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名女子指控基督教领袖性侵为何被掩盖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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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信仰反思系列】
文/《境界记者》赵杰
2014年3月6日，美国基督徒领袖高维理遭34名女士性骚扰指控离职后道歉。38岁斯韦林根曾告诉母亲，母亲说她撒谎做假见证，侮辱上帝的使者，“当猥亵行为发生时周围没一个人，我从没勇气说一个字，如果连母亲都不信任我，谁还会相信我？”事发后母女才恢复关系。
2014年3月6日，美国基督教网站“恩典复兴” （Recovering Grace，下称RG）发出了一篇文章《今天是我们的祷告日》，呼吁所有读者、朋友一起参与一项重要祷告事工。代祷对象是在全美久负盛名的培基教育协会（IBLP）及其创始人、总裁高维理（Bill Gothard）。他基于圣经真理开创的培基和品格塑造课程，影响了世界各地无数家庭的数百万人。
同一天，年届80岁的高维理发布了一份离职声明，其中称自己“最大的错误是冒犯了神”，希望从已经犯的错误中幡然悔悟。此前数月间，RG网站陆续有女士发文指控高维理对自己进行性骚扰，前后多达34人。
这位基督教界的巨人在晚年时因性骚扰指控轰然倒下，令人叹惋。高维理在道歉声明中称自己在服事中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从服事所取得的成就中找到价值和别人的肯定，这些取代了上帝和他的爱，充满了我虚空的生命。我在深深的悲伤中悔改。”尽管如此，多家美国主内和主外媒体，对其所在机构关于性骚扰指控的调查结果，发出涉嫌袒护、避重就轻的质疑。
而一家专门帮助那些受高维理影响而人生受到打击人士的网站，自2011年就围绕高维理自80年代起就遭各项财务、用人、管理问题指控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报道，其所在机构更是腐败丑闻不断，被称为“一个令人震惊的乖顺的城堡”，而高维理是“自己城堡的王”。
时值一年后的今天，《境界》特别梳理高维理反差极大的两面人生，以及为何其丑闻被掩盖如此多年？以作反思借鉴。
“笨孩子”终于名满天下
高维理出生于1934年11月2日，自有清晰记忆开始近十年间，人生色调都不那么明亮。整个小学阶段，他年年留级，是个众所周知的“笨孩子”。直到进入中学，他无论如何努力拼命用功，平均成绩也不过丙等。
但这个“笨孩子”在家里一直受到认可和鼓励。这个基督化家庭的“头”——高维理的父亲威廉姆·高萨德是早年许多研讨会的讲员，并且在不同组织身居高位，其中包括国际基甸会、万国儿童布道团和芝加哥太平洋花园布道团等。他的母亲卡门·克里斯缇娜·高萨德，是一位温柔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数十年后，当他成为名满天下的基督教领袖、演说家和作家，声名一度盖过自己父亲时，一直坚称自己“受父母的影响很大”。
中学时代，高维理被上帝按下了“转折键”。有一年，他加入一个辅导团契，开始每天勤背《圣经》，而且昼夜默想神的话。慢慢地，周围人发现他拥有超于常人的记忆力。很快，他的学业成绩从丙等跃升至甲等。
这样不可思议的变化使他不断有机会向全校师生广传福音，并见证神的真实性和在他身上的奇妙作为。与此同时，高维理亲眼目睹许多同学因为所做的各种错误决定而摔跤、惨败，甚至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对此，他心中甚为关切，也开始籍着电台广播、退修会，以及每周在家中举行的查经班和其他各种活动，来教导同学朋友，与大家一起学习《圣经》中的各项原则，并坚持把其中的真理活用在日常生活中。
从此，“笨孩子”一发不可收拾。27岁那年，高维理受教会差派扩展他所从事的青年工作，服事对象涵盖了芝加哥市内的帮派分子、在校青年、教会青年团契等。并于四年后应邀在大学母校惠顿学院开设“青少年基本冲突”课程，所有受教之人都获益匪浅，纷纷奔走相告。
不久，这门大学课程演变成为讲座，高维理创办青少年基本冲突研究所并担任总裁和理事会成员。1974年至 1976年间，每场讲座的参加人数都高达2.7万。1989年，该讲座更名为基要生活原则讲座，每年在美国及世界各地举办两百场以上，参加过的学员超过 670万人次。
身为保守派基督徒，高维理在自己的讲座中鼓励学员熟记《圣经》，并倡导在家教育体制，要求抵制债务、尊重权威、保守着装等，还教导一些扩展原则，与身份、家庭、教育、健康、音乐和财务等内容有关。他提醒在外工作的女性“正在将自己置于另外一个男人的权柄之下，并且因此冲突会增加”。
到处广受欢迎的高维理声名鹊起，数十年间，培基教育机构已延伸遍及全美各州和20多个国家。他所辅导的事工，已拥有64个分支机构、16个培训中心及一个拥有数万名学生的国际进深培训机构。
“如果我母亲都不信任我，谁还会相信我呢？”
2013年底，刚过完自己79岁生日的高维理，开始经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那段时期，RG网站上突然冒出来一些内容为指控“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的帖子，矛头不约而同地指向高维理，此后数月，这样的指控跟帖不断，累计人数高达34个。
