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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红
2011-11-20 16:44:20
1，民国版非诚勿扰
阳光下并无新鲜事物。丁玲曾说：你们觉得新奇的，早就是我们当年玩剩下的（大意）。她说的这个当年，是在五四之后，人们思想解放到空前的程度，什么都想拿来试一试，于是1921年夏天，在杭州西湖的游船上，一场后五四版的非常勿扰得以上演。
一个男生，八个女生。男生是胡适的侄子，年轻的诗人胡思永，女生则来自浙江女子师范，她们的同学，胡思永的小姨曹诚英，将她们召集在一起。
除此之外，在座的还有两位男客，一位是曹诚英的丈夫，另一位则是绩溪老乡汪静之，他的神情，看上去有点狼狈。
这是一场爱情名下的聚会，结果却是，八个美女都不能给胡思永她们的爱情，换成非诚勿扰里的说法就是，她们全体对他灭了灯，看来，他文二代的身份，给他增添的光彩很有限。
胡思永倒是看上了其中有位叫绿漪（本名符竹因）的女生，回到北京他叔叔那里之后，一个劲儿给这位姑娘写信，人家绿漪不理他，他就给其他女生写信，其他女生也都不理他，他回过头来再找绿漪，却听说她和那天相亲会上出场的汪静之复合了。
用复合二字，乃因这俩人曾经好过，他们好上的机缘也得拜胡思永的小姨，那位永远媒人曹诚英所赐。在胡思永到来的前一年，也是在夏天，曹诚英曾把这八位姑娘，都约来与汪静之见过面。
不同的只是，八位美女，分别跟汪静之见面。每个周末，在西湖的游船上，都有一场相对小型的相亲会，曹诚英和她老公，外加男主汪静之，成不变的铁三角，剩下的那个座位上，女主角却如走马灯般的轮换。
两个月，一个漫长的相亲季，八个女生都是心高气傲之人，没一个看上汪静之。曹诚英也无奈，对汪静之说，没办法，都怪你妈把你生得太矮了。汪静之自尊心一点儿没受伤害，他说，八个美女里面我最爱绿漪，你还帮我去约绿漪吧。
曹诚英于是又去约绿漪，绿漪倒也来了，汪静之献上小诗一首，本来看不上他的绿漪，居然一下子被打动了，答应做他的女朋友。
一首诗换一个姑娘，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差不多，那是一个诗歌极大繁荣的年代。汪静之和前面说的胡思永，后来都出了诗集不说，曹诚英和她老公胡冠英，也是晨光诗社的成员，晨光社的活动，当时的文学大佬朱自清都亲自参加。诗歌成了男青年最好的饰物，与其说绿漪爱上了汪静之这个人，不如说她爱上了他身上的那枚诗歌勋章。
按说这该是皆大欢喜，汪静之和绿漪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曹诚英做媒旗开得胜，应该高兴的还有曹诚英的老公胡冠英，倒不是为妻子取得这样的成功，而是，他一直对于妻子和汪静之那段往事耿耿于怀，这下，他应该放下了吧？
汪静之、胡冠英、曹诚英都是绩溪人，一年前前后脚来到杭州读书，汪静之还算是曹诚英的侄女婿，他跟她的侄女秋艳指腹为婚，三个同岁的孩子打小一处玩耍。在他们十二岁那一年，秋艳去世，又过了三年，汪静之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位“小姑姑”。作为文学小青年的他，少不了以诗传情，当他将一首七言绝句捧到曹诚英面前时，遭到对方正色拒绝，说：“你发疯了，我是你的长辈，你还得喊我小姑姑呢。这种诗我不能接受，还给你。”
不过曹诚英并不拒绝和汪静之做朋友，约定将来一道去古塘山的尼姑庵里做隐士，他们当时受了陶渊明、王维的影响，“最清高的理想就是做隐士。”
第二年曹诚英嫁给也是指腹为婚的胡冠英，她没有放弃和汪静之的友谊。有一次竟然在他房中，读了一夜的唐诗。汪静之写了一首诗作为纪念：
清白为人
订婚指腹因缘错
销魂何必求真个
佳人既已有归属
清白为人不可涴
这个，这个……读诗就读诗，咋扯到清白上了呢？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了？估摸胡冠英不高兴了，那是，搁谁都不可能很高兴，老婆跑到别的男人房里读了一夜的诗，这算什么事嘛？但汪静之对胡冠英的不满很不满：“佩声（曹诚英字佩声）的丈夫冠英见佩声和我继续保持从小的友谊，一直对我怀恨。有一次我不在自修室时，他打开我的抽屉，把佩声给我的信和后来赠我的多张照片，全部撕碎。”
哈哈，“多张照片”，汪静之似乎怕读者不怀疑啊，打住，暂不八卦，只说现在汪静之情有所归，胡冠英总该放心了吧？但胡冠英竟然跑去告诉绿漪，汪静之在家乡订了婚。看来，对于一个情敌的恨意，比维护自身安全还要重要，胡冠英为了打击对手，不惜让自己的婚姻再次处于危险之地。
汪静之确实订了婚。秋艳死后，他父母给他定了别的女子，那么疑问就出来了，汪诗人您都是有主的人了，干嘛还让人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汪静之没说他对那位未婚妻为何不满，但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自由恋爱满天飞的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是可耻的。
绿漪很不高兴，立即就跟汪静之拜拜了，然后，胡思永就翩翩然下江南来了，接上了刚才那场相亲会。可以这么说，当时，汪静之是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男子跟他的前女友在相亲。
但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是不识时务之人，汪静之就很灵活，他见绿漪不理他，果断地调转马头，去跟另一个女生献殷勤，那个女生也不理他，汪静之故技重施，又写了一首小诗献上，那个女生也就心动了……
汪静之和那个女生关系发展得飞快，不久就去见了女方父母，女方父母却嫌贫爱富，棒打鸳鸯，汪静之又一次失了恋。
失恋之后他也没太痛苦，还回头去追绿漪——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毛泽东的战术，迂回，常常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绿漪收到他的信，跟曹诚英诉苦说：“静之已有未婚妻，还想来骗我，我恨他不诚实，当然不理他。后来他跟慧贞好了，我更恨他。……我又恨静之，又舍不得失掉他。现在慧贞也不理他了，我有点高兴。我想提出要静之退婚，又觉得被退婚的姑娘太可怜，有点不忍心，又不愿失掉静之。我痛苦死了”。（《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汪静之著）
我录下这段话也很痛苦，已经删去了几行还是这么罗嗦，想想也可以理解，写这段话时汪静之都那么老了，罗嗦那是常态，他笔下的人物，自然就随了这“常态”。但那段话的结果是美好的，曹诚英告诉她：“静之跟你好上之后，就写信回去要退婚……”此处再省去几行字，总之，最后这婚退成了。
绿漪很高兴，汪静之就更高兴了，但是又有人不高兴，这次不是胡冠英，而是远在京城的胡思永，他得到消息之后，给汪静之写了一封信，指责汪静之既然已经跟绿漪分手，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甚至于要来杭州跟他决斗。
按说对这种胡搅蛮缠大不可必理会，可汪静之与绿漪吓得不轻，绿漪为了保护汪静之，决定出家为尼，汪静之后来作诗记之：少爷妒恨要拼死，骇得诗人无处藏，绿漪决定出家去，兰蕙惊心不敢香。
他们纠结慌乱了两个月，1922年6月，北方传来“佳音”：胡思永少爷病危了。不是我要说得无情，汪静之在《六美缘》里谈及此时，正是一派轻松的口气，对于他曾在写给胡适的信里称作“朋友”的这个人的不幸，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惋惜和悲伤，按照后来胡适的回忆，他还对对绿漪说，胡思永有肺病，信纸上都是病菌，要在太阳下暴晒之后才能看。
汪静之说完胡思永病危，紧接着就来一句：“不用再害怕。……偕绿漪游湖”。在夏日的西湖上，他绮思荡漾：“天仙湖畔亭亭立，西子湖增十倍妍。天仙何日施恩德？几时许我化成仙？”
按说这回该消停了吧，可是，真的像《西游记》上的九九八十一难，总有些想不到的神仙鬼怪来搅局，到了这年年底，又蹦出个程咬金来，这程咬金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大媒人曹诚英。
1922年底的某个夜晚，曹诚英跑来找汪静之，自称已经离婚，要实现童年时和他相爱的愿望。还声称：“决心把你从绿漪手里抢过来。”然后就拉着他上床睡倒。
汪静之说：“我和你童年相爱，并未海誓山盟，我和绿漪已经海誓山盟。我很爱你，但我不能背盟失信，不能做对不起绿漪的事。”于是，一直到天亮，都是她睡在床上，他坐在床边（看来他后来挣扎着起来了），谈了一夜的话，第二天他写了两首“绝句”：
（一）
童年对你早钟情，
辈分尊卑不可婚。
我与绿漪早盟誓，
怎可将心再许卿？
（二）
佩声说：
书呆真是真呆子。
自爱洁身又自尊。
考验几番能自制，
虽然心动不胡行。
这是绝句吗？欺负俺不知道有一种文体叫打油诗吗？这且不论，只说曹诚英这番投怀送抱，以及要把汪诗人抢回来的声明，也太……恕我词穷，在讲述他们这些事儿的过程中，除了“狗血”二字，请大家提示我，还有啥词比较合适？
八个美女的相亲记，汪静之一次次的另起炉灶，胡思永要来决斗的威胁，乃至曹诚英这次调转马头，媒人突然想做情人，看上去怎么都是那么荒诞，如同儿戏？这些跟爱情有一毛钱的关系吗？跟我们想象中的后五四时代的诗人的爱情一毛钱的关系吗？说下大天来，爱情也不该如此地滑稽。
还是张爱玲说得好：“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仅这一点就很够味了。”决斗、出家、自暴自弃或者激情澎湃，都有着模仿的意味，当曹诚英躺在汪静之的床上，你能说她是被爱情推动，还是被外国小说里那些悲情的女人附了体？
世说新语里有个小故事，说有个叫王朗的人很崇拜一个叫华歆的人，华歆在蜡日，召集子侄燕饮，王朗就学他。时人张华很八卦也很尖刻评价道：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后五四时代的青年们，山寨来的爱情也是如此，夸张、用力、大动作，话剧腔，想象中该有的色彩都要有，却像是加了太多作料的菜肴，努力地掩饰本质的贫乏，掩饰对于爱情的茫然与缺乏感受。在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爱情是什么？张爱玲说，恋爱能让人表现出品性中最崇高的一部分。黑格尔说：爱的真正本质在于抛弃和忘掉自己，然后享有和保持自己。杜拉说，它不是一蔬一饭，不是肌肤之亲，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用名人名言定义爱情似乎有点可笑，但这几位确实说中爱情的实质，是崇高与超越，是与生活的琐屑分道扬镳的可能。而汪静之曹诚英胡思永绿漪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爱情肥皂剧中，你能看到这种可能吗？
