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
http://m.jiemian.com/article/401392.html
注册新帐号>>
首页APP下载
天下中国娱乐体育时尚旅行歪楼科技瘾擎万间投资游戏市值军事正午商业JMedia快讯热文召集令视频图片H5
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
温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基督教中心,民间称其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里是一群“老板基督徒”的故事。
曹南来 10/12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
经商就是事奉。
——一位温州基督徒商人
受上帝和国家保佑的民营企业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温州的基督教伴随着区域发展而得到复兴。由于“温州模式”的经济发展自八十年代末已经成为官方媒体中改革的象征,温州历史上首次占据了中国政治地图的一个中心位置。在改革时期基督教复兴中也存在一个“温州模式”,其特征是在基督徒企业家领导下,当地教会发展迅速。很多基督徒企业家用圣经中的人名、地名来命名他们的企业,例如迦南鞋厂、伯特利钮扣厂、以斯拉书店和弥迦阀门厂。这些基督徒企业家因其逐渐增长的经济实力,已经赢得政府和当地百姓的颇多赞誉和尊重,而这增加了他们就宗教问题与当地政府官员协商的自信。
40岁出头的刘弟兄是温州一间家俱厂的老板,同时他还是当地教会的领袖。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在那之前,他是国营部门的一名普通工人。从一个出租房中的手工作坊扩展为现在拥有几条现代生产线和几百名员工的工厂,刘弟兄把自己的成功故事描述为“上帝特别的眷顾”。如他所说:
我们抓住了建厂的良好机遇,当时这一行业刚刚兴起并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看到了市场的前景,所以我们成功了。如果我们现在开工厂就可能会有困难。每年我们都有一个新的愿望而且每年总是能实现。我们的发展非常顺利。首先,这要归于上帝的保佑。其次,这与我们股东和工人的努力密不可分。现在,我们不仅在温州而且在同行业中都享有良好的声誉。这不能归于我个人的努力,而完全归于上帝特别的眷顾。
受家庭影响,刘弟兄在少年时期就成为基督徒。尽管他把自己财富的急剧增长主要归结为上帝的作工,但是他知道只有当政府在改革初期开始保护私有经济时,他才能够抓住这个对商业发展来说史无前例的机遇。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刘弟兄对改革时期的政府和融入当今社会经济主流,持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而作为当地一所教会的创建者之一,刘则为他的教会找到了合法的公共身份。他详细描述道:
目前,相对其他家庭教会而言,我们教会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我们也是家庭教会,但是我们需要有勇气面对政府。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使用政府赋予我们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邪教,我们应是合法的。近年来,政府也倾向于承认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纳税人,并且或多或少都为社会做了一些贡献。此外,他们知道我们做事的方式和背景。他们肯定相信我们不会做类似于邪教或反政府的事情。我们遵守所有的官方规定,缴税,服从政治秩序。此外,我们正在服务社会。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些问题。政府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在和谐社会中,宗教的力量不容忽视。因此,政府相对承认我们。所以,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空间。严格地说,我们的教会不是官方许可或在官方登记的。但是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教会与政府有着一定联系。
表面上,刘在谈论他的教会,但是他的企业家身份在他的语言中更为凸显,就好像他是在评论他的企业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作为一个国家许可的私营企业家的权利。当谈到他“对社会的贡献”、“缴税”、“与政府的联系”这一点时尤为明显。他清楚地知道国家承认他的教会是基于他作为一个老板,或用他的话来说——一个“纳税人”的成功。
三年前,刘和另外几个捐助人花了800万元,在一栋办公楼里买下了现在这个1,500平方米的教会场地。温州市政府大楼距此仅仅几个街区之遥。刘原本是想在当地宗教事务局为自己的教会登记的,但是宗教局的官员拒绝了他的申请。这种新型的城市教会,是介乎于官方登记教会和传统意义上“未经许可的”家庭教会之间的第三条路,即作为政府默认而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尽管他的教会没有拿到体现国家宗教管理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但是刘运用他通过商业与当地政府建立的平稳关系,获得了相关部门的非正式承认。“那些官员喜欢和老板维持良好的关系”,他自信地说。事实上,当地宗教事务局领导的一位亲戚,是刘的工厂的商业合作伙伴。中国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地方上的一些党员干部羡慕新富裕起来的人的经济实力,他们想要联合新富裕的人来谋取自身物质利益。刘对他的教会的现状很满意,因为政府已经允许他们可以举行宗教活动。此外,教会的非登记身份得到很多年长信徒的支持。这些信徒仍留存着极左时期受国家迫害的痛苦记忆。
