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最信赖的日本人——内山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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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鲁迅一生最信赖的日本人——内山完造
原创 2016-10-19 刘柠 大家
文 | 刘柠
在中国，内山完造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且有很高的知名度。当然，多数人知道他，是因了鲁迅：从战前到战时，上海的内山书店，是中日关系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鲁迅人生最后十年的常“泡”之所——十年间，去过五百次以上，购书逾千册，遑论第一次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时，鲁迅一家（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近两个月的避难生活。
因此，谈论内山完造，必谈内山书店和鲁迅——这，自然没问题：作为与晚年鲁迅过从甚密，在鲁迅去世前一天还曾收到其日文便笺的人，内山无疑是当世最有资格称“知鲁”者之一。
可问题是，内山与鲁迅的交往，满打满算，不到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结识鲁迅前，已有十余年在中国社会的“潜水”，其中国观已然成形；鲁迅去世后，复有十年的历练，中国观仍未改其宗。事实上，鲁迅构成了内山中国观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提供了某种支撑。
作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来大陆闯荡的日本人，内山的中国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富国强兵”的国是驱动下，以所谓“通商国家”的坚船利炮为后盾，大批底层民众从偏远的山村涌到大陆，谋生图存，寻找发展机会，同时也制造了一批大陆浪人。
应该说，当初内山完造渡海来中国，也是基于同样的背景。但与多数来闯荡大陆的日人不同的一点：完造是信主的人，而且是虔敬的基督徒。其信仰的引导者，同时也是去中国的介绍人，是日本著名宗教家、后成为京都同志社大学校长的牧野虎次牧师。对出身底层且无学历，在国内商海中打拼多年，已深感倦怠的完造来说，中国既是一个新鲜而神秘的国度，也不失为一个现实的选项。所以，当牧野牧师向他征询去中国想法的时候，一拍即合。后完造在《花甲录》中写道：
我一听，激动得禁不住浑身直哆嗦。何至于如此呢？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如果说世人是五寸的话，自己不到四寸五。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会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国。
就是说，相对于“五寸”的日本，中国是“四寸人的社会”。而这对在“五寸”社会中，只有“四寸五”的“屌丝”来说，其“比较优势”自不待言，意味着大把的机会与成功，无疑是不小的诱惑。如此中国观与日本明治维新以降，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从“二等国”一跃进入欧美列强的“一等国”行列，而朝鲜、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沦为“三等国”的文明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国民的最大公约数。而毋庸讳言，这也构成了完造其人中国观的原点。
1913年（大正二年）3月24日，二十八岁的内山完造乘春日丸抵达上海，先是被惊到了：
清晨，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先吃了一惊；接着，放眼望去，对极目千里、无边无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不禁令人对这怪兽一般的庞然大物的宏伟再吃一惊。
这一连三惊不要紧，“我对此前把中国人想象成‘四寸’虽然开始抱有疑问，但听说这风景不过是西洋人的街区，我便仍带着对中国人的‘四寸’视线上陆了”。
自此，直到战后被遣送出境，完造的所谓“四寸”中国观不断被试错、修正、重构。而其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均是中国现场的刺激：一是中国人——从商人、知识分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的勤勉、乐天、隐忍的品性，默默地感染着完造。
同时，在大陆的日人的无礼、霸道，军人的横暴，则令他时时感到痛苦和羞耻。如第一次上海事变时，看到（中国）“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歇斯底里状相比，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完造的内心其实很难平静。特别是眼瞅着“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而“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内心的天平明显发生了倾斜：“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的轻率与持重。”
▲ 鲁迅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1934年8月29日摄于完造寓所前
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的中日方店员曾组织过一个内部储蓄会，每人每月缴纳一元，并把钱存进中南银行。可后来，那家银行因公债暴跌而蒙受巨额亏损，其所发行的纸币被外国银行拒收了。于是，内山向书店的中国人主管王宝良先生建议：“中南银行比较危险，还是把储蓄会的存款取出来，转存正金银行比较保险。”可王先生却说：“没关系，先搁在那儿吧。”内山不解，“万一银行破产怎么办？”王先生答道：“人家亏损时去提款，银行便会破产。还是在人家赚钱时去取钱比较好。”内山听罢，顿感羞惭：
我不禁面红耳赤，连这个十三岁起就进店当小伙计的王先生，都能把经济理论付诸实行，这种普通中国人身上的伟大实在令我感佩不已。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决定性的因素是实行与否。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在外部视野中有多么不堪，连同为中国人的鲁迅都在痛殴国人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一个日本人，却能从底层中国人身上，有所发现，且发自内心地感佩于这种发现，这确实很能说明内山的品格，令我想到了“民艺运动”的倡导者柳宗悦。
早在战前，柳宗悦便从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艺术，特别是陶器艺术中发现了一种“悲哀之美”。基于这种发现，他提出了“在伟大的支那面前，在优雅的朝鲜面前，何以呈现独特的日本”的问题，并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中的日用杂器（即民艺），试图从中发现独特的“日本美”，从而构成了“民艺运动”的出发点。