不过，也不用着急，爱情会来的，虽然，来的时候，也不那么纯粹，怎么说呢，爱情这件事，不是出离于红尘之上的一朵金箔玫瑰，更多的时候，它混杂于尘灰之中，偶尔灵光一闪，又混入尘灰之中。
2，胡适来了
1923年4月，胡思永去世不久，胡适离开北京南下，先到上海开了一个星期的会，4月29日，他在陈衡哲任叔永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杭州。这时，他正被严重的脚气病所苦，却不扫游兴，陪他游西湖的，除了任叔永夫妇等随他前来的朋友外，还有在杭州读书的亲戚与老乡，曹诚英、胡冠英、汪静之等等。
咦，去年底，曹诚英不就说她离婚了吗？几曾见已经仳离的夫妻，还能心无芥蒂地一道陪人家游湖？而四个月之后，已经北上的胡冠英请曹诚英去看望他病重的祖母，曹诚英不乐意，说：“你祖母病，并没有人写信给我”。胡冠英说：“我祖母是你什么人？”若是他们已经离婚，胡冠英如何有这一问？曹诚英的拒绝更像是在赌气，怨恨胡家人没有把她当回事儿。
也许他们从头到尾就没有正式离婚，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没有民政局，也没有居委会，根本没有一个机构办理离婚手续，传说中的休书，大约也就是个传说吧，如果双方都同意分手，各自走开就是，除非有一方死缠烂打，才会出现鲁迅小说《》里请有头脸的人裁断的情形。
那时曹诚英对汪静之说她和胡冠英离婚了，很有可能只是胡家表达了驱逐的意思，她要报复他们一下。
胡家人不满于曹诚英是可想而知的，结婚三年，她没有生育，这足够使她的公婆焦虑，而她不羁的性情，更让她与夫家人的关系雪上加霜。连她自己的姐姐，胡适的三嫂，都将她视为一个会给人带来灾难的女子。
胡思永去世后，他的母亲，胡适的三嫂认为，这与曹诚英有很大的关系，她给江冬秀的信里这样写道：“对于我那不知事的妹子，实在有点埋怨！想你们当然也知道，因为永儿前年回里，事前并未得我同意，却是我妹子具信约他来的。到旧岁正月，永儿和她同至杭州，飘荡数月，乐而忘返，这都是我那妹子招惹他引诱他的。据说永儿在杭州曾大醉一昼夜，大约病根就在那时埋伏。她又不向我和你们说明永儿的病根，以致起先医治，找不着病路——由这种种想来，永儿的病可不是活活的受她陷害吗？”
江冬秀如何回复不得而知，胡适一定不以为然，第一，他知道他的侄子死于遗传病，第二，他和曹诚英同病相怜，还有人说是他让胡思永进学堂累着了呢。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这个罪过就该自己背，倒是胡思永父母责任还大一些，“ 此子一生的病痛，是从其父得来的，一生的怪癖多疑不能容人容物的心病，是从其母得来的……父母的罪孽，重集于儿子之身”。当然，跟这个喊他穈哥的小表妹，更没有半点关系。
胡适与曹诚英，没有血缘关系，他同父异母的二哥娶了她同父异母的二姐（早逝），同父异母的三哥娶了她同父异母的三姐，这种亲密的非血缘关系无以名之，姑且互称为表兄妹。
从上文可知，胡适对他三嫂印象不佳，晚年还跟人说：“我在《四十自述》里还没有写我的三嫂呢。我三哥出继出去，后来穷得什么都没有了，我母亲又接他回来，从此我母亲受的气更大。”没有什么好话。
亲戚间总是这样，恩怨交加不碍来来往往，当年胡适娶亲，请三嫂的娘家妹子做伴娘，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
那一年，曹诚英十五岁，胡适二十六岁，她绮年玉貌，他雅儒稳健，实在太应该一见钟情了，至于背景是他的婚礼，更有一种悲剧的美感，犹如列车缓缓开启的时刻，他在车上，她在车下，在刚好不能在牵手的一刻，他们发现对方，凝眸处，平添一段愁。
假设这爱情真的由此而起，无疑更加戏剧化，因此我看到的大部分资料，都说胡适在自己的婚礼上爱上了曹诚英。郭宛的描述很具代表性：“结婚这一天，在胡适眼中，光彩照人的不是年已二十八岁的大龄姑娘江冬秀，而是这位风姿绰约的小伴娘。当时，曹佩声正像一朵刚刚冲出苞蕾的鲜花，带着几分娇羞，更有几分妖媚，他多么想这位伴娘和江冬秀的位置互换一下啊。”
郭先生，您又不是胡适肚子里的蛔虫转世，咋就知道这一堆花花肠子呢？胡适当时的信件和日记里都没有提曹诚英一个字，他写给韦莲司的信里，全是新婚燕尔之时的兴奋。
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窃以为，在自己的婚礼上心猿意马，难度也有点儿大，没吃过猪肉我见过猪跑，传统的婚礼上，那个鸡飞狗跳，那个人仰马翻，那个紧张乱乎劲儿，作为新郎，在众目睽睽之下，还能分神，兼顾一下旁边的小伴娘，假如不是精力过人，那就一定是超级情魔了。
曾就这个问题特意请教过《星星月亮太阳》的作者江勇振教授，他坚定地认为不可能，说：你想，那时候胡适才从美国回来，他的眼光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而且他为了履行婚约，刚刚放弃一个有见识的，跟他能够沟通理解的女人，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婚礼上，爱上才见面的小表妹？
我把这段话写进我的微博里，有人反对，说男人本来就是视觉系动物，只要曹诚英年轻漂亮，一切都有可能。
不错，何止是男人，连我这样的女人，看到漂亮的人物，无论男女，总会多留心一下，但是说到爱，那是一个远比心动要复杂很多的事。我也知道有以专门奔着美色去的男人，但胡适似乎不是，他的女朋友大多不漂亮且大他很多，只有一个徐芳算得上尤物，但打动胡适的，应该是徐芳惊人的热情而不是美貌，就那么着，她还是在最短时间内，被胡适出局。
就算退一万步说，胡适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好色之徒，曹诚英也并非人间绝色，已经在北大教了半年书的胡适，该看过多少女学生，何至于这样眼馋肚饱，没见过世面？
但曹诚英无疑给胡适留下了印象。几年后，胡适和曹诚英已经在恋爱了，他写了一首咏梅的《怨歌》，汪静之一眼就看出这首诗，是为曹诚英而写，因为曹诚英娘家有个梅竹亭，曹诚英自少年时就自命梅竹亭主。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这样的：
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无意中寻着了一株梅树
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
匆匆见了，便匆匆地走
“寻着了”三个字，足见曹诚英给胡适留下了印象，这印象未必是在婚礼上，胡适婚后又在家中住了一段时间，跟亲戚间必有来往，曹诚英给他留下印象也是必然的事，因为，照曹诚英的性格推想，她一定是想要给这位“留洋博士”外加北大教授的表哥留下印象的。
,3，绯闻缠身的女人
曹诚英的命，跟胡适的有点像，都是父亲第二个妻子所生，而且在她两岁那年，她父亲也去世了。
她打小被送到了外婆家，在奶娘怀中长大，所有的教育学家都说小孩不宜隔代抚养，曹诚英一生性格，足以印证。五岁时，她从外婆家回来，顿时感到动辄得咎，“在家中绝无爱抚、温暖、同情，而是经常地受威严申斥、冷淡 讽刺”。
复杂的大家庭里，人际风波在所难免，不过我还是怀疑曹诚英的感受有点夸张，作为同样从小寄居在外婆家的小孩，我太了解从被宠溺到视若寻常，这之间的落差感。假如这个小孩又多少有点文艺细胞，不甘心于平凡的生活，再知道点古代悲情女子的故事，很容易把那气氛朝自己身上套，以“容易受伤”作为标签，加强自己的存在感。
一个人的照片，往往反映此人想留给全世界的印象，在银行的柜台前，你常常能看到工作人员的工卡照片上，那微笑羞涩而甜蜜，仿佛面对一见钟情的恋人，可是你真实面对的那张脸，却常是冷漠甚至不无敌意的。曹诚英的照片，则几乎没有一张有笑容的，或是眉间聚着不散的忧郁，或是侧身漠然斜睨，种种才女范儿，让人不难想象她心中的自己，是一个林妹妹式的人物，她准备好了要在自己身上，发生一点可歌可泣的事儿。
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第一次见到这位表哥，留美的博士，他离文学的距离是那么近，他身上有另一世界的气息，他还斯文，还温柔，周身缀满了与绩溪乡民截然不同的神奇光芒，闪耀于一静一动之间。争强好胜如她，怎会不想要引起他的注意，而她作为一个豆蔻年华的女文青，只要她愿意，就一定能得到这样一种光荣。当过女文青，并且跟作家或是诗人通过信的女子，都懂的。
他们有过怎样的交谈？她给他留下怎样的印象？都是可以想见而又无须深究的，因那样的情景每时每刻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发生着，在我们人生的一段一段里发生着。不同的只是，遇见了，愉快了，记住了，走着走着也就散了，说到底，人生已多风雨，应对殊为不易，哪有那么多的刻骨铭心，那么多的意乱情迷。
不过他们一直通信，胡适婚后的第二年，他就在信里为曹诚英改诗。曹诚英写信给他说：蒙将妹的诗改好，妹极感佩。但路途相隔太远，未能时常通信。
大约也就是这样了，谈谈诗，说说文学，远在北京的胡适，是困囿在深山里的曹诚英的一扇窗口，他也许不能向她展示什么，但通信这种形式，就将她和外面的精彩联系起来了。不过，总是她去的信多，他回的少，她曾在信里嗔怪地说过一回。也难怪，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正忙着祭起白话文的大旗，声名鹊起之际，确实不大有功夫敷衍当初“寻着了”的那位小表妹。
婚后那几年，胡适活得好不热闹，编辑《新青年》，出版《尝试集》，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当时最顶端的文化人比如梁启超蔡元培过从来往……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搅成巨大的漩涡，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曹诚英的人生，跟一般的女孩子差别不大，最大的事儿，也就是嫁人而已，她应该是在1918年，嫁给指腹为婚的胡冠英。
站在传奇的立场上，她那位指腹为婚的老公胡冠英必须是一个反面人物，像《梁祝》里的马文才，《西厢记》里的郑表兄，他必须游手好闲，冷漠无情，让曹诚英婚后“心境悲怆，郁结在心，酿成当时极为可怕的肺结核病”（朱文楚《胡适的家事与情事》），才使得曹诚英和胡适的一段恋情，更合理，也更有悲剧性。但从我们前面的叙事看，这说法绝不是事实，有一个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曹诚英对这位夫婿，还是比较够意思的。
