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日本的日本人——“七·七”事变中的矢内原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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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发现日本]@主的小米粒《埋葬日本的日本人——“七·七”事变中的矢内原忠雄》当是时，有日本学者不计生死地呐喊，“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战后他成为东京大学校长。若你我是当年的日本国民，会愤然而起还是沉默分食？
[编者按]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桥头的石狮子上，弹痕尚在。
曾经，为了政治需要，人们牺牲了让真相显露的机会。“日本人民是友好的，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才是罪恶的渊薮，已经被惩治”，这样的表述像一个方便的盖子，可以被随时拿来用。
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人们渐渐得知现实似乎并非这么“标准答案”，在斗争式教育下一直无法得到释放和化解的受害者的记忆，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发酵。这种背景下，学者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流于清议，甚至激起真实的情感需求长期被压抑的民众更大的反感。
近年来，陆续有靖国神社、钓鱼岛等事件不断被关注，“宁可中国不长草，也要保住钓鱼岛；宁可华夏都是坟，也要干死日本人”的口号在网络流行，民意成为政客手中的牌。
值此“七·七”事变纪念日之际，本刊特别推出“发现日本”系列报道。在历史与现实最深的的纠结处，在我们记忆与情感最痛的点上，在主流媒体所关注的喧嚣背后，看见一群杰出的日本基督徒以自己的生命与思想为亮光，映照人性的深渊，彰显真正的公义，昭示爱的可能。因着同样的信心，《境界》愿以这个小小的栏目，在你我心中燃起消灭冤仇、合一同行的希望。
以邻为镜，既可发现被遮蔽的另一个日本，也令你我自省：我们与邻人的关系，仅次于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我们需要认清真实的自己并与自己和解，与同胞和解，同居神州的各族群之间和解、与邻邦和解，惟此一途，能让未来的孩子在梦中微笑。
《境界》独立出品，[发现日本]之《埋葬日本的日本人——“七·七”事变中的矢内原忠雄》
矢内原忠雄语录：
@“国家理想的目标应是正义，也就是保护弱者的权利免受强者的侵害压迫。国家违反正义的时候，国民一定会扬起批判的声音。”
@“爱国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营营于压倒他国来扩张自己利的国家主义，只是将个人的利己心扩张到国家而已。”
@“不论自己、社会、本国国民、外国国民，对于举凡所有的不正义，只要正确的认识、不惧怕、去责难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义，就是真诚的爱。”
埋葬日本的日本人
——“七·七”事变中的矢内原忠雄
王敏俐（美国）
二战犹太集中营中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曾在少年时经历欧洲法西斯主义迫害，成为一生不可磨灭的伤痛印记，他的一段话至今广为流传：“爱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艺术的反面不是丑陋，而是冷漠；诚实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
维瑟尔的这一段话揭示了人性最深处的黑暗与软弱，也指出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在欧亚蔓延开来最根本的原因：当我们单单关注自身的生存、利益与扩张、当我们在必须伸张正义之时选择沉默、在坚持真理之时选择妥协，是我们的冷漠造就了人间的炼狱，也是我们的冷漠，造就了人生的泪水与苦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日本举国被战争机器搅进狂热的漩涡中的时候，却有一位日本教授凭着信仰的力量，走出狭隘的民族利益与人性的黑暗软弱，登高振臂，以先知般的姿态严厉地谴责日本违反正义的侵略行径，“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
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成为日本民主化后，东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最黑暗时代里的先知
先知的声音总是孤独的，先知的身影总是寂寞的。在日本的东亚侵略史当中，确实有过一个真风骨的先知，只身反抗时代谬误的潮流。
1937年，当日军藉机发动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东京大学经济部教授矢内原忠雄，置个人安危与前途于度外，公然反对日本出兵攻打中国，并呼吁执政者悔改。他“以骨头做笔，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评论《国家的理想》，根据《圣经·箴言》“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发声疾呼，“国家理想的目标应是正义，也就是保护弱者的权利免受强者的侵害压迫。国家违反正义的时候，国民一定会扬起批判的声音。”
当《国家的理想》于1937年九月分发表时，马上收到相关单位删除的命令。矢内原回忆道：“十月下旬，东大经济部部长指著我的论文《国家的理想》，并开始讨论执笔者是否拥有成为大学教授的资格”、“现在这些军国主义者开始对付大学内部的异议教授...”。
因为这篇文章，矢内原被迫辞去东京大学教职。就在同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矢内原在辞别东大教职的演讲中长歌当哭：“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
矢内原忠雄，被尊称为“人格者”（日文：人格高尚之意），生于1893年。青年时代的满州之旅决定了他一生研究与抗争的基调，立志成为专攻殖民政策的经济学者，批评日本殖民政策，并为基督信仰与大学教育鞠躬尽瘁。
当时19岁的矢内原记录下旅行中的沉思与感触：“当我在满州看到被劳役的中国人，无法不为那些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感到悲哀。我们不需要不义之财，我确实地感受到需要人道的殖民政策。”
“比起利欲，日本应该更重视真理，以爱和正义对待邻国...”
