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一处有力的历史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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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一处有力的历史标识（上、中）
董之林

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逐渐陷入冷战僵局。此后岁月荏苒，当年声名鼎沸的人物不为后人所知，也在情理当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半个多世纪后，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又浮现出来，一时成为关注热点。在社会变化的环节点上，蓦然回首，发现现实一些选择竟缘自当时；当时无法盖棺论定的事，特别是被裹挟其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种种复杂的感知已成为社会肌体的一部分，不仅延续至今，也将我们导向一个有所预知的未来。

一位哲人曾说，一桩学问“是一种性格的事情而不是逻辑的，哲学家的信仰不是依着明显的根据，而是依照他自己的气质，他的思想只是要把他的直觉所以为的东西造成合理的”。我引这句话是想说明，对人们心头长期挥之不去的人与事，只局限于学术圈内，解释为对学术的热情，恐怕远远不够。

1962年司徒雷登病故，海外不断有纪念他的回忆文章面世。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大陆陆续出版关于司徒雷登的传记《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傅泾波校，黄山书社，2009）、《燕京大学史稿》（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多年出版发行的《燕大文史资料》专辑，等等。但时光不饶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入学的燕大学子就不必说了，单是1946年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告别燕京大学时进燕大，与老校长有一面之缘的学生，当时如果二十来岁，活到现在，也已八九十岁高龄。耄耋之年，燕大人带着对司徒雷登的怀念之情，在即将纷纷告别人生舞台的时候，感到自己“直觉所以为的东西”，却还未能“造成合理的”，或者还未能达到他们所期待的结果，他们的回忆文字总让人感觉到一种紧迫和焦灼。

傅泾波先生为《司徒雷登日记》在大陆出版作序说：司徒雷登自1949年11月30日在美国“严重中风”，经住院抢救脱离危险后，“跟我们一起住了十三年。他以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人类仁者身份，几乎每天都为和平、为中国的统一、为结束世界动乱等问题而祈祷”，直到1962年9月19日阖然长逝。
环顾当今世界，战争、生态环境、文化、种族和性别等问题连连不断，而且险象环生。司徒雷登的愿望不但远未实现，他为这愿望付出的艰辛努力，也还远未得到人们理解，甚至许多人提起他的名字，只知道《别了，司徒雷登》。如果说，对司徒雷登的那些回忆、散记和随笔中有一种“气质”和“直觉”的流露，这种“气质”和“直觉”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一代又一代燕大师生，对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趋势中寻求正确发展途径的拳拳之心。因为恰恰在这一点上，司徒雷登以其一生经历，确定了一处有力的历史标识。

司徒雷登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也是燕京大学的缔造者，是享誉海内外的教育家。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文章开头便提到这一点：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正因为他有如此经历，“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毛泽东这篇文章主要针对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报告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即白皮书），揭露当时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为在亚洲、欧洲以及全球的利益，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人民彼此的友好。尽管文章言辞犀利，但司徒雷登离华只是一个引子，全文矛头所向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非都对着司徒雷登本人。据统计，“《别了，司徒雷登》全文共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有三段，字数不足五百，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无奈的结局》第400页）。文章开头的话也清楚地表明，如果不是司徒雷登与中国人民长期荣辱与共的患难经历，使他在抗战胜利后的中美两国均呼声甚高，美国政府也不会赋予一位在中国的教会大学校长以驻华大使的政府高官职位。但终究形势比人强，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失败后，国民党在东北、华北战场一败涂地，成了美国政府眼里“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与此同时，冷战序幕徐徐拉开，麦卡锡主义即将风行美国政坛，朝鲜战争转瞬即发。在这样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司徒雷登纵有天大本领，也无法使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只好服从政府调遣，“挟起皮包走路”，离开他生活五十年、从此一直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中国。

以中国传统讲求功成身退、留得一世清名的为人之道来看，司徒雷登晚年从政是人生败笔。抗战胜利，司徒雷登如果不接受大使任命，继续燕京大学校务长的职务，他的中国经历是不是就几近完美了呢？所谓“文章不与政事同”，教育家从政，学问一经政治染指，就显得龌龊而不再清高。但问题是司徒雷登不是中国传统文人，脑子里并没有塞满传统文人儒道互补、进退有据，爱惜自己羽毛，贪恋清誉的人生哲学。

从传教士、教育家，到驻华大使、美国政府官员，要了解其人生转变，必先了解司徒雷登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所受的教育，了解司徒雷登青年时期勤奋学习、认真思索，其人生观最终确立的过程。司徒雷登父母都是19世纪下半叶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但他人生最重要的受教育阶段全部在美国完成。他11岁由父母带回美国读书，1896年，年仅20岁的司徒雷登以名列第二的考试成绩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汉普顿·悉尼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到潘托普斯学院从事拉丁文、希腊文教学，执教三年后，又进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学习三年，并以最优秀的成绩获神学学士学位，开始其牧师生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在美国，只有读过大学的学生才能进神学院学习，而且相当多的神学院学生都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1904年底，在美国当时盛行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影响下，司徒雷登又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出于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以及他本人经过种种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投身海外传教士行列，司徒雷登青年时期对世界局势和基督教的现代宗旨就有深入思考。1916年，他在与同事陈金镛合著《圣教布道史》中说：
今日担任布道者，实为立于剧烈之战场，争存竞进，不可不以劣败自凛，优胜自勉，非然者，不第圣教未及之处，难期开拓，即圣教以及之处，亦将停滞。

该书认为，基督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唯一的精神指南，并号召传教士为传递基督的现代福音一往无前，“以劣败自凛，优胜自勉”。司徒雷登对这一宗教信仰的认定，是多年对宗教问题潜心研究的结果，并与他对世界其他两大宗教教义的比较和评价紧密相关。司徒雷登认为，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怀有“普济众生”的观念，但佛教“旨杂而不纯”，其本质是“逃避”，告诫人们逃到来世中去。“这一学说不仅忽视了人类在当今世界奋斗的成果，也抹杀了人类与非人类的根本区别。这也是佛教之所以难以被世界广泛接受的原因所在。”他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是“尚力而不尚德，其教与势并进，自必与势并退”（《无奈的结局》第36、37页）。虽然佛教、伊斯兰教与司徒雷登信奉的基督教有许多分歧，但身处信仰多元的时代，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莘莘学子，特别是传教士和教育者的身份，使司徒雷登并不是一个偏执的基督教义鼓吹者，而是尊重现实、并灵活应对的信仰实践者。从美国回中国后，1915年，在“美国长老会第四次平信徒教大会”上，司徒雷登阐述了对中国问题的主张。他说： “一个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和其对学术研究的见解与他的宗教信仰是两回事。在宗教团体内部，根本没必要把因受本人学识和环境影响所产生的不同意见当作违反宗教信仰来大加反对和干涉。”（同上，第34页）或者说，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能在学识上、在对事物的看法上互相讨论，并且达成共识。这种开放的宗教观使司徒雷登在华生活几十年，与晚清旧臣、北洋军阀、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官员，还有相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之间，都建立起“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对待基督教信仰的自由主义观点，并没削弱基督教赋予他的使命感，反而使他的追求具有包容性而更为有力，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也更大。单一的、绝对排他性的信念看似纯粹，实际却如同建造在沙滩上的楼阁，由于缺乏广博而深厚的根基，经不起风吹浪打。关于19世纪末基督教改革对司徒雷登的影响，后面还要谈到。这里是想说明，传承西方理性传统，司徒雷登的人生观是经过反复考辨、具有深刻现代性质的逻辑体系，而非出自一时冲动或人云亦云。因此，他既然能义无反顾地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来中国，在浙江贫困地区传教，后来历经艰难，白手起家创建燕京大学；便也能临危受命，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换句话说，这一切都是司徒雷登人生观在实践中必然的结果。因此，司徒雷登1946年日记写他接受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从获举荐到走马上任还不足半月，中间没有任何犹豫或反复：
马歇尔将军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已谈到举荐我为驻华大使的事。杜鲁门总统于同月十日向参议院提名。十二日得获批准。七月十五日抵南京履新。二十日往牯岭向蒋介石递国书。二十七日二次上牯岭。患病。八月四日谒见蒋介石，八月五日回南京，该晚见周恩来。（《司徒雷登日记》，第12页）


（司徒雷登见周恩来）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内战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出任美国大使，这对当时的司徒雷登来讲是非常突然的。司徒雷登是在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的第三天，1945年8月17日从日本监狱获释，他当时已年近七十。在被日本侵略者囚禁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司徒雷登撰写并翻译了大量文稿，其中有自传《平生自述》，《第四福音小注》和《四字成语》、《论语》的英译和节译稿等，这些都是为他出狱后继续燕京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做准备的。而且就在出任大使之前，司徒雷登刚刚为劫后余生的燕大在美国筹集到一大笔经费，并打算在学校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后，能辞去行政领导，潜心研究。因此，弃教从政，对于当时正一心扑在燕京大学事务上的司徒雷登并无任何思想准备。但当马歇尔把和谈陷入僵局的重重困难向司徒雷登挑明，希望他能在这多事之秋担当起驻华大使重任，促使和谈成功，建立民主政府，而避免内战发生，司徒雷登还是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渴望著书立说的研究计划，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件非常棘手的工作。为此，马歇尔1946年7月5日发给国务院电文说：
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指司徒雷登，笔者注）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全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西方最好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的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为他70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的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无奈的结局》，第303、304页）