就在他们陪胡适游西湖的前一年，曹诚英写信给胡适，请他帮她的老公胡冠英报考南开大学。信中这样写道：“近日接到胜哥（曹诚英二哥曹诚克）来信，讲南开中学是个等好中学，（胡冠英）就决定到兄那块来，同永（胡思永）一路去考。又恐怕程度不够，未必能考取，故求吾兄处处为他照料。想吾兄素来爱妹，谅此事必不推脱。”
胡适跟南开校长关系不错，但此事不知怎么没成，胡冠英北上求学是在一年之后，而且是胡适建议他去的，这时，已是胡适当年第二次来到杭州。
第一次就是刚才讲的，曹诚英他们陪他游西湖这次，他和朋友们在杭州住了四五天。5月3号晚上，胡适乘夜火车回上海，这也是计划之中的行为，不在计划中的，是这一天，他写下了一首诗：
西 湖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而使我病的更利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烟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最好是密云不雨的昨日：
近山都变成远山了
山头云雾慢腾腾地卷上去
我没有力气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
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
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
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
都说这首诗明写西湖，暗写曹诚英，但历来以西湖比喻女子的诗比比皆是，“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艳抹总相宜”，为什么没有人说，苏轼这诗也是写给某个美女的呢？关于胡适和曹诚英，有太多捕风捉影的文字，这首被公认为送给曹诚英的诗，会不会又是一场牵强附会呢？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他那几天，脚就是比以前肿得更厉害嘛。“前天，伊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也许就是四月天里，阳光映着波光，刺眼得无法直视。
但“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别离了”，这句实在可疑。“毁谤”二字从何谈起？就算有人说看景不如听景之类，用得着这么严重的词吗？倒是曹诚英，真的身处“毁谤”之中，连她姐姐都说她呢。因毁谤觉得“伊更可爱”，更值得玩味。他这是同情吗？是不平吗？非也。向来，有绯闻的女人都更迷人。
“规矩”这两个字，就像一个戳儿，标明这个女人的所属，要其他男人知趣而退。所以，对于自家老婆来说，规矩那是起码的要求，可要是看到别的女人身上也盖了这个戳儿，总像踏入花园瞥见警示牌，大不自在。绯闻，意味着对这警示的冲破，意味着某种可能，意味着你对她的兴趣、花的精力很可能不会白费，所以，历来名誉破产的女人，会斩获更多的男人缘。比如《红楼梦》里，秦可卿被描述为最迷人的女人，大约，也因为，她的原型便是曹雪芹幼年见到的一个有绯闻的女人。
曾几何时，曹诚英在胡适心目中，不过是个好学上进的小姑娘，一个可爱的小亲戚，身份拘着，他不可以更立体地去看她。她的绯闻打破了这格局，起码，他注意到，她是一个女人了。
她不但是个女人，还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璀璨得让他不敢正眼去看，只能佯作不经意地偷觑一眼。
这一切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胡冠英汪静之都一路跟着，却啥也没看明白，胡冠英到了北京之后给胡适写信，抱怨曹诚英对他不如以前了，汪静之说，他是在很久之后，看到胡适写给曹诚英的诗，才发现他们俩好上了。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作为局外人，你永远都弄不明白，那些相爱的人，传情达意的通道。你能看见他们的眼神，却看不见那眼神的余光，你听到他们口中的字字句句，却听不到那一字一句的言外之意。你永远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获知到对方的密码，使得彼此，都能在人堆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彼此一丝一缕的情意破译，要不，怎么说，爱情是一个奇迹呢。
眼看着这场爱情开始破题，接下来居然不是轰轰烈烈的铺展，胡适转身回到上海，不是逃避，只是他原计划就在杭州呆上几天而已。那时，他大概还没想，为这个让他心动的表妹，改变什么。
4女文青来信
胡适回到上海的第二天，痔疮复发，在朋友家住了一个多月。在日记里，他抱怨闲散与寂寞的双重夹击，然后说他已慢慢习惯，他仔细地描述他的病情，记下每日见到的人，收到和发出的信。其中，江冬秀的来信总是最多。虽错别字连篇，却也情意绵绵，比如：“请放心，请时时保重，少见客，多睡，少看小说，多养神，勉（免）我挂念，望你多到索先生家住住，别的地方都没有他家好。”“今天接到你的信，我当时把一个礼拜来的急心都放开了。我这一礼拜，不曾接到你的信，实在把我急死了。”她又提到：“杭州千万不能去”，不知是何原因，但可以肯定与曹诚英无关，因为，在之后的一封信里，她又写道：“我前次有一信与你说起到西湖去，请你对佩声说，请她写信安慰嫂的话，你不要对她说罢。等你回京来，我们再商量，现在不必说。”。
如果你具备全视角，就很难不时时感到滑稽，比如，当江冬秀为胡适的去向苦思冥想，为该对曹诚英说哪些话再三斟酌时，她不知道，胡适和曹诚英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比她想象的要亲密很多的关系。
且来看就在她写下这封信的第三天，曹诚英写给胡适的信吧。
糜哥：
你的信叫我感激得笑了，我自发出你那封信之后，便困倒了，直到今天才起床。病仍是未好，不过一个人困在楼上很不便，饭是不吃的，可以不去问他。但是整日整夜的发烧，口是很渴的，我只有酒当茶的拿来解渴。（同学们旅行叡州托买的关东酒），可是越发烧了。像这样更难过，所以我决意今天起来了，我们没有自修室，只好上课了，虽然坐着挺，但是精神没有，又没有头绪，只不过是呆呆的坐着罢了。
你问我为什么不能高兴，我也回答不出；我只觉得眼所见的，耳所听的，脑所想的，无一件能令我高兴得起。就是我这样的身体，也叫我不能高兴呢。我所感当的：宇宙中只有罪恶，虚伪，另外是没有什么了。请你告诉我，我说的对不对？我醉了，狠醉了，因为我今天没有吃饭，只吃几口酒，所以狠醉了。我要去困一会再来。我不去困了，困着总是做些极无聊的梦，令人讨厌。
我觉得人是顶坏了，女子尤其。倘若我不是女子，我愿世界上没有女子的踪迹，其实，我也不愿意有我。什么凶恶奸诈的事，女子都干得出，我恨透了，倘若我有杀人的权力。我便杀得她干净。说也罢，自己杀自己也没杀掉。
糜哥，你待我太好了，教我不知要怎样感激你才是！哦，我只要记得，世上除掉母亲哥哥之外，还有一个糜哥。
头是痛的无可形容了，眼球是涨得快突出了，心身是火烧着了；人们结了队去唱歌舞蹈去了，听，她们欢笑的声音已由操场上传来了，天只管落着凄凉的雨，也不管人家听了难过不难过。他是不要紧的，就是像这样啊滴滴答答的下了一年的雨，人们是奈何他不了的，要是我像他这样的哭，怕人们不将我切得粉碎吧？不吗？那是一定会切得粉碎了！切得粉碎也好，切得粉碎的时候，我不是可以死了吗？那好极了，那我从此可以解脱了，痴心的梦想吧，我哪有天那样多的泪？又哪有他那样牛皮糖似的精神，尽管落下去，我哭不到半天，便泪干神疲了。我既不能哭得那么长久，那人们也不会将我切得粉碎，那我的身体仍是不能解脱了。唉！随他去罢，拖到几时是几时，能受多少折磨就受多少罢。我也管不得梦得无聊，我这要去困了。糜哥，你几时来？你好吗？
妹 丽娟
12,5,29下午
夸张的语气，过度的感触，一封典型女文青的来信。
“什么凶恶奸诈的事，女子都干得出”，这话如何说起？“倘若我有杀人的权力，我便杀得她干净”，听上去更是惊人，即便考虑到这话一半是醉后之言，但不是还有酒后吐真言这一说吗？
也许她记起了姐妹们间的琐屑的仇隙，也许只是跟宿舍的女同学闹得不愉快，女文青总是用力过猛，使她作此惊人之语，作为读者的我，看了当然是不以为然的一笑，但是，在这时的胡适眼中，没准是我见犹怜。
愤怒、忧伤，最能轻易地突出一个人的存在感，当一个人说“我愤怒时”，也许，他更想表达的意思是“请看，我在愤怒”，这时，他不复是构成“人群”这一名词的无声无息无色无臭的一分子，他有了自己的形状、色彩与声音，生活成了他的舞台，他会不自觉地回忆起奥德赛或其他以愤怒的标签名扬天下的角色。
但这样的人，只要不是形象气质太鬼憎神厌的话，总有迷人之处，谁能混迹于寻常时日里心安理得？谁在街角回眸的一瞬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能稍稍戏剧化一些？假如我们自己无力争取，也愿意在别人那里看到，纵然那些幻象来自于一个赝品也罢，毕竟真品太少，你看有几人家中的冰裂纹瓷器，出自旧时官窑？
那些既抒情又矫情的人啊，他们是我们纷乱生活里的摆设，是我们明知其假，也会在日常劳作中抬起头来，匆匆一瞥的塑料花，不断练习心平气和之余，我们对那些矫情的夸张的人，真是感觉复杂。
而对于男人来说，矫情的女人，就更为迷人一些，她们矫情，是因为她们希望生活戏剧化，她们希望生活戏剧化，一切就皆有可能。便捷会大大地增加受欢迎度，反之，就算你美若天仙，若是过于泰然自若，让人无隙可钻，自然被归为乏味一类。
要不琼瑶笔下怎么一堆一堆的文艺范女生呢，女文青就是比一般的女青年更受欢迎，，她们夸张、矫情，际遇堪怜，需要解救……男人果然去解救她们了，其实是解救了他们自己的寂寞难耐。
而此刻的胡适，34岁的胡适，曾经功成名近期颇惹了些是非的胡适，刚刚被中年危机侵袭的胡适，正需要这样一次拯救。
1923年的胡适，看上去依旧春风得意，但内中甘苦，只有他一人知晓。首先他身体就不太好，1922年下半年的日记里，不是伤风，就是腹泻，说得最多的，是痔疮，七月份他割去过一回，后来又有复发。除此之外，他一度怀疑自己患上了糖尿病，远在美国的韦莲司，特意问他能否买到胰岛素，不成的话，她可以买了寄过来。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但更让人紧张的还有，他在近年底时又得上了脚气病，这病听起来不严重，可是，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是死在这个病上。
就这么着，1922年底他向北大告假一年，休养身体时，还被人揣测，若干年后，唐弢冷嘲热讽说他是得罪了当局，只好销声匿迹地躲了起来。
那么好吧，按照一般规律，胡适得罪了当局，应该能讨好民众，可是这世上就有一种人，过分地热爱理性，小事情上他会非常照顾别人的情绪，大的理念上，却不会有一点儿迎合。见到比较左的，他会下意识地变得很右，见到比较右的，他又会变得很左，这种不自觉的校正导致他在哪边都不受待见，当局固然对他反感，他也无法成为民众中的宠儿，胡适，正好就是这种人。
