多数娱乐媒体一直是他内心不悦的,他老骂媒,但媒体却无法封杀他――毕竟他太惹大众的眼球了。然而现在的许多老记确实水平太不在一个层面上,提问确实小儿科,没法不让人跟你急。他跟谁谁睡觉了,干卿鸟事,国务院开新闻发布会,你咋个不敢去问那发言人睡了几个女人呢?当官养情人的更普遍,何必跟几个风流才子较劲――人家这还是真正各无所图的健康情感呢。
我看骂归骂,在北京的圈内真正跟他交道过的人,对朔爷那还是基本服气的。前年和《天下无贼》的编剧王刚吃饭――那会他刚刚出版了《英格力士》小说获奖,锋头正健。大家撩起无贼来,王刚说,这剧本他和冯小刚改了许多遍,报上去还是通不过,又请刘震云出马,仍然被打回。电影局的理由很简单――让贼【坏人】做主角,没有先例,贼做好事的动机何在呢?看来不解决好这个出发点,这戏就要夭折了。冯小刚只好还是请疏远了的老友王朔来。朔爷看了一遍,如老吏判狱的说――怀孕,让女贼怀孕,然后进庙烧香。大家恍然大悟,人心向善,自己这辈子毁了,还是希望下一代美好嘛。宗教情怀也加进去了,格调一下子拔高了。王刚说,这丫老辣,你不服不行。我国的那些管理部门本来就荒诞,遇见这个老练的游击队员,也就真的还服他这味神仙汤――这就是典型的王氏智慧。
论起来,我和他也就只是个萍水之交,没事也都相忘于江湖。老友周君后来开了个食盅汤的餐馆,是包公遵信先生的题匾,据说王朔常去用膳,墙上有他那傻呵呵的柿饼脸,我却一回没遇见正主。周君偶尔说朔爷还在问你,我说难得难得,烦劳回话请安吧。世界上有许多人,你一辈子都在交往,也许你一辈子也没真正喜欢。但有些人,也许只有半面之缘,你却能够在心里默念一辈子。
王朔也许在世人心里,不是什么好鸟,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崇高。但比起这个社会的多数文人,我觉得他活得真实,活得像他自己,活得性情天然。当多数人都在伪饰下正襟危坐的时候,这厮却在那里率性任情的胡作非为,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也因此愿意来说说我所知道的一点关于他的湮没无闻的故实,以便同道中人更深的认识这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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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 撒旦就是我的宿命 | 佳作重读

原创: 蒯乐昊  南方人物周刊  今天
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公号逢周六周日推出【佳作重读】栏目,分享能够抵抗时间侵蚀的优秀文本。温故知新,让我们一起品味经典。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我庆幸我这一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童年创伤、残酷青春、年少轻狂、中年危机统统过去,从一场漫长妄境里醒来的王朔,发现人生赛程已然过半,所余大事,无非是保住晚节。”
2015年,在徐静蕾的帮助下,本刊记者蒯乐昊专访了N年不接受采访的王朔。
全文约17205字,细读大约需要43分钟


第一次我们聊了3个多小时,从历史不存在处聊到时间不存在处。笑语晏晏,录音笔忠实地走着。然而回家一看,一向靠谱的录音笔诡异得空无一物。就好像他不该说,我不该听。惟有记忆能证明这场对话真实存在过。

“我有点儿迷信,没有写完的小说不能提前跟人说,就像做饭一样。”做到一半的饭菜揭了锅盖,就走气儿了。但他如何能忍得住那些写到high处的得意,不说不说,还是说了。理想中写到三四十万字的长篇,现在已经写了23万字。“出版不出版,在哪里出版,都无所谓,在我死前端出来就行。”

他现在过着极其规律的生活,早起,早睡,越来越像一只猫。猫睡,他跟着睡;猫起,他跟着起;猫打个哈欠,他也困意袭来,要白日盹过去。

他与时俱进地用上了微信,但在朋友圈只看不说话。微信头像是他的爱猫多多,一只始终带着童稚萌的美短折耳,那张猫脸上的五官和表情,怎么说好呢?仿佛这猫也是王朔亲生的。

王朔在人类世界的女儿,大名小名,都叫咪咪。在他正在写作的史前小说里,戏仿少典部落“有熊氏”,有一族人叫“有猫氏”。

他走路也像猫,夹着,肩膀端起来,脚头落得很轻,悄没声息。他说,这是从小在部队大院生活的结果,长期集体群居,个体都恨不得把自己闭合收缩起来,不打扰别人不是最高标准,而是为人的最低标准。在这个单身汉别墅里晃荡的每个活物都是一出默剧:两只猫以幽灵和梦游者的方式间或闪过,电视里上演着狗血剧情,但是音量被主人无情地掐掉了,男女主角激动的面部表情配合嘴唇无声地一张一翕,像两条鱼在努力传情达意。据说这是他长期以来习惯的看电视方式。窗外天气阴冷,寥无一人,空气里的凝固感让人错觉瞬间就会有雪花落下。老王望着雾蒙蒙的窗外,什么霾不霾的胡咧咧,这就是他在美国时朝思暮想的“北京灰”啊!

他的工作间里,有一张形制仿佛供桌一样的长条高几,上面散放着十来本旧书,都是最近在看的,从那些发黄的页码来看,应该是他写史前小说的参考典籍。打开在正看到的地方,扣着,这样方便随时取阅。他用这些东西供养自己。

另一种供养更加随意,他是自己的饲养员,做自己的一日三餐,把自己喂饱。他受不了动用保姆,因为不能容忍家里有个生人走动。拘束,别扭,“你还得跟他客气”。曾经用过一个,转过月就自动不来了。


王朔和他的爱猫八不 (图/徐静蕾)


不受福德的老式宅男  

标准的宅男生活不难想象,况且这还是一枚拒绝网购和拒绝接收快递的老式宅男。好在是在部队待过的人,怎么都不至于喂养不了自己。他一个月去一次超市,买回一堆东西,挨个吃,从最新鲜易腐的蔬菜开始吃起,直吃到月度将尽,家里什么也不剩了,以打卤面收场。

起得早,于是早饭吃得精,自己给自己烙一张披萨大饼,多搁cheese以增加营养。部队大院长大的人有一种固执的味觉记忆,最好吃的就是食堂大锅菜。那种带着汁水、不用精煸细炒、只需投锅熬制的,王朔的菜系就是这一路。所谓“食不重味”,即一天只烧一个菜,一个菜里只搁一样东西。这种吃法直接导致频繁口腔溃疡,需要维生素救场。

墙上挂着他自己的手写体:不受福德。这4个字,是他的自省真经。

《金刚经》有云:“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甚多。”凡有不平之执、妄我之嗔,瞅一眼这块匾,便高兴了,拖着京白:“哥哥我——不受福德!”