这份电文，也是曾在二战中功勋卓著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级上将马歇尔本人评价司徒雷登的肺腑之言。

然而，“义理与事功”难以两全。司徒雷登在国共和谈失败、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的1949年7月，仍然留在南京，不听国民党政府调遣，拒绝把美国使馆迁往广州。他在7月17日日记中写道： “发出一封强有力的信给国务院，表示反对往广州，可能这么一来，长时间的拖延便足以解决问题了。”这里所说的“解决问题”，即与中共政权接洽（《司徒雷登日记》，第158页）。他还通过原来燕大学生、共产党员黄华等人与中共取得联系，准备带“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资料”去北平，所带资料据傅泾波先生的校案解释： “除了关及司徒师北上之外，兼具与中共进行交涉的性质。”（《司徒雷登日记》，第160页）而且，“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与到北京访问的原国民党粤军元老陈铭枢谈话时，不仅对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领时期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及数十年来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表示赞扬，还对他寄予了‘最重要之希望’”。“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在中国之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按照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国将来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会以同样友好回报。而这一切之实现就有赖于司徒先生回国的努力”。但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反共的对华政策，也由于白皮书发表，中美关系这一历史机遇转瞬即逝。司徒雷登回美国随即接到政府旨意，让他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有关中美关系的个人意见，四个月后他一病不起，不得不辞去大使职务。

司徒雷登虽然是美国人，但命运把他与中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经历让人想起中国近代史上，在传统变革中奋力拼搏的志士豪杰们的悲剧，在良好的个人禀赋与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有太多、太大的阻隔。历史学家这样评价晚清历史大变局中的代表人物： “他们（指曾国藩、李鸿章，笔者注）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上不乏满腹经纶、文韬武略的英才，而一旦置身于19世纪西方炮舰下的本土现实，无论抵抗、和戎，赔款、割地，还是师夷之技、兴办洋务、以图自强，他们都是把中国置于全球化总体格局之外，“在西人的进取之势下，努力用绕出‘挞伐’的办法为中国守住自己的界限，而其深处所蓄，则是和局不足以久恃，长远之图在自强。因此，和戎虽不言战争，而其中一定会含着排拒”（《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第176页）。既要学习西方，又怀着深深的排拒之心，以“守住自己的界限”；既要变法，又不能越皇权文化雷池一步。这样的两难境地，使所有主张民族自强的重臣名将无一不是悲剧结局。曾国藩死于天津教案二年（同治十一年二月，即1872年初），临死前，他所期待的“中兴尚不可见而千古未有之变局已经逼来”，而他本人却早已精殚虑竭，“唯祈速死为愈耳”；李鸿章死于庚子之乱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底），与他的老师曾国藩去世时相比，此时的中国“已是在由变局而入危局”，如此不堪的时事，令他临终前“目犹瞠视不瞑”（《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第211页）。至于他们身后的骂名，有来自民间的，有来自朝廷、士人的，真是数也数不清了。

同在中国从政，司徒雷登的见解与近代史上封建朝臣的区别显而易见。重要一点在于，他把中国和美国、西方的关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背景来考虑。因此，虽然他本人信奉基督教，对共产主义持否定态度，但这些观念分歧，并不是他认识或处理中国问题的着眼点。他始终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定会在现代化的世界发展趋势中起重要作用，甚至“一旦强大起来，将可能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因此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上帝代言人，他有责任和义务使这个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自强的问题，还涉及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整体利益，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的利益。在他看来，那种靠侵略和武力抢夺、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行径，早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应该从这里开始。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司徒雷登作为传教士刚回到中国的时候，是以推行基督教化和西化的布道方式进行。他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说，他要让传教士朋友们认识到，他们目前在中国所从事的事业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国家”。越到后来，他的思想越脱离某些凝固的宗教教义，特别是他担任驻华大使期间，进一步深入到国共两党和美国政府高层内部，对中国政治局势及其国际地位，有更加鞭辟入里的分析与洞察。尽管他曾错误地要求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打内战，而且美国政府公布的白皮书中，也有他作为驻华大使提交政府的报告中对中共的评价和看法，“这对中共领导人的伤害也是不轻的”，所以才有《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说他“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揶揄之词。

但从司徒雷登本人来说，二战结束，他希望建立国共合作的民主政府，并因此与蒋介石分手，结束了他们个人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并留守南京，等待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当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他回到美国后，明知“政府不希望他就中美关系问题随便发表看法”，还是在一次燕大校友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就美中关系问题谈了六点看法：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实行其主义的政党，而国民党虽有宏伟的主义却不奉行；
（2）共产党将继续执行国家主义政策，而不会使他们自己从属于莫斯科；
（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曾有过意见分歧，但不会出现分裂；
（4）满洲将参加共产党中央政权，但要受苏俄控制；
（5）共产党人具有组织的才能，但管理经济上有困难；
（6）一旦整个中国被共产党征服，美国也将承认它。

更难得的是，他回美国后，通过他在中国生活，特别是担任驻华大使期间与共产党高层接触的第一手资料，不断阐述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1949年10月6日至8日，他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的对中国的政策问题讨论会上指出，就长远而言，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将使中国的共产主义具有“完全的中国特色”。他提醒人们，虽然“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决心实行他们从俄国学习到的正统共产主义的所有方法”，但最终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肯定会出现。

对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取得成功，他认为，这既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魅力，也不是由于美苏两国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由于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拒绝实行社会改革。这次会议一个多月以后，司徒雷登在纽约出席外交关系会议时，再次发表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见解”：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不是工人运动也不是农民运动，而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历来中国民众是追随知识分子的，一旦大批知识分子都接受了共产主义，则整个国家也就跟着走了，所以知识分子对中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司徒雷登说这番话，距离他严重中风只有八天时间。可以说，这些话表达了他对中国最后的心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司徒雷登健康稍有好转撰写的回忆录最后一章，明确反对搞“两个中国”，反对一些人提出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主张。他呼吁美国政府不要考虑一方面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又同意接纳大陆的共产党政府进联合国，因为这“在实际上造成一种分裂局面，出现两个中国”。“任何主张分裂的建议很可能遭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和那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府的共同反对。”（《无奈的结局》，第417页）后来的历史证明，司徒雷登当时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是带有预见性的。

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教育家从政，特别在国共纷争愈演愈烈，内战即将爆发的紧急关头，司徒雷登告别风景如画的燕园出任外交官，恰如身临虎穴。但如他所言： “知识分子对中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的话使美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加深了理解；同时也表明他本人对于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担当，给予了多么深切的希望。对此，他在为美国政府任职期间也身体力行，特别是回国后，尽管他对“中共的严厉批评”和“燕京大学与其他大学合并的消息”耿耿于怀，对当时中美关系恶化、前景渺茫“痛心之至，常常夜不能寐”，但他上述对中国问题许多结论性的看法，依然表现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良知，以及反复研究、深入思考所得出的不凡见解。

2010年9月17日

创办燕京大学，不单是对司徒雷登实践能力的检验，也是对他信仰和意志的挑战。

这要从司徒雷登作为传教士来中国的经历说起。司徒雷登本不愿意走父母的路，大学毕业做一名传教士，重返中国。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念及此事，深感不悦，甚至“彻夜未眠”。他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还能和父母一样，再回到中国过那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忍受种种烦恼和困苦。那时的司徒雷登渴望凭借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研究能力，留在美国当一名教师。因此大学毕业后，他到潘托普斯大学担任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就在他从事教学的三年时间里，基督教青年会在大学开展的学生赴海外传教运动，使司徒雷登改变了人生航向。在时代精神感召下，“传教士已不再是个会引起他人耻笑的职业，而几乎成为英雄的代名词”。司徒雷登在自传中写道：

在我教书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曾在两个夏天参加了基督教育年会和学生海外传教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城召开的大会。人们在那些会上对宗教信念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和为之献身的精神，给我以莫大的触动……那两次会上所阐述的宗教信念与我过去所熟知的那一套古板而枯燥无味的信念截然不同。耶稣成了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和理想，而不仅仅被当作一种神学的体现者了。

把大学视为崇高理想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司徒雷登在潘托普斯学院的经历，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也形成他以后对如何办大学教育、如何确立办学宗旨的初步印象。司徒雷登一生有两次重要的选择，一次是他从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毕业后，决定放弃美国优裕的生活条件，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做一名传教士。还有一次，就是来中国１５年、在南京生活１１年后，他又一次放弃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已经应对自如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负责燕京大学筹建工作，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这两次放弃和选择，都不完全出自他的主观愿望。比如第一次，司徒雷登原想大学毕业，到弗吉尼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续深造，或者去德国进修，“毕业后当一名教师，在讲坛上度过自己的一生”。但在汉普顿·悉尼学院三年的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的经历，使他在动员其他青年会成员去海外当传教士时，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在信仰的驱使下，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奔赴非洲和亚洲，“难道自己就不能为了信仰放弃舒适的物质生活的诱惑吗？果真如此的话，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去动员和说服别人参与海外传教运动？！”（《无奈的结局》，第18页）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把决定权交给教会和他所属的布道团，交给他的信仰。当信仰和己愿发生矛盾，司徒雷登把决定权交给信仰，并把服从信仰内化为自我人格。这种自我人格逐渐实现的过程，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燕京大学校匾——蔡元培题

