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督教运动和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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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督教运动和民族主义
原创 2017-06-20 fiore 基督徒学生联会

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基督教和教会时，一定不能忽略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饱受屈辱这一大背景，也一定需要理解：当国家的救亡图存形势紧迫时，民族主义情绪必然会盛行。民族主义可以激励弱小国家人民起来反抗外来强权，引领国家走向独立，也可以走向偏激的排外和仇恨。
如果不能理解民族主义，便无法深刻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对于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以下简称非基运动）也是这样。
在义和团运动中，团民屠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民族主义情绪的消极面便已经表露无遗了。在20年后，虽然中国民众已不会再像义和团那样基于愚昧和迷信盲目排外，但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耻辱再次昭示了中国的弱国地位，使得中国国民中民族主义情绪的激愤再次上升。这种激愤需要通过抗议宣泄，这便是非基运动的远因。
1922年，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出版了一本书《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内容是这20年来基督教在我国传教、社会事工活动开展情况的调查资料集。从内容上说，这是一份非常扎实认真的报告。然而问题出在该书的英文名：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直译便是《基督教占领中国》。这一带有显著侵略色彩和自我优越感的标题，激怒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此为非基运动的近因。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议准备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这个会议的规模并不算大，在教会层面也不具有普世意义，但却成了刺激非基运动爆发的导火索。3月9日，在上海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决定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11日，北京学生响应上海学生的行动，成立“反宗教大同盟”，3月21日，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等77位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向全国发布反基督教宣言通电，把批判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从此掀起了一场历时五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一时间，基督教受到很多社会名流的公开谴责和攻击。 有人认为，“非基运动”是苏联在背后推动支持的，带有在中国推动反英、美社会运动的目的。但实际上，积极参与非基运动的众多知识分子分别属于共产党、国民党和青年党，显然他们不属于政治理念相同的团体。“非基运动”的发起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另外新一辈人物，他们承袭了上一世纪反教者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实际上保持着民族主义的内核。
非基运动的反教理念和思想武器，已不再是儒生士大夫的“华夷有别论”和人鬼之辨，而是清末民初涌入中国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验主义等新思潮。非基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将基督教等宗教等同于迷信、反科学、愚昧，如前所述的77人反基督教通电中指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可见，非基运动批判基督教的第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理性之上、科学至上，所以运动把重心放在了文化思想领域，主要目标放在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等问题上。
非基运动批判基督教的第二个基本出发点是爱国主义（或也可以说民族主义），将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存在，斥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例如蒋梦麟就说：“释迦牟尼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而耶稣却是骑着炮弹进入中国。”因此，非基运动主导者们立场上显得与基督教势不两立，最后在情绪上往往仍走向非理性。如1924年，非基督教同盟策动了一个“非基督教周”活动。在圣诞节期间，长沙、广州、济南、武汉、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反基督教的群众拥上街头分队讲演，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有些人则教堂和教会学校捣毁设施，围攻教士。
在非基运动大潮中，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就在77人反基督教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周作人、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马裕藻五位教授发表了《信仰自由宣言》，宣言中说：“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的宗教，也不赞成挑战地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当首先遵守，至少亦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的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然而在非基运动参与者的眼中，五教授维护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精神“已经有倾向于宗教的嫌疑。”这种诛心之论，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噩梦，即便到今天其影响仍然未减。
到今天在非基运动中，仍有教堂被攻击、骚扰的现象发生。在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后，受非基运动影响，部份军人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杀害了六位英、美籍传教士，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事后，美、英派出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了重大外交危机。
但总的来说，与义和团运动相比非基运动毕竟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因此行动方式相对温和克制，对教会的攻击程度也要轻微得多。
1927年，国民党取得北伐的决定性胜利，又通过“清党”取得了对南方政权的控制。同年年底，随着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与信仰基督教的宋美龄联姻、并在形式上皈依了基督教，国民党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翻转，“非基运动”也随之结束。
90年后的今天，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当时非基运动敌视基督教的两种理由，仍然是拦阻福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前者主要存在于“精英”之中，那么后者则是“草根”里广泛存在的潜意识。
尽管中国没有彻底地沦为殖民地，但帝国主义侵略仍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直到今天的自我认知。或许殖民主义留下的这一伤疤需相要当长的时期才能弥合，这也需要当初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后代共同的努力，而从根本上说：唯有依靠福音才能拆毁这样一堵隔阂、怨恨的墙，唯有在圣徒的团契中，才能不分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分先前为奴的还是自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