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某人论文研究的婆媳关系观点
（一）社会生物学的亲缘等差关系理论
研究和实践表明，越是亲近的血缘亲属关系，彼此双方越是能够缓和冲突和矛盾[2]。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伦理规范，也有不同的情感类型。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中国人对各种人际关系会采用一个双维度的标准,一个维度是关系中的两个人身份角色的距离,另一个维度是关系中两个人的真情交换和义务履行的均衡。在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是一种先天的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则没有血缘关系。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手足之间都有来自角色身份规定的情感。梁漱溟区分为应有之情和真有之情[3]。亲子关系是“应有之情”，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则是“真有之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等差之爱”[4]。当原本没有亲缘关系，“本不是一家人”的男女，由于相爱“走进一家门”的时候，主要是被“真有之情”推动的。就媳妇而言，婚前与夫家的人一般交往比较少，所以，对丈夫是真有之情，而对公婆和夫家其他成员就只有应有之情。应有之情只是一种根据角色规定的情感，真有之情却是真情实感，当婆媳双方混淆了婆媳关系与母女关系，一方强调真有之情，另一方强调应有之情，两方都不满意。会因为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预期而渐生不满[5]。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婆婆抱怨媳妇或媳妇抱怨婆婆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因为婆媳双方混淆了婆媳关系的“真有之情”和母女关系的“应有之情” 。如果用真情来换取真情,婆媳关系就一定会与母女关系一样,成为家庭关系中新的情感支柱。
（二）生物经济学的亲代投资理论：
研究表明，动物在繁殖后代的过程中，雌雄双方都追求抚育投入与基因遗传收益的平衡，即都期望将各自一半的基因传给子代，但因为雌性的子代投资高于雄性，按照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假说、遗弃假说、择偶机会的代价假说就形成了雌雄双方后代抚育态度差异[6]。
这种亲代投资理论可以臆测性解释婆媳关系问题的生物学原理，婆婆对媳妇的所生子女与其儿子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父子关系不确定性假说)，导致婆媳之间信任关系难以建立。而且媳妇还可能跟公公有暧昧关系，这种结局将导致自己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媳妇的进入家庭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儿子的其他择偶机会（择偶机会的代价假说），而儿子可是千真万确地拥有婆婆一半的基因，这在生物演化过程中可是犯了大忌，无疑使媳妇丈夫对媳妇及其后代的亲代投入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将加深媳妇对婆婆的高度警惕，造成即使婆婆的好意也会被媳妇理解为别有用心。当然，这种心理机制是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根深蒂固于每个女人的潜意识中，导致婆媳关系天然的矛盾和冲突。用同样理论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公媳之间、爷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然不会达到势不两立[7]。
（三）政治经济学的养老资源争夺理论：
现代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都较以前简单,特别是大部分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中,家庭不再是她们人生惟一的舞台,婆婆和媳妇作为两个独立家庭的管理者,她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是很多,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之间的争权夺利,联接她们关系的男人便成为其矛盾的焦点。表面上婆媳冲突的焦点是婆婆为了永久地占有对儿子的控制权,媳妇是为了完全得到对丈夫的管理权,但实质是对养老资源的争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交换行为不仅发生存在于市场关系中,而且存在于包括友谊、爱情、亲情在内的多种社会关系中。该理论是建立在投入与回报的基点上的,认为只要有投入就会获得回报。婆婆与儿子的关系、儿子与媳妇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而且婆婆和媳妇二者都想交换到同一种资源,那就是养老资源。Wolf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妇女是怎样在婆媳关系中为自己的命运奋斗的,这个概念叫“母体家庭”。