燕京大学的历史，要追溯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西方教会势力开始在北京等北方地区漫延。此前，清政府对皇城北京一带的教会活动控制很严，因此为数不多的教会学校条件十分简陋，甚至称不上学校。燕京大学主要就由这样三所教会学校，即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华北协和学院和汇文大学合并而成。稍微考察一下这三所学校的来历，司徒雷登筹建燕京大学的难度便可想而知。1864年，苏格兰传教士威拉姆·博恩斯收养了三个沿街乞讨的中国小女孩，因无力抚养，后移交给了第一位来中国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伊利莎·布里奇曼，连同她另外招收的两个女孩，布里奇曼创办了以自己丈夫名字命名的女子学校。在此基础上，后来由美国长老会、英国传教士协会和美以美教会妇女海外传教士协会参与，创办贝满女学堂，即建立于1905年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的前身。1867年，美国传教士理事会在北京通州开办一所专门招收基督教徒子弟的学校，即1869年建立的通州潞河书院，1889年更名为华北学院，后又在英国传教士和美国长老会支持下，再次更名为华北协和学院。1870年，美以美教会在北京成立了一所仅有一间房和三名学生的学校，这三名学生每天上学的目的，只为得到一碗米饭。至1894年这所学校学生人数达到141名，这就是当时在北京颇有名气的汇文大学。但这些教会学校，根本不能与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相提并论。它们美其名曰大学、学院，实际上以当时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成果来看，充其量只算得上是“小神学院”（司徒雷登语），有的更像一种教会的慈善组织。然而，就是这样的光景也难以维持。1900年5月义和团攻入北京，不但外国人的教堂和领事馆，教会学校也是进攻目标。其结果，刚有些规模的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的校舍被付之一炬。

义和团过后，美国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和英国公理会，也就是这些教会学校的支持和参与者，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协商，希望把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学院等教会学校化零为整，从而加强办学力度。尽管合并势在必行，但这些学校不仅办学条件有限，而且内部人事纠纷层出不穷，是一个多年来议而不决、令人头疼的“烂摊子”。由谁来主持合并工作，接手这个“烂摊子”？也就是由谁来就任学院合并后的新校长？设在纽约的托事部收到许多推荐信，多数举荐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当时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是最佳人选。1917年，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干事布罗克曼推荐司徒雷登说： “司徒的才具足以领导任何教会的教育机构。他生于中国，此事其他同僚望尘莫及，中英文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双。他的心灵亦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当时燕京大学的英文名称，笔者注）中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推荐意见一致认为，“司徒雷登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南京官话，还对中国官场的人情世故和各种繁文缛节了如指掌，运用自如。加之他性情温文尔雅，待人坦率真诚且热情，不仅在同事和学生中很有人缘，而且使他比其他美国传教士更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无论与什么样的中国人打交道，他都能以其儒雅和平易近人的风度获得对方的好感，并因此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无奈的结局》，第67页）

从这些推荐意见可以做一种推断，在中国出生，良好的语言天赋和中文基础，固然是担任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有利条件，但具备这种条件的并非只有司徒雷登一人。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合并过程中无穷无尽的人事纠纷，司徒雷登在中国同事和学生中“有人缘”，“儒雅和平易近人的风度”，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协调能力，却是不可多得的，也是托事部选中司徒雷登最重要的理由。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难得的素质，而不仅是前面所说的一种技能。一种技能可以靠朝夕学习、锻炼所得，而人的素质不同，司徒雷登与人交往的素质，是在当时国际局势中，不断审时度势而形成的比较开放的宗教观演化的结果。

如果按照现代行为科学的一种看法，人与人交往也是一种技能，那么在司徒雷登的“交往技能”背后，则有其人生观和宗教价值观为基础。这一点在当时的传教士和教会大学中最为难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自由主义宗教观对司徒雷登的影响，本文将放在下篇集中介绍，这里仅摘录司徒雷登比较赞成的基督教自由派的话，表明他宗教立场的基本倾向。基督教自由派认为，“只要每一个宗教形式或派别之间都怀有一种共同的宗教感情，彼此之间就可以相容；不应以信仰上帝的外在形式决定一切，而应对造成不同信仰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予以理解”（《无奈的结局》，第30页）。司徒雷登赞成这种观点。人的宗教信仰不同，这是事实。然而不同信仰的外在形式，应该建立在一种彼此可以“予以理解”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之上，外在形式固然有差异，但这些差异相对那些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因素，则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观念在当时基督教内部是比较前卫的，它为不同信仰之间人们彼此尊重、相互沟通和信任打开一道历史性的闸门。

司徒雷登同时认为，传教是传教士个人对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或者说是一种个人的修为。因此，这种追求不能通过对不同信仰国家和民族的轻蔑、敌视、甚至武力加以实现。基督教是关于世界和平的学说，传播基督教靠的是传教士对这种学说发自内心的信仰与热情，绝不靠基督教国家的势力。“历史上的许多基督教国家自身已夭亡，而基督教却依然存在于世即是这一观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穆楼兴建时，门前还是水洼一片

不仅不鄙视不同信仰的国家和民族，为使中国听众更易于理解，司徒雷登还用儒家的概念去诠释基督教义： “中国古圣人有言曰： 大道之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在不同的种族文化中发现彼此相通的一面。司徒雷登本人十分欣赏儒家学说，经常在传教中把基督教义和一些儒家学说联系起来，并对儒学给予高度评价。但他也意识到儒学自身的问题： 传统儒学所谓“天下”的范围很有限，不仅涵盖不了东南亚各国，更“未能流行于欧美”，特别是在现代化的世界发展趋势中，传统的儒学难以应付国计民生亟需解决的现代生存问题，以及现代国家的管理问题。因此，基督教会在中国兴办教育，传播人道主义思想，提高社会的科学知识水平，加紧对民众现代生存技能培训，是一件紧迫而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就司徒雷登本人的观念而言，传教和兴办教育是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当年教会组织的众多考察者也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要办成一所中国当代最具规模的教会大学，持现代宗教教育观的司徒雷登无疑是最佳人选。1918年12月3日，美国董事会决定聘请司徒雷登来北京担任正在合并的新校校长。至1919年春，经与各方斡旋，“司徒雷登接受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著名基督教人士诚静怡博士的建议，以‘燕京大学’作为新校名。立即使久议不决的难题迎刃而解，使每个人都得到满意”，燕京大学正式成立。

司徒雷登决心在北京这座古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城市，“通过集思广益，通过自由地进行新的教育试验的办法为在中国办一所教会大学创出一条新路来”（《燕京大学史稿》，第6页）。

女部主要建筑姊妹楼，北为麦风阁，南为甘德阁

燕京大学最初校址设在北京城东南角盔甲厂一带，也就是原汇文大学附近的十所院落中。学校经费短缺，校舍简陋，周围环境破烂不堪。这种条件根本无法吸引高质量的教师来燕大工作，更无法实现司徒雷登的理想： 把燕京大学办成哈佛、耶鲁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但当时无论北京还是纽约，所有关注联合办学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事纠纷上，比如司徒雷登“所有的朋友都劝他避开那个他们认为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所谓“烂摊子”是指几所大学在合并问题上为学校名称、以谁为主等问题争论不休，“只有哈利·路斯（Henry W. Luce）博士除外”，提醒司徒雷登“要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当四个布道团提供给燕京大学建校的五万美元很快在购置零星的校舍地皮和修缮房屋中用掉之后，司徒雷登叹道： “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燕京大学史稿》，第5—6页）为学校筹集资金、寻找与燕大未来发展规模相匹配的新校址，是燕京大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司徒雷登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推荐曾为山东齐鲁大学筹资颇见成效的哈利·路斯博士担任纽约托事部副主席，在美国各地募捐；二是由他带领一队人马，为燕京大学另觅新址。

于是人们看到这样一幅风景： 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率领一行人，骑着毛驴、自行车，或者步行，风餐露宿，不知疲倦地奔走在拒马河畔，西山脚下，北京四郊都有他们的身影： 手搭着凉棚，指指划划。这是司徒雷登和同事们在为燕大选新址。最后他选中的是“清乾隆年间淑春园旧址”，当时归陕西督军陈树藩所有。司徒雷登看中这块地，因为它位于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附近西山上有许多美丽的庙宇和殿堂，而且离城只有5公里。司徒雷登自1920年为燕大购得淑春园旧址，又继续购得相邻的明代米万钟的勺园故址，至1926年师生迁入新校址时，燕京大学已是今非昔比；再至1929年校园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时，燕大又陆续购买了燕南园、燕东园、农园、镜春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等，面积扩大了四倍，通称燕园。这里还应该提到燕园的总设计师、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亨利·墨菲曾于1914年专程到北京参观故宫，认为故宫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群，此后多年他一直研究和设计这种古代建筑。司徒雷登聘请他做总设计师，他的设计方案经过中国工匠精心施工，充分体现了司徒雷登、哈利·路斯等同仁的设想：
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按中国古代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所有建筑物的外观都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则采用钢筋水泥结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和水暖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办学目的——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1929年由校友集资建成的西校门（校友门）