既是成功的商人又是有影响的教会领导,刘弟兄的这种双重身份属于老板基督徒的温州模式。尽管温州“老板基督徒”未必都能像刘弟兄一样,平衡好他们在商界和基督教社群的角色,但他们仍是温州改革时期基督教复兴的重要人物。一位年老的当地教会领袖不情愿地说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和农民是教会中的领袖,而现在则是老板担任教会领袖。”他把这种转变归于上帝,说“上帝作工的环境变了”、“老板有从上帝而来的异象”。所谓“上帝作工环境的转变”,反映了从毛泽东主义工农领导到现今企业家和科学家领导的意识形态转变。在如此快速的转型时代,基督徒企业家已经在威望和领导能力上,超越了年老的教会成员。从那些在当地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基督徒企业家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50多岁的陈弟兄拥有最大的温州基督徒企业——神力(字面意思是“神的力量”)集团有限公司。该集团成立于1984年,目前有20多家制造公司,总资产超过一亿美元。陈是奉行改革的当地政府想要急切联合的较为典型的私营企业家。陈的身份使他获委担任体制中的几个重要政治职务,并且获得了“全国杰出民营企业家”的称号。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私人商业活动的禁令,严厉地打击了他在经济上的雄心;他曾因犯“投机倒把罪”而被收监69天。今天他把自己在监狱中对上帝的体验讲述为一个神迹,而把自己很快被释放看作是不断祈祷的结果。然而,他从一个贫穷的三轮车夫到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的个人转变,则是更为神奇的故事。在一个主要是企业家基督徒的聚会上,他做了这样的见证——他回忆自己以前的艰辛并对目前的成功做了超自然的解释:
我过去曾失业,但是现在我是神力集团的总裁。当然,上帝肯定是借我来作祂的工。以前我是拉板车的,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但是上帝现在给我温州商会主席、温州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等职务。这些都是普通人不能想像的事情。过去我也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已经发生了。我想上帝肯定有祂自己的安排,祂让我做祂想做的⋯⋯所以我认为上帝这些年一直很爱我,作为牧羊人,上帝不让任何一只羊走失。
就像陈为自己的企业所起的名字那样,他认为上帝的能力能使他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中勇往直前。陈在当地的电视节目和报纸上公布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我曾听过很多温州基督徒复述他的个人见证,他们把他看作温州官方对基督教高度宽容的象征。他曾在不同场合强调信仰和国家的和谐共存,宣称:“国家的稳定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几年前他以私营企业家代表的身份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经历,使他在当地基督教社区成为一个更加备受尊敬的人物。尽管他作为一个繁忙的企业家,未能频繁参与教会的日常事务,但是他在当地教会的出现,常常会增强当地信徒面的自信心,也向他们表明,基督教是一种得到社会承认的信仰。
与陈所发挥的象征性影响不同,高弟兄是国家管理地方社区的实际执行者。40多岁的高弟兄经营服装厂已经十多年。一年前,上级选派他为所在工业区的负责人,管理区内三千多居民。那时,他正在当地教会上一个为期六个月的神学培训课程,因为他计划有一天能全身心地服务于教会。作为一个地方商业领导者,他因为有能力带领当地群众一起致富而享有声誉。如他所说:
如果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上帝的支持,我会本着正义和爱做出最大努力。在这三年的任期中,我可能会损失上百万元,但是如果我促进了这个区的发展,这种荣耀就远远超过损失。我知道发展的机会来了⋯⋯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为什么工作那么努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爱⋯⋯用这个职务来彰显基督之光,并让人们看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能力和决心做到。我们不会感到疲倦,相反我们会很高兴地去追求它。
高的基督教信仰激励他细心公正地管理这个社区的事务。他按照“上帝的标准”,成功地应对了当地一个筑路工程中黑恶势力的干扰,拒绝了各种形式的贿赂。当高的一个对手试图通过向其上级组织打小报告,说他信教是迷信时,他没有妥协。他甚至借机抨击当地政府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因为基督徒把彼此都当作兄弟姊妹并且实事求是。事实上,在处理当地的各种问题时,他的基督徒身份比他的其他身份更突出更有帮助。当地人普遍认为官员干部是腐败的和自私自利的。事实上,与他竞争同一官职的对手曾经试图通过贿赂获得这一职位。尽管现在说政府和教会在共同追求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有效合作还为时尚早,但是基督教无疑已经在当地的行政管理中被视为有用的社会力量而得到政府的承认。至少这个个案表明,当地政府可能更偏好一个遵守基督教伦理、努力促进当地发展的干部,而不是贪婪寻租但在意识形态上“值得信任”的无神论官员。