1922年，他因为提倡联省自治，支持陈炯明而得罪了孙中山，《民国日报》天天骂他，使用丧心病狂这样的词儿；他去看望溥仪，原本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本分，在极端反帝的年代，被人当成靶子在报纸上冷嘲热讽；他提倡“好政府主义”，虽然本质上是要建立一种制度，却被不知情者谩骂，十年后，鲁迅提起这话头，还大加刻薄……
就这样，以性格平和出了名的胡适，一方面每天跟无数的朋友、学生、陌生人见面、交谈、通信，另一方面，又招来无数人想要跟他理论，其中包括老友陈独秀和李大钊。活在一波又一波的人声里，在请教、恭维、声讨、辩驳的各色浪潮里，即便是精力旺盛的胡适，也会有些疲惫感吧？唐弢或许说对了一半，胡适请假一年，不只是为了养病，还为了，养心，但这，绝不是所谓躲避，他只是，有点累了。
5，起初不经意的你
胡适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6月8号，再次乘火车来到杭州，这一天上午大雨淋漓，饭后，雨乃止。他和朋友们坐船出游，雨又下了起来，回去之后，雨便停止，他们再次外出，去楼外楼吃饭。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一如平日，见了很多的人，没有曹诚英的身影，但我们知道，他们即将相逢。
胡适没说他们怎么见面的，这一段日记干脆缺失，下一篇，就到了9月9日。
像是一段蜿蜒前行的铁轨，忽然没入荒烟蔓草，那段日记是没有写，还是写了以后又销毁？胡适与平常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活着，就知道自己将会是一个被写进历史里的人，他现在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据。很难想像那样一种状态，自己是自己的史官，也是自己的狗仔，在吃喝拉撒间，会不会老觉得有一个探头挂在后脑勺的上方，以至于冷汗涔涔？
恋爱这件事，自然更不能写进字里行间，但是胡适似乎又有一种奇怪的责任感，讳莫如深的同时，又要留下草蛇灰线般的线索，让后世的史学家有迹可查，立一点事功。所以，他另写了一篇山中杂记，关于曹诚英虽只字未提，却常有她的影子隐现在其中。
《山中杂记》，是按时间顺序写来。他6月8号去杭州，住在新新旅馆，后来他的侄子胡思聪也赶来同住。15日，他与蔡元培高梦旦以及胡思聪同游南山，先过龙井，再到九溪十八涧，至烟霞洞吃午饭。烟霞洞的风景打动了他，蔡元培与高梦旦都极力劝他留在杭州过夏天，因为那时北京兵荒马乱，连江冬秀都写信劝他不要回去。胡适于是跟烟霞洞管事的金复三问了房价，价却不贵，他就决意在此过夏了。
似乎，在这之前，他并没有打算在杭州过夏。是的，江冬秀的信里，一直在操心把他安排在哪里比较好，要帮他找个物美价廉的，清净的，利于写作的地方。他自己，也在踅摸着，烟霞洞于他，应是偶遇，而不是像某些学者说的，为曹诚英找这么个地方。
二十四日，他搬到烟霞洞里来，没说曹诚英是哪天来的。
山中岁月，总是格外幽静，不至于再人来客往不断了吧？江冬秀也在信里说：“知你有烟霞洞这个好地方，我很赞成，望你与思聪多多的住住。难得有这个地方，我高兴的很。你住西山不如这个地方好，西山暑期来往的人很多的，故我也不愿意你回来。”
但是，胡适的烟霞洞生涯，却也不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百年”，名头太响的人，即便躲进深山，仍然会放出宝光来。从他搬上来的第一天起，邀他演讲的，请他讲学的，络绎不绝。这且罢了，最为无奈的，他明明在山上住着，却还平白地，惹下一场山下的是非。
却说当时杭州教育界暗潮汹涌，因为当时新开了一个高级中学，这所学校是由浙江一师与杭州一中合并而成，一时还没有校长。原一中的校长黄某，和一师的校长何某都争这个位子，最后教育厅授予了何某。
黄某大失所望，给教育厅上公呈诋毁何某，这事儿跟胡适原本没有半点关系，但偏偏就在公呈里把他扯进去了。
为了证明何某不得人心，公呈里举了这么个例子，说“本年六月间胡适之先生来杭，一师皖籍学生群向胡先生申述师校办事敷衍，不愿继续肄业，请求代彼等设法转学他校”。胡适说，“此呈中所说，颇与事实不符。此次鄙人来杭，见着我的一个亲戚，他在一师肄业，已将应学之科目习完，下学期应择地升学。鄙人曾劝他去考天津南开学校的高级中学，因为一师自经子渊、姜伯韩两先生以来，很注重自由发展个性，毕业后宜投入南开一类的学校，多受一点严格地训练，可以互相调剂。这不过是鄙人个人对于一个亲戚的意见，并无皖籍学生群来陈述一师敷衍之事，更无被人引用作为攻击何校长的武器之价值。”
人红是非多，这个不用说，笔者感兴趣的，是胡适提到的那个在浙江一师读书的亲戚。我们知道，汪静之和胡冠英都在浙江一师读书，但汪静之充其量算胡适一个邻居，胡冠英却是胡适的“表妹”曹诚英的丈夫，说是亲戚也不为过。除去这层关系，胡适与胡冠英还有别的渊源，胡冠英的祖父曾在兵部任职，和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关系不错，胡铁花在台湾做官时，还曾用胡冠英的祖父之弟为幕僚，两家可谓世交。
胡适在上海期间，屡屡与胡冠英的通信，可见关系比其他人都要近得多。
另外，江冬秀七月四号写给胡适的信里说，冠英、干埏两位北来，我们现存的房子很可以来住。7月十五号的信里又说，冠英同思敬来京，我很赞成。
程干埏是胡适的邻居，后来不知何故也没有来成，胡思敬是胡适的侄子，出生于1910年，那年不过13岁。也不大可能是胡适提起的那个亲戚。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在1923年8月5日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冠英果然名不虚传，是个狠天真的人。他前三四天动身到天津去玩，他说一两天就回来，哪知道到今天还未回来。”
我们知道，南开中学就在天津，当然他可以只是随便玩玩，但我们再来看1924年初江泽涵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我到学校来已经快半个月了，才得到去中学见着冠英，向他问着你们在北京的近况。”江泽涵本人在南开大学读书，所说的中学正是南开中学，可见胡冠英已经在南开就读，那么，胡冠英基本上，就是胡适说的，经他建议，离开一师去南开求学的那个亲戚。
胡冠英是在7月23日到达北京的，7月4日，他的老乡给他写信，还让他转告胡适，把胡思聪给他画的扇子，寄给他。说明这时胡冠英还在杭州，并且还跟胡适在走动，有意思的是，在6月24日，胡适已经搬进了烟霞洞。
胡思聪则在22日搬入，曹诚英是在哪天搬进来的呢？尽管于史无载，但极有可能是在二十四日，或者二十四之前。因为胡适叔侄俩是指着曹诚英给他们做饭的，江冬秀在给胡适的信里说：“佩声照应你们，我很放心，不过他的身体不很好，常到炉子边去做菜，天气太热了，怕他的身体受不了，我听了很不安，请你们另外请一厨子吧，免得大家劳苦。”除非在曹诚英上山之前他们另外请了厨子，否则假如曹诚英没有跟他们一道来或者提前来的话，这叔侄俩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极有可能是这样的，曹诚英搬去和胡适同住时，胡冠英还在杭州，帮她搬家都有可能。曹诚英的老乡，身在北京的程仰之写给她的信里说：“我在冠英的嘴里，打听着你的近况；你的身体好些了，我高兴了不得。……我想你和博士同住，一定可得许多好处，你的思想不能不乐观些了。”
从这段话看，胡冠英也没有对他们两人同住表示任何异议，很有可能和程仰之一样赞同——假如他表示过一点儿不满之意，从人之常情看，程仰之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让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胡适和侄子胡思聪搬到烟霞洞去住，风景很好，房价也不高，唯有生活上不太方便，缺个洗衣做饭料理生活的人。这时曹诚英学校里放假了，她是自己人，亲戚，又很乐于向胡适求教文学上的问题，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她搬去烟霞洞和胡适同住，是件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
似乎所有人都没多想，都忘了胡适与曹诚英，他们俩是有可能性的，不可能是这些人全体很傻很天真，他们没朝那方面想的原因，有两个因素。
一方面，他们是亲戚。在中国乡村社会，亲戚间天然有互助的义务，彼此帮衬着，胡冠英去北京就是住在胡适家里的，曹诚英去帮胡适料理家务，几乎是天经地义。
一方面，是江冬秀也好，胡冠英也好，对他们的婚姻都很自信。
江冬秀不用说了，不管史料上如何妖魔化他们的婚姻，事实都是，他们的感情，可能比一般的自由恋爱者还要好。四月二十六日，她在给胡适的信里写道：“我有六天没有接到你的信了，倒叫我很有点不放心起来呢。你说请黄先生看，但不知你的脚还是从前的老肿病，还又是一样肿呢？请你写封长信，免我着急。”五月二十号写道：“今天接到你的信，我当时把一个礼拜来的急心都放开了。我这一礼拜，不曾接到你的信，实在把我急死了。”七月十日写道：“望你多多的写信来要紧，我这一个礼拜，没有接到你的信，我接连这两夜都不能很好的睡，今天一定要好睡了”……
感情都是双向的，如果胡适对她只有敷衍，她再不识趣，也无法在结婚五年多之后，这样坦然地表达感情吧？
胡冠英那边则复杂一些。前面说过，1922年底，曹诚英跑去跟汪静之说，她和胡冠英离婚了。这可能只是曹诚英的激愤之词，起码胡冠英这方面有不同说法。胡冠英在1923年8月23日，他到了北京住在胡适家之后，给胡适写信说：“糜哥，我同冠英的感情，本来是不坏的。我哪一件事不替她着想？哪一件待差了她？但她时常以冷淡的态度对待我，这是我来北方后才发觉的。我不料她待我如此，我更不料我最亲爱最可信托的人，以这样的手段对付我……我现在已绝对地不相信女子，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子是好的。”
“最亲爱最可信托的人”，是指曹诚英还是胡适？是不是胡冠英在8月底终于发现了他俩的恋情？他产生的幻灭感是可以想象的，只是说到“手段”二字，却又值得商榷了。
假如胡适是有预谋地将胡冠英礼送出杭州，支到北方去，还让江冬秀关照他，那他确实太阴险了点，太不仗义了点，和我们印象中的君子，差别忒大了点，可是，和曹诚英发展出一段情，是他的初衷吗？邀曹诚英同住时，他预料到了吗？
6，时间对了，人也就对了
