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戴继宗牧师：餐桌边综论“中国内地会” 1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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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戴继宗牧师：餐桌边综论“中国内地会”150周年
采访：杨爱程
整理：杜泽
一、前言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英国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中国内地会"（后期改称"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戴德生在华51年﹐期间"中国内地会"差派了超过800名传教士﹐建立了125间学校，并在中国带领18,000人归信基督教，在中国大陆18个省份成立了300多所由500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stations of work） 。1964年内地会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持续向亚洲17亿的非基督徒人口传扬福音﹔现时"海外基督使团"有大约一千名宣教士，来自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及香港等地。
戴继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是戴德生的第五代孙，父亲是戴绍曾（1929年-2009年）﹐因他母亲是美国人而拥有美国国籍。他在台湾接受国民小学教育，在马礼逊美国学校完成中学课程，后来回美国西雅图太平洋大学，及阿斯伯里（Asbury）神学院就读﹐曾在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任职五年，在台湾校园团契做学生工作三年﹐后来任教于中华福音神学院、台湾神学院、玉山神学院、国立花莲师范学院、与花莲中学。2015年3月17日﹐为纪念"中国内地会"成立150周年﹐《真理报》总编辑杨爱程博士(简称"杨" )假列治文粤之醉酒家采访了戴继宗牧师(简称"戴")。
二、事奉经历
杨： "戴牧师您好，可不可以分享下您的服侍经历？"
戴： "我在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加州参与内地会为中国代祷团契共两年多。1984年到1987年我去美国中部Kentucky州读神学﹐神学毕业以后原本是想直接去亚洲参与宣教事工，可是内地会鼓励我要有几年的时间先在一个教会服侍，这也可以成为我的母会。所以我从1987年到1990年就在美国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服侍了三年。随后于1990年申请加入内地会，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在内地会服侍，一共25年的时间。在这25年中也有在台湾十多年，参与两岸三地的服侍，中国也去了好多次，去过不少早期由内地会建立的教会和服侍过的地方。2014年年底我们全家搬到了香港居住，作为新的基地。"
三、回溯150年
杨：今年是内地会成立150周年，如果从您个人的角度来回顾过去150年家族服侍的历史，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反思(Reflections )可以分享的?
戴：我想可以用五个英文P 字母开始的单词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1、热忱
第一个P是"Passion"，热忱。1865年6月25日内地会成立，当时 的中国有将近4亿人口，大部分居住在中国的内地，也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当戴德生开创"中国内地会"的时候，他的负担就是希望能早早看到福音能够进入不同的省份，能够抢救灵魂。虽然马礼逊是在1807年开始在中国宣教的，其事工多在中国沿海的五个通商港口，而内地有很大的缺乏。戴德生在1865年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他特别想到中国属灵的需要，他说在中国每个月会有1,000,000个灵魂奔向没有基督的永恒（Racing to a Christless eternity )。他想到一个月一百万的灵魂，他的心就非常关切这个福音的需要。因此对福音的热忱是非常重要的。
2、祷告
第二个P是"Prayer"，祷告以及仰望上帝。如果你有机会读内地会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其实内地会是一个信心的差会，这意味着我们不募款，单单用祈祷来仰望上帝，相信上帝会供应。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用上帝的方法做上帝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上帝的供应。"用神的方法来做他的工作，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很清楚的用祷告来仰望上帝，用信心相信上帝会供应。其实在戴德生去中国之前，他在Hull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觉得籍著祷告来依靠上帝和经历到上帝的供应的重要性。他想到﹐去了中国之后﹐他将会无依无靠，只能够仰望上帝，所以就要在去中国之前开始操练信心。当时他在一个药房里打工，药剂师健忘，常常忘记发薪水给他，戴德生就决定不提醒他的老板，而靠着祷告让上帝去提醒他。他曾说﹐"我要籍著祷告来让上帝工作，让上帝来感动人"，之后也很奇妙地看到上帝的供应。因此，凭信心祷告是很重要的。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需要的不是伟大的信心，乃是信靠一位伟大的上帝"。信心也不单单只是在金钱上面的，内地会的开始也是通过仰望上帝来供应工人和差派工人。在内地会即将成立之际﹐上帝便差派了5位同工去中国服侍，后来又有24位，这让他看到了上帝的供应。后来又有好几次在为使团的人数上祷告。比如，1870年特别为所需要的18位同工祷告﹔后来在19世纪80年代为过70位﹐甚至100位祷告。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甚至向上帝祷告要供应两百位同工。所以﹐在不同阶段都看到无论是在金钱上的，还是在工人上﹐上帝都听他们的祷告﹐按时供应他们的需要。上帝是信实的！
