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们的抗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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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们的抗父冲突
原创 2018-01-31 庄秋水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庄秋水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37年7月，国难当头，山河破碎。陈独秀独居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四起的烽烟中追录往事，写下了两篇共一万三千余字的自传。第一篇名字便叫做《没有父亲的孩子》。陈独秀三岁丧父，虽过继给叔叔陈衍庶为子，实由祖父教养长大。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白胡爹爹”，常常用迹近于毒打的方式管教这个孙儿，还不止一次愤怒地骂他：“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这位暴虐的祖父，还有两种怪脾气，一是洁癖，一是好静，家人走路都要蹑手蹑脚像做贼一样。然而这位有洁净癖好的祖父，却有鸦片瘾，“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里去抽烟，才算过瘾”。这段回忆以诙谐的笔意写出了少时的一种叛逆，其中深蕴着受挫的情感，以及对祖父（对他而言，相当于父亲）权势的一种睥睨与贬抑。
陈独秀这部未完成的自传，对童年生活的有限记述，隐隐显露出他作为一个终身反对派的叛逆心理。相对应的则是父辈灵魂深处的沉疴宿疾。多年后，他说母亲查氏总是用眼泪规劝感化倔强的儿子。“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强暴下的叛逆反弹，既是陈独秀个性使然，又是若干年后时代催生所致的过滤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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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这一辈的名人，大半有一段反抗“封建礼法”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这礼法又往往集中于人伦中的孝道。上达庙堂，下至民间，持守着“国有忠臣护社稷，家无逆子闹爷娘”这般的道德伦理规范。生于1903年的聂绀弩，中年后曾谈及《封神榜》里家喻户晓的故事哪吒“莲花化身”，对此有一番高度概括的议论：“孝道观念支配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几千年；如果仅仅是儿女的纯真的自发行为，原也未可厚非，但不是这样。大而言之，是封建帝王的统治工具；小而言之，是愚父愚母的片面要求。根本要义，不外牺牲他人，完成自己的独特享受。推至其极，可以造成卧冰，埋儿，割股⋯⋯等血腥的惨事，是最戕害人性，离析家人父子感情的东西。”成年后的鲁迅，则以调侃的方式回忆幼年看《二十四孝图》的“傻气”：想到家乡天气温和，冬天只有薄冰，小孩子卧上去必定会冰破落水；又想到家贫掘不出黄金，父亲若去学郭巨，自己岂不是要被埋了么？
但在外力的逼迫下，这些“本来谁也不实行的老玩意”（鲁迅：《二十四孝图》）成了急于旧邦新造的革新者的靶子。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立宪，共和，民权，自由这些字眼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庚子之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风行一时、搅动人心，用当时人的话说，“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以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儿子指向的是进化和未来，父亲则正相反。鲁迅后来期许“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而辛亥前后，便成为一个旧消新长、清结旧账的过程。
首先是作为所有国人的“父亲”、世俗权威的皇帝前所未有地被挑战。传统上至高无上的君父成了人民公敌。陈独秀“弱冠以来，反抗清帝”（《陈独秀自撰辩护状》），为革新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命大业，衣被上爬满臭虫，亦无暇顾及。正是在驱逐“政治之父”的革命中，往往父子异路，上演人伦之变，至亲之间，一方维护秩序，一方鼓吹叛逆。1907年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之后被剖腹挖心。消息传至家乡绍兴，他做过县吏的父亲徐凤鸣星夜遣散家人，自行去县衙投案，此后在众富绅联保下，调出当年与儿子徐锡麟脱离关系的档案后方无事获释。地方官员为之开脱的理由，也是徐凤鸣平时不但谆谆教育儿子忠孝为本，还时常劝诫他不要与不方正的留学生来往。大逆之父却是忠纯之人，正是那时父与子行动上分崩心理上离析的现实一种。
然而革命者又是从旧式家庭中走出来的。那个世界正在社会变迁中荡裂，但同时，那又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处和血肉相系之所。因此父与子、新与旧却又并不总是那么水火判然。与陈独秀有私谊的孙毓筠，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都督。他是状元公、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却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他以“江南候补道”的头衔，自告奋勇到南京做策反工作，以相应萍浏醴起义。结果行事不密，被人告发。孙毓筠的寓所机关被破获，成了官府手中的谋逆犯。两江总督端方早知孙毓筠是孙家鼐的晚辈，案发后密电孙家鼐。孙相国回电说：“此子生性顽劣，果如情真罪实，请严予管束。”“管束”两字，已有刀下留人的意思。端方因此叫一个姓何的道台到狱中看望孙毓筠,指点他在供状中只谈政治改革，莫谈民族革命。于是，孙毓筠便自供“救国当先改革政治，抱此宗旨，它非所问”。于是，端方得以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革职并处以五年监禁。除去优待故家子弟的一面，端方本人其实便是晚清重臣的开明派。他主张渐进的立宪，在湖北、湖南、江苏、直隶任上，也颇能兴学育才，潜相接纳新式人才。而孙毓筠后来却又做了鼓吹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之一。