不错，胡适第二次来到杭州时，他们已经互生好感乃至于情愫暗生，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就一定要和曹诚英有所发展。胡适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经验的人，韦莲司、瘦琴，还有传说中的陈衡哲，把这几位放在一块儿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胡适处理感情的一个特点，用文雅的话叫做“发乎情止乎礼”，用不文雅的话，叫做闷骚。
他很清楚自己是有家室的人，就算这婚姻不是他想要的也罢，他的婚姻态度与政治态度如出一辙，是改良派而非革命派，他反对武力推翻，主张逐步改良，他不愿意毁掉一个无辜的女人的幸福，也清楚自己能从这婚姻里得到多少好处。除此之外，他不像徐志摩，在爱情这件事上持理想主义，他的一生，绯闻女友伸一只手都数不过来，他未必认为曹诚英就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最多是一场暧昧吧，四目相对的暗涌，指尖相对的温柔，像琼瑶剧里的台词，从风花雪月谈到诗词歌赋，让感情的潮水微微涨起，再缓缓落下，生命里的小刺激，既不伤人，也不伤己，为什么不给自己这么一点犒赏呢？在扮演好丈夫好老师全社会的好好先生之余？
当然，胡适未必想得这么清楚，他只是相信能把持住自己。
但是，他忘记了有一个词谁也逃不过，叫做“身不由己”，不知道有一个词谁都难以做到，叫做“戛然而止”。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据胡适的诗中记载，七月二十九日，胡冠英离开杭州一个多星期之后，胡适与曹诚英在南高峰上看日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他们在南高峰上看月。
徐志摩在八月初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证明，在八月之前，胡适与曹诚英已经定情，徐志摩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蒋复璁回来说起你在烟霞洞深处过神仙似的生活……此次你竟然入山如此之深，听说你养息的成绩不但医痊了你的足迹，并且腴满了你的颜面，先前瘦损如黄瓜一瓢，如今润泽如光明的秋月，使你原来妩媚的谈笑，益发取得异样的风流。”
八月十七号，胡适做了一首诗，叫做《怨歌》：
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无意中寻着了一株梅树;
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
匆匆见了,便匆匆地去.
这回我又到山中,
那梅树已移到人家去了.
我好容易寻到了那人家,
可怜她已全不似当年的风度了.
他们把她种在墙边的大松树下,
她有好几年受不着雨露和日光了;
害虫布满了叶土,
他们嫌她总不开花;
他们说:"等的真心焦了.
她今年要还不开花,
我家要砍掉她当柴烧了."
我是不轻易伤心的人,
也不禁为她滴了几点眼泪.
一半是哀念梅花,
一半是怜悯人们的愚昧.
拆掉那高墙,
砍倒那松树,
不爱花的莫栽花,
不爱树的莫种树!
前面说了，这梅树是比喻曹诚英，“不开花”是个典故，曹诚英嫁入胡家五年，还未生育，婆家对此深为不满。大概是发了话，如果她再不生，就给胡冠英纳妾。曹诚英向胡适倾诉，引起胡适的极大同情。
查胡适那段日子的日记，每一段都有曹诚英的身影：
九月十二日：晚上和佩声下棋；
九月十三日：今天晴了，天气非常之好。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泊三的故事；
九月十四日：同佩声到山上#亭内闲坐。我讲莫泊三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
九月十八日：下午与娟下棋。
九月十九日：夜间月色不好，我和佩声下棋；
九月二十一日：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也可以演为一首记事诗。后来娟遂催促我把这诗写成。我也觉得可从散文译成诗，是一种有用的练习，遂写成《米桑》一篇，凡九节，每节四行，有韵……
一段典型的中国式恋情，有“女主角遇人不淑，男主角怜其不幸”的苦情，有“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的雅致，胡适曾经梦想着与江冬秀有“执经问字”之乐，如今在曹诚英身上实现了。但是，如果这些中国元素就能堆积成一场爱情，也未免轻易，在当时，能陪陪胡适读书下棋的女人，比比皆是，在胡适供职的北大，应该就不乏其人。论美貌，论才学，论和胡适心心相印的程度，曹诚英都算不得人中翘楚，他们有这么一场情缘，实乃天时地利人和交集的结果。
人和不用说了，他和曹诚英要是互相不感冒，这场感情就没法启动起来；
地利是他来到杭州，正好曹诚英也在这里；
天时则最为复杂。首先，当时北京时局正乱着，胡适本人也好，江冬秀也好，都不愿意胡适回到北京；其次，胡冠英的北上，使得跟他家交情极深的胡适，没那么有压力，更妙的是，后来胡适的侄子胡思聪也下山去往上海。
第三，遇到韦莲司的时候，胡适只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小小留学生，他还没有成功，他渴望有所作为，他对世界的兴趣，大于对一个女人的兴趣；曹诚英出现时，他初尝成功之后的疲惫，不过如此了，一个年轻的热情的女人，当然比纷纭世界要迷人。
一般都说人和大于天时，但在胡适和曹诚英的这场恋情里，天时才决定一切。她出现得早一点，他没心情去爱她，她出现得晚一点，他正跟陆小曼打得火热，所谓爱情，常常只是风云际会的结果，时间对了，人才能对。
又或者，对于某些人来说，根本就没有对的人，只有对的时间和地点。
7，恋爱中的男人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佛家又有因果之说，你在一件事上得到了多少快乐，往往就会有多少苦在后面等着你来偿还。洞里的人总要下山，爱里的人必得出局，被际遇推到这里的两个人，如果没有一定要在一起的强烈意志，别离是必然之事，那么，他们有吗？
曹诚英是有的，她之前跟胡冠英即使不能算恩爱，起码半死不活着，但是，胡冠英也说了，自从他北上后，曹诚英态度大变，就没打算再跟他过下去。后来果然彻底分开了。
胡适则很难说。他这一路，跟江冬秀通信不断，在他和曹诚英感情最为热烈的八九两个月，他每个月都跟江冬秀往来通信十多封，虽然多谈家事，多谈经济账目，却也是一副天长地久用胡兰成的话叫做岁月静好的样子，实在不像有散伙的打算。
三个月后，他离开烟霞洞之前一晚写下的日记，更透露出，他心里一点没底儿：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我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要是胡适打定主意要和曹诚英在一起，怎会有这般的凄凉语气？按照他的性格，按照一般规律，他应该对那个在北京的女人又害怕又愧疚才对，而不是对眼下的难舍，和提前了的怀念——我们知道，难舍，往往是已经准备舍去，怀念，往往是已经准备放弃。
10月5日，胡适回到上海，见到一干老友。最为笃厚的是徐志摩。10月11日，徐志摩的日记里写道：午后为适之拉去沧州别墅闲谈，看他的烟霞杂诗，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适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以有所顾忌。
向来写胡适的人多了，唯徐志摩写出了胡适的另一面，你看，首先，是他把徐志摩“拉去”的，太主动了，太想找人说点什么了，又有顾忌，又不好说，就拿了几首诗出来，一半藏一半露的。徐志摩果然是绝顶聪明之人，马上发现问题所在，但胡适似乎也正等他那一问呢，“赧然”二字，将恋爱中的老男人的那份忸怩劲儿表现到十足，只有徐志摩有这个炼字功夫。
两天之后，胡适再度跟徐志摩吐露心事。这天晚上，他们俩先是参加郭沫若的晚宴，郭沫若劝酒甚是殷勤，几个人都喝了不少。胡适说起他曾经将郭沫若的《女神》拿过来读了五日，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要和他接吻。
胡适的日记写到这里就没了，徐志摩的日记里却告诉我们酒席散去后的事：“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的了，可喜！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这或许，正是胡适的初衷。
几天后，胡适再次来到杭州，曹诚英在第二天赶到旅馆跟他见面，却不是两人厮守，而是跟着徐志摩朱经农游船吟唱直至深夜。如是游玩了两天，曹诚英的哥哥来了，曹诚英不便再与胡适他们一道，那晚便只有胡适与徐志摩朱经农三人游湖。胡适日记里说：“我戒酒已近十日，今夜心中不快，遂复喝酒。三个人共喝了二斤半。”微醺中，他们来到平湖秋月，胡适与徐志摩睡在桌子上，胡适的头枕在徐志摩身上，看月亮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他们唱诗高谈，深夜始归……
可以想象胡适心中为何不快，曹诚英的哥哥，他喊做表哥的，这次原本特地来看胡适，因为胡适帮过他的忙，他念着这情，先到上海去看他，没找到，又来杭州，可谓情意殷切，可这样的情意，怎么不让胡适心中有愧？
在烟霞洞中，他和曹诚英，不过是一男一女，所有的人际关系屏息而退，留出空间让他们相爱。离开烟霞洞，没有那么清净，但朋友们多做同情之理解，尚且能给他的爱情留一席之地。当曹诚英的哥哥，带着满怀的感激来到这里，一切变得不同了，胡适一定记起那绩溪小山村，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记起他自己在那里的名声地位，他的爱情，与这些犯呛。
爱情走到深处，必然要与现实碰面，那么胡适对他的爱情是怎么打算的呢？来杭州之前，胡适认真地考虑未来打算，说有朋友为他筹划三策：一是移家南方，专事著作，为上策。选择这一条，无疑有利于胡适和曹诚英相聚，但胡适说，上策势有所不能。他没说为什么不能，但我们可以想象，那是吭吭唧唧一大堆的现实琐屑。
然后是下策。回北大，加入漩涡。胡适说，下策心有所不欲。
他选择的是中策：北回后，住北京郊区的西山，专事著作。
这中策，不但是他的选择，也是江冬秀的选择，早在六月间，江冬秀就极力赞成他去西山过夏，还列了一堆规划，叫谁去做饭，叫谁去干杂活。这次，胡适还在南方，江冬秀就叫人去帮他收拾屋子。这是她的义务，也是她的权利，她是他的妻子，唯有她，才能影响他的人生规划，参与到他的生命里去。
8，两个女人的战争
许多年来，一直看坊间说，胡适和曹诚英好上之后，要跟江冬秀离婚。江冬秀挥舞着菜刀，声称要杀掉胡适的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这才吓住了胡适，离婚一事就此作罢，胡适和曹诚英只能“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事实是这样的吗？