其实，这些指控都受到2012年一名女士的影响，当时这名女士向RG首次投诉自己早年曾受高维理性骚扰。原来以为自己是特例的人，发现原来有许多同样遭遇的人。
隐去了自己中间名“夏洛蒂”的格雷琴·斯韦林根在该网站上写道，1992年，高维理请她去位于奥克·布鲁克的IBLP总部工作，当时她16岁。工作期间，高维理常常与自己碰脚调情（footsie），并喜欢握住她的手。其中有一次，高维理从机场协调了一次两人共同乘机的服务。“那是第一次他将自己的手放在我两腿间，全程如此。”她写道。
同样曾于16岁在IBLP总部工作过的瑞秋·弗罗斯特也撰文称，高维理在进行咨询期间会与一些妇女互动，“用一些非常常见的行为模式来创设情感纽带和肢体肯定，其中包括碰脚调情、腿部按摩、抚摸头发，以及不断对身体外形进行评价。”
另外一位在IBLP总部工作过的女士茱莉亚·特雷尔说，当她1998年在那里工作时，高维理曾对自己进行过性骚扰。但事后RG要对此事报道时，她又有些不置可否。
一位在RG网站幕后的女士拒绝署名，因为她不希望伤害自己身为牧师的丈夫的名声。她说有34名女士告诉该网站，她们曾经受过性侵犯；有四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她说她所指的后者是自己所遭遇事件还在诉讼时效范围内的人。
现年38岁的斯韦林根说，她曾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说她在撒谎，侮辱上帝的使者，因此她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当猥亵行为发生时，周围没有一个人，”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勇气去说只言片语，我想如果我母亲都不信任我，那么谁还会相信我呢？你不应该将在机构总部反对某人的假见证带回家。”
不过，她说，自从写了自己的故事后，她和妈妈已经恢复关系。她并表示，写下此文一周前，她将自己的故事报给了辛斯维尔警察局，一名发言人说至今并未展开调查。这样做“和报复无关，也不是要起诉他或将他送上法庭，”她说，“只是事关我的疗伤，并且给其他人提供声音。”
斯韦林根解释自己没有提起诉讼的原因是诉讼期已过。按照美国相关州法律，性犯罪的刑事诉讼时效为5年，对于较轻的越轨行为（Misdemeanor），诉讼时效为2年。至于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诉讼时效从其成年或报案之日两个条件中较先发生者为准。性犯罪的民事诉讼时效根据情节不同有差别，对于有意识的性侮辱罪，诉讼时效为1年；对于实施犯罪者所在单位（教会等）的时效则为3年。
由此，这些指控高维理犯罪的女士们，多数已错过了诉讼时效。
媒体质疑所在机构的调查涉嫌袒护？
面对性侵指控，高维理及其所在机构保持沉默长达近两年之久，美国宗教新闻服务社分别两次致电 IBLP，都未获得任何回应。
从2012年出现第一个性骚扰指控后，直到2014年2月27日，已有34名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的女性涌现，IBLP董事会才发表声明，称因有多人对高维理提出“性骚扰”指控，故暂停他的一切职务和工作。
一星期后，高维理发出个人声明，表示自己之所以现在才发声明，“是为了应董事会的要求，就是等到开始初期审查时再发布。”
在高维理本人看来，自己的所有行为并无“性意图” （sexual intent），也并非不道德。“我的一些行为，比如与年轻女士握手、拥抱，或抚摸她们的脚和头发超越了应警醒的边界，是错误的。”他在声明中说。不过，他同时也认为，这些行为代表着“双重标准”（double-standard）。“由于对我的指控，我的确希望强调一点，就是我从未吻过一个女孩，也从未以不道德或带有性意图的方式触碰过任何一个女孩。”
2014年6月17日，IBLP再次发布声明，概括说明了由“外部法律顾问”进行了彻底调查。其中，他们指出，尽管没有发现犯罪事实，但高维理在行为上有“不正当方式”，因此“不允许在IBLP担任任何咨询、领导或董事会职位”。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用“世界哗然”来描述这一切。有匿名在家教育者们质疑“外部法律顾问”身份，因为IBLP与这家名为大卫·吉布斯律所之间关系不一般。
据《芝加哥太阳时报》2014年3月的报道，俄亥俄州的吉布斯律师事务所将会对高维理进行审查。据报道，审查是“应其客户基督教法律协会要求进行的，而该协会是受IBLP董事会委托启动外部审查。”不过，吉布斯律师事务所和基督教法律协会都是由大卫C.吉布斯Jr.创办的，他是IBLP年度家庭会议的定期讲员。
该报报道称，RG指责IBLP董事会的声明“回避了性骚扰指控，也未表达任何对那些发声女士们的关心之词”。
与高维理进行过较长时间对话的RG网站上显示，高维理强调：“性骚扰要有很大程度的故意，但是我的意图里从未想要骚扰她们。”
随后，《基督邮报》与IBLP的一位代表进行了非正式交流，证实了该机构临时总裁提姆·莱文达斯基被唯一授权讨论此案，但他目前无法回答关于 IBLP与大卫·吉布斯的关系如何影响对高维理的审查。
舆论认为高维理的回应模棱两可，环顾左右而言他，并且其声明与IBLP的声明有矛盾之处。不过，也有人留言认为一些媒体过于吹毛求疵，大多数媒体都刻意强调“高维理至今未婚”，并将这句话单列在报道中的显眼位置，而高维理本人在声明中称自己是为了跟随主耶稣的呼召建立IBLP，才“失去了自己的初爱”。