上述几位基督徒企业家快速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经历,在改革时代的温州并不罕见。从贫穷的工人、农民到富有的私营企业家甚至政府合作者的急剧个人转变,反映了在改革时期市场转型中,温州从贫困的乡镇发展成全球市场经济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区域中心的过程。国家政策调整以后,温州基督徒企业家得到国家的认可,他们也更为积极地配合政府,并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国家的宗教管理。此外,他们所具有的现代商业逻辑,极大地推动了各项教会活动的开展和管理,其中,传福音正是此类活动的核心。
发展语境中的福音传播
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很多温州基督徒企业家都怀着与他们追求经济抱负相同的热情,在温州内外进行福音布道。一些人已经放弃了经商而专门在全国传播基督教。更多的人找到了一种方法——把传福音整合到他们经济发展计划之中。基督徒企业家在实践中,已经将他们的战略视野和管理经验,运用到组织传播福音工作中去。为了协同努力和调配资源,温州在1980年代末建立了一个跨教会福音团体。这个团体得到当地企业家的赞助,其目标有三个:传福音、培养当地福音传播的力量和建立全国范围内温州商人的福音网络。他们已经成功地在很多贫穷的内地省份传播了福音。他们的经济实力,为他们在获得当地干部的批准和吸引当地群众皈依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到中年的戴弟兄从前是做生意的,现在是一位牧师。在一次讲道中,他与大家分享了他近期在中国西南贫穷地区一次布道的经历。乡镇政府、当地宗教事务局都支持他们在一个体育馆进行福音传道,并且欢迎他们以后再来。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的背后,是温州基督徒带来的投资和物质利益。这近似于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事实上,戴弟兄的福音传道,是在“西部大开发和扶贫”这样一个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发展规划的背景下进行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基于基督徒企业家的经济优势及其对国家政治运行情况的了解,他们响应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并以接近那些当地高级官员作为要务,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推动福音传播的策略。
有着十一年传道经验的常姊妹把自己的策略总结为“自上而下”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征是:在向当地群众传福音之前,先从该地区最高层的干部开始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常姊妹过去经营著一家衬衣厂,后来把生意交给她的亲戚而全职“为主工作”。她代表温州的一家私营企业游说一位内陆贫穷城市的市长,在他的城市建立了一所以孤儿院为基础的福音传播中心。
温州的基督徒企业家们则有时把地方政府看作能够极大推动他们信仰传播工作的潜在合作者。这与他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政府形成的积极工作关系是相对应的。侯弟兄曾经分享了他与华中地区的一个地方政府谈判的经历:
他们邀请我们温州企业家去投资当地一个占地五百亩的高中。作为基督徒,我要求他们提供包括三件圣事在内的投资环境。首先,我要求在那里建立一所宗教学校,一所像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基于基督教文化的学校,他们同意了。第二,我要求建一间专门用于教会聚会的礼拜堂,他们也答应了。第三,我想要他们提供一个像韩国的祷告山那样的圣山。韩国的快速发展就是他们祈祷的结果。当地政府答应批给我5,000亩山地。
侯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年商人,拥有一间总部设在上海的投资公司。他也是一位区级基督教协会的领导,这个协会是由宗教事务局直接管理和政府批准的新教组织。他曾因为捐助各种救济和公共发展项目而得到当地政府的赞赏。侯具有引人注目的商人风格。他在一栋高层商务楼的顶层拥有自己的基督教协会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由一位基督徒企业家朋友提供的。作为一位虔诚的信徒和被政府认可的教会领袖,他为信徒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架设了一座桥梁,并以此服务于教会。
对基督徒企业家们来说,将福音传道和经济发展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经验,已经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他们在应对当地政府时表现出的自信,部分来自于他们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的认知。