该理论说,在一个大家庭中,女人精心培育着和儿子之间最紧密的关系,为的都是她将来能在家中获得实力和晚年生活的保障。这种“母体家庭”从本质上讲反对任何其他成员进入这圈子,可是母亲总要给儿子娶媳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儿子是母亲惟一的养老资源,孙子是媳妇惟一的养老资源,可是儿子又是媳妇的养老资源,以及孙子的主要投资者。[8]所以婆婆将儿子视为自己希望的实现者和情感的寄托对象,儿子是婆婆的精神支柱,当然会对儿子投入很多,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情感上。作为儿子先期的投资者,婆婆为的是在自己年老时得到儿子的回报,但媳妇作为受益者却不愿意承担这一责任,因为她的丈夫同时也是自己的养老资源,她会把和丈夫生活一辈子作为砝码要求其养老，这就造成婆媳双方争锋相对,引发冲突[9]。
（四）应用经济学的投入成本收益理论
尽管我国的正式制度（譬如《婚姻法》）并没有这些规定子女随父姓，只是社会习俗，但习俗也是一种合约，经济学称之为“非正式制度”，这就使婆媳关系完全适用于成本——收益分析法。按照这一非正式制度，婆婆的“收益”一般总是低于“成本”。投资20多年养育的成本，却对“收益”预期心里没底。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最好是“收益>成本”，但是，一般找对象，很少有男方要求女方的综合条件超过自己的，对婆婆而言恰恰是“成本>收益”，除非婆婆是位有很好“理性预期”的人（譬如媳妇一定会生孙子而不是孙女）。假设儿子和媳妇是“天造一对，地造一对”，至少使婆婆的“成本=收益”（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门当户对”），而且小两口一切靠“自力更生”，但婆婆还得面对“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感性预期”，生怕自己的投资回报被媳妇“搭便车”，老无所养。“婆媳关系”博弈中，儿子（老公）也是重要的一方，为了达到均衡，让婆媳“双赢”，儿子（老公）往往只好放弃“经济人”地位，主动追求零利益或负利益，即老百姓所说的成为“三夹板的中间一层”。如果仍然无法均衡，那就利用“信息不对称”，弄点“私房钱”安慰安慰老娘，或者猛拍老婆的马屁。当然，非正式制度毕竟还属于社会伦理的范畴，它必定受到许多人类情感的影响。既然约定俗成，做媳妇的应该主动支付些“孝顺成本”，既可以改变老公的“非人”地位，又有利于婆婆建立起对媳妇的“品牌忠诚”，何乐而不为呢？[10]
（五）政治社会学的家庭权力争夺理论
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人科塞把社会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物质性的原因,第二类是非物质性原因。其中物质性的原因指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家庭系统内部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威关系,女性是主要的管理者与经营者,而且它的内部管理是以金字塔形构成的。按照中国社会长幼排序,婆婆自然拥有绝对的权力,婆婆和媳妇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但人的支配欲、权力欲是天性,被支配者总想摆脱被支配,而拥有支配权的会想方设法维护其权威。在婆媳关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媳妇迫于种种压力在一定时间内是无力改变;婆婆会把媳妇当作自己权力的直接威胁者,她们俩是家庭中惟一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缺乏一般亲情关系中的宽容与理解,而家庭成员中即使出现了矛盾,解决起来也因亲情而具有一定的弹性,往往复杂问题简单化,婆媳之间往往因缺乏解决问题的弹性,就有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倾向[11]。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经济权力。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也不允许存在二元权力中心[12]。对于儿媳一方而言,家庭是以爱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靠爱情建立起来的婚姻,在情感上具有排他性和占有性。但因爱情建立起来的婚姻有其短暂性，在热恋过程中，完全不去考虑婆婆的敌视和不满，而结婚后就变得势利，认为只有统帅家庭，击垮婆婆才能得到丈夫以及家庭其他成员或社会人的尊重。最终因婆婆的年老失去经济基础，但是这一二元家庭权力之争需经过长期的斗争[13]。
（六）社会心理学的交换中介失衡理论