这次翻读大量有关胡适情感生活的传记，这一说法皆赫然在目，但几乎都没有说明出处，只有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后面注明：石原皋《闲话胡适》，39页。
我在石原皋的《闲话胡适》中逐字查找，书中只是说，江冬秀经常为这件事跟胡适大吵，有一次，她拿起裁纸刀朝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石原皋把他们拉开。
石原皋的《闲话胡适》，是研究胡适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但文中也有很多话靠不住，比如说梁实秋要跟原配仳离，江冬秀帮他的原配打官司云云，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又说江冬秀后来恨曹诚英，弄散了她的一桩姻缘，也属道听途说。不过，这些差错，皆非石老先生存心撒谎，有的是年纪大了，记不清楚了，有的则是人云亦云，毕竟，他对江冬秀的了解也有限。
石原皋说江冬秀拿裁纸刀去掷胡适，是他亲眼所见，应该没问题。只不过，裁纸刀这玩意，刀锋大多不十分锋利，有金属的没错，更多的是塑料的，杀伤力跟菜刀没法比，两口子生气，情急之下，拿裁纸刀去扔对方，也是多见之事，《围城》里，孙柔嘉搞毛了就拿梳子掷过方鸿渐的头。
菜刀这话，其实是汪静之说的，他在《六美缘》里写道：他们（胡适与曹诚英）在烟霞洞里住了二三月，又在杭州上海二地往返住了二三月。适之师回北京向冬秀提出离婚。冬秀到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来说：“两个儿子是我生的，杀了儿子再和你离婚！”结果离婚不成。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每年适之师南下在杭州或上海或南京与佩声相会二次。
汪静之描述的这一幕，算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升级版，被下堂的糠糟之妻多半这么干，江冬秀要是这么干了，我们当然也不吃惊，但问题是，这事儿，汪静之如何知道的呢？他可没像石原皋那样，说明是自己亲眼所见。
以胡适的城府，在徐志摩面前都不把话说敞亮，不大可能跟这个神神叨叨的小同乡说这个；江冬秀是个要强的女人，而且一直住在北京，跟主要活动在南方的汪静之没什么交集，也不大可能告诉他。要么就是曹诚英？或者其他老乡？这个倒有可能，但汪静之不提出处，就有点可疑，毕竟这是言及胡适想要跟江冬秀离婚最重要的证明之一，万一他就是根据石原皋的说法，以讹传讹呢？汪静之这个人，是有满嘴跑火车的先例的。
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和戴笠之间的那段绯闻，就是他抛售的，他说，王映霞为戴笠堕过胎。这个秘密只有他知道。
汪静之是这样发现王映霞的秘密的。
那时，台儿庄战役刚结束，郁达夫参加了慰问团，上前线去了。某日，王映霞来找汪静之的妻子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某某姐（汪静之的妻子竹因）！我要请汪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汪静之是最忠诚老实的，达夫最信任他；如果请别的男人陪我去，达夫会起疑心的。"
汪静之的夫人答应了，汪静之也陪王映霞去了，这件事儿算结束了。
过了一阵子，汪静之去王映霞家，发现王映霞没回来，第二天他又去，王映霞很兴奋地跟他说，昨天去戴笠家了，戴笠家多么豪华漂亮。她眼睛里流露出艳羡的光彩。
就这么两个细节，汪静之就认为他洞察了王映霞堕胎的秘密。还说：为了不愿我的老朋友、"五四"文坛的一位杰出作家郁达夫所遭受的莫大的耻辱悲惨的命运，永远沉冤不白，今天我下决心，一气写完这个秘密。
哎，您这是不愿意人家遭受“耻辱悲惨”的命运呢？还是生怕人家没有“耻辱悲惨的命运”呢，要是郁达夫活着，您还能陪人家捉个奸啊什么的，这所有的当事人都已作古，你抖落这些事儿，除了让人脸上没光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啊？
另外，那俩细节也没法认定王映霞打掉的那个孩子就是戴笠的啊？汪静之既没有捉奸在床，也没有看到DNA报告，王映霞的说法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这种事儿，有时连当事人都说不清楚，他汪静之倒弄得门清？
当然，就算汪静之曾经信口开河，也不能证明汪静之每一次都信口开河，我之所以不认为胡适会向江冬秀提出离婚，还从胡适的个性去考虑。
胡适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他从小被人戏称为糜先生，众人分配给他的任务，就是让他去扮演一个小先生，他偶尔跟伙伴们玩一次掷铜板的游戏，都会招来村里人的莫名惊诧。他也是一个没有青年时代的人，尽管，他也曾喝花酒，也曾胡闹，但是，在原该“哪个少年不多情”的年纪，他已经想清楚了婚姻的作用和意义。
所以，有了那段著名的话，“梦旦邀我到消闲别墅吃饭，饭时大谈，谈及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负旧约，是一种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原因。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个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不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
高梦旦认为胡适的婚姻是一种牺牲，胡适却认为他的家庭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两人对于婚姻的诉求不同，高梦旦以及他代表的那些人，期待婚姻里有热烈的爱情，有才子佳人的对手戏，胡适则不这么认为，他更重视婚姻的社会功用。
抛开才子佳人的戏码，江冬秀不能不算一个好妻子，婚前她能够呼应胡适客中的孤独，勉为其难地学习识字，写哪怕是错别字连篇的信；婚后她能够操持家中事务，照顾胡适族中亲友。比如胡适的二哥先娶了曹诚英的二姐，生下一个女儿叫阿翠，这位二嫂早逝，江冬秀对这个孤女很是挂怀，胡冠英北上前，江冬秀特地写信跟胡适说，二哥要出去做工，叫一个小女孩子怎么行呢？不如让她同冠英一阵来京吧？可惜这个阿翠后来回去与三嫂同住，不堪虐待，吞烟土而死，胡适的气愤自不待言，江冬秀有别于他几个嫂子之处，也是一望而知。
这样的一个妻子，胡适觉得已经足够。爱情在婚姻中，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胡适的答案跟高梦旦他们，应该是不一样的。
汪静之说胡适回北京后跟江冬秀提出离婚，这个时间更是可疑之极，胡适是十一月三十号回北京的，回去不久就搬到了西山。在西山上，他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情诗：“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但更多的时候，他在译书、写序，每天都在工作，看不出一点儿在打离婚大战的痕迹。十二月三十号的日记里，更是特地记道：今天为我和冬秀结婚的第六个周年。
能记得结婚纪念日的男人，搁现在都不是很多了。一周之后，胡适去天津，不过五天的行程，他还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我没查到那封信，但我相信，那肯定是一封表达夫妻间善意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那趟天津之行，他还去看望了胡冠英，在这之前之后，他们都频繁通信。寒假期间，胡冠英到胡适家中来过，甚至有可能小住，假如胡适这时已经跟江冬秀提出离婚，还闹得不可开交，我不相信，他有勇气让胡冠英到他家来。
各种迹象显示，和曹诚英的这段恋情，在胡适的人生里，更像一道深藏地下的暗流，而不是天崩地裂的雷暴。它更多地体现为几句语焉不详的诗，或是突然暗淡下来的心情。比如，某一日，与江冬秀等人一道看《茶花女》的影戏，回家时，忽起大风，尘土蔽人，他勉强正眼看那将落的月，已朦胧作黄色，令人起憔悴的联想。
他联想到什么了呢？从他这晚写下的诗里可以找到答案：
石居
松针筛月上眉头，心上凄清感旧游。一样半规初八月，照人狂态照人愁。
胡适的日记里还屡称“烦闷”，他干脆就有一首小诗就叫做《烦闷》：
很想寻点事做
却又是这样的不能安坐
要是玩玩罢
又觉得闲闲的不好过
提起笔来
一天只写得头二百个子
从来也不曾这样懒过
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
他为什么没兴致呢？接着他又做了一首极短的小诗：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有趣的是，在这首诗后，胡适又补充了一句：《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猫“慢慢地不见，只从尾巴尖起，一点一点地没有，一直到头上的笑脸最后没有。那个笑脸留了好一会儿才没有。”好像他这句诗是对书中句子发的感慨，难怪徐志摩说，他的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胡适是瞒天过海的高手。
在感情问题上，胡适和徐志摩交流得最多，不是徐志摩嘴最严实，而是多血质的徐志摩、爱情至上的徐志摩，一定比别人更能理解认同他的这场婚外恋。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在胡适回到北京三个多月之后，胡适为什么叫徐志摩替他去杭州看望曹诚英——用看望这个词并不准确，徐志摩给胡适的信里说，他找不到曹诚英，不知道她在哪里。
收到这封信后，胡适亲自出马，曹诚英3月21日的信里写道：“糜哥，我的哥，离开我不到一星期，我已经收到他两封信了。我很高兴，因为他还不曾忘记我。”
发生了什么事，胡适一定要找到曹诚英？原谅我首先很八卦地想到，曹诚英是不是怀孕了。
曹诚英怀孕说，出自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文中说，胡适大哥的外孙程法德写信告诉他：家父知此事甚详，他曾告诉我，1923年春，胡适去杭州烟霞洞养病（肺病），曹诚英随侍在侧，发生关系，胡适当时是想同冬秀离异后同她结婚，因冬秀以母子同亡威胁而作罢。结果诚英堕胎后由胡适保送到美国留学，一场风波平息（堕胎一事胡适仅告家父一人）。