他觉得自己写不来大字,这4个字用小小的纸写了,再去复制放大,裱制装框,伪装成书法作品。笔触太细,放大了还是清瘦,反倒出了禅意,像某个法师晚年手抖时的拙朴笔迹。满屋子挂的都是这种随性收藏,收藏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出自名家或者价值昂贵,而是跟自己的生活与情感紧密勾连——这也是他写作的标准——宫崎骏动画片《魔女宅急便》的投影翻拍、梁左女儿梁猫猫画的斑斓大猫、王咪青春期的放大照片、北京城全息影像图……有人送来一幅新出炉的画作,画的是41岁时精瘦的佛陀,正在幻中入定,他随手便挂在台灯上,黄色暖光穿透画布,成了新的装置艺术。

“你仔细去看,宗教典籍里都有药的记载,比如佛教里的蔓陀罗花。服药之人绝不可能是胖子。”第一次看到释氏弟子手绘的师尊之相,他差点流泪。

写作,在规律的时候,一天能写电脑一整屏。数一数,也就500字。500字要写好也不容易。电脑打字修改起来太方便了,总是边写边改,一度还添了个毛病,但凡用词,要把所有的同义词近义词全部列出来,反复揣摩、替换。炼字到了这地步,也是强迫症。推敲许久,择一填之,过了几天回头看看,还不如第一次凭直觉使用的词,再改回去,战线因此被拉得更加漫长。

写高兴了,各种顺手,直写得杂花生树万物生长,故事飞起来了,野草一样疯狂蔓延,老王不过是被附体了一支笔。但另外一些时候,他只能算是在电脑前“爬着,一点一点地朝前努哒”。


童年创伤后遗症患者  

他已经宅了很多年。偶有邀约,总是还没出门就开始后悔。尤怕出席活动,每次拒绝朋友邀约,都是一场艰难的心理战。先是不好意思说不,胡乱漫应着,事到临头,抓挠各种借口,推脱不去。几年前洪晃在三里屯太古里的“薄荷糯米葱”开业,请他出席,一个隐匿的理由脱口而出:“不去,我有童年创伤。”

小时候因为淘气,众目睽睽下挨批,没的盖脸,嬉皮笑脸耍贫,假装不在乎。“我作的检讨,把女生都逗笑了!”

“批斗会”的反义词是“讲用会”,英雄事迹,好人好事,高大全,伟光正,听起来全透着假。长大后,遇到人多的场合,从生理到心理,全是抵触,总觉得如上台示众、当堂罚站,无非是批斗会或者讲用会的翻版。

童年创伤论一出,他从此在朋友中获得了应酬豁免权。“你都创伤了!谁还好意思勉强你?”



别人的场子还可以只出席不发声,等到自家主场,聚光灯躲无可躲,想想就怵,干脆连独生女儿王咪的婚礼都没有出席。于是冯小刚赵宝刚陈丹青代表娘家人上台致辞,陈丹青说,“我知道王朔今天为什么不来,他没有勇气站在这里,他搂不住。”

婚前两家人正式见面,也亏着朋友伙同,才对付过去。彼时朱新建已在病榻之上,话不太能说,酒也断然喝不得。两个老男人,相对无言,只好狠命抽烟。

大伙儿都觉得这对亲家结得合适,一个文,一个画,文化态度又相似,落拓嬉笑,放浪形骸,一通乱拳,把主流消解得七零八落。一双小儿女的经历也相仿,都是打小跟着妈妈在国外长大,留荒唐老爹一个人可劲儿折腾。王朔乐了,“我觉得我就算够乱七八糟了,结果跟朱新建一比,显得特别正常!”

他那神神秘秘捂着的新作,也只偶尔在电脑上给女婿朱砂看一段,这是种莫大的信任。




系统性的崩盘  

4年前,从《非诚勿扰2》开始,作为编剧的王朔开始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但是作为作家的王朔还需要等一等。

更早的2007年前后,王朔密集地出版了几本书,《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现在去书店寻找这些书,会被告知无货。年轻一代已经不太知道,这个名字曾经以横扫之势,长期雄踞在电影、电视以及书店的书架之上。80后、90后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寻找自己的文化偶像时,王大爷正在三里屯的某个酒吧里夜夜两眼发直,兀自大着。

阶段性浮出水面,然后阶段性消失,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他特别崇拜法国一哥们儿,年轻时是特有名的作家,然后突然消失了20年,后来法国文坛出来一新秀,大伙儿一去采访,发现还是他!