在婆媳关系中,联接她们之间关系的男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承担着儿子和丈夫的双重角色,扮演着中介角色。埃默森提出了“交换网络”的概念,他认为交换网络由两个或更多个彼此联结的交换关系构成。[13 ] 以三人互动为例：假设A—婆婆,C—媳妇,B--儿子和丈夫,A 与C的关系是通过B 来联结起来的。如果A 与B、B 与C 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增加会促进A 与C 关系的增强,那么此时B 的联结就是正向的或合作性的,而如果A 与B、B 与C 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增加会降低A 与C 关系的交往水平,此时B 的联结就是负向的或者是竞争性的。若儿子这种中介作用发挥得好,可以加强婆媳之间的情感联系;反之,则使婆媳关系恶化,导致婆媳冲突,而且容易使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出现“两面受敌”的困境。尽管母子情深,也难以避免结婚以后这种关系变得复杂的事实。因为夫妻之间毕竟在活动、计划、开支以及交往等方面有更多的共同点。在这些问题上,夫妻观点的一致性往往要超过母子观点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儿子和母亲相隔一代,在心理上还是存在着差异,这样就容易造成儿子中介作用的失衡。如果母亲不理解就会产生“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心态,误认为儿子对自己的感情被儿媳夺去了,而迁怒于儿媳;当儿子特别孝顺,事事听从母亲,儿媳又会怪丈夫不把自己当“自己人”看待,会把婆婆当作自己的“眼中钉”,这样儿媳可能会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说婆婆的坏话,一次可能不要紧,次数多了,儿子可能会对自己的母亲产生怀疑,慢慢地倒向自己妻子这边,对自己母亲的感情减弱。这样联接婆媳的中介失衡,婆媳关系恶化,婆媳冲突发生[14]。
（七）民俗历史学的习俗演变理论
中国古代奴隶和封建社会的最大的特点是宗法制度决定社会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礼治而非法治的农业乡土社会结构，以纲常伦理为其治国的根本大法。天人和一、政教合一的宇宙本体论指导下的家国一体论，决定了道德伦理规范为教育的最高准则。历代女子教育教材都强盗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柔弱静顺、贤孝敬慎、声言寡微、针织茶饭[15]。所以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媳妇始终屈从于婆婆，为此，中国文学史上,由婆媳矛盾而酿成的家庭悲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叙事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如《寒夜》、《孔雀东南飞》等[16]。
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的“父系”制度强化了生男嗣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媳妇而言，要巩固自己在夫家家族中的地位就得靠替夫家生出子嗣，惟有如此才能延绵夫家家族的香火并提供祖先祭拜时主要奉祭的人员。但若生不出子嗣，则恐遭休妻或纳妾的命运。在这重重压力之下媳妇由年轻到熬成婆婆的这一路上，儿子便成为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寄托也是最重要的生活依靠。然而，这种因文化结构限制而更形强化的母子连结不但造成婆婆对儿子的绝对偏袒，更对婆媳关系而言成了一大致命伤。尽管婆媳关系之难由来已久，但毕竟还是以现代社会表现为甚。个中原因实际上也易于理解，就是因为在传统专制的社会里，婆媳之间的地位差异至巨，一方面婆婆高高在上，另一方面媳妇则俯首如奴。如此，在封建家长制的约束下，媳妇纵然再“强悍”，也自然不敢招惹婆婆，与其分庭对抗的。现代则不同。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而表现在家庭关系上，使得那些长期倍受恶性压迫的媳妇们终于从无比的艰难中解脱了出来。但也就这样一个解脱，给了她们对抗婆婆和舒展自我的机会，也才因此有了“婆媳斗法”的可能！新时代的婆媳关系与其说是个人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传统道德与现代新思潮之间的斗争与冲击[17]。
（八）文化人类学的动物乱伦禁忌理论
在人类科学地认识到近亲繁殖会导致种群退化以前，高等动物就已经“知道”了乱伦的严重危害，因为很多动物甚至在人类诞生以前就已经进化出了避免近亲繁殖的换群行为。漫长的动物进化的历程中，社会性哺乳动物进化出了三种不同的换群模式以避免乱伦的发生：第一种是两性换群模式，自然生活的马群就采用这种模式换群。第二种是雄性换群模式，大多数猴类采用这种模式换群。第三种是雌性换群模式，即群内出生的所有雌性个体在青春期离开其出生的群体，加入到其它没有血缘关系的新群体并在那里生活和繁殖后代，雄性则终生留在其出生的群体里。大多数猿类采用这种模式换群。通过这几种模式换群，高等动物成功地避免了乱伦的发生，也避免了因近亲繁殖导致的种群退化。早期人类也是采用女性换群模式来避免近亲繁殖的。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仍然保留着姑娘出嫁的传统，这个传统源自早期人类女性换群的婚配传统。因此，漫长的进化历程赋予那些进入青春期的少女以强烈的换群心理冲动，也即荣格所谓集体潜意识，这种集体潜意识让她们拥有足够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离开她生长的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18]。
结群动物的群体规模与其个体的生存能力成反比例。人类在进化历程中的群体规模的演变也遵循着这一定律。早期人类族群中年长女首领的入群认可是少女换群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她有责任把握群体中女人的生殖能力与男人的供养能力之间的平衡。换群少女的身心都融入新群体才是换群的完成。在漫长的换群历史中，女首领权威性的入群认可总是新人入群的前提。即使换群少女选择一个群体而恰好女首领也有同意接纳的意向表示，也只意味着换群活动的开始。换群少女还必须做很多努力与女首领和整个群体进行长时间的情感磨合，才能使换群过程顺利进行。这就形成了数千年来媳妇顺从婆婆、婆婆领导媳妇的非理性心理定式[19]。