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们将福音和商业发展结合起来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创造一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企业文化,他们对这种文化赋予现代的、进步的和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内涵。一些按照圣经来处理雇主与员工关系的译著(例如《管理箴言》),在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中十分流行,有些甚至被列为温州企业管理层的必读书目。部分基督徒领导的温州工厂,会定期邀请当地教会的小型布道团,向大多来自贫穷内陆省份的员工传福音。在某眼镜厂内进行的一场布道会中,一位年轻的老板传道者对着一群刚刚完成当天任务身着工服的工人说道:
温州有很多老板。这是因为上帝的特殊恩典。你们从外省市来的或许也有将来在这里成为老板的强烈愿望⋯⋯你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你们的老板。相反,你们应该感激你们的老板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工作环境。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成为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我们的工作是由上帝安排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上帝的特别召唤⋯⋯
这种类型的基督教训导被证明不仅是一种福音传道的有效方式,而且也是加强纪律和实施工厂管理的一种新方法。诸如辛勤工作是人们的天职、经济上的富有印证了上帝保佑之类的观念,都为贫穷但有抱负的工人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出于一些实际原因,工人们通常会殷切地追随他们温州雇主的信仰。一些人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皈依了基督教。
刘弟兄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商人,他努力把基督教信仰应用到他的工厂经营中,并且在他的员工中推广作为企业文化的基督教。用他的话来说,此举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教育程度不高的民工的素质和净化他们的心灵”以及“以上帝的道来治理工厂”。他认为在工人中培养一种强烈的自发工作伦理,有助于降低日常管理的成本,最终会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他在工厂里面设有一个小教堂,这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教堂每天早上都会举行宗教仪式。他每个月在那个教堂讲一次道,作为公司的领导,他的出席自然会吸引大量工人参加。为了进一步贯彻基督徒企业观念,刘要求厂内所有的经理和主管,每周都去参加一个小型的圣经学习班来了解基督教文化。这个学习班的主旨在于提高他属下的管理技能,他表示自己并不太在乎这些经理和主管们是否真正信仰基督教。
把世俗企业管理和基督教信仰完美结合的实践,不仅满足了要达到的经济目标,而且也实现了传福音的目标。正如刘弟兄曾说:“我真诚地希望所有工人不仅追求物质上的丰富,而且能够认真思考他们的人生价值。通过聆听福音,他们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改变生命,真正成为一个被上帝祝福的人。”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名工人在刘的不断影响下受洗。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企业文化和工厂管理的语境下进行的福音传道,显然已经与国家宗教管理的政治语境分离。这在改革时期的国家空间中实际上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在这个空间中,经济发展是核心工作,而传统道德的说教,已经无法有效地监管工人和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与政府融合并改革教会文化
当国家把温州模式纳入其经济发展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区域发展促进了当地宗教环境的去政治化和政教关系的重塑。今天的信徒能够通过现代商业行为使他们的信仰身份合法化。正如一位基督徒老板所说:“经商不等于事奉上帝,但是对那些有着真正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经商就是在事奉上帝。”在被要求就温州的经济发展和信仰的关系发表评论时,很多老板基督徒都经常把欧洲与美国的教会数量与经济领先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显而易见的答案。一些人甚至在他们布道时引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1976)来强调这种相互关系。然而他们颠倒了韦伯关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的经典论点,以此合法化他们在市场转型中的基督教信仰和企业家身份。基督教伦理在这里显然已经成为温州老板为理性化的市场经济提供超越性意义的一个文化“工具箱”(a cultural “tool kit”)。在这个意义上,温州的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基督教相比较,它更多地充当了西方现代性的象征而不是提供一种救赎或反抗的媒介。