新旧交互激荡，又免不了鲜血浇淋其间。1902年，梁启超作《过渡时代论》，把过去之中国喻为千年老屋，必得更新而后方可居住；要更新，则不可不催弃旧，在旧者已破而新者未成之时，则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武昌事起，各地新军暴动云起。1911年10月29日，举事的太原新军攻打满城和巡抚衙门。根据新军首领阎锡山日后的回忆，当暴动士兵冲进巡抚衙门时，陆钟琦“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子随其旁”。这位陆公子，是陆钟琦的长子陆光熙，担任翰林院编修，亦曾在日本学习军事，与阎锡山同为军校学生。按照史官恽毓鼎当时的记载，暴动的士兵们不理会陆钟琦要求他们退出去的命令，巡抚的仆人厉声斥责，一个士兵便开枪打死了陆钟琦。陆光熙悲痛反击，开枪打死了杀父之人，他自己亦死于乱枪之下。陆家父子夫妻满门十八口人被杀，是为辛亥革命中少见的血腥事件。
新陈代谢催生的暴力事件，显示出令人心惊肉跳的一面。然而从一些材料来看，父子双双喋血又昭示出历史的苍茫与伤感。陆钟琦官声颇佳，本来一向便有道学家的名声，他是誓死不会向革命者低头的，据《清史稿》记载，事发前他便向次子吐露一旦事变大则当死职的心思。然而据陆家后人回忆，陆光熙本人便是同盟会会员，来太原是为策反父亲独立。陆家的家庭教师孙振汝后来写过一篇《陆钟琦父子之死》，说“(陆光熙)知道陆钟琦反对革命，又不能拥兵自卫，此次来太原，既欲维持他父亲的地位，又怕时局决裂，所以他的计划是俟革命军至，不战不降，调停中立，联系上级军官，以取和平。” 陆光熙究竟是否革命党人，如今已无确证，然而他同情革命是无异议的了。父子两人立场相异，政治情感各有归属，在兵燮祸结之际，显现出原本血肉相连的人伦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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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裹挟而来由此衍生的倒也并不全是父子异路。陈独秀的同龄人、以后北京大学的同事蒋梦麟，却有一个受西方影响的父亲。
40年代初，蒋梦麟写回忆录《西潮》，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的祖父曾当过上海银庄里的经理，家庭早年就受到西方的影响。父亲则热衷于发明设计。为了减少从从家乡蒋村到宁波的时间，蒋梦麟的父亲画了一个蓝图，预备自己造一艘轮船。木匠和造船匠工作了一个多月，“轮船”造好了。下水试航时，许多人跑来看。这自制船只由两位彪形大汉分执木柄两端来推动水轮，可惜船行到水中，速度和传统的木浆船差不多，无论水手们如何使劲儿，船的速度也不再增加。这位达芬奇式的父亲把水轮修改了好几次，仍然无法解决速度问题，只好改为普通桨划的船只。由于船身太重，最后被弃置腐烂。蒋父一直想再试一次，直到有人告诉他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他才放弃造船的雄心，方晓得在外表之外，还有深奥的原理。这位热爱探索的父亲便决心让他的儿子们受现代教育，将来可以学会洋人制造神奇的东西。“这个造轮船的故事也正是中国如何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实例”，几十年后，蒋梦麟用这样的历史细节表明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现代文明的锋芒如何在中国土壤上发芽滋长。此后，蒋梦麟成长为那个时候少数能融汇中西文化的中国人，深深得益于其父的潜移默化。
蒋梦麟
这样的一位父亲，不反对孩子们学习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送儿子去学英文，却在人伦道德上不大赞成外国人。辛亥前确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一切学问，皆当学习西洋，惟有伦理是中国固有的，不必从新。《新民丛报》因此特别辨明，旧伦理有功中国，如今则嫌范围狭小，为补旧之不足，则需要新伦理。（《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集）
事实上，即便是蒋梦麟的父亲，仍不能跳出希望儿子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当蒋梦麟中了策论秀才之后，亲戚朋友齐来道贺，家里的大厅张灯结彩，吹办奏乐助兴，一连吃了两天的筵席。父亲最高兴，希望儿子将来可以做到宰相，因为俗语说“秀才为宰相之根苗”。因此，十九岁的蒋梦麟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新世界拖”。被新旧撕扯着的青年人，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疯，有时坐立不安，有时又默然出神。蒋梦麟用这样的一个历史细节，深刻地说明旧伦理旧观念带来的滞重。以后，蒋梦麟负笈西行，中学根底深厚的他，又得西学滋养，他发觉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愈容易；新与旧在他那里得到了融合，因此成就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观。