出于虚荣,他想象过自己也要这样干一把,出于另一种虚荣他又放弃了。多年来顶着“厚颜无耻”招牌的这个人,其实脸皮薄到极点。他曾经写过一年的博客,后来主动终止了这种消耗性的网络写作。“感觉自己空掉了。”

在某次小说再版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这几本书都是1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世纪之交,王朔陷入系统性的崩盘,“哭都哭了好几年”。梁左、他爸、他哥在那个时候相继去世,“哐哐哐连着来,感觉一星期就死一人儿一星期就死一人儿。”虽然他长期以来跟父亲关系不好,也一直对高压的父权抱着反抗情绪,可父亲走了,他还是感到“上面连着的那条根断了”。

死亡是一种排队,每个人迟早轮到一次。他的同龄人已经排在了里头,挚友亲朋,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倒下就没了。对死的恐惧,对生的怀疑,他像个溺水之人到处乱抓,但酒精、麻醉、幻象、《佛经》、《圣经》、《道德经》、中学物理课本都统统救不了他。

泪窝子特别浅的那几年,他生出幻觉,觉得自己突然特别理解女的,几辈子都是女的。他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样,相信女性是更纯粹、更性灵的物种。在这种幻觉的支配下,他心软得一塌糊涂,眼泪掉得一塌糊涂,“见不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受一点委屈,觉得全世界的苦难都与我有关,而且我不但见到了这些苦难,我还是所有苦难的作恶者。”

他终于熬过来了,带着劫后余生般的了悟,也渐渐恢复了事功。《非诚勿扰2》里,用对死亡的态度代替了贫嘴的爱情,《私人订制》则是新时代版的3T公司。新近出炉的两部电影又跟王朔有关:一部是圣诞节档期,姜文的《一步之遥》;另一部是情人节档期,徐静蕾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与姜文合作过的编剧都要忍受创造力被导演榨到极限的痛苦,且姜文强烈的个人气息如硬盘格式化一般,消弭了所有编剧的风格。跟徐静蕾合作是另一种语境错位,电影里90后小鲜肉的爱情,已经不是老王的主场了。


儿童是最高赞美  

关于王朔,一直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描述。在大众评价体系和在朋友评价体系里的他,是两个人。

一度他被外物所挟,仗匹夫之勇,逞口舌之快,眼光毒,嘴头狠,到处藏否人物,得罪了不少人。当然也有人骂回来。王朔说,我其实乐意别人挤兑我,只要你说得有意思。他对赞美的耐受点很低,比起骂不到点子上、夸不到点子上更让他受不了。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我看王朔》,把王朔挤兑得够呛,而且句句扎在穴位上。有读者表示大快人心骂得过瘾,结果一打听,这篇文章是王朔自个儿写的。

“我尽管调侃别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我不敢说我调侃你一句我自己没事想溜过去,我一定给自己也找补一句。”他不在乎外面的人怎么看他,但是身边人的评价很重要,就像少年时漫天淘气,老师怎么批评都没关系,不能被身边的伙伴否定。

“我小的时候认为,总有那么一群人比其他人更加纯洁、高尚、正确,我先以为解放军是这样的人、教师是这样的人;后来以为作家是这样的人,或者搞文艺创作的应该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好不容易要挤进那个圈子,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结果发现哪里的人都一样,哪个圈子也不比另一个圈子高尚多少。”这是王朔式的幻灭。



理解王朔的行为和思想都应该到他的童年去寻找线索。陈丹青说,那么多写“文革”的作品,只有王朔《动物凶猛》以及改编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捕捉住了“文革”的那种气息。钟阿城说,《动物凶猛》是对青春期的一种清理,《看上去很美》把这种清理延伸到了童年。

方枪枪式的童年,就是试图混进主流却一直被拒绝最后干脆顽劣到底,放大一点来说,这也是王朔一生的主线。他曾有一种大院子弟天然的优越感,认为大院之外的市民都叫老百姓,“我们是优秀人种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级工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妈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校花,第一名。我爸是第二野战军,破译密码的。”小学一年级之前,王朔一心想成为好学生,那时他聪明,容貌也俊俏,若是乖巧点,满可以成为老师的宠儿。到了二年级,咣当!“文革”开始,一切全乱套了。

他的童年仿佛在那时候被冻住,然后无序的青春期又被拉得格外漫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摆脱童年的审美,以及孩童的心性。他喜欢的女孩永远是单纯、干净、带着书卷气息的优等生,没有发育的体态,仿佛是个孩子。

看起来他还将随身携带着这种偏好,直奔暮年而去,“这种口味搁现在变成恋童了。”朋友们已经认不出他18岁时的照片,镜子里老王瘦了胖了又瘦了,但他瞅自己还跟18岁时一样,浑不知老之将至。


一只手数尽古往今来  

在他的《我看王朔》里,他像抖包袱一样,坦白了自己的师承。在文学上是雷马克、海明威、约瑟夫·海勒,在电影上是《美国往事》、《夏日恋情》。然后,为了自嘲,他拉长了这一名单,又添了许多朋友:梁左、冯小刚、姜文、李晓明、叶大鹰……

语言上的师承也其来有自。“我的京味儿跟老舍不一样,老舍是旗人,讲的是官话,官话讲究文雅。我的语言来自北京朝阳门城墙根下听来的北京市井土话。”部队大院儿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其实并没有说“京片子”的人,当他听到纯正京腔的时候简直被迷住了,老北京话俏皮、爽利,夹杂着大量脏字,粗鄙而又极其生动,野气扑人。

北京是他的。他们仗剑横行,魏晋狂狷,每一代都有这样的少年妖孽在这片地界放浪形骸,他挨着辈分数得出那些撒野的主儿:白洋淀诗人是一拨,芒克北岛那伙人;然后画画的是一拨,严力艾胖等人;唱摇滚的是一拨,后来混使馆区的又有一伙儿:方力钧张元……现在呢,宋庄还有一拨傻高兴的。“一是得年轻,二是得穷,越穷玩儿得越高兴。当然现在越来越少了,这伙人已经快速地资产阶级化了,变得成功或者有钱。”他突然来了兴致,残酷青春里自有闪光的碎片值得打捞,“写出来会特别好看,就像《在路上》或者《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自知不擅描写,最大特长就是对话,及至看到西方的对话体小说,就明白这活儿自己也能干。“从没觉得写作是一个特殊的能力、是一种才华,也不觉得可以靠这个谋生,就跟说话似的,谁不能写啊?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活着的作家,没有一些人在写作,书都是死人写的。”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在于,在他们之前,有一个长达10年的文化断档,处处都是空白点。

那又如何?好作家原本不世出,几百年才有一个。在他心目中,中国配称得上天才作家的,寥寥。屈原是一个,高过李白;李白算一个;杜甫算半个,主要拼勤奋,低于李白;然后《红楼梦》的曹雪芹当然要算一个。