温州的基督徒企业家试图通过信仰来寻求他们的重新定位。作为改革中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已经为刚刚获得的财富找到了超自然的理由。他们将自己在改革时代中所取得的经济成功和温州的快速发展,归功于“圣灵的作工”、“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怜悯”和“上帝因温州长期的基督教传统和大量基督教人口而赐福”。但是却很少提到温州模式中的辛勤工作和勇于冒险的精神。这种超自然的归因也与他们对于传福音的热情紧密相连。很多人深信,如果他们支持传福音的工作,上帝就会保佑他们的企业,并且他们相信自己给予的越多,上帝的回报也就越多。温州基督徒关于“经商就是事奉上帝”的观念与政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致富光荣”的话语相呼应。他们在企业界的成功,不仅完成了新教徒为了荣耀上帝而努力工作的义务,而且也符合改革导向的政府强调经济发展的世俗要求。因而,他们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不管是在基督教还是在政府的话语中,都得到了颂扬。基于在日常商业实践中形成的强烈的能动性,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们积极地调和个人信仰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重塑宗教和政治的界限。
富裕的城市基督徒企业家们不仅想在教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想极大地扩大信仰在教会有形边界之外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必须妥善处理乡村地区阻碍社会经济参与的保守信仰传统。有些人在面临企业家和宗教身份的冲突时,会通过放弃其中一种身份来解决冲突,而更多信徒力图寻求将二者结合之道。城市基督徒群体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能够通过重塑教会文化以及疏远传统的乡村基督教而构建一种双重身份。
新近成立的、每月一次而被称为“事业人团契”的企业家聚会,正是体现这一宗旨的创举。据一位基督徒企业家组织者说,团契的目标就是“为所有事业人提供一个相互交往的平台,以及为了基督而整合与分享资源”。按照他们的定义,事业人是指居于教会“高端”的人,包括企业家、教师、律师、医生、政府官员和牧师,但是他们明显地优先考虑大企业家。这个针对当地基督徒精英的社交聚会,是一个原则上需要获邀才可以参与的活动。组织者会在预定会议时间之前的一周,打电话或者用请柬发出邀请。大会要求所有参加者必须签到并留下他们的头衔和联系资讯。每次团契聚会持续四小时。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外请的一位专家做演讲,随后总会有活泼的讨论互动环节。外请的讲员全部是基督徒,并且都在信仰与经济关系方面具备专门的知识,尤其是在推动以圣经原则为基础的商业管理方面颇有心得。发言人中包括一位教授,演讲的内容围绕基督教信仰在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还有一位是作家,他探讨基督徒如何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团契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就是摩托罗拉中国总部前总裁来的那一天,这位总裁是著名的美籍华裔基督徒,他作了关于基督徒企业家的机会和责任的发言。
每月一次的事业人团契通常会吸引来自城市不同区域的众多参加者。这个团契有助于使企业家们自感融入并参与和从事教会事务。很多人感觉专家的演讲,帮助他们厘清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信仰问题,并且纠正了他们对于信仰和经商关系的态度。在参加了一次团契聚会之后,一位年轻的商人评论道:“我们过去认为只有布道和传福音才是服事上帝。实际上,发展个人商业也是一种事奉上帝和展现基督的爱的方式。”一位中年老板回应道:“如果我在十年前听到这个演讲,现在就会发展出更大的企业、挣更多的钱。”之前,当他生意做得很好的时候,曾被年长的信徒指责为“崇拜玛门”和“爱世界”。
以往那种保守的信仰传统对年轻一代的信徒影响相对较小,这些人都成长于改革时代,因而他们几乎没有历史包袱。20多岁的田弟兄代表了年轻一代的基督徒老板,他们对教会与社会隔绝的状况十分不满。作为团契的一个策划人,他向当今的基督徒企业人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如圣经所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10:16)
回顾教会的历史发展,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将灵巧和驯良完美结合的时代。是耶稣的要求太高了,还是我们需要更深刻地反思自己?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意识和战略眼光,怎么能做到灵巧、机智?一个不考虑社会和责任的教会,如何见证驯良和爱?现在整个社会都支持“构建和谐社会”,所有的企业也都在专注于制定使他们的品牌适应当前环境的计划。基督徒专家们能为教会和社会做些什么?“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我们该怎样期待,该怎样为之祈祷?