与柳宗悦一样，内山完造也是在殖民时代，虽身处殖民主义的磁力场中，却拥有超越殖民主义思维的分子之一。有道是“知易行难”，但其实“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国的年代，仅上海一地，日侨的人数便从万人增至日本战败前夕逾十万人。从日本内地往来大陆者中，不乏达官显爵、文豪精英，但几乎清一色是为帝国的大陆政策辩护的国家主义立场，作家文人多沦为“笔部队”，以貌似“客观”的笔触，宣泄着对“支那”的傲慢与偏见。放眼帝国时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维者，其实寥寥无几。
而这正是完造的生活经历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使完造从一名卖眼药的游商，在变身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书店内山书店老板的同时，长成一名自由派反战知识分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的，多是“屌丝”成功后的跋扈，所谓“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鲁迅题赠内山完造诗），鲁迅则干脆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内山从社会的底端起步，在中国社会不懈打拼、上升的过程，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他刚到中国不久，便带领几名中国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后历时两年，足迹遍及华东、华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命为“日本人苦力”。每日行脚于陌生的城乡，为“大学眼药”打广告、做宣传、宴请客户，时而也接受各地乡绅、商贾的招待，风餐露宿，雨夜睡在乌篷船上，身体喂饱了南京虫（日文，即臭虫）的大军……异国广袤的土地、雄浑的自然和异文化的新鲜刺激，不断刷新、改写着完造在日本国内被洗脑的中国观，他开始自觉并惭愧于此前那种“无知的傲慢”：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人，虽然全无常识，却端着一种日本式的自信，动辄以“文明国人”自居，将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阁，想必相当滑稽。日后想起来，连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一边感受着日帝对中国的渗透和倾轧，一边体验着中国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和日益绷紧、不无对撞危险的中日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苦心孤诣地在大陆行商，同时积累着对中国的观察及对中日文化差异的思考，为日后作为知识分子的重新出发，做着准备。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商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即使在作为商人的时候，他的感官也是开放的，也会从商业的习惯和潜规中，发现不同的商业道德，从而修正此前的“问题中国观”中的既成偏见。
▲ 鲁迅1931年书赠内山完造（邬其山为完造日文名的谐音）诗
如他在《花甲录》中记述的一个故事。1914年，完造去长沙行商，顺道访问城里的英华大药房。五六年前，完造奉职的参天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大药房曾委托这家店寄售大学眼药。他想了解一下后续情况并回收货款，可他并不知道该店已经易主：
刚好店主在，说其实这家店四年前已经易主，彼时在自己交接的内容中，还有大学眼药的余款。说声“请稍候”，店主便进里面拿出了一个纸包递给我：“这个即是。明细都写在上面了，请您过目。”我当场打开一看，里面分别包着写有明细的纸条和余剩的残品及货款，分毫不差。我在感叹那种诚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什么是中国人的商业道德。可是，纸包里所包的钞票是大清银行的钞票，而由于大清银行已经在革命中破产，这些钞票恐怕连三文钱都不值。但毫无疑问此系四年前所包，纸包外面严实密封的封蜡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此等事体并不仅限于湖南人。
尽管店已易主，银行已倒闭，货款却一文不少，完璧归赵——湘商重然诺的诚信，令关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内心受到很大震动，而且他相信，“此等事体并不限于湖南人”。可以说，正是这种作为行商的四处游历和与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构成了内山其人中国观的底色。
可完造骨子里并不是商人。生于乱世，又置身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一个纯粹的商人角色，使他有种安身立命的惶恐感，这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也与其基督信仰有关。就出身与学历而言，完造接近于当时侨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基本相当于“土着派”。但通过基督教的路径，特别是后来的书店经营者背景，完造得以接近上海——这个战前独特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中间层，从而实现了人生转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为界，完造从一名行商，转身为书店经营者。从此，“内山”之名，开始与某种“志业”合体——即内山书店。
其实，内山书店的前身，是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业，首任店长应该也是内山夫人。彼时，完造四处行商，夫妇聚少离多。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当时位于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楼的亭子间开设了一爿小书店。因夫妇二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书店开业之初，只经营《圣经》和圣经研究杂志，及日本社会派基督教理论家内村鉴三等人的著作。顾客多为上海日侨中的基督徒和日本YMCA（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方面的人士。不久，完造因公司内部的人事斗争，对行商之路断念，遂从公司离职，厕身书店经营。
完造接手后，夫妇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经营，书店几经搬迁，越做越大，最终本店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内的黄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并在英租界开了一家分店，成为战前到战时，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书店。1926年，文豪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曾在随笔中记录了内山书店的繁盛和与店主的交游：