用一只手就数完了。


撒旦的晚节  

在万人空巷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渴望》之后,大众以为王朔已经跻身“主流”,连王朔自己都产生了同样的错觉。但很快,事实不露痕迹地教育了他。在狭窄的主流话语体系里,他曾经是“痞子”,也将永远是“痞子”。当时他的好友郑小龙是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副主任,中心正猛招人,冯小刚赵宝刚都是那时候被办进去的,一跻成为“公家人”,只有王朔始终被挡在门外。他第一次当导演的《我是你爸爸》在国内被禁演,他改编池莉的《一去永不回》在1997年“清理精神污染”中被认为宣扬“灰色人生观”,审查被毙。王朔因此掷下笔,去了美国。

“痞子文学”这枚标签深深触怒过王朔,“合着都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们说我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

如今,走在从“知天命”到“耳顺”之间的老王,开始懂得用另一种方法为自己正名:“氓,民在野。集疏,美民为氓。通疏,男子不相识之初称氓,约与婚姻称子,嫁则称士。”所谓“流氓”,既美且野,自由而单身,美男子是也。

他曾经常常从同一个噩梦中醒来,梦见自己中学毕业,离开军队,但是地方“不包分配”,即将成为无业游民。这是一个前半生都在组织高于一切的时代背景下生存的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但是这些年,他早已彻底摆脱了这个梦魇。用传统定义来看,他依然属于“无业游民”,不受雇于任何一个单位,不隶属任何一个组织,依然是“民在野”。一生在主流之外,一开始是一种被动,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自觉,他也因此一生都保持住了一个独立的姿态。

有一些在特殊年代有特殊意义的动词,到现在仍然催动他的泪腺。比如黑鸭子组合唱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呦,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他曾经因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被关押过,也曾在另外一些夜晚目睹过流血。他长时间反思自己的身份,并试图理解自己的父辈,作为部队子弟,他觉得“解放军”之光荣就在于“解放”,而“解放”意味着反抗。“新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确实是推翻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他的理解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实现有其先后顺序,错乱不得。

反抗相对容易,但反抗之后的建立艰难又漫长,正如怀疑的洪水漫过,在废墟之上我们选择继续相信什么。他把他的所有阶段的思想感情,都安放到了他正在写的这部史前小说之中,在那里,他将颠覆许多既有成规,随人类的非洲始祖开始一场观念的历险。

“我庆幸我这一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童年创伤、残酷青春、年少轻狂、中年危机统统过去,从一场漫长妄境里醒来的王朔,发现人生赛程已然过半,所余大事,无非是保住晚节。

如果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垮掉的一代”,王朔可算是一代宗师。“垮掉派”的思想轨迹都因循一条“疏离—反叛—迷惘—寻找—宗教”的路线,就像艾伦·金斯堡在日记里写道:“诗人成了先知。各种形状的爱、受苦和疯狂。他探索自我,在自己身上用尽各种药物,只保存了最根本的感觉……”而王朔的个人生活轨迹更像美国另一个反英雄的写作者塞林格,后者盛极而隐,避世而居,年轻时摹写叛逆,老年时作品归向哲学和禅宗。

寻遍老子、释氏、基督……王朔没有归顺于任何一个教宗,但他确实长时间沉溺在世界观的探索之中,这些探索,写进了《我的千岁寒》,更多的将在他正写的这本新小说里体现。

他承认,作为一个写小说和编故事的人,自己总被白日梦和戏剧感包围。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幻觉,他看见自己无数次粉身碎骨,像炸弹的碎片一样被送到世界各地,生生世世。一个威严的声音在高处向下逼问:你为什么反对我?!

“我不需要启蒙开悟,我是自证自悟。在那一刻我明白过来了,我就是撒旦!撒旦是谁?撒旦是反对者、挑拨者和告发者,这正是我干的事儿。我命定了要干这样的事情,生生世世。”


图 / 徐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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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我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
——对话王朔


朔爷已经N年不接受采访了。

“终于要采啊。”他开始犯点儿焦虑:“在哪屋聊呢?家里平时太乱,这还得收拾。这屋暖气有点儿不太好,会不会把人冻喽?电表该买字儿了。记者怎么来?怎么走?拍照不拍?怎么说话?有什么不当说、不能写的,可别又捅娄子了。”

记者日子也不好过。虽则是,朔爷撂过话,见了女记者他多少客气点儿。但访前功课,网络视频里排名靠前的,十之八九,点开就见他掐着点儿腰,食指和小指比过来,气哼哼地,骂记者。镜头外有道声音在自我申辩,分明也是一女记者。机位架得不错,王老师的手指都快直戳破镜头,从电脑里向我伸出来了,“我告你你们记者不带这样儿的”!——我就这样完成了颇具正能量的访前心理建设。

及至进门,坐定,喝茶,开腔。他瞅我一不擅长说好听的,二不事儿逼问八卦。我瞅他和眉顺眼儿笑模样,目测断无掐过来的危险。聊的和被聊的,才都暗暗松了口气。

录音笔突然坏掉是一件非常邪门的事情,仿佛是要刻意给个机会佐证,当王朔平和起来,是多么好脾气的一人儿:

——“真实不重要,你凭印象写吧。”

——“可是,印象主义不是这么诞生的。”

——“小说是这么诞生的。”

他答应再聊一次,“你带个好录音笔来。”于是我去了。这次,我们又聊了7小时,我兜里揣了3只录音笔。


关于爱情的谈话——爱情是惊鸿一瞥从此不知下落  

人物周刊:你很久不出山了,难得最近接了这么多戏的编剧,尤其是徐静蕾《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我奇怪你选这戏的标准是什么?就为帮朋友?