随着人类逐渐进化发展和个体适应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也由“浩浩荡荡”的能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了现代家庭。那个“换群”而来的年轻女子演变成了现代家庭中的新媳妇；而那个高顺位的年长女性演变成了今天的婆婆；她们之间的关系也自然演变成了婚姻制度下的婆媳关系。但是，在自由恋爱和核心家庭流行的时代，家庭中的女首领（准婆婆）的认可不再具有权威性和决定性了。然而，在婆婆的潜意识里，她的认可仍然是姑娘能否走进家门的“路条”。如果儿子带回的女友——换群少女——恰好被她的直觉所认可，未来的婆媳间便没有非理性的心理障碍，两人之间也容易顺利发展出和睦的婆媳关系。相反，如果准婆婆潜意识里对未来儿媳不认可，她往往会固执地拒绝这个姑娘走进家门做媳妇。所以，早期人类的这些非理性的换群行为，为现代人理性地绕过婆媳间非理性心理障碍树起了参考坐标，但让每位婆与媳都清除其心灵深处的非理性心理定式是不可能的[20]。
（九）社会心理学恋母情结固着理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文艺评论家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如果深入到孤儿寡母的潜意识,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或隐或显的“恋子情结”使婆婆在儿子的婚姻上进退两难,对媳妇产生怨恨、忌妒之情,并刁难和折磨媳妇。软弱儿子的“恋母情结”不但使矛盾难以调和反而有所激化,悲剧也就再所难免[19]。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把自己的父母当作最早的爱恋对象,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的利比多不会始终固着于这些最早的对象上，后来,它会仅仅把这些对象当作样板,而且等到最后选择对象的时机到来时就会逐渐从这些对象过渡到某些外界人物身上。由此可见,只要一个儿童不面临与社会不相适合的危险,他同自己父母的这种分离便是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20]。” 儿子迟早是要走出母亲的影子去独立面对人生的婚姻、爱情、家庭,母亲也应鼓励儿子这样去做,可母子间牢固的“俄狄浦斯情结”却总使他们剪不断,理还乱。
儿子的“俄狄浦斯情结”是成长中的正常现象，但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儿子依恋母亲，母亲对儿子的感情更是深厚的。儿子结婚之后,与媳妇如胶似漆,对母亲若即若离,婆婆已切切实实地品尝到了“娶了美人丢了妈”的滋味。同时，在生活起居上，儿子不再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由媳妇来代替原先婆婆为儿子所做的，婆婆感到自己对儿子的感情和儿子对自己的感情日渐淡薄，甚至疏远了她。自己含辛茹苦培养的爱子竟轻而易举地被另一个女人拥有,又怎能不生嫉妒之心呢 [21]？嫉妒心理、占有心理导致婆婆将对儿子的怨全转化为对媳妇的恨，甚至由于女性的敏感多疑心理特征，可能会导致婆婆怀疑媳妇在儿子面前“嚼舌头”，总之，这些“恋子情结”表现的淋漓尽致，是导致婆媳关系不和的心理原因,母亲对儿子的态度是无私的奉献与自私的“占有”所构成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心理表现。
（十）发展心理学的二次分离理论
如果依照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健康的母子关系要经历“二次分离”。第一次分离是“孩子的分娩”。“第一次分离”的结果是孩子由纯然的对母亲的依赖到自己独立的探索世界，尽可能的摆脱母亲的干预而独立自主。第一次分离如果成功的话，对母亲和孩子都是双赢的：母亲除了对孩子尽必要的照顾之责外，把生命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依然的追寻自己的情感、事业及成长；孩子则可以自由的发展自己。假若，“第一次分离”不成功，就会导致母子的“情感依恋”及“互赖”的现象。尤其是母亲本人的心理不成熟或情感遭受挫折，如离婚单亲、老公背叛、家庭意外事件等，都可能造成母亲把生命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全神贯注着孩子的每个动向。这样的母亲情感失衡，过多的“爱”孩子，从而对孩子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和期许。孩子也回很痛苦，面对一个“完美的”、“严厉的”母亲，也容易发展出“依恋型人格”或“畏缩型人格”——躺在母亲的怀里不想长大或长不大[22]。
“第一次分离”为孩子的“第二次分离”——结婚成家埋下了伏笔。如果说第一次的分离不成功，孩子结婚后（从恋爱开始），母亲便有被孩子遗弃的感觉，孩子也会产生“新婚焦虑症”——不适应婚姻生活，甚至在潜意识里期待妻子既是“太太”又有“妈妈的感觉”。这是很危险的信号！母亲想回到从前儿子只对她一人依恋的局面，而现实不许可，母亲的行为出现“退化现象”——情绪多变、敏感、脆弱等。其实，母亲“行为退化”的心理需要是“儿子的关注”。[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