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愿在中国受苦的英国“小妇人” ——电影《六福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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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灵光掠影】
文/歌珊
她将英国国籍改为中国国籍，人们叫她“仁爱”，连土匪听见她名字也不再抢劫，因她常为受伤土匪包扎伤口，她把死者孩子视为己出，照顾那些贫病者。日本来袭时，格莱蒂丝誓死留守收养的30多个孤儿，也曾带领百名孤儿上路，经历千难万险将他们从战乱区平安带回。
山西晋城阳城县的东关村有一处简陋的小院落，正是这个小院落，记录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这里就是“六福客栈”的旧址。许多人听说“六福客栈”还是通过1958年的好莱坞电影。
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恐怕没有几个中国基督徒知道格莱蒂丝－艾伟德这个名字。
2015 年1月3日，是格莱蒂丝去世45周年的日子，这个被称为“小妇人”的传奇女子与中国的故事在西方广为人知。
一个“不够格来中国”的美国女佣
据阳城县志等史料记载，1931年，20多岁的英国姑娘格莱蒂丝来到中国阳城，在这里生活了9年的时间。她不仅学会阳城方言，而且被当时的县政府委以“禁缠足督导专员”，监督当地妇女，禁止她们缠足。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阳城遭到日军的轰炸，街头出现许多流浪孤儿。格莱蒂丝便开始收养救助中国儿，还开办了客栈为这些孩子解决日常生活所需。为了让这些孤儿免遭日军的伤害，她带领百名孤儿上路，跋山涉水千难万险，终于将孤儿们带到了西安，完成了一般人视为不可能的壮举。
1936年格莱蒂丝加入中国籍，1941年返回英国后她将这段中国经历记录在自传《我的心在中国》里，英国著名作家艾伦·伯斯奇根据她的生平创作了传记体小说《小妇人》，感召了欧美无数青年人自愿前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包括当时美国著名的飞虎队许多飞行员。
1958年，美国好莱坞名导马克·罗布森携手“好莱坞第一夫人”英格丽·褒曼拍摄成电影《六福客栈》，获第16届美国电影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
据电影的故事叙述，格莱蒂丝原是一个没有多高学问的英国女佣，因在内心听到上帝的呼召——去中国传扬天国的救恩。她决定克服一切困难来中国。她去了英国宣教总部，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来中国，但是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罗宾逊先生以她自身条件“不够资格”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
她没有因人的拒绝而放弃，她用自己做女佣赚来的钱，在一位好心雇主教授的帮助下，历经长途跋涉，只身一人来到了中国天津一个叫王镇的偏远山村。她来中国的时期应是明国初期。她在王镇找到了已来中国宣教多年的詹森太太。
詹森太太是一位喜乐豪爽的上帝的老仆人，她告诉格莱蒂丝当时的中国现状：“在中国有许多恐怖的事情，但情况会改变的，我们一次做一件事，再加上上帝的帮助，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缘故。”她也安慰初来中国的格莱蒂丝：“处在这陋室，很难去协助上帝。对年轻女子来说这是艰难的生活，但我向你保证，那似乎并不太难。等你到了我这年岁，再回头看，会觉得那似乎是完全美丽的。”詹森太太的这段话也道出了宣教士们如何看待她们在异国宣教的美丽人生，这话也深深地安慰了刚来到新环境里的格莱蒂丝。
她和詹森太太在王镇经营一家“六福客栈”。何为“六福”，詹森太太告诉她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中国人认为一个人拥有“财富、长寿、健康、美德、安享天年”是为五福，而第六种福是由每个人内心来决定。詹森太太在这里暗示的第六种福应是认识上帝而得的永生之福。她们经营客栈的目的是为了给路过他们客栈进来吃饭、休息的中国人传讲天国的福音。
不久，詹森太太因不慎摔下台阶气绝身亡，格莱蒂丝为这个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小镇的美丽母亲留下了离别的眼泪。詹森太太死后，支持詹森太太的宣教机构不再供应经营客栈的费用，并且让她返回英国，她依然没有放弃，靠着上帝的智慧想办法继续经营“六福客栈”。
“有一个人，她把苦难主动承揽在自己身上”
她亲自去找县长请求帮助。县长答应了她的请求却分派给她一个任务：让她说服那些父母亲不要再给自己的孩子裹足。
这个西方来的女子，看到愚昧的中国人如此残害自己的孩子，伤心不已。她用上帝给她的勇敢而无畏的爱心劝说那些残忍的父母。村民们的良心被唤起，把孩子脚上的裹步取了下来。
她在这事表现出来的勇敢唤起了县长对她的敬佩与尊重。虽然她的身份是一个异国的传福音使者，但她把自己看做一个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村民，并且深深爱上了这个小镇和镇上的村民。她如詹森太太一样把自己深深埋在了这个地方。
为了更方便的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她毅然将自己的英国国籍改为中国国籍，参与到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中，帮助村民解决各种生活问题，也帮助乡长处理各种纠纷冲突。她以聪慧和善良赢得了村民的爱戴。人们叫她“仁爱”，称她为“爱的使者”。
