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书信中的张以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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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7 董立功
历史百人会
1949年1月，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北平和平解放。此时，沈从文却意外出现了精神失常的情况。1月28日是农历除夕。这天早上，沈从文已被朋友接到到清华园休息调养。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后来中和来了，说起你一路情形，说起见到思成一家人，你们一同吃饭情形，我想到你在那样朋友环境中精神兴致都会比较好，我也高兴了。这一阵我为你情绪不安宁心情也异常紧张，你能兴致勃勃的回来，则对我也正是一种解放。接着小老爷也到了，他一个人耐不住寂寞，赶来城中过年，最后来的你道是谁？原来是以瑞，于是十八号暂时喧宾夺主成了张氏天下了。（参见《沈从文全集 19 书信 （修订本）》，第6页）
信中的“中和”即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时为清华大学土木系学生。不过，信中还提到了一个名字——以瑞。这个“以瑞”是谁呢？
原来，这个“以瑞”指张以瑞，系张兆和堂兄张璋（又名张鼎和）之子，当时为天津北洋大学学生。
张以瑞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显赫家世——合肥张家，可谓系出名门。他的高祖张树声，曾经担任过清廷的直隶总督。他的父张璋，于1936年被国民党杀害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那年他才八岁，母亲吴昭毅做小学教员，艰难维持一家生计。尽管童年历尽艰难，聪慧过人的张以瑞还是凭借自己努力，于1946年18岁时考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并于毕业后成为一名技术人才。而他的四个堂姐妹，就更广为人们所熟知了，大堂姐张元和嫁给了当时风靡整个戏曲界的名伶小生顾传玠，二堂姐张允和嫁给了赫赫有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堂妹张兆和嫁给了誉满天下的小说家沈从文，四堂妹张充和则嫁给了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德裔汉学家傅汉思，人称“合肥四姐妹”。
张以瑞考入北洋大学的时候，国共内战已经爆发，共产党已开始在国统区积极发展地下党组织。据同年考入北洋大学的张振锐（又名王武）事后回忆，抗战胜利后，为了充实大学里的党组织力量，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刚刚入党没多久的王武于1946年下半年“考入”北洋大学学习。当时，北洋大学里只有少数几个分散的党员，互相也不认识。只能单独作战，开展工作。1947年秋，上级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决定组织建立“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王武任首任书记（参见王武：《我的学运生活》，载《天津日报》2009年10月17日）。张以瑞班上有个叫杨启绍的同学，后来也担任过这个秘密组建的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1950年，在北洋大学潜心修习四年，修满了所有课程后，22岁的张以瑞顺利毕业。他所在的班级一共48名同学，不少人后来成为车辆和机械领域的专家。如后来担任机车车辆研究所副所长的吴瑞，在天津大学任教的祝毓琥，担任一汽厂长的黄兆銮，在太原重型机器厂工作的刘振霄等。也有一些人后来选择从政，如后来担任天津市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聂璧初，也是张以瑞的同学。可谓一群青年才俊。
张以瑞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四年，始终没有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可见其对政治的热情并不高，但这并不代表张以瑞没有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学习机械专业知识外，他曾担任过北洋大学一个进步剧团的负责人，可见其对曲艺和表演有一定的兴趣。
1950 年，张以瑞大学毕业。当时被分配到了重工业部，在该部计划司担任技术员。后来又被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国家经委机械工业局等单位担任技术员和工程师。值得注意的是，张以瑞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没有入党。一直到1956年，他才加入党组织。