王朔:不是我帮朋友,是朋友帮我。写小说慢,我得靠写剧本挣钱,解决生活问题。

人物周刊:徐静蕾说,如果以后她还拍文艺片,就拿一DV拍得了,进院线公映似乎只有商业片一条路,因为投资太大了。

王朔:而且中国能接受的商业片也没多少,还有好些商业片类型咱们压根拍不了。能拍的,狗血喜剧是一路,只要政府能接受,也不用写得太高级,写得太高级反而影响卖。我自己就基本不进影院,国产电影基本不看,那些人和事都太简单了吧,都是给小孩儿看的,我这岁数就别看那个了。

人物周刊:《非诚勿扰2》里,用对死亡的讨论代替了对爱情的讨论,这应该不是来自冯小刚,而是来自你。

王朔:爱情故事说穿了无非就是欲望,欲望要么是满足了,要么得不到满足,写来写去,也就这么点事儿。

人物周刊:老徐这个电影,80后90后的爱情故事,恐怕更加不是你的菜。

王朔:电影主要还是导演的作品,编剧只是一个工具,负责提供导演想要的东西。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要畅销的话,聪明的爱情故事,我还能写,但是我兴趣不大了,我不信那个我怎么能昧着良心写那个。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来写,可能还会写爱情小说,但是我会把它写得特别惨,特别黑,那种玫瑰色的我现在写不出来。

人物周刊:你年轻时候写的爱情也不是很玫瑰。

王朔:我觉得那个确实太欺世盗名,我那时候也并没有那种体会。我对(爱情)这事儿不熟,严重不熟!我没谈过什么恋爱,我所说的当然是用的最高标准,可能我也是被更早的文学作品给晃了范儿了,认为存在那么一类最高标准的爱。当然我们那一代也很鄙视小布尔乔亚那一套,我觉得送花儿这种事情特别恶心,我觉得根本不需要那么表白,而且那个字儿也根本不需要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是了。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你的爱情小说只能指给大家看一条鱼脱水而死,但没能告诉大家,鱼总是要死的,一直在水里也终有一死——你说的就是爱情吧,早年你小说里也写到过某个外国电影表现爱情很高级:男女之间的感情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只是最后败给了时间。

王朔:我也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让我念念不忘的都是惊鸿一瞥。就是火车上看了一眼,从此不知下落。有一年我在青岛当兵,从青岛回北京的火车上,车厢里有一批北京女兵,其中有这么一位,我就这么看了一眼。后来我去餐车吃饭,突然听见有人说北京话,发现她就坐我背后,我也没敢回头,只觉得头发丝儿都有接触的感觉!我就胡思乱想了一晚上。到了北京,我们一起下地铁,就在一节车厢里,中间隔几个人,我也不敢看,只敢从玻璃里看她的影子。后来我在国防大学那站,玉泉路下车,她继续往前开,再后面没有部队大院,只剩北京军区了。后来就再没见过。

这个印象特别深,记一辈子。我可能有点制服控,我记得的几个惊鸿一瞥,都是穿军服的,要不就是白大褂。尤其那种海军的蓝军装,无檐帽,我觉得老式蓝军装特别简单,特别称人,不像现在的军衔显着乱,那时军衔特别简单,就两块红的配着红五星,特别好看。

人物周刊:细节记得这么清楚,可见惦记得很深。

王朔:就成为我白日梦的一部分了。几十年过去了,有时候等车,还会觉得自己在那个场景之中。

人物周刊:这种偶遇,连话都没说,只是人群中看了一眼,怎知不是错觉?你看中的就是容貌?

王朔:怎么主动说话呢?不好意思,不知道跟人说什么。也不光是相貌,是那种眼前一亮的明朗,而且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沉着,你就觉得,你无论如何也引诱不了她。

当然可能真认识了也就那样,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会把这些都掩盖掉。但是有这些(幻想)也影响我正常生活。日常生活总有不如意的地方,你觉得这日子过得他妈的没法过了!后来当然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了。没有这样的女孩了。我们原来大部分的女孩都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代,可能我自己相对单纯,就想象不到更复杂的东西。

现在你看街上那些女孩都打扮得,眼睛里都有欲望,没有我们八不(他的猫)这样的眼神了。八不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眼神了,八不刚来的时候,眼睛明亮,清澈,特别可爱!现在我们八不的眼神就是怨恨地看着这个世界。

人物周刊:所以眼看这爱情戏也是没法写了。

王朔:爱情是个瞬间状态。一见面,就落在日常生活里了,日常生活能出的问题都差不多,就成了互相容忍了。

人物周刊:你的猫为什么叫八不?这“八不”是哪八不?

王朔:没那意思,这猫朋友送来时已经有个名儿叫“bubble”,我不能老管他叫英文名儿吧,所以改了“八不”。以前我特别不理解你们女的,瞅见小孩就盯着看,一边看一边傻乐,现在我看着猫,就跟女的看见孩子一样。八不是个男猫,多多是女猫,都是美短折耳,据说一窝猫只能生一个折耳。男猫漂亮,女猫不漂亮,八不特别不见外,多多的性格就像长得不好看的女孩儿,不愿意见人。

八不刚来的时候特别可爱,眼神明亮无邪,现在他做了手术,自卑了。送来长到一岁,发情,在屋里到处滋尿,我所有的踢脚板都用毛巾擦了。有一天晚上还被女猫给勾走了,把我给急死了,以为他丢了,第二天正在那贴寻猫启事,就看见院里进来了一只大黄猫,再一看,八不回来了,躲在空调和墙之间,在那自觉羞愧。他的坏朋友追过来了,不让他回家。那坏朋友一看见我,腾一声就跳上墙跑了。他回来以后,眼神就变化了,从此就不天真了,也不知道那一晚上遭遇了什么,真的。

人物周刊:知道成人的秘密了。

王朔:后来一岁了,带他去打防疫针,那女兽医特别讨厌,捏着我们八不的睾丸,说这得做了,不做他会被女猫给勾跑了,我认为她想挣钱,但这一下把我给说着了,要不然我还真下不了这个狠心。就做了,做了以后就特别可怜,出去经常叫小野猫打回来,自己不敢走远了,就在前面这个小院里转转,听见一个动静就往家跑。胆小了,他打不过人家了,常常眼角带着伤回来。

女猫没做手术,不敢让她出去,我怕她出去叫人给霸了,回来一生生六七个你说我怎么弄?多多每年发几次情,发情时挺可爱的,躺在地上,难受得蹭腮帮子,追着我们八不。别!还是别配对了!他们再生无穷的孩子,在这个世上,活着就是混!送人也不知是个什么遭遇,我也不可能给他们子子孙孙无穷尽地管着啊。

等我写完手头这个小说,我可能会再写一个关于猫的小说,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永远是小孩儿》!