至于“性骚扰”，这一罪名在美国法律上的正式应用始于1988年，其确切的法律定义可概括为：不受欢迎的性接近、性好处的要求；其他具有性内容的言辞或身体动作，比如不受欢迎的带有性色彩的言行、不情愿的触摸、令人反感和冒犯的言行。这类行为不必源于性目的，不必有直接的意思表示。而性骚扰行为人在主观上应当有过错，受害者在主观上则须不欢迎对方的行为。另外，性骚扰的损害后果通常也是入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对于这一对主观要件要求较多的罪名，在现实实施中往往难以拿捏。尤其在本案中所涉及的行为：碰脚、握手、拥抱、抚摸头发和脚，诸如此类，更难取证和入罪。所以，引发的争议更多。
但是，之所以在高维理身上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于他的基督教著名领袖身份，同样在于他所教授的保守课程内容。更重要的在于，人们评判他的依据不是美国联邦法律或州法律，而是他从小开始背诵的《圣经》，其中对于罪（sin）的要求与法律上的罪（crime）相去甚远。
按照前者，高维理所实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罪。这也正是高维理在声明中“双重标准”之所在，因此，他一边认错，一边不接受性骚扰的定罪指控，并说自己的行为有违“信任”（trust），“我最大的错误是冒犯了神”。
”自己城堡的王“
在高维理共有9个段落的声明中，却只有短短的一段涉及 “性骚扰”指控，其他内容主要聚焦于“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其中还提到，“然而，多年来，许多人以各种方式对我进行攻击，理由是我缺乏纯粹的爱。”
之所以这样写，高维理应该不会忘记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对他的各种指控。1970年代中后期，高维理的事业如日中天，开始在伊利诺斯州的奥克布鲁克大量投资购买土地和不动产。至1980年，他主导的机构拥有大量土地却现金寥寥。围绕他的指控不断冒出来，其中涉及财务、用人、讲座内容等。
“高维理档案”（The Gothard Files）是一家专门帮助那些受高维理影响而人生受到打击人士的网站，自2011年成立以来，这家网站围绕高维理进行了深入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专横跋扈、上下其手的领袖，而IBLP更是腐败丑闻不断。
面对冲突，这位当时正值青壮年的领袖会毫不犹豫地给身边的异见员工甩钱，让他们哭着鼻子走人了事；也会对身边人说：“如果你不告诉他们（调查委员会），就没有人知道。”
以至于1980年5月14日，董事会成员舒尔茨博士受托向董事会“大声宣读了一封信”，其中提出“比尔（高维理）是我们的麻烦，他是我们的根本问题……由于比尔未将圣经原则应用自己所教育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今年5月，甚至过去五年间，大量反对比尔的员工离开……四年前，许多人试图与比尔及其父亲交流，但是这些提醒一概遭到忽视。”
由此，“高维理档案”称比尔为“自己城堡的王”，并称当时的IBLP为“一个令人震惊的乖顺的城堡”，其中乖顺指的是在这个高维理一手打造的城堡内，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功反抗这位总裁的意见和行为。在读完上述信件后不久，舒尔茨也被迫递交了辞呈。
不过，《今日基督教》则报道称，高维理年轻时“经受住了道德和财务争议，教学事工也经受住了考察”。他在1980年时被迫辞职，但又旋即利用手段赶出董事会反对的人员，恢复职务。
“意识到我的骄傲和对罪的不敏感已经影响到许多人，我感到悲痛，”这是高维理在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总结，为此他求主耶稣揭开潜在原因，“而他正在这样做”。
高维理引用《圣经》启示录2:2-5认为，自己在服事中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从服事所取得的成就中找到价值和别人的肯定，这些取代了上帝和他的爱，充满了我虚空的生命。我在深深的悲伤中悔改。”
同时，“我将所办协会及其目标凌驾于人和他们的需要，标准开始变得比关系更重要……随着我听到人们描述个人的经历越多，我就越感到悲伤和痛苦。”
他承认自己“没有活出我所教导的那些内容”。因此，他立志要籍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去做和睦的工作，就像耶稣所命令的：“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马太福音5:23-24）
最后，他提出希望和解。“截止目前，我还有机会与一些个人和解，对此我不胜感恩，而我的目标是尽可能接触更多的人，全心全意聆听他们的心声，竭尽所能地带来符合圣经的和解。”
（本文主要参考了RG网站、《今日基督教》、高维理档案等相关英文报道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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