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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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的改造
原创 2018-01-22 李舒 山河小岁月
1942年6月，胡康河谷，正值雨季，漫天大雨的丛林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浓烈而令人窒息的瘴气。
在缅甸语中，胡康河谷的意思是：魔鬼居住的地方。
一个年轻人，染上了疟疾和伤寒，奄奄一息。
他来自一支军队。很久很久以后，中国人几乎忘了这支军队的名字——远征军。
他们的路线，是从缅甸撤退到印度的雷多，总撤退路线大约650公里。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在2015年，企图重走这段路，最后没能走完。回来，他告诉我们，许多路段，至今不能通汽车，唯有驮马，方能前行。
那个年轻人，原本有一匹马的。可是被打死了，同样被打死的，还有他的传令兵，凶手都是日本人。
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实际上是一条自杀式的殿后路，日本人穷追猛打，无数人倒了下来——当8万多远征军官兵最终走出热带雨林时，只有一半活下来了。
这个年轻人是杜聿明将军的翻译。杜将军说：“我还有两片药，但能不能治好你，我也不知道。”他分了他一片。
这一片药，让他活了下来。
这个年轻人，叫查良铮，我们更熟悉他的笔名——穆旦。
查良铮的名字，很容易会让人想起金庸（查良镛）。事实上，他们并不相熟，金庸属于南查，查良铮属于北查一支，到了查良铮这一辈，家境已经没落，但寒门学子，最为自强不息。
1935年，17岁的查良铮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我之前在看完这部电影，我们才明白人为什么要读书里讲过，在清华南迁过程中，查良铮选择的是步行的“湘黔滇旅行团”。这时候，他已经凭借着“穆旦”的笔名而小有名气，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是“poet”。
在这支队伍里，穆旦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点，第一是开饭的时候容易迟到，第二在我的文章里讲过，他每天背英汉词典，据蔡孝敏的回忆：
>> “十一级查良铮兄，系教育家查良钊十七老校友之昆仲，于参加旅行团之前，购买英文小词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已全部撕光。” （出自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
等到了昆明，大家发现，这个之前还风花雪月着的诗人，忽然变了。他的好朋友王佐良说：
>> “到了昆明，我发现穆旦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
在西南联大同学们的记忆里，穆旦英俊潇洒，文质彬彬，待人接物也礼貌得体。西南联大学生刘吉兆回忆，南湖诗社创办时，征求穆旦意见。
>> “他不只同意，而且热情地和我握手，脸笑得那么甜，眼睛睁得那么亮，至今我记忆犹新” （刘吉兆《南湖诗社始末》）
说实话，我这几天，对着穆旦的照片，痴痴地笑，笑了一个下午。
而这样帅气的穆旦，这时候写的诗，是这样的：
>>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
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冬天飞翔的鹰群
……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
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2年，已留校任教的查良铮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英文流利的他被杜聿明将军看重，担任翻译。
归来之后，他自己说，在丛林里没有死成，八天断粮，已经快要闭眼，幸好遇到了救援，忽然有饭吃了，一顿猛吃，差一点撑死。他的老师吴宓，在日记里这样记述：
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
>> 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以及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穆旦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最终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到达印度——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对于这段经历，穆旦写成了他的作品，这就是著名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我节选几句，推荐你们去读全文：
>>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诗人的爱情，总是一波三折。
