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 vs.民营，70年前的一场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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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 vs.民营，70年前的一场大讨论｜大象公会
原创： 大象公会Elephantia 大象公会 今天
一颗迟来的定心丸。
文｜刘思遥
国营和民营，在经济中到底应该占有怎样的地位？
这是一个不时就会被翻出来讨论的问题。二者都有各自的拥护者，很难争出是非。
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次，国营经济掌握了几乎所有行业的命脉，最终却落得千夫所指。
这个故事发生在1946年。
● 抗战后总部设立在上海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
进击的国企
国民党一直是国营经济的强烈拥护者，早在国民党一大时，「节制资本」就写进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所谓「节制资本」就是节制私人资本，「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便出台了一系列施政纲领和法案，贯彻这一方针。1928年10月的《训政时期施政宣言》直接指出：「夫产业之有独占性质，而为国家之基本工业 ，则不得委诸个人，而当由国家经营之」。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依照总理主张训政时期颁布约法决议案》
围绕这一目标，国民政府在抗战之前，更仿效苏联计划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经济规划纲要：「基本工商矿业建设计划」、「建设基本工业计划 」、「实业四年计划」、「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
根据这些施政纲要和法案，国民政府计划将化工、水泥、机械 、电力等工业、能源业，以及金属矿业、国际贸易、农林土地、市政交通全部纳入国营范围。
国民政府还借鉴苏联经验，移植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资源委员会，这是国民政府主办国营事业的主要机构。
● 在当时，社会主义是主流思潮，「统制经济 」、「计划经济 」等理论为朝野人士所推崇。图为原南京虹桥20号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旧址
资源委员会在各省接办了一大批中字头国企，并与湖南省政府合办了中央无线电制造厂，与交通部合办了中央电瓷制造厂等，独资兴建了江西钨铁厂、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 、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炼铜厂等国企。
至1938年，资源委员会已在23家生产企业中投资2242万元。
但真正让政府的国营经济计划变成现实的，是抗战的爆发。
1939年3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宣布「依于战时人民生活之需要，分别轻重，斟酌缓急，实行统制经济」。
此后一直到1941年，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数十个有关经济统制的具体法令，其范围涉及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对包括工矿、农商、粮食、金融、外汇、物价、物资等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部门进行了全面统制。
到1942年，占后方工厂总数17%的国营企业，控制了后方工业资本总额的70%。
这样的国进民退，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
战后，由于国民政府接收了数量庞大的敌伪资产，国家资本急剧膨胀。到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企业扩展为11个行业部门、 96个直属企事业、291家附属生产企业。
就其生产企业数而言，较之1936年的69家增加了3.22倍；较之1945年底的93家增加了2.13倍。
● 由被接收的敌伪纺织企业组成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于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1946年1月初迁沪，在天津、青岛和东北设分公司，宋子文的亲信束云章任总经理
讨伐的浪潮
然而，国有企业掌控国计民生之时，也是它丧尽道义资本之日。
战后接收过程中，国民政府各机关择肥而噬，宛如饿虎扑羊。当时的民间报纸，讽刺「接收」为「劫收」。
之前沦陷区的伪政府严禁私藏法币，所以光复区的老百姓家里往往只有伪币。对这些伪币，财政部宣布以远低于市场价的200:1比例收兑。政令一出，无数人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 抗战时，沦陷区出现过多种伪币，最重要的是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据周佛海在日本投降前的计算，合适的收兑价应是78:1
此外，国有资本控制的金融业也不断侵吞所谓「经营不善」的民企。与之相伴的，则是日益严重的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因此，国进民退终于引来了全社会舆论对国营经济的猛烈批判。
不过，他们使用的称谓并非今天我们熟悉的「国有」或「国营」，而是一个至今仍常见于中学政治、历史课本的名词——官僚资本。
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 首次使用了该词，他将官办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抗战期间，「官僚资本」被用来指代「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