毋庸赘言，如此不凡的校园规划和宏伟的办学目标，所需资金绝非一般数目。司徒雷登最初曾设想自己不涉足经费问题，请副校长路斯博士和洪业（煨莲）先生负责到美国筹款，而把他的精力主要投放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以提高燕大教育质量。但经费问题使司徒雷登无法实现这种想法，而且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几乎伴随他整整二十多年的燕大生涯。1922年，路斯和洪业先生到美国筹款一年半后，仅募得200万美元，这笔钱对燕大的兴建远远不够。于是从1922年燕园开工，司徒雷登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到美国募捐。至1936年抗战爆发为止，他先后赴美十次，平均一年多一次，在各种场合讲演、筹款，紧张的募捐活动使他一度患上一种神经性消化不良症。三十年后司徒雷登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 “我的一位同事至今还记得我有一次参加募捐回来后说的一句话： ‘我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同他们是一类人。’那真是一件长期而艰难的事。”（《无奈的结局》，第76页）但募捐的成就果然不菲，司徒雷登十次往返，共募集得两千万美元。而且燕大许多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都由私人捐助，捐助的唯一条件是不干预校政。所以司徒雷登曾自豪地说： “所有的都是美国人自愿赠给的，美国政府没给一分钱。”


教学中心广场矗立着一对华表，向东为校部办公楼（贝公楼）

在中国首善之区北京创办一所如此规模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也得到中国国内上上下下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燕大在国内开展百万基金筹措运动，筹来的资金约占年度经费的百分之十（《燕京大学史稿》，第12页）。中国近代以来屈辱的历史，使得学习西方以自强，逐渐成为朝野共识。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传统不足以为训，立志向欧美学习，从哲学、经济、立法到科学技术，西学东渐的潮流愈加势不可挡。

这样的历史环境为燕大的筹款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无论清末遗老遗少，还是地方军阀、官僚、商贾，在司徒雷登诚恳热情的鼓动下，都曾向燕京大学慷慨解囊。《无奈的结局》引述一段当事人回忆，十分生动地表明司徒雷登为燕大购置地产时，中国不同政治势力所给予的资助。书中说，1988年12月21日《文汇报》刊登董健吾先生遗作，记述司徒雷登当年如何专程到陕西找陈树藩，从他手中为燕大买地的经过。董先生写道：

1920年，我到陕西西安接办圣公会所办的西安中学时，司徒雷登来西安找我，托我与陕西督军陈树藩商量，可否将陈在北京所置的产业勺园，割爱价让于燕京大学为校址。

司徒雷登这次来陕准备了20万美金的巨款，决心买到勺园，扩展燕大，使它赶上美国哈佛、英国剑桥的声望。经我与陈树藩联系，陈说，他购勺园是为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决定留让之权，操在其父手中，他难以做主。这年中，凑巧我常于晚间同水利专家李宜之的父亲李同契和陈树藩的父亲同赴易俗社听秦腔……（交谈中）陈父表示，可以与其子协商，但说“价格方面，对方知我们的购价是20万两银子，实际上外加中间代笔和两年的保养费等，合计起来将近30万两银子”。我听他口气似有成交的希望，即去找司徒雷登。他听了，一连说了几声“好极了”，还说： “我理想中的交涉能手毕竟是老弟。我深信你是上帝赐予我的一把钥匙，将我成功之门敲开了。”不久，传达送来两份陈督军的请帖，一份给我，一份给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认为，今晚大有成功之望，因为他已从美国筹到一笔巨款，除付园价外，还能建筑几座华丽的校舍和教授的住宅，不怕卖方开价高，但恐不卖。

是晚六时，我带领他到了督军署。宾主相见，随即入席会场，李同契老先生和成德中学校长董雨陆也被邀到席。陈致欢迎词后，只见司徒雷登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向督军行了一个鞠躬礼，用漂亮的京语表达了来意和谢忱。这时陈父出来了，大家起身招呼，打断了司徒雷登的外交仪式。我们重新坐下，陈督军又开始说： “我购置勺园，是作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绝无出让之意，也无谋利之图，有朋友劝我价让燕大，这是违反我聊尽孝意的初衷，我们坚决不肯，毫无商量的余地……”（司徒雷登听到这里，双目对我瞪了几下，非但表示惊讶，而且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不料督军继续讲下去的是： “我遵照家父宏愿，不是卖给燕大，而是送给燕大。”司徒雷登听到这里，真是出乎意外的高兴透了。但陈话锋一转，接着说： “不过，我要求司徒雷登博士答应我三个条件： （1） 在燕京大学内要立碑纪念捐献勺园的家父；（2） 要承认我在西安创办的成德中学为燕大的附属中学；（3） 成德中学有权每年报送50名毕业生到燕大上学，一律享受免费待遇。”司徒雷登迅速站起来，向督军和到席的诸位行了一个旋转式鞠躬礼，然后开始演讲，说他们的业绩，值得他不但在中国赞扬，而且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也要广为宣传。陈督军和尊翁将可爱的勺园赐给燕大为校址，此举意义极大： 一来纪念了尊翁，二来提高了成德中学地位，三是使贫苦学生得以深造，四是促进了燕大的发展。“为善最乐”，今天督军和其尊翁所行的善举，一举而四得，其乐无穷。

据侯仁之先生考证，司徒雷登从陈树藩手上买下的园子并非勺园，而是清乾隆年间的淑春园。“该园道光年间归睿亲王仁寿所有，因‘睿’字在满语中称为‘墨尔根’，所以该园又称‘墨尔根园’。在陈树藩与燕大签订的租地合同中，该园被称为‘中诠园’，‘中诠’乃是最后一代和硕睿亲王的名字，附近的居民一般称此园为睿亲王府。”而且据高厚德所记，司徒雷登当初买淑春园是花了六万中国大洋，但其中三分之一被陈树藩作为奖学金又捐给了燕大，实际只花四万元（《无奈的结局》，第83—85页）。尽管如此，司徒雷登在筹措资金和与人交往方面的才能，其办事的灵活、周到与妥善可见一斑。另外还要说明一点，为筹措燕大资金，司徒雷登不仅与陕西督军陈树藩交谊甚笃，与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军阀孙传芳，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与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都有往来，并从中得到多项资助。司徒雷登日后从政，与他曾向这些人募捐，他们给燕大资金上的支持有重要关系。

创建燕大的使命把司徒雷登推向他原本并不想从事的工作，其中曲折的经历，使这位真实的历史人物颇具戏剧性和文学色彩。当代文学创作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把一个人身上相互矛盾的因素赋予小说中不同的人物角色，以突显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与这种描写恰恰相反，司徒雷登创建燕大的所作所为，无法用一种比较固定的性格模式加以概括，比如坚持原则的人却缺乏审时度势的灵活性；重人情世故的人，又容易丧失立场，迷失方向。而且司徒雷登也不是现代小说中性格多重组合式的人物，多种性格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使这种人往往耽于冥思苦想，坐失良机，一事无成。司徒雷登虽不是小说中人物，但却把不同性格的诸多矛盾统一于一身，反而是对自我的一种有力表达。比如坚守基督教义却不乏待人接物、把握分寸上的灵活性；同时也从不为这种圆通、世故而丧失了既定目标。如果一定要将此加以概括，那么应看作是他对信仰的坚守，为实践信仰，他的坚韧与毅力使他从不沉溺于一种选定的性格，而能屈能伸，在复杂多变、充满诱惑的现实面前不迷失自我。在为燕大筹款、募捐等事务上，人们看到司徒雷登比较世故的一面，但在把握时代方向，坚持燕大办校方针方面，则充分显示出他做人的原则性。这具体体现在他对燕大校训的制定与实施。

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是司徒雷登来燕大几个月后制定的。司徒雷登回忆说，当时“查尔斯·科贝特、博晨光和我聚在一起，准备为学校制订一个校训。我们三个人都出生在中国，都认为教会大学应该既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又具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及大无畏的探索精神。他们俩人当中，有一个主张采用圣经中的一句格言： ‘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做燕大校训。我则想起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用希腊文镌刻在弗吉尼亚大学校门上方的一句话： ‘你必须明白真理，真理将给你自由。’这句名言同样也镌刻在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大门的正上方。在商谈中，突发的灵感，使我们把这两句伟大的格言结合在一起，得出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句至理名言”。燕大校训不仅在学校出版物、校歌中占有显著位置，而且深入到燕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他们立志将它付诸实践，并把它作为衡量周围人群的标准”。每逢说起校训，司徒雷登从不掩饰内心的自豪： “我的一些学生追随共产党后，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如何忠诚地履行这一校训，为老百姓做好事。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其他大学的校训，能对学生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燕大校训在燕大师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除了校训体现大学教育在培养现代人格精神方面的感召力，还在于五四时期的历史环境。1919年春天，燕大建校正值五四运动爆发。辛亥革命失败后几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混战连年不断，使中国知识分子陷入苦闷和彷徨，究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理念能不能战胜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能否成为社会共识？五四运动是在社会普遍迷茫状态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有力的思想爆发。陈独秀在《新青年》大声疾呼： “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新社会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现代国家的建立有赖于人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的彻底改观，燕大校训正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但如何在西学东渐潮流中，使中国“适合今世之生存”？五四先驱者提出的改革目标，需要具体的实践，特别是现代教育的实践才能完成。