图 / 徐静蕾


关于电影的谈话——床戏也可以待在床边什么都不干  

人物周刊:姜文的《一步之遥》出来,朋友圈里一影评人说,这部电影密到漫出来了,编剧太多,王(朔)老师和廖(一梅)老师不能同时当编剧。

王朔:我当然觉得还是故事上受了很大的限制,写的时候就带着好多套套,这儿不敢碰那儿不敢碰的,妓女选总统就怕人家怎么着,东躲西躲地编一个故事。

人物周刊:姜文的上一部《让子弹飞》出来以后有人说是影射。

王朔:子弹飞是个英雄片,马走日是个反英雄片,反英雄片就特别不好拍,老百姓也不太认反英雄片,这次《智取威虎山》好评就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片。反英雄片其实比英雄片深一点,可是一般观众不要看那样的东西。

人物周刊:可是你一直以来写的东西都是反英雄的,大众接受度不是还可以吗?

王朔:我当然一直反英雄,但我写的东西最多就是个文艺片,不可能太商业。商业片反英雄的很少,除非像美国商业片那样,以英雄的方式来反英雄,或者说反主流、反体制吧,根本上还是英雄主义,憋到最后拿一杆枪跟全社会拼了。马走日是憋到最后给社会给毙了,翻不起来。我觉得其实从“文革”结束以后就都是反英雄的写法,8个样板戏是英雄的写法,后来就都不是了。现在这个经济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反英雄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平庸也在这儿。

人物周刊:作为编剧,你怎么看待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王朔:不怕审查严,就怕审查没标准!为什么中国的电影审查是严一阵松一阵的?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边界在哪。拍电影的人都趟着那个边界走,环境松了大伙就一起往前拱拱,这一拱就又不知道哪个电影捅娄子了,或者被人民来信了,或者被领导点名了,然后就又突然收得很严。永远来来回回在那儿拉锯。要是你审查立法、电影分级,不怕你严,不准露胸不准接吻不准上床不准婚前有性行为,这些都有辙能解决,都有各种电影手法绕着走,对吧?以前没床戏也能拍出好电影,床戏也不光就是上床,也可以在床边什么都不干然后谈人生谈理想。

人物周刊:90年代你突然停笔的原因是什么?据说当时你想自己拍电影,结果被毙了。

王朔:我把自己写恶心了。有几年我几乎没出去门,我天天把自己憋屋子里写各种约稿,写残了。我没有生活,我把我生活里所有的素料全都写光了,而且我还特别无耻,为了写点小说,把周围朋友的秘密和故事都抖完了。那时候觉得书可以老了玩不动的时候再写,趁年轻不玩儿亏得慌。那时候我周围人有好多去了美国,回来就问,你去过美国没有?哎呀你连美国都没去过,我告诉你美国是这样的……这太讨厌了,所以我就去了美国,然后我回来我也那样!

《我是你爸爸》剧本其实是电影局通过的。到了1997年清除精神污染,重建精神文明,北影厂毙了一批片子,不光是我们的。在这之前的1995年是中国电影的大丰收年,那一年出了多少好片子,《阳光》、《红粉》、《外婆桥》、《红樱桃》……接着就萎缩了。

人物周刊:这一下把你的导演之路给堵了。现在跨界导演特别热闹,比如徐静蕾、徐铮,你还会去当导演吗?

王朔:其实当时拍《我是你爸爸》的时候现场都是冯小刚在执行,当导演太苦了,全是张罗一大帮人的杂活儿,这些年我尽看着他们受罪了。而且这电影要是不宣传我还愿意拍,这电影要宣传,到处给人看,商业有点可怕,你就得给自己吹牛逼。

当时《编辑部的故事》上映时反应不错,记者采访,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不好。我觉得我不能说自己好,这是应该的谦虚。结果剧组和广播局的好多人跟我急了,说你怎么能说不好呢?当时还没有市场票房的问题呢。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我要说自己好吗?你就算救了一条人命,你也得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你也不能说我就是特别好特别高尚啊!那件事给我一个特别深的印象,你参与一个集体创作你不能说自己的东西不好,但接着我就看到很多人真的说自己的东西好。

人物周刊:说着说着把自己给说信了。

王朔:我确实见过好多作家、导演,包括演员,真认为自己天好!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导演我相对还理解,他们担的责任太大了,特别是现在片子要卖钱,卖完之后大家小圈子里头说一点,大家还能接受。刚拍完,复杂的操作过程,我认为拍戏是一个减分的过程。咱们国家电影制作水准还不是工业型的,还是作坊式的,处处都不那么完备,要凑一个特别强的剧组,有这样能力的导演特别少,拍的过程中受各种限制一直在减分,所以电影出来以后,导演脆弱。可是作家、演员你的劳动和创造完全是你一个人控制的,你可以拒绝批评,但是你自己心里应该对自己有杆秤,您再糊涂也不至于觉得自己天好。


关于活着的谈话——活到40岁谁也不允许接着再往下活了  

人物周刊:据说你年轻时也接受全国数百家媒体采访,按您的自嘲,也有“唯恐自己红不透,唯恐自己的声音不能传遍千家万户”的时候,您那会儿给自己吹牛逼不?