虽然在抗战时期，已有部分进步学者毫不留情，直戳政府统制经济的命门，如马寅初写文章点出「所谓国营，实即官办」。但大多数人顾及抗日大业，并不站在国营经济的对立面。
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对国民政府多有批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就出自于他。在1948年当选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然而一旦抗战结束，国营就失去了它最大的合法性。
共产党人开始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产、官僚私人资产、党团资产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公产统统划归为官僚资本，痛加批判，迅速得到了进步学者们的理论支持。
马寅初仍然冲在最前列，他连写数篇文章，痛斥官僚资本作祟为中国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非打倒不可。在一篇文章里，他还对比了官僚资本主义与真正资本主义：
「一是真正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像美国钢铁大王卡纳基及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等，他们的财产能积也能散，大部分财产用之于社会；而官僚资本家将财富留给子孙吃光用光。二是真正资本家的资本来源是他们自己的储蓄；而官僚资本家的资本来源于无中生有，是从大众的袋里拿出来的。」
他在抗战时那句论断，此次又有精进：「国营即是官营，官营即是官僚的私营。」
或许是受其激励，批判官僚资本的论述在1946年激增。综合出版社收集有关资料，结集出版了《论官僚资本》。
书中作为作者署名的有狄超白、马寅初、郑振铎、周恩来等人，不少文章的火力都超过了马寅初。在这批作者看来，官僚资本不仅造成了经济危机，更是妨碍政治民主、维护一党专政的支柱。
「官僚资本」应当为这么多问题负责，其背后的「官僚」又是谁呢？
这个问题也在当年得到了回答：1946年10月，陈伯达出版专著《中国四大家族》，把「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责具体指向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家。
谁能制止国营独大
无论陈伯达的说法是否属实，出手阻止国营经济独大局面的人，还真的出自「四大家族」。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与会发言者大都未予好评。以CC系为主的党务官僚更是激烈抨击「官僚资本」，将矛头直接对准行政院长宋子文。
● 陈果夫（左）和陈立夫（右），分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秘书长，二陈因此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大权，CC即是二陈的首字母缩写
这些CC系的中央执行委员，缺乏实际权力，又向来以党性最强的「忠实党员」自居，自视是纯粹的国民党党员，坚持以「三民主义」治党，一直与行政当局有矛盾。
会议通过的《党务革新方案》将「官僚资本主义」视为「为全国所痛恨，亦为全党所痛恨」的政治危机，负责日伪产业接收工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成了弹劾对象。
除了自视清流，CC系批判官僚资本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感觉到了另一个政党的不同风向。
1945年4月24日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发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直接提出：「我们主张……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周恩来1945年10月19日在西南实业协会的聚餐会上，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200余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
他明确提出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人和民族工业均受压迫，应当互让，共求发展」。
在野党的承诺，吸引了当时许多民营企业家加入「反蒋统一战线」。1947年上海工商界由吴蕴初、章乃器发动，举行了两次抵制美货、挽救工商业危机的大请愿活动。
● 吴蕴初，化工实业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味精厂，人称味精大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
面对政治危机，国民政府最终做出了改变。
1947年2月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 》规定：「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分别缓急，公开出卖或售与民营 」。
同年8月颁布的《经济改革方案 》指出，今后应「以国家资本为前驱，辅导私人资本之活跃，以国营事业任其难，扶助民营事业任其易，使政府与人民通力合作」。
不过，这颗定心丸来得有些太晚了。到此时，「国营 vs.民营」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竟然在一两年之内就兵败如山，土崩瓦解。
每拿下一个城市，人民解放军都由军管会派出代表，将「官僚资本」按原属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整套接收。对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除反革命分子外，一律按原薪原职留用，让他们继续履行生产经营管理的职责。
「官僚资本」从此成为了历史名词，取而代之的是「全民所有制」。
至于看似赢得「国营 vs.民营」大讨论的民营企业家，有的以空降部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永远离开了自己的企业。有的则将在未来迎接社会主义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