3、开拓
第三个"P"就是"Pioneer"，开拓。看看内地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在宣教历史上他们是早期的宣教士，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在宣教事工上面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东西，譬如所谓的"入境随俗"。那时候去中国宣教，很多西方的宣教士还没有"本土化"的理念﹐所以他们穿的是西方人的衣服，虽然学了中文，但是仍然觉得他们是西方人，与中国本地人有区隔。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不必要的事情﹐是有形无形的拦阻，于是就发生了"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样的错误认知。戴德生去了中国没有多久就发现穿西方人的衣服对于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拦阻和不必要的障碍﹐所以他做出了一个相当有革命性的决定：脱下西方人的衣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看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也因此被人取笑，甚至内地会后来有个绰号叫"猪尾巴差会"（Pig Tail Mission)，因为是在清朝，所有男的宣教士都要留辫子。嘲笑他的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宣教士。"入境随俗"的功课在宣教学中是很重要的。使徒行传2：4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福音是可以翻译的，有"可译度" （Translatability )。因此我们呈现信息的方式、穿着和语言都需要入境随俗﹐本土化的。内地会在这方面是相当的有开拓性和革命性的。
另外一个有革命性的是在动员宣教士上面。那时候宣教士都是从神学院毕业的，戴德生在设立内地会的时候就想，不单单是传道人可以作宣教士，只要是个"传道的人"就可以作宣教士。也就是说不一定神职人员才可以作宣教士，普通的信徒若是有神的呼召、传福音的经验和热忱也可以。因此早期的内地会宣教士大部分不是传道人，但是每一位都是"传道的人"。在那个时候这是件很革命性的事情。那时候连戴德生自己都常被人取笑，因为他去中国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牧师﹐但是他动员很多弟兄和姐妹参与宣教。我顺便提一下，这和21世纪宣教 事工也是很有关系的，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是传统宣教士没法去到的，因为你拿不到宣教许可。这些地方虽然宣教士、传道人没法去，但是基督徒可以去，"传道的人"可以去。
此外，在动员工作中动员姐妹。那时候在中国大部分的宣教士都是男的﹐若果姐妹要去就一定要嫁给男的，几乎是没有单身姐妹宣教士。但是戴德生看到若是福音要进入中国社会，就要让福音进入中国人的家里面。男的不太容易进入中国人的家里面，他们最多就是和一家之主的男人可以接触，而且是在家庭以外的接触﹐在家里的妇女儿童基本上是接触不到的。而如果是姐妹的话就可以接触到这些群体﹐这在动员上也是非常有开拓性和革命性的。
另一个开拓性的体现就是他把宣教机构总部放在一线工场上。那时候所有的宣教机构总部都是在英国或者美国，离宣教的工场非常的远。一直到今天很多宣教的机构总部都不在宣教的工场。那个年代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咨询发达时代很不一样，无论在是电话，手机，电脑上等。有什么需要他们必须写信给总部，这封信要几个月才能抵达总部。经过总部的讨论后把回覆寄出来又需要几个月。戴德生就发现这是很没有效率的，而且因为离的太远，这些总部的人对一线宣教禾场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戴德生就发现宣教总部要放在宣教工场上。所有宣教事工所要作的决定应该在离那个决定之后所带来影响最近的地方，而且越近越好。这是一种非常前锋性的看见。
4、联结
第四个"P"就是"Partnership"，联结。从两方面看，一个方面就是内地会是跨宗派的差会﹐旗下宣教士有的来自圣公会，有的来自是浸信会、卫理公会等。戴德生十分看重结联的工作，所以很多不同的差会来一起合作配搭与服侍。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跨国的差会，到了19世纪80年代，有来自北美的人加入内地会，紧接着又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人加入，使之变成一个多国籍的差会。戴德生认为在"合而为一"这个重要的圣经基础上，虽然有一些"次要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在对圣经、救恩、宣教的认知上面有共识，为了福音和普世宣教的缘故，我们可以把那些"次要的"东西放下。
另外一个联结的方面就是和中国的本土教会之间。戴德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福音真正要在本国传开﹐不可能仅仅依靠西方的宣教士，而是需要西方宣教士陪伴着中国的教会来完成福音中国化的托付。所以内地会一开始就很明显地看到不是由宣教士主导对中国的教会说要做这个做那个，而是很多地方到后期都是由中国的传道人或负责人亲自来作指导的工作，而宣教士则变成了配角。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在很多教会或者宣教事工上，我们不是在联结，而是在结党。合而为一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如果能够放下一些"次要不一样"的地方，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彼此配搭，这就是个很好很有力的见证。