王朔:哈哈,我觉得比较公正的评价就是我当时比较轻狂,我可能也有吹牛逼,但我守一个很严格的界限,我从来不称自己是一个作家,我觉得作家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当然,后来我也接受一个比较宽泛的标准,任何人只要你开始写你就是作家,这叫平等。但我小时候认为,作家还是有一定成就才能称作家,或者别人称呼你作家,自称作家就涉嫌不要脸。

还有,我不是意在攻击别人,但小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将来千万不能这样:比如说题词,比如说去大学讲演,比如说自封为大师,或者别人称你大师你欣然应允,岁数挺大了还出来招摇,我说我老了别那样。

有时候你会忘了好多年轻时候对自己的承诺。我10岁的时候,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小孩发过两个誓。有一个我已然没遵守,就是活到40岁谁也不允许接着再往下活了,老了讨厌。这个不知不觉就觍着脸活过来了。还有一个诺言就是咱老了谁都别出来现眼了,咱们别露怯。我小时候看着很多老先生走道儿都不太会走了,后面有一个勤务员提着他参加各种活动。还有一些老作家出来说一些不着四六的话,我说的不着四六是跟他自己的创作没关系的话,成了一个名人,成了一个老演员,还有人把自己当成精神导师灵魂导师,我说咱们可千万别那样。我觉得那就叫寒碜。

人物周刊:现在依然有很多老作家老导演们长期雄踞舞台不肯退场以每年一部的速度生产烂小说和烂大片,证明自己存在。

王朔:《红楼梦》里王熙凤说老年人爱热闹,所以她挑戏都挑热闹的。但我觉得不是所有老人都爱热闹吧,老了还到处赶场子。有的人自个呆不住,他得跟别人呆在一起。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小过集体生活,到老还要一群人呆在一起才觉得安全。能自己待着,是一种能力。我原来也是跟一大堆人待在一起,但就没待习惯,越来越不习惯。你经常喝大了,所谓人群中的孤独,你自己其实一腔心绪,但是现场的人跟你没关系。当然不是说化解孤独的手段就是要倾诉,或者要找到知己。没有人能够安慰你。你发现生命特别有限,世界特别虚无,谁能安慰这个事儿?

人物周刊:一陷入虚无,集体生活就更没意义了。

王朔:对,就全部变成应酬了。后来我觉得能写小说确实对我是一个帮助,就跟会一件乐器似的,你就沉浸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了,你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儿。


关于写作的谈话——我的人生观里没有为文学献身的设计  

人物周刊:你在写作上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变化过吗?

王朔: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好,我只知道什么叫寒碜,你就躲着寒碜写,别写得特恶心就行了,我写作就这么一个标准。现在我也不敢说我知道什么叫好,不过对一个事情我现在会有两三面的看法,事情没那么简单。就以分分合合为例子,现在就不觉得合就一定是好,分就一定是不好,总会把那个事情想得复杂一点,这倒是我现在写东西的乐趣。

人物周刊:小说里的情节会始终折磨你吗?

王朔:小说也不是每个都一样。小说是你看到那个可能性、你摸索那个可能性的时候它不断地折磨你,你写了那句话,然后你脑子里不断地在复盘,突然又蹦出一个句式更合适,就特别折磨。原来我小说也不这样,就傻想,就一条道走到黑就完了,走不下去就停,现在反而……

人物周刊:现在写作反而比年轻时更难了?

王朔:我倒也不觉得是更难了,而是你处理的题材更复杂了。我年轻的时候写小说,我就只想好第一场:这男的跟女的在哪里认识的、怎么认识的,这个对我特重要。把这个想好后,再起一名儿。起名儿特费劲,起不好名儿我就没法写。完后就顺着往下走,走到哪算哪,这过程中间就把人物也交代完了,线索也铺陈完了,该打的脸也打了,一口气下来,三礼拜、一个月也能写完。那时候拿手写,没有改的条件,一改就得铰小稿纸贴,非常麻烦。当然那时候人也没现在复杂,知道的事儿不太多。知道得少,知道多少就往上搁多少,你自己想不到还有别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有没有现在回头看看觉得有点寒碜的作品?

王朔:我自认为,给自己吹牛逼叫寒碜,自嘲什么时候都不寒碜。我尽管调侃别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但是这里面有写得次的,没什么感觉胡写一个,这个有。原来写过一堆,给杂志写约稿,胡他妈写一些推理探案集,拿一个官部案例集在那里胡写。给《啄木鸟》写的,写了两三个,后来为了出集子,要凑够数,一共写了六七个。这就算没心没肺的写法。还有类似于《永失我爱》这种爱情小说,这都属于胡写。谁知道工人是怎么谈恋爱的?都是想当然写的,写过些次品。

人物周刊:单立人系列确实一般,依我看,你不适合写推理。

王朔:我看过一阵子阿加莎·克里斯蒂,我脑子不是特别理性,我没办法事先想清楚了,把逻辑搞得特别圆乎。写着写着就跟着人跑了,经常不能自圆其说,自己都觉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人物周刊:你可以写作的范围其实很窄。

王朔:是!我还特别不屑于写跟自己无关的。经常有人说你可以体验生活去,而且都是那种特背的、特偏的地方,特别特殊的行业。我第一个当兵开始写的小说就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解放军文艺》跟我说,你应该下到潜艇部队,深入生活20年,你能写一个特别牛逼的,当时苏联有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叫《潜艇紧急下潜》,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小说,你可以写。我当兵就在码头上,旁边就是潜艇码头,潜艇太苦了,都坐在一个罐头盒子里,我干吗要呆那么一个地儿20年就为了写一小说?这跟我的人生观冲突!我的人生观里没有为文学献身的意思,虽然我那时候对自己的人生也没有什么设计。

人物周刊:你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第一个小说是《等待》,我没看过,写的是什么?

王朔:就别提那个了吧,20岁写的,我现在认为那个写的就有点寒碜。我是觉得,我对别人的生活没兴趣,我把自己弄明白就不错了,大家自己是怎么回事自己都没弄明白,都活在一层皮儿上。我就算够能内省的了,现在我对自己还有一知半解,早先我连自己怎么回事都不明白。早先我到一个地方,人家问我说,你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吗?把我问懵了,我说:是。结果人家就给我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后来我发现我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可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那时你多大?

