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 96岁抗战女兵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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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淑 96岁抗战女兵的爱情 | 佳作重读
原创： 方进玉 南方人物周刊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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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陈淑、陈希纯夫妇在重庆
国难当头，年轻美丽的湘籍护校女生抱着“宁可从军死”的信念，奔赴抗日前线。军营中，女中尉“被逼”举行了婚礼；硝烟里，女战士又“被迫”退伍。1949年初，陈淑以29岁的青春年华，与国军上尉、军医丈夫陈希纯匆匆道别。这对抗战夫妻，分处海峡两岸，默默地相互坚守独身，一未再娶，一未再嫁
本文首发于本刊2015年第434期
全文约7357字，细读大约需要19分钟
坐在面前的，是位96岁（采访时间2015年）的优雅老人。慈祥美丽的微笑，始终挂在脸上。一袭深蓝中式上装，愈发衬托出她那超乎常人的白皙皮肤。只是那满头白发、弯曲的背部、脸颊处不多的老年瘢痕，留下了岁月沧桑。
日军空袭之下萌生的“从军”念头
1919年农历三月初一，陈淑出生在湖南郴州一户殷实家庭。陈淑的爷爷是位有进步思想的教书匠兼土地出租者，父亲是北伐名将叶挺手下的军需官，叔叔则在1926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需官的职责就是负责北伐部队的官兵吃饱、吃好、睡好、能打仗。1926年5月，父亲追随叶挺，从广东肇庆出兵，一路向北、一路大捷。北伐军节节胜利，不断扩编，军需官的任务愈加繁重。1927年夏，父亲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被部队送回老家。叔叔又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老人回忆说，“那一年，我刚满8岁，对国民党、共产党和北伐这些事完全不懂，留在脑海里的只有奶奶、妈妈、婶婶们痛彻心扉的哭泣，还有就是好几次跟着奶奶、婶婶去给叔叔送牢饭。4年之后，我爷爷才领着乡亲们把我叔叔保释出来。”
“父亲重病、叔叔被捕，让我无法释怀，但也促成了我的早熟和坚强。我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弟一妹，母亲坚持送我去读完小学，辍学后，教了一辈子书的祖父又担起对我的教授之责。但随着年龄增长，我总想分担母亲肩头的负担。”
“12岁那年，我的脚被意外烫伤。家人送我到郴州的惠爱医院去诊治、换药，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医院的护士工作。16岁那年（1935初），经母亲同意，我如愿进了惠爱医院学习医护。家里也少了一口人吃饭。”
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女兵
惠爱医院，始建于1907年，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设的。该院素以治院严谨、技术精湛闻名，30年代的湖南就有“首推湘雅，次则惠景、惠爱”的美誉。在惠爱医院见习工作两年后，18岁的陈淑有了新想法，“不行，自己的医学护理知识太匮乏了。”1937初，陈淑考取了湖南省私立普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今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一入护校，她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那种感觉，既紧张又充实”，可惜，正常的求学生涯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侵华日军的隆隆炮声就让陈淑和同学们陷入了疲于奔命的逃亡生涯。