连那些土匪一听见“仁爱”的名字，就不再抢劫，因为她常为那些受伤的土匪包扎伤口。王镇人最敬重她的是：她收养了三十多个孤儿，她靠经营“六福客栈”的微薄收入来养育这些孤儿。
电影中有两个感人的情节：一个是日本人袭击王镇时，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转移了，只有“仁爱”凭信心带着她收养的孤儿依然住在“六福客栈”里，因她无法带这么多的孩子去逃难，她也不忍心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所以只能冒死选择和她们呆在一起。
县长和那些乡绅们在离开王镇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特别邀请仁爱坐在他们中间，然后他们集体起立向这位把无私的爱洒在这个小镇的“爱的使者”敬酒致谢，县长以异常激动地语气对仁爱说：
“......我们本身出生于苦难，但有一个人，她把苦难主动承揽在自己身上，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爱’。仁爱，我们谢谢你把死者的孩子视为己出，为了那些贫病和苦难者，为了所有王镇的居民，为了过去和未来。我敬重你，因为你的力量，有你这源头而来的力量，我今天愿意与你分享我的——‘信心’！”
他对仁爱说完转身对记录县志的书记说：“本镇的书记，请加上这记载：本镇县长今晚就成为基督徒。封上本镇镇志，作为尊敬的标志，以表扬本镇的缠足督察仁爱。”
听到这段话，仁爱失声痛哭，她不仅为战争让她不能与县长再见面而哭，也为县长给她的这份送别的宝贵礼物而哭，而我这个观众因县长对仁爱的这段慷慨激昂的评语在屏幕前也留下了感恩的泪水。
在那战争纷乱的年代，人们听耶稣救赎人类的故事无异于听玉皇大帝的神话故事。上帝爱世人，为了救赎人类脱离罪恶，将他的独生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死去的耶稣三天后复活，并且与信靠他的人同在，帮助信靠他的人过上脱离罪恶的生活。人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神话故事。
上帝如此深爱着人类，但人类无法明白也无法了解这种爱，他们当然不会相信这个故事。而上帝差遣了这个叫“仁爱”的女子来到王镇，为他们活出了这样舍己的爱，这爱让这个县长的生命被吸引，这爱让他在生命无定的时期愿意凭信心相信这个女子所信仰的上帝。这个女子没有用强迫式地说教，没有用僵硬的神学道理，只用活出来的爱，把一个人的灵魂吸引到了上帝的国度。
带领百名孤儿逃离战乱
电影中讲述了格莱蒂丝的爱情。爱上她的是一个在中国军队里供职的混血军官林上校。因年幼受过伤害的的这种身世，他在部队里一向以军人的冷酷无情行事，而当他在这个小镇碰见格莱蒂丝这个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勇敢无畏的女人时，他沉睡的灵魂被震撼而苏醒过来。
电影最受诟病的就是格莱蒂丝的爱情故事部分，有人称编剧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电影中少不了格莱蒂丝和军官恋人的热吻；有人说事实上，格莱蒂丝终其一生，没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不过一位叫林南的上校确实曾出现在格莱蒂丝的生命中，他谈吐文雅有礼，同格莱蒂丝讨论过善恶问题，两人有时在街上同行。
但格莱蒂丝并不象电影中描述的接受了他的爱，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嫁给他。他们仍然是朋友，一段情缘过去了。而本来的“八福客栈”，也不知如何在电影中变成了“六福客栈”，格莱蒂丝本人对此并不满意。
电影最后的故事讲述到战乱中格莱蒂丝带领一百多名3-16岁的孤儿为脱离危险，从王镇出发，跋山涉水穿过山西、黄河到达英国传教会的西安分会。这几乎是常人难以完成的事，但却是一个真实而动人的历史细节。
时间过去，艰难的山路没有尽头。孩子们的鞋破了，脚磨肿了，衣服脏破，像一群小叫化子。仍然前进，缓慢的前进。疲倦，行进越来越慢。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在不可知中走向不可知。格莱蒂丝真想在路边躺下，任什么都不管了。在无可奈何之下，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哭。哭过了，还得往前走。唯一的希望，是神的怜悯。
在最后一幕，她疲惫的带着这些孤儿来到西安，当她看见罗伯逊先生时就问他：“你还记得我吗？”罗宾逊先生惭愧地说：“是的，我记得你，一个不够资格来中国的人”。
罗宾逊先生实在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把一百个孤儿从战乱区平安地带回来的伟大的女人，就是当年那个不够资格的女佣。
这一次，罗宾逊先生激动地邀请她来儿童村，她摇摇头流泪说：“不，我要回王镇，我要回家。”她深爱着王镇，她想回去继续生活。王镇其实就是开头提到的山西晋城阳城县。
1959 年，美国展望会邀请格莱蒂丝到美国作旅行布道。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那个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
1970 年元旦，在台湾继续办孤儿院的格莱蒂丝患上了感冒。不过，她仍然去一个妇女聚会。回到孤儿院，她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医生诊断是流行感冒，转为肺炎。不久，她离开了世界，还不满68岁。
让我们以电影开头的文字，来纪念已去世45周年的格莱蒂丝：
“她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位普通的女性，献身给了我们彼此相互信赖的单纯、喜乐与珍贵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