育人者先受教育。燕大校训是司徒雷登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对他“因真理”以“服务”社会，改革教会大学适应在中国生存发展、并在探索中逐步完善其教育理念的考验。燕大建立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重新组织教师队伍。司徒雷登上任不久，向设在美国的托事部要求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由燕大自行聘任有资格能力、而不是传教士的中西籍教师，特别是聘请有影响的中国学者来学校任教。1922年燕大实行中西籍教师工资、待遇均等的规定。教授月薪360元，校长也是如此。至20年代末，“中国人出任校长月薪增加到500元时，担任校务长的司徒雷登和其他外籍教师一样，月薪仍然是360元”。当时“虽有国立、省立大学教师工资远远高于燕大，但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国立大学欠薪严重；而燕京的教学改革和相对安定的教学研究环境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所以有些著名学者陆续转来燕大工作，使得燕大的教学水平得到大大的提高”（《无奈的结局》，第93页）。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还改变了燕大合并初期保留的教会机构特点，那时学生多数来自基督教家庭或教会学校，学校办学目的主要培养教会神职人员，因此学生读书多数靠教会资助。“为此，燕大用广义的文理科，开展多种职业教育科目以吸收更多的学生报考燕大。同时，司徒雷登在留美归来任教的中国学者刘廷芳、洪业的推动和协助下，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大学考试制度，加强了对学生质量的选择。”（《燕京大学史稿》，第8页）这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不仅为日后燕大的鼎盛期奠定基础，而且为燕大在中国收回教育权时期的顺利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关于这一点，《燕京大学史稿》有明确记载：

他（指司徒雷登）认为： “（燕京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基础，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或他们愿意同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因此，他对中国的教育非宗教化和收回教育权运动，采取了主动而积极的态度，在燕大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从而构成了燕大不同于他校的许多特色。

为了获得美国的董事会的同意，司徒雷登多次写信提出建议，并于1927年12月亲往纽约说服董事会以积极态度对待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他认为： “任何一个自尊的民族，都有权采取此种行动。”

燕京大学在中国政府立案成功，标志着明确接受中国教育部一切有关规定，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教会大学一切听命于美国托事部的从属地位，从而争得了学校在行政管理上的自主权，有利于在校内贯彻实行中国化的办学方针，推进现代化的教学改革。

……司徒雷登一再向美国托事部建议，将托事部基金会化，而把校产管理、经济分配、人事任免的权力下放给北京董事会。同时校董事会也实行改组，使成员由21位中国人和13位外国人组成，中国人占了五分之三。燕大还增加了中国教职员所占的比例，由创办时期的很小比例，到1927年占三分之一，以后也大抵如此，甚至更多。（第10、11页）

经过司徒雷登与燕大同仁一系列改革，极大地激发了这所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潜力，使燕京大学教育质量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名列前茅，并为中国社会培育了一大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专家与精英人士。据1928年秋季开学后的统计，教育部举行14个私立大学特别考试，两名燕大学生得最高分。以一、二年级水平和不及格人数与其他大学相比较，“燕大处于最高水平”。而且评价燕大在行政工作方面，在建筑、设备、学术指导、行政系统方面，均达到高水准。同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学校水平进行调查，“燕大被列为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燕京大学史稿》，第1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大教授和毕业生有五十六人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例如中国胶体和表面化学奠基人傅鹰，中国催化力学研究奠基人、光化学研究先驱蔡镏生，中国医学病毒学奠基人黄祯祥，中国无线电电子学事业奠基人孟昭英，中国两栖动物学奠基人刘承钊，中国胸腔外科奠基人黄家驷，中国昆虫学开拓者胡经甫，物理学家谢希德、王承书，土壤学家李连捷，分析化学家梁树权，遗传学家谈家桢，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侯仁之，医学家和教育家吴阶平，历史和经济学家陈翰生，心理学和教育家陆志韦，中国现代文学家郑振铎，历史学家陈寅恪、翦伯赞，等等。

在一个社会动荡、思想纷乱、主义繁杂的时代，司徒雷登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自觉精神的崛起，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燕大校训意在为这一伟大的崛起引航。正像燕大校歌的副歌所唱的：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在《燕京大学史稿》第六章，“燕京人”的列表中，学校负责人（校领导）司徒雷登、吴雷川、周诒春、陆志韦、路思、梅贻宝，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高厚德、博晨光、刘廷芳、费宾闺臣、桑美德，还有各院系师生都表上有名，但排在这所有人前面的，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燕京大学“烈士名录”： 魏士毅、刘谦初、张采真、唐振庄等十七人，其中刘谦初、张采真等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由此可见，燕京大学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所在，而是探求真理、锻造人格、切磋学问的熔炉。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不是封闭的，对政治风波也不采取回避态度，而是鼓励学生积极投身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的潮流。司徒雷登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教会大学领导人相比，的确独具眼光，见解超群。历史证明，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并没有落空，时代变革的潮流极大地激发了燕大师生的聪明才智和学习热情，无论二战爆发前、还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燕大“良师益友，如琢如磨”，“踊跃奋进，探求真理”，培养出名副其实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一代学人。

在这里，我想引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中，马绍强先生《回忆司徒雷登二三事》的一段，作为本篇收束：

笔者于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初攻历史，继读新闻。平时在校常听说司徒校务长最善于演说，燕大偌大一片建筑，在民国以来也算是中国一处出色的建筑群，都是靠司徒从美国募捐来的。可是，司徒究竟怎样善于言词，我当时还未领教过。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学生爱国向不后人，立即宣布罢课，南下请愿。因而引起校内外国教授们的激烈反对。中国教授初持中立态度，继也有人出头站在学生一边。校内闹得不可开交，南下请愿团照旧南下，留在校内的学生也坚持和那些外国教授对立，不准任何人开课。

出现这些情况，学校当局连电在美国募捐的司徒校务长，促他早日返华解决学潮。司徒返校之日，也是南下请愿团北上返校之时。当司徒到校之后，立即召开大会，全校学生和中外教授，齐集本校大礼堂，听司徒讲话。外国教授总以为司徒必然站在他们一边；学生也以为司徒毕竟是一位外国人，不会赞成罢课的。可是大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司徒此时站在讲台上，默不作声约二三分钟之久，才开口讲话。他说道： “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说这话时，脚尖一再踮起，态度真诚，声调恳切，眼中潮润着，泪水似乎就要掉下来。大家听后，无论中外教授和学生，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满天乌云一风而散，次日学生照常上课，学生与教授之间，平静无事，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
2010年10月8日完稿，11月11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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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一处有力的历史标识（下）
作者：董之林

燕京大学校史，不单是美国人司徒雷登所经历的中国历史，更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经历的一部分。

在尘封多年的燕京大学旧档案中，我惊讶地得知我的父亲董秋斯在宗教信仰一栏填写的是“Christianity”（基督教）。2010年，《世界文学》第5期刊载张黎先生的文章《不能忘记董秋斯老人》却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 十年前，他翻译德国老革命家回忆录《索尼娅的报告》（Sonjas Rapport），后经出版社改名为《谍海忆旧》。该书记载这位被誉为“20世纪超级女间谍”为赢得二战胜利所建立的功勋，其中说到她在30年代初与左尔格在上海，“未指名地提到董秋斯”曾任共产国际情报员，那是一项不计名利、极端危险的工作。

左尔格二战胜利前牺牲于日本；由于工作性质和保密原则，索尼亚在前东德不得不辞掉公职，“以半百的年龄开始过职业作家的生活”，直到70年代经党组织同意，才写成这本书，“向党组织和人民公开‘报告’她流亡二十年的经历”。但董秋斯已于1969年底逝世于“文革”中，“未能活到公开向党组织汇报那段经历的时刻。作为一个老党员（曾参加北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注），他始终守口如瓶，连向自己的妻子孩子都未吐露过一个字”。

董秋斯（1899—1969），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

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竟然如此奇特、却又如此真实地存在于一个中国人的经历中。如何理解人类这种精神现象？如果不是源于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将其看作水火不相容的两极；而从认识人类精神生活史的复杂性方面看信仰背后的知识链接，我以为后一种探索比冷战式的断然结论更有意义。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作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西方思想观念，正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等等，的确都不是本土产物。但一种外来的思想观念之所以能被另一种文化环境所接受，归根结底，还在于这里有适于它孳生繁衍的土壤。在皇权衰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历史境遇，西学东渐的思想潮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滥觞之势绝非偶然，这是历史悠久、古老的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格局中力求生存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这只是问题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如西方和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接受，必然演化为前面提到的、司徒雷登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基督教作为欧洲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宗教，特别是在近代以来西方历史进程中，也经历了无数的变革与改良。如果不是这样，燕大的成功，以及司徒雷登个人在中国取得的荣誉便完全不可思议。

