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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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原创： 刘柠 东方历史评论 今天
撰文：刘柠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所感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1997年12月，川口孝夫先生（中）在北京同张香山（左）先生、刘迟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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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犯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还曾去过一间叫做“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GHQ）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Red Purge），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佣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侩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决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在位于琦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陆；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川口孝夫夫妇也是其中的两位。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去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被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在呆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不过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从烧津港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材料（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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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一边“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
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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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开展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自身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出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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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对人们争先恐后用四川彭县方言的发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的、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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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其次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但是，对于川口们的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联部态度比较暧昧，并未给予明确的支持，显然还是顾虑到与兄弟党的关系问题。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觉得可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的可能性。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8月初，再次来到北京，住在中联部招待所。但却不能随意走动，甚至无法看中联部的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升温。9月，好像是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据说得到了毛的批准。后来，由陈毅外长在怀仁堂在京外国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干部会议上做了传达，从此老外参加“文革”便具备了政治正确性。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毛还未出现，从长安街东侧进入广场准备接受检阅的红卫兵队伍就开始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边喊口号边缓慢向前挪动。周总理声嘶力竭地反复喊话：“同志们，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当毛出现在城楼上的一刻，已经走过中心线的队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周恩来拼死呼吁队伍前进，队伍才稍稍往前移动些许。川口被“民众对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压倒的同时，在观礼台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拥有的使民众如此狂热的神奇魔力”。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川口刚好与“铁人”王进喜同桌而坐。王给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朴素，从谈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王大约听出他的中文有点别扭，问他“是外国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正好陈永贵也步出会堂。几位日本贵宾觉得，“如果王进喜是中国工人的代表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象。“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当时，一行人被置于大权在握的中联部“造反总部”的管辖之下。为了视察活动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总部”后台老板康生的墨迹。据说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会受到热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贤的接见。张春桥致了欢迎辞后便匆匆离去，川口觉得他是个“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则花一天的时间为一行人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姚的报告非常详实，充满激情。但每一句话都要通过译员翻译成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影响了效率。而且日语翻译水平不敢恭维，川口听起来感觉别扭。接下来，一行人赴上海港参观。出面负责为外宾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这也是姚津津乐道的“成果”。红卫兵得意地为一行人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作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组织内又有人起来造罗明的反，发展到召开批罗大会。罗被中联部弄到“十八处”保护起来。
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日共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中日两共产党的对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决定将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绀野纯一调回日本。二人预定于8月4日乘朝鲜航班离京经平壤回国，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绀野在北京机场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决定批判绀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参加了绀野的批斗会。但绀野本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批斗会无果而终。
