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单田芳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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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下回分解”：说了一辈子别人的演义，今天请听单田芳讲述自己的故事
武云溥 单田芳 国家人文历史 昨天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编者按
今天，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
他的语言魅力打通了地域、文化、年龄的界限，他的声音，是几代人对江湖最早的记忆。他曾经讲了那么多的故事，然而今天却再也没有“下回分解”。一代评书大师，与我们这世间就此别过。
单田芳说了一辈子评书，据说全国每天曾有1.2亿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听他说书。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句话回响了几十年。我们的记者曾于2010年12月22日的午后，采访了单田芳，请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谨以此文追忆单田芳先生——
小时候觉得说书和要饭差不多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江湖艺人命薄，说书也好，唱戏也好，无非都是没钱，糊不住口，得让孩子打小学个本事，或者撒出去拜师，跟着戏班子到处跑，不用吃家里的口粮。
我生在天津，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感觉着，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
可是赶上得场病动手术，耽误了小半年时间。再去学校里上课，老师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人家学校不等你，功课压力特别大，我又心生厌烦，这就不想念书了，然后家里就给我找个老婆，也是说书的。这样家里人就成了只有我一个不说书，老婆就说，咱俩要干同一行，以后也好相互照应。当时我父亲的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师傅，叫李庆海，他跟我念叨，说你母亲现在说书，一个月能有五百块钱收入。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鸡蛋三分钱一个，猪肉一斤五毛四，大米一斤一毛八。一般工人一个月工资六七十块钱，高级工程师才到一百多块。家里人就这么你说来我说去的，都劝我，还是学评书吧。
单田芳年轻时的照片
头一次上台分到五块四毛钱
我本来是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干什么脏活累活我也不干这个。后来看见，解放了到底不一样，不用拿笸箩敛钱，都改卖票了。说书的也成了文艺工作者，不像以前叫戏子。艺人受了尊重，梅兰芳在旧社会得的博士，解放后大家还是叫他“梅博士”。可见不管什么时代，你是光鲜体面还是穷困潦倒，归根到底是看你有没有真本事，有本事就受重视。
吃大苦受大罪遭冷落，这都是常事。都知道我老家天津是曲艺之乡，天津人可厉害，爱起哄。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这话不虚，北京人还给点面子，天津人是你一登台，下面就有人带头喊：“下去吧！”一堆人跟着喊，台上的你这还怎么说？
这种场面，我看别人演出时有不少，自己倒没遇上过。20岁我登台，也紧张，稀里糊涂就说了俩小时，一看台下反应还不错，没轰我，这就有了底。其实说了些什么，我自己都没印象。到家很高兴，数数钱吧，说这一场下来，大伙儿分成，我分到五块四毛钱。我心想这不错，说书还真能挣钱，照这样一个月下来怎么也该有二百块钱吧，足够了。
到今年我从艺55周年，基本上一帆风顺。所以我跟徒弟说，毕竟我从小跟父母在茶社里摔打过来的，有时候台下两三个人听，还得照说不误，完了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这些经验都是动力，因为我肚子里有货，没名气，好，我想法出名；听众不叫好，我想法让他们叫好。没这个精神，你出不来。
解放军围长春，捡回一条命
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东北人本身粗犷，头脑活跃，有句话讲“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知道什么意思吗？“胡子”就是土匪，旧社会太多了，以抢劫为生。你路上遇见胡子了，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三老四少给个面儿，该让路的让路，该关照的关照。这都是在西南一带，东北不行。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照样截住打一顿。所以乱世求生，就是门学问。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领着走江湖，自己不能独立。每个行当都有行话，也叫“切口”，学会切口那是行走江湖人的基本功。比如我姓单，跟同行就说我的姓是“风量弯儿”。对方说哦，那我姓“抄手弯儿”，我就知道他姓李。这样我俩说话，外人听不明白。旁边要有外人怎么办呢？提个醒，说“念团”，就是这有外人，咱别说了。远远瞅见警察来了，“冷子来了”，好，收拾东西赶紧走，小心挨揍。
1948年很凶险，解放军包围长春，据说国民党守军有13万人，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没水没电，弹尽粮绝。我们家算比较富裕一点，先买下粮食，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当时估计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不断顿。可几个月后呢？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往解放区跑。我现在总结，都是“命不该死”。机遇也是一样道理，人家说我怎么动不动就宿命论出来了，我说我不迷信，可人得承认机遇这回事，机遇就是命运。跟我同辈同龄说书的十几个人，就我是所谓的脱颖而出，别人都早早改行干别的去了。反倒是我这本来不想说评书的，一直说到如今，你说不是命运？