1946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70岁生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燕大校友连士生的文章《司徒雷登——中国的友人》，文章从四个方面： “不顾艰苦，深信服务既人生”、“为了教育，向人低头”、“民主作风”、“银行存款仅一千六百元”，通过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展示了司徒雷登令人钦佩的为人。当时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这一天来到司徒雷登的家，向他祝寿，表达中共对这位在华从事教育多年的老人的敬重；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也派私人代表赶来祝寿；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贺信、贺电如雪片飞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贺词表彰他“陶铸群伦”，国民政府的嘉奖令概述了他的功绩：
司徒雷登博士致力我国教育垂五十年，其所创办之燕京大学，为我国著名学府之一，历年以来，成材甚众，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文化教育机关，尽陷敌手，司徒博士独任艰危，力维弦咏，不使中辍，直至太平洋军兴，身系囹圄而后已，临危不惧，守白不缁，其行谊殊难多觏等情，据此，查司徒博士热心教育，忠贞不贰，亮节高风，足资楷式，应予明另褒奖， 用彰有德。

这位在殖民主义势力扩张背景下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外国私立大学校长，受到中国官方、不同党派、政要和普通民众由衷的信任和赞美。这其中固然有他出生于中国、谙熟中国文化的个人原因，却也不能不看到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一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基督教自身对传统教义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与改革，对司徒雷登有重要影响。而且其影响在当时的海外传教事业中，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必然与“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相遇并发生关联。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从基督教现代变革，或上世纪初各种思潮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会际、相互影响，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都是参与者和见证人。

现代基督教变革伴随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扩张而逐步展开，其中美国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19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不但在与欧洲有着血缘关系的美国文化中得以保留，而且得到新的发展。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为基督教注入了重视个人力量，强调社会组织，个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德行获得灵魂的拯救，上帝通过世俗社会表现其威力的新的内容。美国基督教以其强烈的现世性和社会使命感，使教会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场所，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文化机构。”

美国是18世纪新兴国家，接受基督教始于本土现实需要，革新基督教也始于本土现实需要。而且如上所述，随着基督教在美国传播，基督教在原教义基础上已有所变革。其中明显的特点是它更强调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以及宗教的现世性内容。因此在19世纪的美国，与经济迅速发展相辅相成，基督教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事务中都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 对外，基督教传教事业成为显示国力、表现成就的重要手段；对内，则针对本土社会问题，针对与经济繁荣同时出现的拜金主义、肉欲横流。

1886年，美国长老会牧师阿瑟·皮尔逊撰写并出版了《传教的危机》（The Crisis of Mission, or the Out of the Cloud）一书，他提出美国的基督教徒需要精神上的复兴。皮尔逊在书中尖锐地批判当今世界正处于“拜金主义盛行、肉欲横流和强权外拓的帝国主义时代”，基督教徒必须实行自我改造，解决自身和社会的危机。皮尔逊号召基督青年教徒与“尘世间的俗务、邪恶、唯物主义、自然主义、怀疑主义及无神论进行斗争”，与人对物质贪婪的本性进行斗争，以挽救现代化带来的社会与人的精神颓势。这本书成为当年美国流行的“畅销书”。“书中的许多观点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并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就是受其影响并迅速发展起来的宗教组织，同时它也是鼓动并策划大学生赴海外传教非常有力的宗教组织。司徒雷登进入潘托普斯大学，正是基督教青年会在大学生中特别活跃时期，他随即成为这个组织积极的成员。

对于欧美而言，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进步，交通、军事和海外贸易迅速拓展，以及在殖民地扩张刺激下的冒险精神。与经济进步、海外拓展同时，传统基督教也面临新的挑战。皮尔逊的观点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基督教在新形势下实现自我改造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他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现代社会无限扩张中人类精神状态的忧虑，矛头所向，直指早期殖民主义者和殖民主义政策，并与无限获取高额利润的社会价值观念构成实质上的紧张。司徒雷登此时投入教会怀抱，可以说是教会一些有识之士的非凡见解吸引了他，使他看到基督教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和思想价值。这也是他后来放弃留在美国当一名大学教师的个人愿望，毅然加入海外传教士行列、回到中国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以来，基督教内部一直有保守和自由主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1910年后被统称为传统派和现代派。司徒雷登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成员，以父母的传教士背景和他所在的教会而论，司徒雷登在感情上比较倾向于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但随着传教实践活动的展开，他赞赏自由主义、现代派的倾向便逐渐浮出水面，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后来他成为某些保守派人物集中攻击的对象。当时传统派与现代派的分歧主要在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信仰的形式。与传统派对宗教形式一成不变的看法不同，现代派强调上帝的内在性，因此不同宗教或派别之间只要怀有共同的宗教感情，就可以相互理解和彼此相容，不应以信仰的外在形式决定一切。其次关于经济扩张、武力威胁与传教事业的关系。特别对于中国，保守派认为传教“正义的责任应该在强者一方，并通过他们将自己的意志施于弱者”，使基督教成为列强侵略弱国的理论依据。现代派则认为，西方借助武力把文明引入东方，“显然违背了由此引进的这种文明的基本原则”，并预言“西方早晚要为自己的压迫行为遭受惩罚”。与司徒雷登直接有关的是对教育思想的分歧。传统派把传播福音、发展更多的人信奉基督教当作教会首要任务，把传教视为开办教会学校唯一目的，认为宗教课程和做礼拜是学生的必修课，甚至把发展教徒数量多少作为衡量传教成绩的首要标准。而现代派认为，教会学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思想，培养公民社会的道德人格，以及他们为社会服务的技能（《无奈的结局》，第31页）。如果把司徒雷登办燕京大学视为基督教改革的一部分，视为一次思想上的破冰之旅；那么，现代派宗教观念对传统基督教的革新是这次旅行的起点。

正如基督教改革出于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扩张的反思，是历史实践的结果，司徒雷登的宗教观念也带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在传教和办学过程中，司徒雷登始终想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现代人文观念引入中国，使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文明接轨。这种做法本身即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挑战。传统基督教派对宗教形式一成不变的看法，源于对现代科技进步的抵制，或者说是一种恐惧。人类近两个世纪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使“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等基督教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能否正视现实，并根据不断发展的现实对传统教义作出新的阐释，这是基督教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当基督教现代转型尚未完成，司徒雷登加入海外传教士行列，必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在等着他，需要他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加以解决。特别是当他1904年重返中国，如何对待这里即将发生的辛亥革命，以及其后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对此，他在美国宗教学院的教科书中是完全找不到答案的。但基督教改革派的观念使他认定，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是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实现民族自强的必由之路。并且他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这一进程。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司徒雷登正在辛亥革命中心城市南京，在金陵神学院教书。他马上向美国报道了这条消息，称辛亥革命是中国的“独立战争”，“我们国家的诞生，特别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经历、所确立的制度和我们的华盛顿，都已成为今天中国革命要实现的理想”。凭借流利的汉语，他向南京市民了解对时局的看法，并及时把“革命军占领南京”、“孙中山在上海靠岸”、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报道不断发往美国。司徒雷登的报道成为大洋彼岸、美国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途径。他也因此被美国联合通讯社聘请为该社的战地通讯记者，专门负责报道中国政局动态。这给了司徒雷登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有机会接触中国政府高层。1912年4月1日下午，在孙中山召开的临时国民议会上，司徒雷登是唯一在场的外国人。正是在那次会上，孙中山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当时司徒雷登与美国政府都考虑到各国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发生新的动乱，并以为袁世凯更了解国情，有利于稳定局面。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由支持孙中山转向支持袁世凯，司徒雷登对孙中山让位的举动还表示高度赞赏： “孙中山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孙中山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是受西方教育所致，更是基督教精神在他身上的充分体现。”直到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司徒雷登才如梦方醒，认为袁世凯称帝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中国必须实现共和制。袁世凯称帝83天后，果然在国内外一片讨伐声中被迫取消帝制，14天后一命呜呼。

对于袁世凯称帝，司徒雷登早先未能察觉，但他在支持辛亥革命、废除封建的清王朝、建立国民政府这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都十分明确，并努力使个人的现代宗教信仰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司徒雷登与当时同为虔诚的基督徒、美国总统威尔逊非常一致。他们都认为，基督教是改革与进步的同义词，神学理论应该更多地强调社会改革和社会服务。出于这样的角度，司徒雷登对辛亥革命的总结自有其深刻之处。关于孙中山和袁世凯，他评价说：
在当时的中国，并非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什么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因此实现民主政府的条件还不成熟。
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袁世凯是现实的，而孙中山是理想主义的。
袁世凯称帝的行为是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将引发一场声讨他的风暴。
袁世凯是受了那些有私心的官员和他那个有野心的儿子的影响，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不应该让袁世凯一个人对这个错误负责。
我坚信孙逸仙先生那时是绝对真诚的，也毫无疑问是大公无私和爱国的，但是他因为离开中国的时间太久而对中国的事情生疏了。但他的影响却使共和政体得以在内战期间保持下来。

对当时随复辟帝制而来的尊孔读经，以及复古运动能否改变中国命运的问题，司徒雷登认为： “儒学并非是挽救中国时局的灵丹妙药。”

中国的当权者想利用宗教的形式，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宣传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克服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失控是不明智的；在中国，无论是政府的法令、仪式，还是教诲都不能“赋予这种古代哲学以足够的力量解决中国的国家问题”。（《无奈的结局》，第57页）