“日机对邵阳的轰炸，大概是从1938年秋天开始的”，先是零零星星，后来就越来越密集，到1939年秋天，轰炸简直成了家常便饭，多的时候一天甚至会有三四次。日军空袭，开始是轰炸军事目标，到后来只要看到房屋密集、人口聚集，就疯狂地往下扔炸弹。学校转移途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片的民房被毁，无数的平民被炸死炸伤。一年多的时间，我甚至记不清学校到底换过几次校址，有时候刚刚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没过几天就要转移。”
飞机炸弹之下的无休止转移，让许多女生萌生了“与其东躲西藏被日军飞机的炸弹炸死，还不如去投军，去死在战场上”的想法陈淑强调，“当年有这种想法的女同学可多了。”
1939年10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告健的消息传到了护校，陈淑她们振奋不已。不久，普爱护校返回邵阳城内重新开课，但陈淑的心却飞到了课堂外。街头巷尾，到处是同龄学生慷慨悲壮、催人泪下的演讲；城里城外，满眼是誓死抗日、血战到底的大字标语。
“我后来才知道，蒋介石演讲的原话并没有‘男女’两个字，可1939年12月邵阳城里刷出的标语真的是‘蒋委员长有令：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人人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标语里，多出的‘男女’两个字，一下子把我触动了，‘走，我们这就投军去！’”
陈淑和几位女生迅即把逃难途中的想法变成了行动。76年后回首这段往事，陈淑说，“如果不是对日军侵华恨之入骨，如果不是对日本飞机天天轰炸平民恨之入骨，几句抗战标语，也不会让我们这些弱女子决绝得立即报名从军。”
1950年代初，陈淑在湘潭惠景医院
军中5年，她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报名应征，很快获准。与同学相比，陈淑因为有过两年在郴州惠爱医院的实践经验，被分配到第五战区第22集团军（军直属）独立工兵十三营医务室，军衔是中尉司药员（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22集团军军长张震，上将）。
“刚一参军，就被授予了中尉军衔？”
“我也很奇怪。抵达工兵营才知道，说刚好有一个职位出缺（出现空缺），当然，也可能是上级听说我在惠景医院工作过，那时的湖南湖北，对美国人开办的医院很迷信吧。我领了中尉军衔制服，同时领到的还有一本国民党党证，我根本没填写什么加入国民党的申请书，但因为抗日，就算是入了国民党。”陈淑老人补充了一句，“不过那时候，国共可是合作抗日的啊。”
男人成堆的工兵营里来了一位漂亮女兵，这可了不得啦！陈淑一进军营，受到的是女皇般的待遇，独立工兵13营在从湖南邵阳开拔往湖北襄阳前线时（今襄阳市樊城区），她竟被允许独自乘骑战马。
“独自骑马，您能行吗？”
老人笑了，“哦，马匹很老实，而且前面还有一位战士帮我牵着呢！我一再说不要骑马，在护校逃难，我也是两条腿走路，我可以行军，可营长萧树云说，‘就你一名女军官，让你骑，你就骑，服从命令！’对，萧营长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云彩的‘云’，上面没有草字头。他对我多有照顾，他的名字，我忘不了。”
在工兵营，陈淑还意外遇上了老熟人，也就是自己后来的丈夫、郴州惠爱医院的医生陈希纯。陈医生已经先一步入伍从军，老熟人的意外相逢，既让陈淑惊喜，也让陈淑惭愧。说惊喜，是因为在惠爱医院的时候，陈希纯、陈淑和另外3位同事就因为脾气相投，结拜成了“五兄妹”；说惭愧，“陈希纯才是中尉军衔；我护校还没毕业，竟然也是中尉军衔，那还不惭愧吗？”
工兵营里让陈淑终身难忘的第三人，是副营长车炯。起因是，陈淑入伍不久就遭遇了男军官们发起的爱情攻势，这其中，尤以副营长车炯的攻势最为猛烈。男上司的主动追求，让20岁的陈淑有点不知所措。为避免误会，陈淑就把陈希纯搬出来作挡箭牌，说他们原来认识，彼此有情有意。可陈淑的这一做法，反而激起了车副营长的更大反弹。