这段话错谬颇多，首先胡适去烟霞洞是在夏天而非春天，其次，养的也不是肺病，按照信中说法，胡适这厢离婚不成，那厢曹诚英就堕了胎去美国，但事实却是，曹诚英去美国是在一九三四年，距烟霞洞时光已过去十一年。不知道程法德所言的怀孕，是发生在具体的哪一年。
但一九二四年，胡适心急火燎地要找到曹诚英，实在太像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怀孕疑云成为首选。不过再想想看，从胡适与曹诚英分别到徐志摩去杭州足有四个多月，若是曹诚英怀孕，早就应该知道了，正常情况下，不会这时再告诉胡适，胡适也不会到这会儿，再急慌慌地跑来处理。一个月之后，他自个儿又跑来看曹诚英，若曹诚英有五个多月的身孕，那就太显形了，外人很难不知晓。
因此，更大的可能，是独自在杭州的曹诚英崩溃了。思念积压，没有光明，没有未来，作为一个女文青，她不可能默默地自我消化，胡适仅仅派使者徐志摩来是不够的，她一定要见到胡适本人。好在，那个时候，尚且眷恋着她的胡适，也像一个言情剧的男主角一样，愿意为她从北京跑到杭州。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她确定了他的爱，又暂时地踏实下来。
此后数年，他们藕断丝连，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曹诚英去美国留学为止，隔上一段时间，总会遇上个见面的机缘。来来往往间，就算胡适没有跟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也不可能不知道，掷裁纸刀是她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体现在她的大姐江润生写给胡适的信里：“这炎热天气你们俩生气喝上二十碗酒，未免有害于卫生……你喝这许多酒如何受得住。……我今天读你的信，深知你是真实动气。你是最有涵容的人，至于所说的感情与身体这两事，双方俱应保全。始而你与冬秀感情笃厚，还望你原谅她生小娇养性质，也许是老伯母在生过爱之故，即论身体上说，近年来你常病，他也生育了许多。两方都不甚强健。我愿你们平心静气，仍旧和好吧”。
这封信写于1925年7月间，那段日子，胡适和江冬秀的关系很紧张，两个人赌气喝上二十碗酒，与从前的“感情笃厚”大相径庭。是什么让他们这样一反常态？即便不是曹诚英直接引起来的，胡适的那段婚外情也是铺在下面的一道阴影，江冬秀到这时才发现，原来，胡适对她的爱，并不像她想象得那么深刻。
尽管胡适跟人家说，要不是为了老母亲，他才不想结这个婚，但他起码没有在江冬秀面前表现出这一点。留学的时候，他给她写信，一点点引导她给自己写信；新婚燕尔之际，他为她写诗；忽而小别，他一叠声地催她快来相伴；这几年又生了三个孩子，如同锦上添花，他们的婚姻，在她眼里，不可谓不和美。
当然，结婚几年之后，像是没有过去好了，但江冬秀认为这是胡适身体造成的，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里双宿双栖时，江冬秀给他写信说：“我今天拿了你寄把我的扇子，我偶尔想起今天又是七月七日了。这两首诗还是六年前和五年前的事。我们前五六年前多么高兴，这几年来，我们添了三个儿女，你老了四五岁年纪了，我这几年把你们的病，把我的心都惊怕了，望你这次叔侄两个把病养好了。我们从以后，快乐兴致都有了。”她对未来有期望，对自己的婚姻有信心。
可以想见曹诚英这件事给她的打击，那不只是感情上的打击，还是对她的人生信念的打击。曾几何时，她是那样不设防的一个人，对曹诚英和胡适住在一块儿都无感，从此之后，她变得疑神疑鬼，胡适的往来信件她要看，女人的字儿她认得出。她讨厌停妻再娶的徐志摩，不许胡适去为他和陆小曼证婚，她的泼横在那两年展现得最彻底，如果我可以为她设计一句台词，我会让她对曹诚英说：“你，毁了我做一个好妻子的机会。”
但胡适竟然跟她赌气喝酒，他有什么好委屈的？要劳江冬秀的大姐来开解安慰。但站在胡适的角度去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他固然认同婚姻的职能，却也想在婚姻之外给自己找点儿乐趣。假如，他压根儿没打算离婚，却被江冬秀这样围追堵截，他纵然有圣人之称，也难免会感到不快，因为，他已经是保全了江冬秀啊！
早在1925年3月，胡适就曾在信中劝说曹诚英另做打算，对于曹诚英的一往情深，他并不是那么领情，所以，曹诚英在回信中呼天吁地地说：“从前呢，还有个好朋友爱我和我哥哥爱我一样。现在呢，他也‘不讳’他对我不满意了。这自然都是我自己作出来的，与人何尤呢？但是天呀，我虽然自作得这样，但我却不能因为自作的便不悲伤呀！”
4月间，曹诚英有了一个去烟霞洞一带游览的机会，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她的心情非常低落，写信跟胡适说：“我一路走，一路想着你，想着回来怎么写信告诉你。但是我一转念，我又不高兴写了。我为什么独自这么兴高采烈的呢？我这样自己问着自己，觉得十分无趣。”
我们可以确定，胡适打退堂鼓了。这一点儿都不奇怪，莫文蔚的《阴天》里唱道：“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去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感情说穿了，一个人挣脱的，一人去捡。”
历来都说是江冬秀的挥舞菜刀斩断了曹胡这段情缘，即便这个著名桥段是子虚乌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做了自己的努力。她有一封给胡适的残信里写道：“佩声这次不来天津，她又想什么心事，我实在告诉你，你再不觉悟，你自己不想做人了，家乡很多的人，说他……我劝你少与……（省略号处缺）”。
“佩声这次不来天津”之语，估计是她指望曹诚英来天津与在南开读书的胡冠英重归于好，这是她的一厢情愿。“做人”“家乡”，这些词，则是胡适生命里的关键词，像他这样的凤凰男，飞得再高，也能感觉到印在翅膀上的乡亲们的目光，他有相当多地一部分快乐，来自于那种瞻仰。在那种快感与爱情之间，凤凰男一般都选择前者。
不过倘若胡适愿意，他依然可以施展他瞒天过海的招数，犯不着在信里对曹诚英语重心长。
只是倦了而已，只是激情褪了而已，但也正因为没有彻底的爱，也就没有决绝的分手，见面的节奏却越拉越长。1931年，胡适在协和医院割盲肠，曹诚英来看他不算，竟然还躺在他的枕边，又被江冬秀撞了了正着。不都说江冬秀泼辣吗？一个泼辣的女人会怎么做，我们都是可以想象的，但江冬秀居然只是“我三天没理你，你之后再三申明，我之后见着她没理过她。”
我很想知道，胡适做了怎样的申明，都被老婆堵在床头了，还能怎么申明？不过，不管他的申明是如何的破绽百出，江冬秀都只有认可的份，除此之外，她又能如何呢？她唯一的安慰是，胡适，最后还是她的。
一九三四年，曹诚英赴美读书，通常的说法是两人的爱情被江冬秀阻止，无奈的胡适，将心碎的曹诚英送往异国他乡。事实却是，曹诚英的学费完全由她哥哥承担，她出国两年后。胡适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里写道：“自从她离开中国以后，我就没写信给她。你信中所描述的她相当正确，她的确是一个人人哄捧、夸她有小聪明、被惯坏的孩子。”
如果胡适这封信是写给曹诚英哥哥的，这番数落，你还可以说有一种宠溺，这封信的收信人是韦莲司，是很可能在前信里表达了对于曹诚英的不满的另一个女人，胡适的这几句话就颇可玩味，就算他为了敷衍韦莲司，表个赞同便可以，何必说得这么一针见血。
他说到了曹诚英的病根上，曹诚英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恋，尽管她在给胡适的信里刻意扮演一个才女，一个痴情的恋人，胡适还是早就看透了她的那份小聪明。
懂得，不完全都是慈悲，常常，不爱的时候才更能懂得，因为，爱是一种魔力，他的爱，可以将你从灰姑娘变成光彩照人的公主，当他不再爱，你就会被打回原型。
假如每一桩爱情都像灰姑娘的童话里那样，有个十二点的期限，对于曹诚英来说，这个钟声已经敲响。在胡适眼中，她的水晶鞋早已褪去，但她本人，还不自知。信息不对等，真是一个可怕的状况啊。
不过曹诚英在美国也收获了另外的爱情，来自一位名叫曾景贤的男子，他是曹诚英的同学，比曹诚英小十岁，曾在曹诚英生病期间悉心照顾她。这段感情最后无疾而终，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中说，是江冬秀在里面捣了鬼：“曾某的亲戚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江冬秀相遇，问及曹佩声，她对曹佩声的醋意未消，如象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将曹的往事全盘倒出。曹曾二人已订婚，在婚期前夕，曾忽接其亲戚来信，得悉情况，遂突然变卦，取消婚约。曹佩声再遭重大打击，一场好梦又成空，乃忿上峨眉山，拟入空门。”
看来江冬秀要成为“永恒的妒妇”了，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但好在曹诚英写给胡适的信里说到过这些，原始资料推翻了二手的传说。
这位曾景贤，胡适也认识，在曾回国后，胡适还帮他找了份工作。曾当时遭遇家变，父母去世，又有五个弟妹需要照顾，急需设法养家活口，对于胡适的帮助感激不尽。而这种感激，似乎也决定了他和曹诚英的感情走向。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胡适已经赴美，曹诚英和曾景贤则回到中国，按说彼此有情，又志同道合，简直是天赐良缘，但这桩婚事，首先就遭到曹诚英哥哥曹诚克的反对。
曹诚克的理由非常奇怪，“第一，他说曹诚英因为自己有病，而跟曾景贤有猥琐的行为。曹诚英如果要结婚，一定只能跟别人，而不能是曾景贤；第二，他说曹诚英身体不好，也许是因为她缺乏性生活的调剂，他劝曹诚英，何妨与冠英同居些时。”
“猥亵的行为”指什么？是不是曹诚英跟曾景贤有过性关系？假如是，那为什么会成为他们不能结婚的理由？是曹诚克有道德洁癖吗？还是他觉得这会让曾景贤看轻他妹妹，还是他觉得，他们两人的结合，纯然是性的结合？第二条，曹诚克似乎认定曹诚英有性饥渴，他觉得曹诚英通过前夫胡冠英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都更好一些。尽管这时胡冠英已经另外娶妻生子，而且按照曹诚英的同乡胡的说法，胡冠英结婚时，曹诚英送过首饰，甚至于，胡冠英的孩子的名字都是曹诚英起的。
看过曹诚克其他的一些信，跟曹诚英一样，常有些匪夷所思的文青式的思路。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曹诚英的这位爱慕者，曾景贤，思维方式跟他们也差不多。