司徒雷登对儒学的上述看法，并不表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斥；而是面对国际强权势力无限扩张的现实，他认为，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如何维护自身独立平等的权利，如何启发这个封建历史漫长的国家的现代意识，如何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和传授适应现代生存的各种技能等等，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除了尊重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为适应新的国际局势，还应该有新的文化选择和追求。从辛亥革命历史中，司徒雷登看到中国传统与现代剧烈的碰撞，中国走向现代是必然的，正如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如果因此便认为现代化追求可以一意孤行，显然也行不通。通过总结历史教训，司徒雷登后来一直把传教和教会大学工作的重点放在尊重中国本土现实，包括现实选择中的历史因素；同时又改变传统基督教教义以介入和改变这个现实。或者说，使二者建立在更为合理的结合点上：

如果允许我谈个人的想法，我最大的梦想是在燕大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既谙熟本国崇高的文化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的神学院教育的中国籍教师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根植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之上，与20世纪的知识和谐一致，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清除了所有按西方历史环境所做的无用的解释。

燕大成立后，司徒雷登在文学院专门设立了神学院，几年后又单独设立了燕京宗教学院（Yenching School of Religion），并聘请当时在美国纽约神学院教书的中国学者刘廷芳教授回国，出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在这样的具体实践中，司徒雷登使基督教改革派的观念和理想更为丰富，也更为个性化和中国化了。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正是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处在两次大战背景下的中国，司徒雷登以亲身经历，始终切实地履行了他和威尔逊总统作为基督教改革派在战争问题上的一致立场： 一切军事扩张主义所导致的战争，都是向基督教宣战。具体意见如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的结束语所言：
在我所概述的整个方案里，贯穿着一个鲜明的原则。这就是公正对待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确认他们不论强弱均有权在彼此平等的条件之上，享受自由和安全的生活的公平原则。除非这一原则成为国际主义的基础，否则国际主义的任何部分均不可能站得住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是中华民国建立不久，孙中山退位、袁世凯执政期间。当时在中国的西方列强分成两大阵营，对哪一方都惹不起的袁世凯只好宣布中立。因驻守胶州湾的德国军队已无暇顾及远东，又担心胶州湾被英国的同盟国日本占领，便有意把胶州湾还给中国。但日本政府垂涎中国领土已久，以袁世凯宣布中立为由，威胁中国政府不许收回自己的领土。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封锁了胶州湾，以进攻青岛为名，一直打到济南，并于11月7日占领青岛。接着，日本又以解决中日之间的“悬案”为借口，向袁世凯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 不仅对中国东北三省、内蒙古和山东提出实施特殊权力和兼并要求，而且还把侵略矛头指向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和福建等地。这些无理要求就是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公使向袁世凯当面递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是袁世凯执政以来遇到的特别棘手的问题。其时，国内各阶层人民一致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浪潮汹涌澎湃；袁世凯派出代表与日本公使进行秘密谈判，希望日方多少做一点妥协，但都被日方拒绝。直到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限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就《二十一条》予以答复，袁世凯以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为由，最终接受这个丧权辱国的条款中几乎全部要求。这件事给正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以很深的刺激，使他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就对袁本人已深感失望。因为在此之前，为抵制日本侵略野心，司徒雷登曾专门向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进言，希望美国政府能出面抵制《二十一条》，甚至敦促美国政府应当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与日本抗衡。美国政府决策者当时是很欣赏司徒雷登的，威尔逊总统曾亲临现场听司徒雷登布道，并对海外传教士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但出于种种政治考虑，他们对他的进言都没有回应。

虽然“开局不利”，美国政治家的想法与司徒雷登不尽一致，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或动摇他为争取中国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等的现代国家道路的热情和决心。而且这次事件也似乎成为先兆，预示司徒雷登今后的人生，其宗教信仰与政治之间不谋而合是暂时的，而分歧将会是永久的。司徒雷登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现代化拉近了原来互不相干、彼此不相往来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日本侵略中国，直接涉及欧美在华及其远东利益，构成对欧美国家的威胁。从这一角度来看，司徒雷登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确有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虑。但是如果仅仅把他的行为解释为国家政治，是依附于美国利益，完全抛开个人情感、思想和信仰的因素，那么这种结论也许放在有些人身上合适，但对出生于中国、受现代基督教思想影响至深的司徒雷登却不符合事实。如果仅出于国家政治，便无法解释司徒雷登与美国政府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对中国共产党问题上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下面是有关的一些历史记录：
1919年春夏,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时五四运动爆发,燕大一些学生因参加反帝爱国游行被捕，司徒雷登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政府高层向总统徐世昌提出释放燕大学生的请求，并于第二天接见被释放的学生。三十多年后司徒雷登回想当年这件事，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写道： “第二天上午，当我真的与他们（指被释放的学生）相见时，我表示衷心同情他们的爱国行动。以后，在所有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每当学生们要去参加类似的示威游行时，他们对我的态度了如指掌。这是一种真诚的互相理解的关系。当时，这种关系对燕京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5年5月30日，为抗议资本家枪杀纺织厂工人顾正红，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反帝大游行，英国巡捕朝游行队伍开枪，打死数十人，制造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燕大学生救国会立即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在北京为死难工人募捐，斗争持续了三个月。当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为燕大募捐，两次写信对学生表示支持，并就此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 “此其民族自觉心理，潜兹蔓长，亦即有年，暨乎近岁，益郁积不可复遏。至本年五月卅日，上海惨杀事起，于是磅礴激荡，立诚如火如荼之势。察其组织，秩然有序，旗帜鲜明……”

1926年3月初，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为阻止奉系军阀的海上进攻，在大沽口布置水雷，并对来往船只严加盘查。3月12日下午，两艘日本军舰因拒绝盘查而与国民军交火，日本公使次日提出外交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兰、希腊、比利时八国于3月16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冯玉祥除去大沽口水雷，停止对外国轮船检查。3月18日，北京学生总会、国民党市党部和北京总工会等180个团体在天安门联合举行抗议集会，段祺瑞政府派出军警镇压，酿成打死47人，打伤三百多人的“三一八惨案”。燕京大学二年级女生魏士毅惨死在军警的枪弹和刺刀下。就在3月16日美国公使麦克默理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当天，以司徒雷登为首的十八名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联名致信麦克默理，要求他阻止美国参与针对中国政府的军事行动。他们还以备忘录的形式将此信散发给在京的美国记者，引起美国舆论界关注，使麦克默理大为恼火。当时几乎所有在北京的英文报刊都支持麦克默理的做法，站在帝国主义强权势力一边，甚至诬蔑司徒雷登等传教士“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煽动中国舆论反对列强”，指责司徒雷登等人才是“三一八惨案”的元凶。但司徒雷登对来自美国政府官员及媒体的谴责、诬蔑毫不妥协，继续做他认为该做的事。3月19日，司徒雷登派燕大男部主任博晨光教授亲自领回魏士毅烈士遗体，并在燕大校园举行全校教师员工参加的魏士毅追悼会。燕京大学迁入海淀新校址后，司徒雷登支持学生自治会在新址化学楼附近为魏士毅烈士立碑，以示永久纪念。北平沦陷后，日寇要求燕大将魏士毅烈士碑拆掉，被司徒雷登拒绝。

1931年日本军队强占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后，燕大180名学生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请愿团，于11月28日赴南京请愿。为支持学生抗日，燕大校方决定停课一周，举行“爱国行动周运动”。司徒雷登与吴雷川一道参加了12月燕大组织的抗日游行，亲自带领七八百名燕大学生和教职员工走出校园，在海淀镇和成府路街道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使燕大学生备受鼓舞。此后,司徒雷登又顶住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华北政府的压力,接受了五十多名东北流亡学生到燕京大学继续学业。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是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张兆麟和黄华成为后来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主要负责人黄华、张兆麟、陈翰伯、陈洁等组织北京大、中学校学生上街游行，黄华还把游行的消息告诉了当时在燕大新闻系任教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又把这消息通报给一些外国驻北京的记者，使“一二·九学生运动”得到全程报道，使美国和世界都了解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对侵略者毫不妥协的正义立场。斯诺多年后回忆这次运动中燕大学生的作用时说： “燕大是一所上等阶级的学校。一般说来其学生政治上往往是保守的，但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由于阶级之间的战争和日本对东北的征服，激进主义的浪潮在那里传播开来。到1935年燕大竟出人意料的成为学生运动的发源地，这一运动后来席卷了整个中国。”虽然“一二·九”运动真正的幕后指挥者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但假如没有燕大校方和司徒雷登对学生运动、共产党活动的支持，这场运动不会开展得如此顺利。对此，燕大校友、中共早期党员张放（原名刘进中）1995年回忆说：
由于燕大是美国教会创办的，政府不敢妄加干涉，军警也不敢进校骚扰，因此，共产党在校园内几乎能公开活动，从而反日爱国运动也蓬勃发展。学校当局对这些活动也从来不予阻挠。因此，燕大从来未发生过像其他大学那样，因校方干涉学生运动而举行罢课。反之，校方特别是司徒雷登校长，还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在校方特别是司徒雷登校长的“保护伞”保护下，学校党支部的活动很少遭到破坏，党员也发展到五十多人，这可能是北京各大学党员最多的学校。（《燕大文史资料》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37年9月，华北沦陷，但燕京大学的迎新会照常举行。司徒雷登在会上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心要把学校办下去，能办多久就办多久。当时许多学生都很吃惊，因为在中国人国难当头的日子，这位美国人竟然与中国人共赴国难，有如此担当。事实也如此，“七七事变”后，燕大处境艰难，经常受日寇骚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日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天，二十多名日本宪兵来燕大校门前，扬言要抓一名共产党学生，司徒雷登得到报告，拒绝日本宪兵的要求。他说，燕大是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校园搜捕学生必须先得到美国批准。但日本宪兵还是执意要进来抓人，这次司徒雷登不再与他们周旋，说他将立即向美国领事馆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日本宪兵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放弃抓人，而且在了解司徒雷登寸步不让的立场后，一时不敢再到燕大找麻烦。司徒雷登就这样保护了许多进步学生和老师，使他们得以安然脱险，并顺利转移到大后方或根据地继续抗日斗争。燕大英籍教授林迈可对司徒雷登想方设法对付日本占领军的做法十分赞赏：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日本人打交道是很机智的。他在并不重要的枝节问题上是圆通的。为了阻止日本兵走进燕大校园，他张贴用日文写的布告说，这是美国的财产；而当日本人反对时，布告就改用英文、中文和日文。他在重要问题上立场坚定。他说他无法阻止日本人封闭这所大学，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宁可关门也决不妥协。（林迈克： 《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