车炯逼着陈淑说，“如果你们真的早就认识，而且又是恋人，那就立刻结婚！如果不结婚，那我也可以追求你，我要和陈医官公平竞争。”陈淑婉言说，“自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结婚的。”但车副营长说：“结婚不妨碍抗日，你们如果结婚，我就祝福你们；你成了陈医官的妻子，我绝不会去追求‘陈太太’；一句话，你们入了洞房，我第二天就上前线！”——是啊，战争惨烈，男军官渴望杀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同时也渴望爱情，车炯副营长的逼婚可以理解。
陈淑老人说，“没办法，逼上梁山了！结果，萧营长给我们挑了个好日子，营部还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日本飞机晚上是不来轰炸的，军需官给备了点烧酒，车副营长也喝了不少。第二天，他头也不回就去了前方。他是真英雄，后来，车副营长也结婚了，他的太太还曾一度随军行动。他的名字就不要写了吧，免得他太太看见不好。”坐在老人身旁的外孙女阿雪笑了，“外婆，这都过去七十几年了，再说，车副营长追你的时候，他后来的太太应该还不认识他呢！”
“您说是‘逼上梁山’，与陈希纯结婚，当年您是否愿意呢？”
“我愿意。我和丈夫在郴州惠爱医院认识，在惠爱，陈希纯就是很优秀的青年医生。孩子他爸爸，个头高高的，除了工作认真，闲暇时还喜欢唱京戏、拉胡琴。逢年过节医院里组织活动，跑旱船、耍龙灯都少不了他。在惠爱医院也罢，在工兵营也罢，他从来都是鼓励伤病员要快乐，说快乐才能快快地康复。他脾气性格也好，对我医护知识的提高也有极大帮助。总之我们在一起有得聊，有说不完的话。对了，我姓陈，孩子他爸也姓陈，按照旧社会的规矩，同姓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在郴州惠爱医院，我们只是结拜做了兄妹。但谁会知道，分开两年，我俩竟然先后报名入了伍，又被分到同一个工兵营，再加上车副营长不依不饶的督促，结果，我都没顾上和我母亲说一声，就自作主张把自己给嫁出去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上帝和命运的安排，自己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您刚才提到‘上帝’，您信奉基督教吗？”
“是的，我16岁去惠爱医院，没多久就领洗做了基督徒。”
“孩子爸的生日，还记得吗？他也信奉基督教？”
96岁的陈淑脱口说道，“我是1919年阴历三月初一的生日，他（陈希纯）是1914年阴历七月初九的生日，比我大5岁，他也信奉基督教。”
陈淑所在的独立工兵13营，先是驻扎樊城，后驻扎湖北枣阳附近。在樊城、枣阳的近五年时间里，不论枪炮声或远或近，陈淑从来就没有害怕过。她说，工兵营去一线打仗的机会并不多，但每次大战，工兵营要么在前面铺路、修工事，要么就是负责“断后”。相对来说，“断后”可能更危险。因为“断后”的时候还要帮助收留其他部队的伤员。“只要是中国伤员，哪怕是老百姓，他爸爸和我也都管。就算日军的炮弹从头顶飞过，也要把基础治疗做完了才能撤。”是啊，严酷的战争，把陈淑这位弱女子锤炼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女司药、女中尉陈淑的抗战经历同样令人钦佩、令人赞叹！
“可抗战胜利前夕，您为什么会忽然退役了呢？”
“确实很突然。1944年底，我刚从前线回来休息，就听说营长换人了，萧树云调走了，然后就有人给我送来一纸命令，我一看，头都懵了，只记得上面大概写的是：陈淑，女，有贡献，但不适合继续在部队服务！我不服气，甚至想去找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告状，还想去重庆找蒋委员长告状，蒋委员长不是说了吗，人不分男女老幼，抗战人人有责么！但有人劝我，说你丈夫还在部队，如果告不赢，他也会受牵连。没办法，我只好去了后方，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孩子他爸爸也离开部队到了重庆，在重庆的劳工医院继续做医生。我在重庆生了二女儿，成了专职母亲。”