1959年，张以瑞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这年年底，张以瑞开始担任国家经委物资办公室谢北一同志的秘书。1960年5月，国家成立了物资管理总局。谢北一同志于1961年2月任物资管理总局副局长。 1964年9月，物资管理总局又改为物资管理部，谢北一同志任副部长。在此期间，张以瑞一直担任谢北一同志的秘书。直到1965年7月份，谢北一同志调任国家建委工作，张以瑞才调到物资部机电局二类产品处担任负责人（当时是科级干部）。1965年底，张以瑞被破格提拔为机电局副局长。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似乎打破了一切常规与秩序，张以瑞也未能例外，同年6月18日，刚刚担任机电局副局长没多久的他便被借调到北京市委文教系统办公室任简报组任组长。
被借调到北京市委文教系统大于两个月后，“文革”如狂放野火，已疯狂肆虐起来。北京师范学院自也未能例外，被裹挟在了各种运动的洪流中，张以瑞便被市委黄志刚（华北局候补书记）派到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了解革命串联委员会（以下简称“革联”）和革命战斗委员会（以下简称“革战”）两派之间的争执情况。运动系是北京师范学院一个较为特殊的系，是1960年新成立的一个系，其前身是北京市运动员集训队。当时，北京市运动员代表团刚刚从1959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载誉而归，团体总分位居全国第二。时任北京市长刘仁对北京市的体育事业寄予厚望，也尽量给运动员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先农坛体育场看台西侧有一幢灰砖楼房，当时是国家体委的招待所。在刘仁和张友渔的支持下，北京市拿出一座同等面积的楼房和国家体委交换，将先农坛这个招待所改成了北京市运动员宿舍。1960年，经北京市委批准，北京市运动员集训队成为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参见《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79页）
张以瑞去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了解两派争执情况，并不是一项太复杂的任务。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只需要分别向两派了解相关情况，再向黄志刚汇报即可。然而历史总是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巧合，或许是上天冥冥之中早有安排，张以瑞曾担任过物资部副部长谢北一的秘书，而谢北一的儿子当时就在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革联”一派。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最终成了张以瑞的生死砝码。“革战” 一派认为，张以瑞在向黄志刚汇报的过程中袒护“革联”，很是不满，于是他们便紧锣密鼓展开了相关活动。
11月1日，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革战”一派的王兴斋等几人欲拉张以瑞去检查。后来据张以瑞的爱人许芳同志回忆，当天她曾劝张以瑞先看病以后再去。张以瑞说：“我既不是工作组，又不是联络员，只是按黄志刚同志指示去了解一次情况，没有说过什么错话，我去把情况说清楚就回来，革命嘛就要敢字当头，怕什么呢？顶多打几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然而，在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等待张以瑞的，决不仅仅是“打几下”那么简单。检查期间，“革战”一派将张以瑞关在先农坛体育场的一间房子里，限制其人身自由，并派人轮流看守。
1966年11月4日9点30分左右，北京师范学院先农体育场主席台下宿舍楼中走廊里一声巨大钝重的“扑嗵”声，打破了冬日校园的宁静。最先听到声响的几位红卫兵女生起初并未在意，以为不过是什么东西不慎掉落，谁知隔了几分钟，宿舍内闯进来二男一女，迅速从宿舍的窗户跳到走廊里去。不一会，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被抬了出来，女生宿舍里顿时惨叫声一片！
死者的身份很快被调查清楚，正是张以瑞。从张以瑞被借调到发生不幸，仅仅不到五个月时间。这五个月时间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张以瑞究竟是缘何而死，是自杀还是他杀？青天白日突然坠楼，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惨剧？