初恋女子叫万卫芳，是燕大生。女子的家境很好，家里为她订了亲，她陪伴着穆旦一起南下。途中，女子家里来了一封电报，说是母亲病重，望早归。
穆旦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女友回去，必然会被逼婚。然而女友执意要归，果然，一回到天津，就被迫和原来有婚约的男子结婚了。在穆旦研究者易彬老师所做的访谈中，穆旦的好友杨苡回忆：
>> 这件事引起了穆旦相当大的愤怒。有人说，从来也没有看过穆旦那么愤怒过，整个楼道都听得到他愤怒的声音。很多人认为是那女子把穆旦甩了，诗人受了很多苦。大家都很同情诗人。当时，我还没到昆明。我是听我姐姐和她在燕京的同学议论说，“万卫芳又回来了。”“那个诗人真倒霉，硬是被万卫芳抛弃了。”
那位伤透了穆旦之心的女子，在结婚之后就出国了。据说后来过得并不幸福。穆旦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女子曾经和穆旦联系，希望可以见一面。穆旦拒绝了。万卫芳的丈夫因为精神分裂而死去，万卫芳最终，也“因为精神分裂而把自己两个子女杀死。”
在西南联大时，穆旦有一个女朋友，是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曾淑昭。两人同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分手的原因，是穆旦投军。
在离开时，他这样写道：
男儿的雄心伸向远方，但玛格丽却常在我的心头。
为了报国之心，他放弃了这段爱情。但他所写的玛格丽，成了诗人诗中唯一的女子。
曾淑昭后来和胡适的长子胡祖望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取名胡复华（后名胡复） 。
▲1960年3月9日，胡适与胡祖望、曾淑昭、胡复。
1946年，在清华大学工字厅，穆旦最终的那个人出现了，她叫周与良。（关于穆旦和周与良的介绍人，有一种说法是是林徽因，但我更愿意相信介绍人是穆旦的同班同学周珏良）周与良出身名门，是周叔韬（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在解放后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次女。
周与良有兄弟姐妹共十人，长兄周一良是历史学家；二哥周珏良是英国文学专家，曾任板门店会谈中方翻译，据说，为了更准确翻译谈判桌上的对话，周珏良曾经临时赶学美式骂人脏话。周珏良是穆旦的同班同学，自然赞同这门婚事，不过，这时的他，恐怕不曾想到，很多年之后，他和这位妹夫，居然形同陌路。
1949年8月，穆旦自费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四个月之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他和周与良正式结婚。
我一万次感谢上帝，促成了这段婚姻，在后来漫长的痛苦岁月里，如果没有周与良，穆旦会怎样呢？我不知道。
1949年十月，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当时在美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全都取得奖学金。此时，穆旦夫妇二人，一位是诗人，一位是生物学博士。身边有爱人，周围有朋友，生活改善，夫复何求。
1952年6月30日，穆旦毕业，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同年，周与良获得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这时，他得到了三份offer，去南方的大学教书，堂兄查良钊在印度德里大学担任教务长，给穆旦寄来了聘书，还有人劝他们去台湾……
但他一个也不要，他想回国。
实际上，穆旦在西南联大时就开始学习俄语，岳父全家都是爱国民主人士，想要回国的心愿，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回国，穆旦夫妇不停在美国奔走，那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而周与良所学的是生物，只好再三跑移民局。还要找教授证明，自己所学专业，对国防没有任何危害。
一年之后，他们终于如愿回国。穆旦夫妇同在南开大学任教，穆旦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则在生物系任教，创建了南开微生物专业。
诗人穆旦的名字消失了，我们重新看到的是翻译家查良铮。
他很少写诗，醉心于翻译著作，短短五年，穆旦出版了普希金的代表作和《别林斯基论文学》《拜伦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
他真心实意，想要为新中国出一点自己的力量。
然而，回国一年多，因为挽留一位老教师，他陷入到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中。我不想用更多细节描绘这场风波，因为我知道，即使没有这一场，他也逃不过下一场，再下一场。
因为他是穆旦，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太优秀了。
1955年，肃反运动中，穆旦受到了审查，成为肃反对象。四年后，反右倾，南开大学的一颗“卫星”，就是揪出穆旦乃“历史反革命”，判处他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三年。