翌日，在首都机场又召开了以“人大三红”（人民大学第三红卫兵司令部）为核心的各大学红卫兵组织的批斗大会，规模很大。为此，川口等人将砂间从“十八处”带到机场。快到机场的时候，与正往这边赶来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间被抢走，押到机场候机厅开始批判。川口亲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侮辱。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共。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这一野蛮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因此，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终于挺不住了……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日本处的人着了慌，周总理对事态也很忧虑，严厉指示：“开大会可以，但时间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则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批判大会终于快挨到了尾声，砂间好不容易开始向飞机舷梯移动，接着又是一阵骚动。“他从机场大厅出来时，就被两旁排列的红卫兵殴打，挪向飞机舷梯时，连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们骂道：‘你是狗，爬着走！’砂间被孩子们敲打着，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达朝鲜平壤，据说绀野和砂间的肋骨都受了伤。”
对这种赤裸裸的滥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连川口自己，虽然“也认为那种批判大会太过无情，但嘴里没敢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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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线”疏散到返回成都
1969年10月，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经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所谓“一号命令”）的形式正式下达，引起各方震动。全国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开始疏散，外国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被疏散到乐至县。
乐至离成都虽然只有不到140公里，却是四川盆地的一个特困县，也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川口等日共党员，加上几名柬埔寨人、缅甸人，被分配到了县农机厂。厂里没有正式的宿舍，一座巨大的建筑被一分为二，一半为厂区，一半作宿舍。说是“宿舍”，不过是用席子隔成的临时隔间。床是在凸凹不平的泥土地上搁块木板，板上垫着稻草，稻草上铺着席子而已。由于房间之间只有一席之隔，即使轻声说话，也会传遍各个房间。入夜，“不时传来嘁嘁喳喳的日语、汉语、柬埔寨语、缅甸语的交谈声”。
1970年，关于宪法修正草案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围绕在宪法中保有人民的示威游行权之“必要性”的问题，引发了一番讨论。对草案中“工人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一节，多数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主人翁。主人翁对谁游行示威？无此必要”云云。对此，周总理说：“毛主席认为，如果中国将来变色了，工人们可以用游行示威权与之进行斗争。因此，游行示威权是必要的。”而与此同时，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暗斗走向公开化。对于当时在县农机厂劳动的川口来说，尽管有权参加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讨论，但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则是无从知晓的。后来在回忆录中有所涉及，想必是他后来自己反思、学习的结果。
在乐至期间，川口的妻子李莲英患感冒，遂转成肺炎。由于她早年在日本患肺结核，曾接受过胸部成型手术，肺功能只相当于常人的一半，抵抗力低下。一时间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情况危笃。川口一面在病房里照料，一面暗下决心，一定要设法让妻子回国，“与‘白鸟事件’毫无关系的她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如果就这样回不了故乡，实在是太可悲了”。也许是他的祈祷起了作用，一个多月后，李莲英竟病愈出院了。
妻子的病倒让川口加紧对未来生活做打算，首先是要尽快离开乐至回成都：“林彪的‘一号令’已经作废，我们再没有呆在这里的理由。此地卫生条件差，妻子要是再度发病，恐怕就是灭顶之灾了。况且，呆在这样偏僻的乡下，作回国的准备也不现实。”同时，在乐至期间川口着手进行的两项理论研究（一是日共传统的战略理论“对美从属论”与毛泽东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关于现阶段在日本还存在的所谓“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观点的错误）也亟待回成都后完成。
“天遂人愿”——1971年4月，川口夫妇终于离开乐至返回成都，落户于红旗柴油机厂。这是一家有5000多名干部和工人的国企，加上家属，有一万多人生活在厂区，俨然一个小镇。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气锤。他一边在厂里劳动，一边着手与有关方面商讨回国的问题。
进厂不久，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小道消息便不胫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闻。随后，层层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通知》。接着，又下发了《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学习材料，由此展开了全国性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但不知为什么，从这以后，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参加学习讨论会。
1972年2月，尼克松闪电访华，举世震惊，也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中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多数群众对中央的“脑筋急转弯”持有疑问。于是，上方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以消除群众的疑虑。谈话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二是通过与美建交，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加深友好。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掠货。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对此，再次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力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来华，中日两国正式复交。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记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
田中角荣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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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归国之旅
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在北京见到了受日共委托来华协调有关工作的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三好一。在三好的带领下，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1951年后（即“白鸟事件”发生后）22年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启程回国，中联部干部段元培特来送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而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川口对自己从1950年起从事反政府地下活动，乃至“全部的生活完全从属于党”这点，始终无怨无悔，但却对流放中国18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尤其是日中两党当初达成的除非日本革命成功，否则一生不许回国的无形协议，完全是基于组织高于一切的“原则”，对党员个人生活的粗暴绑架。