谈论“构建和谐社会”和提到“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表明田弟兄非常熟悉政府的用语。他对教会在未来促进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持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一点与很多年长的教会成员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后者对社会参与持一种消极的态度。
作为企业家,团契的组织者定位这个团契时表现出十足的精明。尽管这个团契通常在当地的教堂举行,但它却有自己的组织结构,而且独立于任何教会。在中文里,“团契”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是社交聚会或组织。因此,严格意义上这个团契是违反当前限制官方登记教会之外的基督教组织或聚会点活动的国家法律。团契的组织者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法律问题。田弟兄向我解释说这就是他决定在下一期的简讯中,把“团契”这个词改为“讲坛”的原因。实际上,组织者在交谈中经常使用“团契”,而在所有的书面交流中(包括背景幕布、赞美诗册、团契徽标和参与者的标识卡)均使用“事业与信仰讲坛”。
尽管很多温州基督徒还挣扎于圣俗两分的困境,但是团契的参与者已经在建构双重认同和形成信仰与商业活动相辅相成的新愿景。不同于别的企业家社交俱乐部或者聚会,这个基督徒企业人团契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为终极目标,并严格地在灵性架构内进行一切活动。这个团契总是在开始时唱半小时的赞美诗,接着进行众人同声的祷告,就仪式形式而言,这些与定期教会聚会并无区别。细微的区别在于,团契中温州基督徒企业家通常会带领祈祷,以此来感谢上帝引导演讲嘉宾来到温州,并希望上帝赋予演讲嘉宾讲真话的力量。接着,演讲嘉宾会作一段祈祷,作为演讲的开端。他们为聚会选择的赞美诗比那些典型的温州教堂中所唱的赞美诗更具有社会意义。比如,他们反复唱《中国早晨五点钟》和《给我一颗中国心》。这两首歌都表达了基督徒们为祖国和平进行诚恳祈祷和祝福。田弟兄简单地评论了赞美诗的挑选,“我们想从基督徒的立场表明我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怀”。虽然最后的讨论环节经常会产生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但所有的分歧都会在结束会议时的同声祈祷和颂唱赞美诗中,达到形式上的和解和完美的统一。
这种定期聚会成为基督徒企业家们身份重建的重要文化仪式,并且创造了一种当地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他们能够超越道德和灵性层面上对世俗商业交易的限制。一般最富有的基督徒企业家是在会上得到最多关注的人。这并非认可他们对教会的服事,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个人信仰和商业成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陈弟兄可能是温州最大的基督徒企业家,他总是受邀坐到演讲者对面的第一排,他有时也会受邀坐到台上,面对观众与演讲嘉宾对话。这个团契已经成为一个提供情感支援的团体,宗教身份和职业身份在这里得到调和。通过唱赞美诗、祈祷、听演讲和与其他基督徒企业人在演讲之后讨论,基督徒企业家们体验了一系列对保持他们双重身份认同非常重要的仪式。他们找到了传统教会背景下无法获得的文化资源和相互认可,并共同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教会文化。
这种新的教会文化其实与现代企业家的逻辑是一致的。一些温州基督徒企业家私下里谈到将事业人团契作为一个“开发有吸引力的信仰产品”、“提供高品质、专业的信仰服务”和“打造基督教的温州品牌”的机会。实际上,事业人团契提供了一个在高端环境中展示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机会,而且还增加了企业家们的文化资本。如上所述,演讲嘉宾都是著名的、有造诣的专家。因此,每月的聚会都是以专业的商务会议的形式召开。这尤其反映在井然有序的会议议程上,这些程序包括注册、发言人介绍、茶歇、小组讨论和总结发言。由几个基督徒企业家组成的策划执行组,负责监管所有会议相关环节的运作,其中包括发言人的邀请和接待、协调、技术支援、资金筹集和开会地点的选择、设计和装饰。在团契聚会的组织和管理的每个环节,这些基督徒企业家们都高度尊重专业技能和知识,并且依靠现代专业化的劳动分工,而正是这种分工构成了他们私营企业的基础。进口的身历声系统、投影仪、显示发言者自传的新潮展板,以及专门设计的团契徽标和参与者标识卡,都使会议呈现出现代、专业的面貌。还有身带基督教缎带的年轻女孩在入口处迎宾。此外,为了扩大影响,在会后还出版和传阅通讯,通讯上附有彩色照片及短文描述这一事件。团契的现代风格体现了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们作为社会领导成员的自我定位,以及他们对自身在经济现代化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自我认知。