1949年，往南方开的列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
活生生离别与凄凄然“重逢”
陈淑老人说：“抗战胜利，孩子爸爸离开部队;内战爆发，部队又不断来信，召他重新入伍。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赞成国共之间打内战，但老百姓没这个决定权。后来有个朋友说，南京有个‘交警总队’也缺医生，他爸爸说，交警总队又不会参与打内战，就同意了。于是全家去了南京，他爸爸也晋升做了上尉军医。在南京，我们又有了三女儿。但小女儿刚两个月时，解放大军就要过江了。交警总队于是派出几辆大卡车，让妻子们带着老人和孩子立即南撤。”
“一辆卡车，大约可以住四五家的人，车与车之间，就是靠摇旗子联络。刚刚抵达湖南衡阳，南京就传来消息，说孩子爸爸他们即将撤往福建，而且已经不允许任何官兵擅自回家了。我一听，立即带着3个孩子坐火车赶往福建。走到江西，火车又不通了。然后接到消息说，他们又去了广州，准备乘船去台湾。我又立即赶往广州，可到了广州，孩子爸爸已经先一步上船了。他留下信说，曾经偷着溜下船，打算回来与我们母女团聚，可惜被宪兵发现抓了回去，差点被当作逃兵枪毙。他说，希望我先去香港，然后再去台湾。但香港那时候有规定，入境者，必须是种过牛痘的，偏偏我小时候没种过，只好放弃。更悲哀的是，兵荒马乱，三女儿在广州又夭折了。在广州住了8个月，夫妻始终无法团聚，我只好返回湖南。”
“那您是哪一年去湘潭惠景医院工作的呢？”
“哦，是1951年，抗美援朝的仗，越打越激烈，大批志愿军重伤员被转运至湖南的湘雅、惠景、惠爱医院做进一步治疗，我那时恰好在湘潭，于是惠景医院来人，让我立即去上班。”
“组织上对您信任吗？”
老人的回答很干脆，“完全信任。不过，组织上虽然很信任，我心里却有点不服气。邵阳护校，学制三年，我读了不到两年参军去了，算肄业；同班女生，没参军的，算毕业，结果评定工资，人家每月比我多七八块。那时候，我每月工资39元，带着两个孩子，钱真的不够花。没办法，我就争取多上夜班，夜里值班有几毛钱的补助，白天回家，还能多少照顾照顾两个女儿。”
“能否冒昧问问，解放之初，您还年轻，有没有同事帮您介绍过对象？”
“有。不仅有，级别最高的还是湘潭市副市长的夫人。”
“市长夫人给您介绍对象？介绍的是什么人呢？”
“说是一位南下干部，到医院来看过病，见过我，喜欢我，可医院里每天那么多人，我哪里记得住谁是谁。我连‘见个面’都没答应，只推说两个女儿还小，我还要上班，我怕照顾不好那位南下干部。当然，我心里其实还是惦记孩子他爸爸。你们不知道，解放前，多数夫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我和孩子他爸是自由恋爱，我们冲破了‘同姓不通婚’的束缚才走到一起，就连度蜜月，我们也是在飞机炸弹和枪炮声中度过的。”
“而且，我那时还有个挺单纯的想法，既然共产党能把美国军队打回到三八线，既然共产党欢迎我到惠景医院给志愿军做护士，既然共产党正在大力宣传‘一定要解放台湾’，那台湾解放了，我们夫妻不就团聚了么？她爸爸回来，是不是也可以到惠景医院给志愿军治病呢？可是，谁能想得到，这解放台湾的大事，我们夫妻一直也没能等到啊！”
“组织上对您一点歧视都没有吗？”
“没有。至少我没感觉到，从1951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湘潭中心医院（即惠景医院），我几乎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有一年，我甚至被评为劳动模范。我工作努力，许多护士不愿到传染科工作，说是害怕，我身体好，又注意消毒，脑膜炎、伤寒、肝炎病，我都不怕，都是我去。没退休的时候，我不大会做饭，天天吃食堂，但我工作特别努力，病号们都说，只要一听到楼道里走路的声音，就知道陈大姐来上班了。”
“也有一件事，算是对我女儿有歧视。基因的力量太强大了，大女儿对她爸爸还有点模糊印象，小女儿两岁多就跟她爸爸分开了，可孩子爸爸喜欢文艺这一条却遗传给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毕业进了湘潭市京剧团，二女儿1964年读到高二，恰逢广州军区歌舞团来湘潭招生。初试、复试，整个湘潭市只有她一人顺利通过。有一天，两位军人到医院找我，把我吓了一跳，原来部队派人来政审。我当然实话实说，因为从参加工作，每次填表我都如实填写‘何时何地参加何党派’、‘何时何地参加何军队’、‘有何海外关系’等等。我明知可能会完蛋，但这么大的事，你想隐瞒也瞒不住啊！结果，二女儿最终没能被录取。”