11月4日当天，北京市委文教办公室通知物资管理部党委，称张以瑞“跳楼自杀”了。北京市委仓促发布的张以瑞“跳楼自杀”的结论引起了物资部的极大不满。在物资部机电局的要求下，十一月八日零点五十分，北京市委连夜召集解放军总政治部、物资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等在先农坛体育场革命造反楼402房间召开了一个紧急座谈会，《解放军报》的两位记者和张以瑞的爱人许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笔者有幸淘到了一份当时油印的会议记录，现将会议记录内容抄录如下：
编者按：张以瑞同志，男，现年三十八岁，革命烈士子女出身，中共党员，物资部机电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市委文教系统办公室简报组工作。十一月四日惨死于北京师院运动系，同日北京市委以“张以瑞跳楼自杀”的结论，通知物资部党委。经过了解，我们对此结论感到怀疑，并与市委进行了座谈，现将座谈记录公布如下：
参加单位：1、《解放军报》记者；2、物资部革命群众；3、北京市公安局；4、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革命师生；5、张以瑞同志的爱人许芳；6、解放军总政治部。
地点：先农坛体育场革命造反楼402房间。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零时五十分
李立功：昨天搞了一天，找了几个法医，验了一下尸体。原计划办两件事。下午想看一下现场，同时找革战（北师院体育系革命战斗委员会的简称）谈一下当时情况，这事没办成。“革战”的同志都不在，有些主要当事人躲开了，见不到，管钥匙的人也不在，谈不清楚。昨天机电局革命群众没来，解放军报就来了两位记者，“革战”也来了两人，一个是委员，一个是红卫兵大队长。公安局通知了“革战”：第一条，要“革战”通知当事人，甄九成（系11月1日—4日监视张以瑞的人）等人于明天（十一月七日）上午九时前回来，如不回来，我们要采取措施。第二条，在这期间，不准外出串联。原来我们想今天九时来，看现场，进行调查，双方都有代表。今天九点我们来了，因找医院保护尸体，所以晚了一点。今天“革战”中的当事人，没有来，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革战”的负责人说，他们已通知了，说不敢来，怕扣下，怕打死人，怕被围。还说，中央文革不来人，不行。他们对市委、公安局都不相信。
革命师生：我们对公安局不信任，因为他们极不负责。现场被破坏，他们来观察现场的人，仅照了死人往外抬的现场，其他窗户没有照，凳子、鞋也没有照。肇事者材料转移，搞假象，公安局不管，而照对已破坏的现场，公安局作了查看，也不再来说明。由于市委有责任，躲躲闪闪，我们认为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谋害，这是阶级报复。
丁国钰：我看了家属的几点要求，对市委的批评很应该，市委逃不了这个责任，死的原因没有弄清，就说是自杀，是错误的。我们接受批评，你们要求市委把事情弄清，应该尽快弄清，我们尽力办，我们有困难设法克服。
物资部革命群众：向北京市委提出最强烈的要求（五点，提出时间下午1：30）
丁国钰：我们尽量办，二十四小时前我没有把握。谈自杀是错误的。
物资部革命群众：怎么办？
丁国钰：市委负责。书记处没有这个结论，如果下面讲是错误的。
物资部革命群众：你们通知物资部袁宝华（物资部党委书记）是否代表组织？
李立功：这事我有错误。张以瑞死后，我要叶荣（音）通知的，怎么通知法，我没有讲清楚，我有错误。
物资部革命群众：你以个人名义还是组织名义说的？
李立功：当然代表市委的啰！
丁国钰：市委要负责。
李立功：我有错误。
物资部革命群众：怎么纠正？你们造谣说自杀，怎么消毒？而且已传到东北去了。
丁国钰：我负责查。
据会议记录上的时间显示，这个会开完的时候，已是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北京市委连夜召开会议研究此事，可见此事的严重性。
多年以后，李立功在其回忆录《往事回顾》中也谈到了这件事：
我分管的单位很多，也很杂，最难搞的是体委的体育专业队，如武术队、摔跤队、乒乓球队等，每个单位都是两派，两派一斗，就找来让我表态，我如果表态，他们回去后就立即传播说某某说了，他那一派是革命的；另一派听到后马上又找来了，闹个不停。当时乒乓球队造反派在揪斗工作组长时，发生了人命案件，结果闹得不可收拾。工作组长叫张以瑞，是物资部的一个司长，工作组撤离是被一派揪住，他撤不出来。为什么揪他呢？因为张以瑞同志给曾任国家建委副主任的谢北一同志当过秘书，谢北一的儿子是乒乓球队的，是体委一派的头头。就因为张以瑞给谢北一当过秘书，便认为张和谢的儿子是一派的，另一派便把张以瑞揪去了，白天揪去，到了晚上还不放回来，一直批斗。我便给他们打电话，说明天要开会，传达中央的重要指示，要他们把张以瑞放回来。就在这天夜里，他们逼得张以瑞跳楼自杀了。此事谢的儿子那一派当天夜里不知道，第二天得知后，要把张以瑞的尸体抬上游行，高音喇叭喊个不停，说是张以瑞是被推下楼去害死的。对立的那一派的压力很大，跑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报告说，他们请了医生，张以瑞是自己跳楼的，要我给他们签字认定。……字我不签，他们便恨我，不让我走。另一派抬着张以瑞的尸体游行到了中南海门口，惊动了周总理，吴德、余秋里都参与了这件事的处理。（参见李立功：《往事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289页）