蒋梦麟在1917年离美返国。此时距离1911年的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六年。回到家乡，父子相见一幕在表面的温情之下流淌着浓谧的天伦至情：“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他的慈祥眼睛和含笑的双唇洋溢着慈父的深情。我兄弟两人恭恭敬敬向他老人家行了三鞠躬礼。旧式的叩头礼在某些人之间已经随着清朝的覆亡而成为历史陈迹了。”若置于历史之中，这堪称是一个极富象征性的场面。没有新与旧的对立，没有旧伦理在时代面前的左支右绌。
而他后来的同事、朋友陈独秀此时正以最猛烈的炮火攻击家族制度，试图摧毁以孝为联结点的父子伦理。1916年，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视三纲为奴隶道德，施之者视作当然的权利，受之者服从不敢违背。他又以西洋新道德为参照，探讨中西伦理文化的差异，“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鲁迅则郑重提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命题。他以进化论的角度，说“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彻底否定传统父子关系中的“长者本位”，而应该确立“幼者本位” 。父亲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在他们的呐喊声中，作为主体的“人子”觉醒了。“人父”则成了封建伦理秩序的代表。这人子化身为陈独秀想象中的“新青年”，激昂高蹈地告别过去，决绝地追求民主和科学，成为启蒙时代的象征符号。
相信中西贤哲“此心同，此理同”的蒋梦麟，多年后如此解释老友陈独秀的激烈言论：“因为习惯传下来的各种旧思想，妨碍着民主与科学的发展而引起的。所以他主张打倒原来的习惯与旧有的思想。但这不是他最后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与方法，用于建立一个民主与科学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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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胡适生了一个儿子，在与汪长禄的信中，他说做父母的糊里糊涂给了孩子一条生命，生了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因此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在《我的儿子》这首诗中，他希望儿子长大之后“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可说是五四一代们建立的新人伦观。也因此五四时期更出现了一种“儿童文化热”。有感于传统文化的早熟，先驱者们呼吁赤子之心，重新“发现”儿童。
然而这些人毕竟是受传统道德伦理浸染长大，他们的反抗父亲本身便有道德化的倾向。当他们身为人父，对青年人就不那么宽容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依然停留在自己的理想境界之外。胡适死后被称作“一个服膺旧道德、实践旧伦理的纯正儒士”，这是如此真实，却又如此具有反讽意味。
陈独秀于父子人伦有“破”却无“立”。和妻妹高君曼在上海同居时，他的儿子延年和乔年（发妻高大众所出）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喝自来水，吃面饼，冬天只穿夹衣，颜色憔枯。小姨高君曼曾请求陈的友人潘赞化出面，劝陈独秀让延年兄弟在家吃住，免得被人说继母苛待。陈独秀的反应是“妇人之仁”，他认为“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其冷血无情令家人朋友亦难以谅解。父子之间的关系在旁人眼里是“不相得”。当陈独秀任北大中国文学系学长时，士林推重；儿子延年却常对别人说：“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不能为万民立命，与文盲何益！”，其言论也引得身边人非议，倒也承继了乃父无父无君的狂狷。
反孔抗父的另一位急先锋吴虞，以惊世骇俗之语激烈地反对家族制度，“儒家以孝悌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庭制度之联结根干而不可动摇”，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的祸害，“诚不减于洪水猛兽也”。但他作为人父，却警告仰慕欧美自由文明的女儿“若再不谨慎笔墨、郑重行止，妄与外人通信，吾若知之，断不能堪。置之死地，不能怪我。”反家庭专制的父亲最终却成为专制的父亲。
因此，五四时代可以说是父与子冲突的时代。由受进化论影响而对父亲的贬抑至此臻于极致。经过辛亥革命对“政治之父”的驱逐，到陈独秀们对“文化之父”的打倒，再经过文学家们的故事描述，父与子完成了具象化、简约化和大众化的的想象过程，最终凝练出父与子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父亲是传统落后秩序的维护者或国民性弱点的载体，儿子则代表了进化和未来。这最终成为五四乃至后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本的文化思维模式。也因此，在此后的漫漫岁月里，父亲被反复贬抑不断亵渎。
意味深长的是，父亲们的厄运似乎又与他们的缺席息息相关。批判父权最激烈的几个人，陈独秀、胡适，写出反封建大家庭主题的作家巴金、丁玲等人，皆是早年丧父，由寡母抚育长大。他们没有蒋梦麟那样对一个宽厚通达的父亲的记忆，对他们来说，父亲更是一个符号。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 父亲常常是一种权威、 规范的标准，若无父亲的障碍，儿子可以畅所欲为；从生命体验来看，父亲早逝，往往令儿子们心理早熟，较早就领略到世情冷暖，在情感而言，他们一生都背负母亲为自己牺牲、这种无法偿还的内在压力，在个人生活领域，不是成为传统的奴隶，便是冷漠不近人情。
没有父亲（文化意义上）的儿子们往往是天生的“革命派”，但在灵魂深处，则往往隐藏着对权威的渴慕。这样的一个位置，总需要填补。从前可能是皇帝，以后则可能是主义、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