解放前单田芳的师母李春琴（左 1）、师傅李庆海（左 2）、父亲单永奎（右 2）、母亲王香桂（右 1）的合影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下来，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后来我才知道，这比打仗厉害多了。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飞机扔炸弹，哪儿就那么巧就扔你头上？可要论危险系数，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无一幸免，谁都跑不了。
祸从口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三十出头，按说年轻人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尤其我这说书的，往往祸从口出。但现在咱们要更正，我不认为我的言论有什么错误，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就成了反党言论。
举个例子，当年全民大炼钢铁，说书的不说了，唱戏的不唱了，都得参加劳动。可咱又没学过冶炼知识，怎么炼啊？我说这就是起哄，是浮夸。大队院子里堆个高炉，也就比房子高一点，哪儿弄铁去？各家各户搜集捐献，锅碗瓢盆凡是铁的都捐出来，扔到高炉里拉开风闸就炼。昼夜不停，不让人回家，孩子放到托儿所都没人管。就这么炼个三天五天，炉门一开，都是铁渣子，成品都炼成了废品。好，单位领导一句话：我们这几天大干，又炼出几百斤钢铁，给国家作出了贡献，拿红纸写上数目，大伙儿敲锣打鼓，到区里、市里报捷去。
各单位皆是如此，这算什么现象？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这可好，整个儿颠倒了，胡说八道嘛。老百姓当然有意见，可谁要敢说这么干不对，准有人汇报上去，给你上纲上线，就有“进去”的危险。
这道理都是后来明白的。当时我年轻，爱发牢骚，平时就有人给记下了。1964年，文化部秉承毛主席指示，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今往后工农兵要占领舞台，要说新唱新，破除“四旧”。四大名著都不能说了，只能说新书，最流行的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这些。我们说书人学的都是传统书，谁也没说过新书，这东西太费劲了，很头疼。书里写到的解放军和干部，他们就跟台下坐着呢，这怎么说？张口结舌，老百姓也听不进去，觉得你说得没意思。
要说这是上头的政策，咱们开国家的工资，不听也得听，照办就是了。可基层领导还要大家讨论，讨论的原则是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秋后算账，许诺这些个，让你畅所欲言。实质上这是勾你说真话。那时候我老伴还活着，回家就跟我说，到时候开会，别说啊，千万别发言。我点头答应。开了三天会，我一声不吭，看旁边很多人也都明白这道理，都不说话。领导就点名：小单，你说说看，现在让说新书，这个政策怎么样？
不说不行啊，我就说起来，一说就控制不住了。我说主席老人家号召咱们说新唱新，这是对的，咱们不能净夸赞封建时代的英雄豪杰，现代的英雄也得说啊，这点我非常赞同。领导说好，你继续讲。我说但这么“一刀切”，我有意见。我认为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积累下来，不是平地就冒出个新中国。就拿四大名著来说，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我听说国外都有翻版，几十个国家都视为财富，咱们就不让说了，这有点过分。
噼里啪啦说完，坏了，后来给我定成“现行反革命”，全家遣送鞍山远郊农村，劳动改造。
1982年单田芳在唐山演出现场
四年漂泊，感觉自己像特务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在东北地区是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我就跑了。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荡，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当时的心情，感觉自己就跟台湾来的特务一样，随时防范人家抓捕。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着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到百货商场门口去卖。人家一看，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说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中央给做主了。
我这才敢回家去，找到有关单位。这是1978年3月，事情还是难办，因为当年整我那些人还在，他们可不会承认错误，就互相推诿。我告到市里，市里有落实政策办公室，派了专案组下来解决，不光我一个人的事儿，是好多人的问题。过了半年，最后查清楚，我确实冤枉，应该彻底平反。
于是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
1981 年单田芳（左）在鞍山电台录音室录音
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录广播电视节目，我出大名了！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对的是全国观众，要求简洁明快。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张嘴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吸引住，我就得注意了。到后来就越说越熟，哪到哪怎么说，一点不错。如今，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