5、主居首位
第五个"P"就是"Preeminence"，让基督居首位掌王权﹐基督是一生之主。戴德生曾说："如果耶稣不是我们全然的主，那耶稣就全然不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是他生命中的核心，最重要的一位。他要所作的所有事情都要与耶稣基督有关。他自己的灵命，如约翰福音所说，我们和耶稣基督就像葡萄枝子和葡萄树，葡萄是要联结在葡萄树上。在服侍当中我们也要仰望依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这是很重要的属灵遗产。
四、对华人教会发展的前瞻
杨：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中央电视台采访你父亲的，这个有些意外。想请您谈谈今后的两岸四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教会的发展的前景，对此您有什么观察？
戴：我用四个"E"来做一个整理。
第一个"E"：Evangelism （传福音，布道）
我们看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宣教士离开，那个时候中国教会的基督徒的人数大概在一百万人上下，所有的西方宣教士、差会、宗派离开了，那时候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的教会没有希望和前途了"，因为宣教士和宣教士的钱也都跟着走了，而且国内教会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遭到严厉逼迫，教会大有被连根拔起之势。我想这些都是人的看法。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开放，我们就发现教会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成倍的增长。我们不知道今天基督徒有多少人，但是最保守的估计﹐在三自教会的就有三千多万人，我想家庭教会的人数应该比三自教会人数还要多，有可能是七千万到八千万。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教会的快速增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中国有十三亿的人口，就算我们有一亿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十二亿人没有信耶稣的，在这十二亿人中，还有很多连听闻耶稣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在福音的工作上还有很多的空间和需要，所以我想海内外的教会还是要关注中国福音的需要﹔我们有一亿人但仍然是少数，在中国有十个穆斯林民族，对他们的福音工作和托付都还未完成。所以我想布道和福音的工作我们还要继续地做﹔我想传福音也包括到海外移民、留学或者旅游观光的，海外教会也可以继续关注这些。我们到中国大陆做福音的工作可能不那么容易，但是我想上帝把这些国内的人带到海外来，在海外我们就有更大的空间去接触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福音的工作仍然是重要的。
第二个"E" ：Equipping（装备，培育）
假如今天的中国教会有七千万到八千万﹐甚至更多的信徒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需要多少传道人来牧养这些人，何况福音的工作仍在继续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全时间传道人走出来，培育这些传道人，从圣经方面的装备到服侍上的装备，圣经和神学方面的培育工作仍然是非常重要。三自教会有三自教会的途径来装备这些传道人，但是家庭教会也非常重要，这方面需要更积极，全面和系统地培育工作被落实。今天有很多装备的工作不够全面，太多都是"蘸蘸酱油"，做一点培训之后就走掉，不够全面。我们做培育工作要看到怎样能够使其处境化和应用化。培育的工作很重要，不单单是传道人的培训工作，而且平信徒的培育工作也很重要，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不单单是作信徒，乃是要我们作门徒。装备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从信徒到门徒，以至能够成为顺服主、跟随主、服侍主的布道者。我想教会的建立不是单靠传道人来做的，更是靠传道人和信徒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何况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传道人接触的范围和层面也非常有限，但是平信徒从家人、同事、朋友、邻居等所接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传道人，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是"传道的人"，所以培育信徒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E"：Empowering (强化)
中国的教会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我想都在转型的过程中，越来越成型﹐在建立和完善制度等方面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过往很多教会的领袖都是在文革当中受过苦的人，他 们的灵命都是被尊重的，所以那时候他们说什么，基本就是什么。这一辈已经慢慢地被主接回天家，新一代人起来，教会的人越来越多，事工也越来越广﹐因此整个教会的制度要被建立起来。我想对很多中国的教会来讲﹐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制度建立起来。除了 制度需要被建立起来，她的服侍和事工也要被建立起来。