所有罪名的来源，归根结底，是他的远征军经历。
他每天要去外文系写思想汇报，检讨他的过去。他坐在桌子边，苦恼，不知道该写什么。
拿到“历史反革命”的判决书，他不敢告诉妻子，犹豫了两天，先去找岳父，而后才告诉家人。
1959年之后，穆旦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每月发六十元生活费，发配到学校图书馆“监督劳动”，每天打扫楼道和厕所至少两次，回家后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
他不再给萧珊等好朋友写信了，害怕连累他们。
他哭着对妻子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1957年，他曾经短暂的以“穆旦”之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歌，并且应《人民日报》之约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讽刺少数人对整风学习漠不关心，不料竟被批判为向党进攻的 “毒草”。他和他的诗歌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诗人穆旦”在以后的岁月中沉默了，他再也不愿意提及自己“穆旦”这个名字，在一次又一次的审查表格上，他越来越不愿意提起笔名“穆旦”，他的4个子女，在他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穆旦”这个名字（周与良语）。
>>
《葬歌》（1957年）
你可是永别了，我的朋友？
我的阴影，我过去的自己？
天空这样蓝，日光这样温暖，
安息吧！让我以欢乐为祭！
1962年，穆旦被解除管制，成了校图书馆的普通职员。他开始一项宏大的计划——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名篇《唐璜》。一下班，他就关上房门，家人以为他在写检查，谁知道，他夜不能寐，所为都是《唐璜》。三年，整整三年，他都用来翻译，为了一个注释，他跑遍天津和北京的图书馆。
译稿可以交付出版的时候，文革来了。
周与良的回忆里，文革一开始，这个家就破碎了。
家具被砸烂，沙发被剪刀剪开，满屋贴着“砸烂反革命分子查良铮狗头”。每天要接待好几拨红卫兵，有一天，查良铮回家，见一堆熊熊烈火，心如刀割。
他几乎是面色铁青，奔到房间，去找他的手稿。
>> 他奔到一个书箱前，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抓在手里，那正是《唐璜》的译稿，只要手稿还在，他就心里松了一大口气，然后把它收起来。这些红卫兵只是烧一些用的东西，他们对这些稿纸并没有兴趣，也没有撕，也没有烧——穆旦长女查瑗接受《大师·穆旦》的访问
1968年春天，查良铮的家被红卫兵抢占，周与良怕发生意外，连忙让丈夫躲起来，家里所有的物品都被造反派扔到大街上。那天晚上，借宿在亲戚家的查良铮坐卧不安，他担心《唐璜》。妻子安慰他，说她已经把译稿放在了书箱里，而且放在其他书籍底下。几天后，当查良铮被关进校园里的劳改营，儿女来送饭时，他仍在问：
厕所外经常外溢的粪水，会不会淹了书稿？
1973年，他尝试着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说《唐璜》译稿改好了。对方回信说，可以寄来看看。他特别高兴，兴奋地反复说：
他们还是想看看的，他们还是想看看的。
他特别买了牛皮纸，把厚厚的译稿包好寄去，充满期待。
然而，石沉大海。
他每天的生活，依旧是没完没了的检查，认罪。1969年年底，南开大学所有“牛鬼蛇神”都被下方到河北，查良铮被“隔离”，周与良则在几十里的另一个公社。易彬老师通过查良铮的日记，统计了在此期间，这位翻译家和诗人每天的劳动生活场景：
1970年春节，查良铮一个人探望妻子，几十里地，他走着去的。
他哭着对周与良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周与良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
说了两句话，他便要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是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
看着面黄肌瘦的查良铮，周与良简直要哭了。
查良铮又慢慢走了回去，几十里地。他不会想到，因为这几分钟的见面，妻子就遭到了批斗，“传递了什么情报，老实交代”。
在苦难中，这对夫妻相濡以沫，从来没有要彼此划清界限。尽管在周家，查良铮已经成了最“瞧不起”的女婿，大家都不理他，让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见周与良的哥哥周一良写的《钻石婚杂忆》）。
他所爱的孩子们也跟着受罪。查良铮对孩子的爱是深沉而温柔的，周与良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查良铮浮肿得厉害，配给他的一斤红糖，他一口没吃，全留给了从小体弱的二儿子查明传。大女儿分配到塑料厂工作，下中班要到11点才下班，查良铮总去汽车站等女儿，下雪下雨，从不间断。
儿女因为他的问题，成为了“黑五类”子女。长子查英传因为父亲的原因，下乡插队，考取大学却并未被录取，消息传来，查良铮一言不发，不再吃鸡蛋，“要留给小英回来吃”；用了近十年的一条洗脸毛巾，也不让换，说是“等小英能够回来之日再换”。