曹诚英告诉胡适，曾景贤这样对她说：“此生我不要你的什么，你的身心都已许人……我已决定，我不能强占人家的整个灵魂，不只使你苦恼，而且要对不住糜哥，我不是这样的人。慢说你对我的恩情我不能负你，即是糜哥这次也为我尽了这么多人力，我又何忍强夺人之所爱？”
他的理由比曹诚克更奇怪。若是“你对我的恩情我不能负你”，难道跟人家结婚就是负了人家？“即是糜哥这次也为我尽了这么多人力，我又何忍强夺人之所爱？”胡适也不过帮他找个工作而已，不用感恩戴德到连心上人都奉上吧？何况，这时的曹诚英，早已不算胡适的所“爱”。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胡适就已经跟陆小曼逢场作戏；一九三三年，他跟韦莲司身心合一；一九三六年，他与徐芳打得火热，一九三七年九月他已赴美，在那边另有一番光景……曹诚英将他视为自己的“归人”，在胡适眼中，曹诚英却不过是个过客。所以，当曹诚英和曾景贤，以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执着谈论胡适的“所爱”时，作为看客，无法不觉得可悯又可笑。
在信的末尾，曹诚英再次对胡适表达了她的深情：“曾君，我根本便把他当个小孩子，他的爱我，当时是同情我的痛苦，以后也许是感情的冲动，这是畸形的。我因为他现在的处境太可怜了，我觉得为报恩，我有爱护他的必要，然而等他环境减好，他的痛苦渐减，我会放弃他去。所以哥哥的反对是过虑，我希望你不会和哥哥一样的误会我了。”
她这边解释得煞费苦心，胡适那边杳无音讯，完然不理会她信末“千万要回我”的请求。又过了一年多，曹诚英寄给胡适一首词：“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并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信末没有地址，邮戳是“西川，万年寺，新开寺”。胡适依旧丢到一边，半年后，曹诚英的同学吴健雄给他来信，说曹诚英出家了，胡适才在日记里提到这封信，说：“这使我有点伤感。”仅此而已。
曹诚英的哥哥后来把曹诚英劝了回来，介绍她进入当时校址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农学院教书。可见曹诚英六根未净，但我很小人地怀疑，所谓出家，也许是一个姿态，否则曹诚英大可不必给胡适写那么一首诗，她纵然不指望胡适像十五年前那样，派朋友急慌慌地来找她，也希望胡适能被她这一番苦情所打动。
但她不知道，人一旦不再爱了，比没有爱之前，更加陌路。
吴健雄给胡适写信时，人在美国，她回国之际，胡适托她给曹诚英带两百美金，那时的一美元，当合现在的15美元左右，折合成人民币，大约将近20000元。
之后胡适几乎完全消失在曹诚英的生命里，其实他在一九三八年就已经与美国的护士哈德门太太同居，直到一九四三年，共有八年，相形之下，和曹诚英那三个月的烟霞洞岁月真不算什么，但曹诚英却一直翘首期待，不明白自己已经被刷新。
她写下哀怨的词：
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唯剩痴情在。念年辛苦月华知，一似霞栖楼外数星时。（《虞美人》1943年）
她还指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重逢，将万千心事说于他听，“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看取石榴裙”，连武媚娘都这样指望过，可是，那得是在爱的氛围下，在一个男人的宠爱与呵护中，直到这个时候，曹诚英还是不明白，胡适的爱，早已是时过境迁。
一九四六年7月，胡适从美国，经过上海回北京，这时的曹诚英还窝在山城重庆，8月，复旦在渝师生迁回上海，她和胡适错过。不过就算她当时在上海，也未必能见到胡适，胡适在上海停留不过三天，江冬秀亲自来接他，抵达后的第二天，胡适腹泻，报纸上当一个消息登出来，他拒绝一切应酬。
数年大使生涯归来，他的生活已经是密不透风，太多的社会关系汇集在他周围，不再给她留什么缝隙。
他们最后还是见了一面，那是在一九四九年，这是他这一年第二次来上海了。第一次是护送江冬秀去台湾，第二次处理一些工作，住得比较久，在2月25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下午，米桑来。十一年半没相见了。
米桑无疑是个化名，上一次出现，是在胡适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日记里：
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雨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可演为一首记事诗。后来娟遂催促我把这诗写成。我也觉得从散文译成诗，是一种有用的练习，遂写成《米桑》一篇，凡九节，每节四行，有韵。
这位来访的“米桑”，自然就是曹诚英了。据胡适与韦莲司的通信里说，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南京见到了曹诚英，与这十一年半的时间也对得上。
有意思的是，此前，胡适日记里提到曹诚英，多半是是称“娟”，或者“佩声”，这一次，却用“米桑”代替，这一声称呼里，浸透了多少回忆！是否去国离乡时候，人会变得特别感性，往事历历从眼前经过，在她还叫“米桑”的时候，她是多么可爱。
据汪静之说，那天，曹诚英本来邀他同到上海胡适住处去送行，劝胡适不要出国，留在国内等候解放。汪静之说：“我去，对你俩谈话不便，我就不去了。”第二天，曹诚英回到学校，告诉汪静之她种种劝告挽留不住，说着，又哭了。
她知道那是诀别，别离之伤，的确惨淡，但是若我们想到他们已经十一年前不曾见面，距他们热恋时候，隔了十二年，他又爱过了起码两个人，曹诚英与他之间，不过一点渺茫的旧情而已，她为什么会觉得，有劝他留下的理由呢？
将曹诚英与韦莲司做个对比，会发现后者说话是多么有分寸，即使她和胡适已经有了肉体关系，她也不觉得自己就对他有什么权力，当胡适犹豫是否出任美国大使时，她从来都是占在他的立场上去衡量利弊，套某个诗人的话说，韦莲司始终以另一棵树的形象，和胡适站在一起。
而曹诚英不是，我们在影视剧中会看到，有些女人以身相许之后，会娇羞地说一句，我是你的人了。这句话让男人感到有压力，因为它的潜台词是：你是我的人了。曹诚英对于胡适多年的痴恋，包括上峨眉山出家、拒绝曾景贤等等，一定也让胡适有压力。那么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胡适与韦莲司的情意能贯穿一生，对曹诚英却是狠心地只字不回。
之后曹诚英孑然一身，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她来到了沈阳农学院，从事棉花品种改进和马铃薯遗传育种学的研究，1958年，她提前退休，这一年，她来到二哥所在的武汉小住。
巧的是，这年八月，汪静之来到武汉钢铁厂体验生活，也落脚在他原来的岳家，也就是曹诚英二哥家。估计当时曹诚英的母亲与嫂子都为她的状况忧虑，见汪静之从天而降，又与曹诚英情投意合，也不管人家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了，齐齐出力撮合，甚至当晚就撺掇汪静之住在曹诚英房中。
曹诚英的态度却很自然，她站起来，拉起汪静之的手，像正规的夫妻一样走进她房中。关了房门，她才对汪静之说：“他们多年来早已断定我们有男女关系，我也不否认。我们从小相爱，渴望有爱的亲密关系，但我要为表哥守贞操，你要为妻子守贞操，为了贞节，今生只好算了，希望下世有缘再做夫妻！”她安排汪静之睡在另一头，如是三个月，直到他离开武汉。
汪静之感慨之下又赋诗五首，我们且选其一：“卿为表哥守贞节，我为爱妻誓守贞。百夜同床不苟且，爱情冰结友情深。”
笔者看完却有两个感慨，第一，这俩人有病啊。既然“从小相爱，渴望有爱的亲密关系”，这么睡在一道，不别扭啊？汪静之就不能拒绝曹诚英她妈她嫂子的安排，另外找个地方睡啊？其次，还“卿为表哥守贞节”，守个屁啊？你是人家早已告别的一段历史，你的守与不守，与人家没有半点关系，要是说为自己守，还差不多能说得过去。
又过了十年，曹诚英打算找个地方养老，她去了杭州，考虑与在那里的汪静之夫妇同住，汪静之老婆到没有意见，但是他女儿怕母亲受气，坚决不答应，就这么着，曹诚英最后回到了徽州旺川老家。
她原想住在胡适的老家上庄，这一心愿因各种原因未果。1972年，她因肺癌去世，逝世前要求家人将她埋葬在旺川村口，通过上庄的公路边。人们都说，她是希望有一天，胡适魂兮归来，与她在那里相遇。
想起席慕容一首诗
“佛于是将我变成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愿望
当你走近，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子
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无视地走过
我亲爱的朋友
那凋落了一地的
不是花瓣
是我憔悴的心”
曹诚英亲身演绎了这首诗，不同的只是，她甚至没有机会将她破碎的心，跌落在他脚边。胡适离开大陆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1962年，他在台湾演讲时去世，他的肉身自然不可能踏上曹诚英长眠的那块土地，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者，他也不可能认同魂魄来归这样的传说，他曾激赏江冬秀同样是个无神论者，这似乎注定，他和曹诚英只能交汇那么一小段。
曹诚英守望了大半生，至死不渝，然而最后成了为守望而守望。就像《东邪西毒》里，那个守着一只毛驴，等待有人为她弟弟复仇的女孩，谁都知道她的守候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会为了一只驴子去得罪太尉府的刀客，但是，“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别人看来是浪费时间，她却觉得很重要。”
也许，曹诚英的一生也正是这样，爱，不是最重要的，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为爱守候的感觉，这让无所适从的人生有了目标，给空虚的生命，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她，也是一个爱上爱情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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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考证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