川口夫妇被流放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坐大到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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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反思
1973年12月13日，川口夫妇搭乘的“圣山丸”抵达九州的若松港。在船上，川口曾做好了入关时会被日本警方逮捕的心理准备。但一切都很顺利，出乎意料地和谐，仿佛在梦中。夫妇俩不禁在心里感叹道：真的回来了。
在东京三好一的家里借宿一晚，翌日便拿着三好代购的车票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北海道士别市。18年前，日共党员川口孝夫还处于半地下状态，为武装革命付出代价；而18年后，日本议会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然定型，川口所隶属的政党早已放弃了武装夺权的幻想，转而谋求“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最高目标也从单独执政置换为树立“民主联合政府”，正所谓“瑟缩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回国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的民间交流而奔波。他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超乎国籍的热忱。1981年，与友人共同创设了北海道中国研究会，并亲任会长，不懈地推动两国民间社会的深层沟通。与此同时，对自己在中国的18年流放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本身，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脱胎换骨式的反思，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随笔和书信，内容涉及唯物论、共产主义运动、民主集中制、人道主义、人权及民主主义等方方面面。而川口自己从被卷入“白鸟事件”，到被迫流亡中国，直到以一名“外来者”的身份深度介入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的罕见经历，恰恰构成了这种反思的起点和动力。反过来说，惟其有如此惨痛的经历，才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过去的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融入却不至主观，客观却不失“体温”的视角。这种看待中国的视角本身，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所稀缺的品质。
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川口接触到了李锐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展读之下，激动不已，当即决定与妻子一起翻译成日文，争取在日本出版，时值夫人荣子刚做过乳腺癌的手术。夫妇俩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迻译，当年底即携译稿赴北京拜会作者李锐。在北京，与李锐两次长谈，“仿佛回到了1958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三面红旗’时代”，“茅塞顿开”。李锐也非常同情川口夫妇的遭遇，称其为“过来人”。第二次谈话时，荣子夫人不揣冒昧地问李锐：“中国也有不少像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那样优秀的革命领导人和元帅、将军，这些人为什么没能阻止毛泽东像皇帝一样的独裁？”李锐回答说：“不行。毛泽东是皇帝，其他领导人是臣子，是皇帝的驯服工具。”李锐的话，使这对“过来人”夫妇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临别时，李锐把自己的旧著《毛泽东的壮年与晚年》赠与川口夫妇。翌年夫妇将其中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译成日文，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共产皇帝”支配现象，成了川口解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共党史真相的一把钥匙。更通过李锐的介绍，川口第一次听说1974年不幸离世的中共党内思想家顾准的名字，并开始了对顾准思想的研读。顾准的《科学与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等文章对川口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川口比李锐小4岁，比顾准小6岁，同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20世纪末与这两位中共党内精英知识分子的邂逅，对川口晚年的思想蜕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把李、顾二人看作是自己的“恩师”：“我在回顾、检讨20世纪及其中自己所活过的这80年历史的时候，如果说多少有点进步的话，那端赖李锐先生和顾准先生的教诲和引导……我虽然与二位算是同代人，但水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我尊敬的前辈，思想和理论上的师长。我以在人生行将结束的时候，得以认识如此杰出的先生而感到喜悦、骄傲。两位是我人生最后的恩师。只要我一息尚存，也会追随他们。”
进入21世纪，川口已届暮年。从1945年秋天，在香港英军战俘营中第一次了解“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那天算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把“社会主义”当做人生的至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全然不顾代价。因卷入日共内部斗争而被流放到社会主义中国，历经18年艰辛，终于辗转回到祖国，但日本已变成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走向离日共的政治目标渐行渐远。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转型。紧接着，“苏东波”袭来，传统社会主义体系崩溃，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转向，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致力于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当初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痛定思痛，耄耋之年的川口曾写下过这样一段痛切的思考：
我迎来了人生的80岁。在面向21世纪之际，尽管姗姗来迟，但我终于发觉原来自己曾信仰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小布尔乔亚农民式的乌托邦空想。我自己是农民，我是抱着为农民伙伴求解放的想法参加了革命运动。但是，小布尔乔亚的立场和狭隘的视野容易接受毛泽东式的平均主义——农民的乌托邦。我不得不说，自己80岁的人生是追求空想的愚蠢的人生。但是，经过漫长艰苦的斗争，可以说好不容易接近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只有经过实践才有可能接近正确的认识。以打倒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斗争实践的结果，是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并且还在发展的事实。
经过如此刮骨疗毒般的反思，深知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川口，越发痛感对历史和人民的责任，晚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了回忆录《蜀国漂流记》，后被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但碍于种种原因，对作为川口流亡中国的直接起因的“白鸟事件”的背景，书中仅在最后一章做了极其简单的介绍。据说作为“绝笔”，川口另撰有专文，详谈事件的背景。但川口殁后，文章由一位夫妇晚年生活上承蒙关照的至交继承管理，何时面世，尚在未定之天。无论如何，这几乎是可望揭开“白鸟事件”这一尘封近一甲子的历史悬案真相的唯一线索。
9
魂归“第二故乡”
2001年9月18日，川口荣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83岁。夫妇一生未生养儿女，晚年生活由一位仰慕川口老人的友人照料。川口孝夫其人虽然在日共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因“白鸟事件”的关系，却是在日本战后史上留下名字的人。所以，对川口之死，当地报纸《北海道新闻》刊发了消息。但耐人寻味的是，大约是出于某种事关党史的讳莫如深的考虑，日共机关报《赤旗》则只字未予报道。
2004年12月22日，与川口夫妇生前一起工作过的四川彭州市干部群众，把川口孝夫夫妇的骨灰撒向龙门山回龙沟的白水河里
按川口夫妇的遗愿，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后将其一半撒到“第二故乡”四川的河川大地。2004年12月22日，川口夫妇的遗骨在两位日本朋友的专程护送下，魂兮归来。在川口夫妇流放蜀地的岁月，与之一起工作生活过的同事、友人，彭州市各界人士60余人为两位老人举办了一个追思会，然后把骨灰撒向了汩汩流过成都郊外的著名生态旅游区龙门山回龙沟的白水河里。（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