他的心中，究竟有多痛苦，我们谁也不知道。
可他依旧无悔。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查良铮在美国的朋友们纷纷回国访问。
1973年，受南开大学通知，查良铮和周与良、女儿查平去见了美籍华人、康奈尔大学教授王宪忠一家。见面回家，子女们半路抱怨爸爸，美国生活那么好，为什么爸爸要回来做“牛鬼蛇神”？
查良铮回答：
物质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总要有人的抱负。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能去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
1976年1月19日的一个晚上，穆旦去南开校外为儿子打听招工的消息，回来的路上没有路灯，他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
他不想给家里人增添负担，没有去医院。在家躺了一个月，疼得受不了，让妻子烧一块热砖给他热敷，终究挨不过，去医院一看，右腿严重骨折。
而后，因为唐山大地震，天津受到严重影响，本来要做手术的查良铮再次拖延了手术时间。但他充满快乐，因为打听到《唐璜》仍在出版社，虽然暂时不能出版，但编辑有意保留：
“今并得悉‘唐璜’译稿在出版社，可用。”（1976 年12月9日穆旦日记）
他每天瘸着腿，拄着拐杖，坚持工作到十一点，家里人知道，他还在翻译。在手术前两天，他把所有的译稿整理好，对妻子说，我已经把我最喜爱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都译完了，好像如释重负。
他把小书箱留给了小女儿查平，对她说，你要好好保存这些书稿，里面是一些译稿，现在出不了，也许等你老了，就能够出。
他给朋友们写信，说起自己的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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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多变化，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还要再稀里糊涂结束。（1月5日致巫宁坤）
这腿病让我感到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说完就完。（1月19日致董言声）
我想腿一好就去陕西看你们一趟。（2月4日致杜运燮）
再过四五个月，就可望恢复正常，那我就要各处走一下。（2月19日致董言声）
2月25日，他上午被儿子接回家，洗澡换衣服，准备动手术。中午，吃过半碗饭，他忽然感到胸疼，下午4点半被查明是心肌梗塞，送往医院抢救，2月26日凌晨3点50分，抢救无效，去世。
查良铮走了，穆旦也走了，只有五十九岁，所留下，唯有一箱译稿。这些译作，成为了八十年代文学青年们最宝贵的养料。王小波曾经说：“查先生（指查良铮）和王先生（指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在他用过的书里，周与良找到一些巴掌大的纸条，纸条上都是一些短诗——这是诗人穆旦给予自己最后的空间。只有27首，都不长。周与良说，那时候四人帮刚刚被打倒，丈夫兴奋地对自己说：不久之后，我就又能写诗了。可是自己害怕，每次当穆旦谈到诗歌，总是加以阻止：
想起这些，我非常后悔，这个错误终身无法弥补。
这些诗句，寄托着他最后的理想，诗人穆旦，原来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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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觉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水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幺。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竹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闲谈，
听着北风吐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1976年12月）
1981年，李政道回国，要求见周与良。校方来通知周与良，周与良说，如果不给穆旦一个说法，她绝不见面。最终，校方决定穆旦恢复副教授职务，并且重新给穆旦举行追悼会，周与良这才去往北京见李政道。
1985年，穆旦的骨灰被安放在万安公墓，墓穴中同葬的是一部1981年出版的《唐璜》。
* 参考文献：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易彬，《“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
杨绍军，《穆旦在西南联大》，《学术探索》2008年第二期
上海纪实频道，《大师·穆旦》20160416期
王小波，《我的师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