李立功的回忆内容也被笔者淘到的物资部文革办公室11月9日的一份公告所证实，这份公告的内容如下：
今晨四时接总理办公室通知：
一、总理决定对张以瑞同志死的问题进行调查，中央成立领导小组由李富春同志、谢富治同志、吴德同志组成。
二、此事请转告张以瑞同志的家属。
三、由国家计委等单位推选代表参加专案小组。
物资部文革办公室
中央专门成立的这个领导小组对张以瑞死因的调查结果如何，因为材料缺乏，现在还不得而知。但1967年10月21日，六十五岁的沈从文在给其次子沈虎雏、张之佩夫妇的一封信谈到了此事的结论。沈从文在信中写道：
闻以瑞大表哥事已公布为‘被谋害’，有了定案，我们还未看到正式文件。似乎从小平处听来的。（参见《沈从文全集 22 书信 （修订本）》，第68页）
从信中看，中央最后对 “张以瑞案”的定性是“被谋害”。这样一来，总算是否定了“革战”一派强加在张以瑞身上的“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可耻判断”的不实之词，也总算是还了张以瑞这一革命烈士之后一个清白。而这时，距离他告别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多了。
1968 年5月，饱经沧桑的吴昭毅带着巨大的丧子之痛和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如果张以瑞还活着，这一年，他四十岁，属于风华正茂的年纪。
作为沈从文的内侄，张以瑞之死对沈从文内心的打击也是沉重的，并成为他的一个心结。1969年6月，沈从文在他获得“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检查中写道：
至于图博系统培养一个有丰富实践知识的文物工作者，实在相当费事，费时间！特别是因为我的一个内亲张以瑞，在体育师范学院被谋害后，反被谋害他的人诬为叛国自杀，一时无法澄清，更增加我头脑纷乱。（《沈从文全集（第27卷） 集外文存》，第273页）
1969年11月12日，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张以瑞之死的愤慨和世态炎凉的感慨：
所以“人世险峨”四字虽认识，内容可说并不深懂。这次运动，眼见以瑞死去，还被诬为叛国。又为了工作，处处爱护范某，到时却反被他陷害。……大知，小知，为人阴险竟一至于此，真是不易令人相信。（《沈从文全集（第22卷）书信》，第214页。）
1974年，国家计委为张以瑞召开了追悼大会，年逾花甲的沈从文也参加了。但这并不能抚平沈从文内心的痛苦。这一年的12月28日，七十二岁的沈从文对张以瑞的死依然难以释怀，他在给洪廷彦的信中写道：
抗日八年，看到一个文件，就死去两千三百万人！别的不说，仅仅从我一九二三年来北京算起，北大、燕大、清华、中法四大学相熟的人，为革命而牺牲的，就在十分九以上。更接近的亲友，也不少，其中还有两代死去的！我的爱人堂兄张璋和内侄张以瑞父子就是个例。（《沈从文全集 24 书信 （修订本）》，第240页）
沈从文本来是计划为张以瑞的父亲张璋的故事为蓝本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从1948年起，沈从文即开始为这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1960年初将其正式列入工作计划。遗憾的是，小说还没开始写，就传来了张璋之子张以瑞坠楼身亡的噩耗。学者卢军指出，“可以说是张以瑞的惨死宣告了沈从文创作张鼎和长篇传记小说计划的彻底终结，因为沈从文撰写这部传记文学的初衷是纪念其父的革命热忱和牺牲精神，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现在对沈从文来说，小说的撰写已没有任何意义了。”（参见卢军：《从书信管窥沈从文撰写张鼎和传记始末》，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和弟弟张以瑞相比，姐姐张小璋是幸运的。她坚持到了“文革”结束。1981 年，在父亲张璋的老战友中共安徽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的关照下，张小璋回到了故乡——安徽省肥西县，环视了父亲的坟地。在她写的《回忆父亲张璋和我们的一家》一文中，仍旧念念不忘自己的弟弟：
弟弟从小聪敏过人，爱读书，思维敏捷，写一笔好书法和流利的文字。北洋大学毕业后，长期担任领导同志的秘书。在刘少奇同志倡导培养接班人时，他被破格提拔为物资部的机电局副局长，他风华正茂，正是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的时候，却惨死在“四人帮”的屠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