“文革爆发，您的遭遇是不是很凄惨？”
“我倒没觉得。1966年，医院里有几个人给我贴了大字报；1968年，造反派又命令我把户口、工资关系都迁到下面（湖南省炎陵县）的公社卫生院去。可是你知道，我到了缺医少药的基层卫生院，反而不会有人批斗你、歧视你。下放之后，我只插了一天秧，老乡们就不让我再下田干农活了。就像我参军到工兵13营，公社的上上下下，对我都挺照顾的。1974年落实政策，我的户口和工资又转回了湘潭市中心医院。”
“要说惨，主要是我们夫妻再也没能见上一面。抗美援朝之前，他爸爸还从香港给我写过几封信，再然后，就音信全无了。1973年，我妹妹从台湾经香港，给我老家寄了一封信。我妹妹也嫁给了国民党军官，但妹妹、妹夫一起去了台湾，她比我幸福。我倒霉，妹妹写信来的时候，我恰好在炎陵县的卫生院，我弟弟收的信，因为害怕，他把信直接交给了组织，根本就没告诉我。
“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我弟弟才把‘文革’期间我妹妹来信这事告诉我。我立刻按照香港原地址写信寄回去，可惜，六七年时间过去，人家可能早就搬家了。信被香港邮局退了回来，说‘查无此人’。”
“这之后，直到1987年，我妹妹才重新与我联系上。妹妹怕我受不了，就把孩子爸爸去世的消息先告诉了我女儿，两个女儿又慢慢地、一点一点给我渗透。直到1988年我妹妹第一次回大陆探亲的前几天，我才知道，孩子她爸1977年就走了，死的时候，他还没过63岁的生日呢。”
“最惨、最冤的是，从他爸爸去世，到我得知噩耗的1988年，中间隔了差不多10年或11年。得知消息的那些日子，我真是觉得上帝对我太不公平了。想起这件事，真是觉得自己好冤、好惨。1988年（得知消息），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的希望忽然就破灭了，我哭了一个多月，真是眼泪都哭干了。那几年，就连基督在我心里也有点淡了。”
“他爸爸在台湾的生活情况，我是后来听我妹妹说的。他爸爸去了台湾，先是继续做军医。1959年退役离开部队，在高雄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爸爸是好人，开了诊所也注定不会发财。听我妹妹说，有病人来，能给钱，他就收点钱；没钱的病人来看病，哪怕给点米，他爸也会给人家看病。在高雄，他就和我妹妹、妹夫住在一起。”
“孩子爸爸也一直独身，没有结婚再娶？”
“是啊，直到1977年去世，孩子她爸也没有再结婚。其实，我什么可能性都想到过，他爸爸那么优秀，那么乐观，走到哪里都会有女医生、女护士喜欢的，就算他爸爸熬不过去，跟别人结婚了，我也不会埋怨他。可是，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六十多岁就走了。”
1990年4月，陈淑（右二）去台湾扫墓，悲痛万分。陪伴者是她的妹妹、妹夫等
“从1988年得知消息，花了两年时间，总算把海峡两边的各种手续都办妥了。90年4月我先到香港，再转机飞高雄（那时两岸尚未通航），最大的收获，一是看到陵园看到了他，一是带回了我们夫妻的照片。我们夫妻的合影，本来我手边也有的，‘文革’爆发，一把火都烧掉了。我原来以为在台湾，孩子爸爸会保留一张我们的戎装结婚照，可他留下的遗物中也没有那张结婚照。我能带回来的只有他的军官证、退役证，还有他在高雄开办私人诊所的行医执照等等。”
抗战军人陈淑、陈希纯夫妇凄美爱情的结尾，是一抹亮色：2015年1月19日，《湘潭晚报》记者易书宝撰写了《湘潭市中心医院抗战老兵陈淑：弱女子投笔从戎》，报社发稿后，市民政局经严格核对，确认了陈淑中尉的国军抗战女兵身份，民政局的科长登门，送来1000元慰问金，向这位抗战女英雄表示敬意。
湖南老兵协会湘潭分会亦告诉陈淑老人及其家属：该协会寻访到的湘潭国军抗战老兵，共计53位，年龄最大的103岁；陈淑中尉，是该分会寻访到的第41位国军英雄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