林迈克本人曾于1938年和1939年利用假期秘密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他与司徒雷登一起住在临湖轩，司徒雷登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也很支持，多次让林迈克借用他的小汽车为抗日根据地运送急需的通讯器材和药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克夫妇用司徒雷登的校长汽车，取道山西逃往解放区。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英国，林迈克把在根据地所见所闻写成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3）（中译本名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书中用大量事实回答了许多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否真的抵抗过日本侵略军的疑问。该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无奈的结局》，第187页）。在燕大数学系任教的英籍教师赖朴吾先生也通过司徒雷登帮助离开燕大，经过解放区到成都组织“工业合作协会”，支援抗日前线。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交给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侯仁之一项工作： “如果有学生要求学校帮助离开沦陷区，不是为了转学，而是为了参加抗日有关的工作，应该给予支持。”侯仁之说起当年情景，往事历历在目： “凡是要走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解放区，临行前他（指司徒雷登）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送行。我记得一次设宴送行的会上，他说他希望燕京大学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解放区，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1941年6月，燕大校园很快将被日寇查封，司徒雷登顶着压力，一如既往地为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应届毕业生饯行。这一届燕大毕业生方大慈回忆：
临行时，司徒雷登校长为我们饯行，并谆谆叮嘱我们，“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前途寄希望于中共。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为我问候毛泽东先生。要是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回来找我”，又说： “我们到了太行山，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接见我们，形同父兄。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八路军豪杰，一一与我们相见。真是上上下下一律平等，个个艰苦朴素。”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就在美国对日宣战当天，日本宪兵队早八点闯入燕京大学校园，开始逮捕燕大校方领导、教授和学生。当时司徒雷登并不知情，他应天津校友会邀请，6日晚去天津度周末。2月9日司徒雷登在天津下榻处被日军逮捕，押回北京，开始三年零八个月的囚禁生活，直至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后的第三天才被释放。司徒雷登在被关押期间曾遭受日本宪兵四次长时间的严酷审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他交代怎样把燕大学生送到大后方或根据地的，因为日本宪兵早就对燕大和司徒雷登有严密的监视，并对司徒雷登亲华、亲共的行为恨之入骨。司徒雷登对审问者并不回避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他回答得非常坦然、镇定。他说，他非常同情那些无家可归的学生，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至于那些学生出走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他从不过问。当日本人追问哪些中国人帮助过他这样做，司徒雷登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他对审问者说，中国人帮助他是对他的信任，如果他出卖了他们，不但有负于人家的信任，就连审问者也会因此而看不起他。”总而言之，自己“已经是个老人了，多活几天或少活几天没有太大的关系，听任日本人的处置，但自己决不做任何可能危及朋友性命的事情”。与燕大其他被关押、受刑讯的教职员工一样，司徒雷登真正实践了当初决定留在敌占区继续办学的承诺： 决不让自己的行为使燕大蒙羞。不仅如此，司徒雷登在关押期间继续研究写作，出狱时，“随身带走的只有几包在囚禁期间撰写和翻译的书稿。其中有他的自传《平生自述》、《对于同观音之见解》、《第四福音小注》，以及吕新吾的《呻吟语》和《四字成语》的英译稿，《论语》的节译稿和附注等”（《无奈的结局》，第268、274页）。

监狱生活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是非常艰难的，但最艰难的时刻，还应该是在选择前思想上犹豫不定的阶段。1937年7月30日日军占领北平，此前虽然司徒雷登考虑过在不得已情况下把燕大迁往成都，但想到燕大这座美丽的校园，浸透了他和同仁们十几年奋斗的心血，如今却要把它拱手让给日本人，实在心有不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北大、清华等全国一流大学都迁往内地，燕大作为基督教教会学校，应该为沦陷区人民受教育的需要服务。司徒雷登决定留下来，并采取了几项具体措施： 首先强调燕大是一所美国学校，司徒雷登重新出任校长，把校园内中国国旗换成美国国旗，不准日军进入校园。另外找熟悉日语的燕大毕业生担当司徒雷登的秘书，专门经常款待日本军政官员，进行感情投资。甚至日本人后来几次找他与蒋介石、还有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联络，充当使者，他也不推辞，其实那只是表面应付，没任何实际进展。但只要日本人不对燕大大动干戈，能继续办学，他都耐心地与之周旋。即便如此，燕大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师生对留在北平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1933年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专门从伦敦致信司徒雷登，批评燕大不关闭，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华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会利用这件事宣传中日友好，从而断送了燕大的美名”（Fei Xiaotong to Stuart, April 28.1938,《无奈的结局》，第254页）。留在沦陷区，随时可能遭遇不测不说，还要面对校友们的指责和批评，这使司徒雷登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犹豫，不知该如何是好。最后，他的好友兼同事高厚德帮助他终于下定决心。

如何看待燕大的去留，着眼点究竟应放在哪里？高厚德对司徒雷登说，创建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不仅仅是为某一政治势力或政府服务。“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利益和要求，而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此燕京大学必须留在北京，为华北的年轻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高厚德认为就基督精神而言，真理和献身比自由更重要。基督当年没有设法逃脱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艰难和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这说明为人类献身比为国家献身更重要。司徒雷登请高厚德把这些观点提交董事会，并决意留在北京。事实证明，对于沦陷区想上大学、又拒绝接受日本奴化教育的青年，燕京大学比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燕大一日不亡，华北一日不亡”成为求学者的信念。据燕大档案记，1938年7月，1594名燕大考生有605人被录取，秋季开学时注册学生945人，比1937年几乎多了一倍。为保证教学质量，燕大新聘一批教授和讲师充实师资力量，使学校像战前一样正常运转，到1941年9月，燕大学生的注册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128人。

基督教、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就这样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如此奇特、如此真实，而又如此自然的联系，并在维护民族独立、反抗侵略战争中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司徒雷登个人为此也付出沉重代价。1949年他回美国后，受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时期政策影响，特别是严重中风后身体状况不佳，使他不得不辞去大使职务。由于他一生秉承助人为乐、勤勉俭朴的生活习惯，虽然在担任大使期间收入较高，但他每年圣诞节都拿出一大笔钱给燕大学生会餐，给教职员工的孩子买礼品，几乎没有积蓄。辞去大使就意味着他失去了生活来源。最后还是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了解到司徒雷登的情况，每月发给司徒雷登600美元退休金，才基本解决了他与傅泾波一家的生活问题。但1952年司徒雷登在写给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辞职信中，对自己一生所奉献的事业无怨无悔： “由于我将我的一生全部献给学习和了解中国人民及其文化，以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我相信你定能理解此际的我，当我说我将不得不离开美中活动的现场了的时候，总统先生，我愿向你保证，如果我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知识对你有用的话，我愿随时为你服务。”（Stuart to Truman 28,1952，《无奈的结局》，第414页）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回信：

亲爱的大使先生：
您11月28日寄来的请求辞去驻华大使职务的信收悉。在接受您辞呈的时候（它将于1952年12月31日起生效），我谨以我国政府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敬，感谢您在极其艰难和悲剧性的情况下，无比卓越而忠诚地代表我国所完成的使命。
在出使中国期间，您不仅拥有毕生为该国青年教育服务而获得的对那个国家、它的人民及它的语言的非凡知识，而且满怀着对中国幸福和增进中美友谊的热切期望。为了完成肩负的重任，您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了您渊博的学识，并倾注了全部的精力。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才使您在回国后不幸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

我对您因病而不能继续为政府效力而深表遗憾。同时我也真诚地期盼您康复后，能继续为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您独特的贡献……
您最诚挚的： 哈里·杜鲁门（签字）
1952年12月11日于白宫

斯人已逝，然而历史谨存。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所象征的一种理想精神，将长久地回旋于历史的天空，令人景仰、促人追求。

终篇于201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