我们要看到的是需要建造的不是教堂，而是教会。不是"Church building",而是"Church body"。我们今天有可能太在乎外表的教堂，所谓的硬件，但是我们不够关心软件。我们太关心教堂是不是盖得又高又大，但是里面的制度、体系、服侍怎样呢？教会要被建立起来，就包括各个方面的事工，比如主日的崇拜，不论是敬拜还是讲道，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以及不同年龄的事工如：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青年事工、家庭事工、老年人的工作，这些是"一条龙"的整体，这些都需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来。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牧养的工作。目前的传道人实在是太缺乏了，可以想象一个牧者下面有一千、两千甚至更多的只羊，这些羊在生命中有很多的需要，你怎么去牧养他们？在牧养的工作中，无论是神话语的供应，或是在生命中的陪伴以及探访，或是面临的夫妻家庭的问题、个人的问题等等，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因此牧养的工作非常重要。
强化不单单是指对内的强化，对外的强化也很重要。我们聚会是为了散会，我们上山是为了下山，我们听道是为了行道。教会一定要从教堂里面走出去。我们要从教堂走出去，走入到社会里为主作光作盐。所以我想教会在被强化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地思想我们怎样可以更多的走进到社会里，把福音带到社会的里面。不只是对人传福音，还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比如关怀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孤儿、监狱中受刑人士的家庭、民工的家庭、残障人士、社会边缘人士和弱势群体。
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否进入到社会里面在做关怀的工作？社会中还有一些需要比如夫妻、家庭辅导方面。今天中国每天有五千个家庭婚姻破碎，这还是官方的统计。如果官方说是五千的话，我相信不止五千，因为这五千只是合法的登记离婚数量﹐我们可以想象还有多少分居的或者根本不办离婚的人。教会如果能从这个层面走出去，进入社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甚至包括一些环保、污染、吸毒、人口贩卖、淫乱色情等等的问题。从中国的国情来看，虽然想碰触这方面还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关心这些。
第四个"E"：Engaging (参与)
参与跨文化宣教的工作(Engaging in cross culture missions)。在过去两百年中国教会蒙受了西方宣教士的祝福﹐无数的宣教士为我们中国人可以听闻福音的缘故离开了他们的家乡，远道而来，入乡随俗，学习我们的语言，甚至为此摆上了生命。我们一方面不要徒受主的恩，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要辜负这些宣教士和他们所做的工程﹐以及所留下来的榜样。所以我觉得在21世纪，中国教会在宣教方面，无论是境内的跨文化宣教还是境外的跨文化宣教，都是需要学习和渐渐参与的。我十分地相信中国的教会在21世纪的普世宣教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动员教会来更多地关注宣教的工作﹐从教会有宣教的异象到有宣教的参与，以及宣教士的筛选、装备和差派。中国本身的宣教机构也要被建立起来﹐虽然有一部分海外的差会，但是我想最终我们还是要自己起来，有我们本土化的差会来做差派的工作﹐宣教工场上的宣教士初期的语言文化学习也要关注﹐我们可以差派他们到西藏或者■新▲疆■传福音。有的人说，他们会讲普通话，我们就不需要去学藏语、维语或哈语。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他们的乡谈向他们传福音，效果绝对是会大过我们用普通话向他们传福音的。比如我们要向穆斯林传福音，如果我们不懂穆斯林的文化，那我们很难在他们当中看到福音的落实。若是我们还是整天到晚还是吃猪肉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批人。所以我想在一些最基本的宣教理念上，都是我们走上宣教之路时所要看重的：语言的学习、文化的认同、在事工上的推动、宣教士的关怀工作﹐甚至宣教士子弟的关怀工作。今天如果愿意看到更多的宣教士出去，一定是要家庭的出动。如果家庭出去就会面临孩子的看顾怎么办，孩子的教育问题怎么去解决等，这是一个全盘的计划，我们需要全部都能考虑和关心到。这样的话他们才能走得出去，也能够留得下来，而不是走出去没多久就被变成"炮灰"﹐撤退回来。
五、给海外信徒的忠告
杨：也想请您谈一谈中国大陆特殊的情况，正如您刚刚提到的﹐有家庭教会，也有"三自"教会﹐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社交平台上起争论。比如说你是家庭教会，我是"三自"教会，之后互相攻击，造成纷争和相互之间的一些消耗。对此您有什么观察以及个人的意见？
戴：我想我们从海外的角度，应该多为国内的教会祷告。我想有很多东西，我们在外面，并且也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佳﹐所以我们讲太多，其实不好。我想我们不需要火上加油。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求神怜悯中国的教会﹐至于怎么解决这些历史的问题，我们要把它们放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有神的时间。我想我们要用祷告来托住并记念国内的教会。除此之外，任何的批评或者论断都不好。所以我们尽量用祷告来陪伴着他们，而不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