尽管现代性的官方话语中并没有为宗教发展留下多少的空间,但是温州的企业家团契表明,作为一大世界宗教传统的基督教,代表了一种高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伦理基础,这与受到官方禁止的宗教活动类别——“封建迷信”形成鲜明对比。基督徒企业家们正在用他们的社会经济优势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话语权,来吸引潜在的皈依者,并且通过展现高素质信徒的生动事例来影响国家和社会。刘弟兄这样评论道:“我们想要改变人们认为基督教是没有知识和无事可做的人才信的这样一种观点,这样人们才能重新定位基督教。”
改革时期,政府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强调个体对市场原则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忠诚,这体现在精神文明的官方话语中。通过温州模式的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成功,温州企业家已经向全国展现了他们在现代市场经济生产中的能力。而通过对引人瞩目的企业人团契的组织和管理,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们既显示了宗教虔诚,又展现了企业家精神。他们同时忠诚于宗教信仰和理性化的现代性,在这一点上,他们反驳了将现代、文明、世俗与贫穷、迷信和宗教视为二元范畴的看法。
结语
在本文中,我尝试就关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后韦伯式议题展开对话,指出由改革推动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既使得当地信仰活动脱敏,又促进了当地的信仰活动。新兴的市场经济已经通过塑造国家和教会都嵌入其中的大众意识而在政教互动中发挥了媒介作用。因其遥远的地理位置和以私营领域为中心的经济,温州在政府控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地图上处于边缘位置。然而,作为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公开支持的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温州已经经历了一个逐步成为中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温州人在维护和展现他们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宗教身份方面获得了自信。快速的区域发展已经中立化了(neutralizing)社会政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地宗教信徒们学会如何面对国家的权力,而众多城市企业家信徒的存在极大地增强了当地基督教的社会力量。
本研究以改革时期温州的基督徒企业家阶层为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现代性中宗教创新和成长的范例。现在的基督徒企业家大多是中年人,文化大革命时期只有十几岁。作为改革的受益者,他们已经渐渐内化了改革中国家政权的治理模式。一些非常有抱负的信徒,已经利用现有的体系来传播信仰,这样一来,他们就参与了政教关系的重塑。很多企业家已经担任了当地的教会领袖和牧师,他们把自己在现代商界所获得的经济资本、社交知识和公民技能,转化为他们在教会管理中的能力。他们与老一辈的信徒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同于边缘化的乡村信徒,企业家们想要融入当前的社会经济主流当中,并且想在公共场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塑造了适合他们情感和身份需要的教会文化,而并不一定与制度化的宗教权威保持一致。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宗教和企业家身份积极地、创造性地整合在一起,在国家所鼓励的商业发展的大环境中对基督教进行脱敏。
——————
题图：1996年，温州农村的教堂。在680万温州人口中，信仰基督教的就有60万人，全市1100余座教堂也绝大多数是在文革之后建成或重建的。因此，许多国外媒体又将温州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萧云集/视觉中国
曹南来，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副教授，兼任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研究课题涉及宗教与移民、跨国商人社区，以及中国的全球化。
本文节选自：《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第二章、“老板基督徒”的兴起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英文原版《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发行。
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皆使用了化名。
出于种种原因，原文的个别字句，略有删节。如果读者有兴趣，可购书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