这个书店，据说在支那，是除“满洲”之外最大的店铺。店主气质很年轻，说话清通，是很有趣的人。店中暖炉的四周，放着几把长椅和桌子，买书的人来了，可小坐，喝茶。显然，这家店成了书客们的爱“泡”之所。我自己是被喊来喝茶的，就势了解了一番支那青年的现状。
从谷崎作家的记述，亦能看出，内山书店已然超出了纯书店的范畴，颇有种今天书咖啡（Book Café）的味道，在那时就相当文艺范儿了。事实上，内山书店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人文书店之一，而且兼营出版。店中附设的茶座，是“文艺漫谈会”的专用场所，由中日两国的作家文人“轮流坐庄”。名为“漫谈”，其实还定期出版机关志，曰《万华镜》。老板内山也再次顺理成章地转身为“漫谈”作家，生前出版了不下二十种随笔集。书店提供的左翼进步书籍，是中国知识界了解世界的窗口，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重镇。据不完全统计，仅三十年代，由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书籍中，原版书源自内山书店者，逾三百三十种。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谲云诡，战云密布，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自然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的目光，其影响力远远溢出了文化圈。店内高朋满座，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完造自己的话说，“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中的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书店的顾客”，遑论李汉俊、陈望道、欧阳玉倩、田汉、郁达夫、郭沫若、沈雁冰、柔石、萧军、萧红……当然，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鲁迅不仅常“泡”，连家中的房租和水电费都是连同书账，由内山书店代缴的。
在鲁迅所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介绍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上。鲁迅去世前一天，最后一封便笺是致内山的。鲁迅生前唯一为人作序的书，是内山完造的处女作《活中国的姿态》。第一次上海事变中，鲁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避难；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是忝列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莱）；第二次上海事变（即“八·一三”事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营救……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为严峻时代中日关系最靠谱的桥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完造把书店资产均分给中日两国三十余位店员，同年10月23日，上海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内山完造被限期离境，且禁止携带任何行李，只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上了回国的轮船，大量手记、书信等珍贵尺牍悉数佚失。
战后，因片纸未能带回国，完造只好以日本出版的历史年表为线索，完全凭记忆，撰写了从出生到从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即《花甲录》。1960年9月，《花甲录》由岩波书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并编入权威的东洋文库。问世逾半个世纪，《花甲录》早已沉淀为日本现代汉学的经典著作。过去十余年来，内山完造的诸种著作陆续被大陆各家出版机构争相出版，可唯独不见这部“硬货”的登场。此番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付梓，算是聊补遗珠之憾。
在种种意义上，《花甲录》都是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涵盖了从19世纪末叶（1885年），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近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学者竹内好评价说：“《花甲录》并非历史书，而是历史本人，是内山完造的人格。对思考日中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无限的未开拓的，或者说半开拓的宝库。”
▲ 《花甲录》日文版
完造不是历史家，但胜似历史家。完造其人的特殊背景、传奇经历和从战前到战时上海内山书店绝大的影响力，使这部回忆录史料满载。其中，很多一手资料，大可作为破解历史迷津的重要参考：如上海租界公园中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问题告示的来龙去脉；如第一次上海事变中鲁迅和周建人一家避难的真相；如1927年，郭沫若曾携一位穿军装的安徽女郎在内山家住了十来天，后女郎的母亲追至上海寻女儿。而同时，郭的日籍夫人安娜（佐藤富子）则从广东捷足先登，在内山宅附近赁屋而居，伺机而动的八卦，等等，令人读之不禁莞尔。
最后，请允许我谈几点关于《花甲录》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问题。大致有如下三点：一是原著无注释，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因本书作为历史文本，涉及的人、事繁复，为方便读者的检索、研究，凡加注释的外国人名（包括日本人），均标注了英文（或日文罗马字）拼写；二是由于完造在写作时以日本战后出版的历史年表为时间线索，故每一年的大事记，均为内山遴选的历史年表记载，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记述。因此，个别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表述，权且照录，重在历史线索；第三，同样的问题，碍于作者的生活年代，行文中有一些战前的表达（诸如“满洲”“支那”，包括“北满”“南满”和“中支”“北支”等），只是基于“时代错误”的习惯使然，并无特定的政治社会意味。作为一部回忆录，为保留历史的原生态计，也全部照录，不做更改。特此声明，请读者诸君明察。
（注：《花甲录》，内山完造著，刘柠译，即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出版）
病中写于2016年10月19日——鲁迅八十周年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