王朔:三十多,快四十岁了。之前就一直生活在热闹里,大家都以为我是个爱热闹的人,我看上去在热闹里也很自如,很高兴,我也被自己晃了。但是在热闹里,我一紧张就会有点攻击性,或者开玩笑,或者尽快把自己喝大了。你在人群中会下意识地取悦别人,比如一块儿吃饭,别人都不说话,你不能接受大家都闷着,你就得说好多话儿,都是取悦别人,你自己的不舒服都被那种表演给压住了。




关于牛逼的谈话——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巨牛逼的东西  

人物周刊:说说你现在写的这个小说吧。

王朔:我91年停笔之后,不知道下面写什么,我想写巨牛逼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巨牛逼的是什么。中间不知道要写什么的时候就特拧巴,没有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写一个跟我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于是写了《看上去很美》,从我的幼儿园开始写,是不是这个?写完我发现不是这个。直到我找到现在这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结构,我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进去,这个结构特别合适,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远古以后反倒自由了。

人物周刊:这个故事最初的框架是怎么来的?是你那几年佛经、道德经、高中物理以及幻觉综合作用的产物?

王朔:中国其实有文字的历史没多久,没有文字之前的史,只有一些非常零碎的线索,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它们的思想透露在《道德经》里头。史前史里有巨大的空白。想搞清楚我们是怎么来的特别有意思。谁都别跟我说你们懂这个!在这之前都是失传的!科学已经发现人种都是衍变的,白种人黄种人都是后天因环境需要进化得来。人类最初的迁徙是因为生活所迫?还是完全无目的?母系社会最终怎么被男人夺了?……我就想写一群女的,从非洲一路走来,最后在我们这片儿地界扎下了根。

人物周刊:这小说你前后拉拉杂杂地写了9年,中间多次停顿,有一口气接不上来,或者对这故事产生过怀疑的时候吗?

王朔:没有。我原来的写作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原先的写作完全是以个人生活为脉络的,断了就不在了,现在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架构,中途写写停停,也断不到哪儿去。

当然我最早先开始写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故事,写着写着变成现在这个了。我中间改过好几次。我自己看的时候不太相信我自己的感觉,改的时候觉得,这个小说已经超出我自己的能力了!我在里面还编一个中国的假圣经,杜撰古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杜撰得太好了!人的幻觉有三种层次,一种是视觉经验,另外一种是你世世代代所受的文化记忆,还有一种就是洪荒世界,你不在这儿了——我在幻觉中所见到的洪荒世界。我本来特别不擅长描写场景,但是写史前,写到高兴的时候我完全没障碍了,我就在那儿,我全看见了。

“三坟五典”虽然都失传了,但是“五典”里头有两个,“尧典”和“舜典”在《尚书》里头还有,他的大意在里头。我不太杜撰那个,那个有点像文告似的,但是关于“三坟”,《道德经》里有好多话没说尽,没说干净,太像摘抄了东一句西一句的,尤其是它里头讲“道”的那部分,我就有一个逆引申,用一些现代物理的语言把它拆开。我其实古文不太好,用古文的时候给我累到我了。“八索”和“九丘”我把它们变成民歌集,我把它变成民谚,还得捏造一些成语,因为史前没有成语,成语都是以后形成的。我采取了一个无耻的写法,我从木心那里学来的,就是写古民歌的时候,有时候我实在押不着韵,我就找一个同音的,笔划特别多的字儿,把它当成象声词来用。

《诗经》里好多象声词用的都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把它搁在那儿,一方面也押着韵了,一方面也增加它的古朴劲儿,这个帮了我很大忙。很多古民歌用比兴的方法,拿流水比人心啊什么乱七八糟全是比的,差不多三段式的笔法,那个我基本上吃透了,我在小说里伪造了很多古籍。我也不想写得太规矩,我想还是要有玩笑在里头,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最好让人看出你有不正经的成分在里头,一正经就处处是问题了。

人物周刊:听起来是一部巨大的戏说史。

王朔:这中间有好多地方我写得特别扯,有那种历史庸俗化,但我认为我的大枝蔓是对的。我还没有把神话当成历史一部分,我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无神论的一个世界观。早期华夏历史流传本来就是以讹传讹,没文字的时候更没谱。几百年几千年地这么传,一定会有神话的部分,动不动就是人活好几百年。比如说黄帝800岁,黄帝是部落联盟首领,是一个职务,中国一直到文景之治还有好多人以官职为姓呢,所以黄帝前前后后可能都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不同部落之间,音信并不通,他的事情在流传,大家就觉得他还活着,活了几百年。那时候历法也不是很清楚,人也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

所以你看,(华夏史里)好多过分反常识的,一旦落地了非常荒唐和可笑。我认为我在这部小说里冲破的观念特别多,基本上把所有的观念都颠覆了。

比如说里头讲到兵法,我就逆着说,古代有一个圣女娲兵法,再古代还有一个圣女昌兵法。我按古代的武德来写,宋襄公那些“半渡不击”、“二毛不擒”就遗留了一些古代的武德,非常讲究光明正大。孙武子写了《孙子兵法》之后,儒家批判他“兵行诡道”,儒生认为,秦是虎狼之师,杀战俘,打仗特别不规矩,秦以后人心坏了,打仗才打成这样。所以我在小说中追溯过去,过去母系社会,有一种女式打法,打仗就跟体育比赛似的,得公平,不带偷袭别人,不带以多胜少,行兵家之道,那个就叫胜之不武。

人物周刊:小说什么时候能出炉,现在可以预判吗?

王朔:标题已经有了,我想到一特别得意的标题,但你不能写出来,我怕人给我用了。不要提前透露太多。应该是三四十万字的小说,现在已经有了23万字。冬天是季节性的颓废,总得等明年开春,才有再写飞起来的可能。这事儿我不着急,也急不了。

人物周刊:你原来自嘲说,要逼王朔写出好小说来有一损招儿: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差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现在你也算退隐了有20年了,你觉得你这部小说有戏吗?是《飘》还是《红楼梦》?

王朔:我当然希望是《红楼梦》,或者就不是《红楼梦》吧,那最好是你们看了以后能说:我操,太牛逼了!可你要是不这么说?哼,那也打击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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