“爱国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营营于压倒他国来扩张自己利的国家主义，只是将个人的利己心扩张到国家而已。”
在恶欲与野心中逆流而行，所需要的不只是道德勇气，更重要的是来自信仰与真理的永恒之光。高中时代的矢内原，渴望拥有一个“确实的人生”，却认识到“自己的无力、渺小、软弱、丑恶。对于爱的不足、理想与实际自身的差距、罪的意识”，并深感痛苦。
在长辈的引导下，他成为基督徒。而后在大学生涯中，读到《圣经·以赛亚书》36-39章，他深切体认到，因着以赛亚这位先知，竟得以拯救以色列免于灭国之灾。以赛亚先知的呼声，成为矢内原学术生涯的榜样，在最黑暗的时代，他向日本发出先知的呐喊。
矢内原曾说，“理想虽然是无形的，却不是无力的。现实虽然可以歪曲理想，却不能消灭理想。” 当矢内原因为坚持反军国主义受当局压迫，向东大提出辞呈离开教席之后，困顿贫乏中，继续在自己创办的《嘉信》杂志宣扬和平与基督信仰，其无畏的道德勇气被视为日本的良心”之一。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他立即被邀回东京大学任教，之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然而，不论在何种境遇，矢内原坚持先知的使命，一生为传扬真理而发声。
如何对抗平庸之恶？
在黑暗的世代中，坚持靠公义而行、凭真理发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然而，当我们在时代的错谬中选择沉默与冷漠，所需要付出的，其实是更沉痛的血泪与更昂贵代价。
二战结束后，纳粹头号战犯，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1962年处以绞刑。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
汉娜•阿伦特如此描述审判席上的头号战犯：欠下三百万条人命的艾希曼，看起来是个“不肮脏具有良心的男子”、“不阴险，也不凶横”，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并不像一个刽子手。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一再重申“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德国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他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纳粹的法律是错误的。
汉娜·阿伦特就此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她认为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是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恶”：我们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相较于“极端的恶”，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且你我都可能成为其中的共犯。当我们在体制的运转中缺乏独立的思考与批判精神，很容易在服从与默认中，成为错误体制的执行者和实践者，进而铸成历史上不可抹灭的大错。
不可否认，在国家至上的极权主义阴影下，是無數德國人的冷漠，造就了希特勒的德国梦，是无数日本人的沉默，造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
“不论自己、社会、本国国民、外国国民，对于举凡所有的不正义，只要正确的认识、不惧怕、去责难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义，就是真诚的爱。”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嗜血，矢内原忠雄不计代价挺身而出，他的勇气根植于上帝的公义，他诚实的内省与忏悔来自基督信仰的真理。
“爱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艺术的反面不是丑陋，而是冷漠；诚实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冷漠，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爱与公义的源头；在荒凉的世代，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作为被侵略的受害者，中国人在愤怒与哭泣之后，已经是时候做更深的省思：倘若在当年，我们是日本的国民，我们会选择抵制国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还是沉默坐享其成？倘若在今日，我们是日本的政治领袖，我们会选择勇敢承担历史的责任，还是佯装无辜推搪卸责？在诉控过往历史伤害的同时，我们自己在家庭、工作与生活中，是否也在以同样的冷漠盲从，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来满足我们的利益与心中无限膨胀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