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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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侃侃生活 2015-09-03
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文/章诒和
由于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结识许多毕业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们都在七十开外，不少人已为黄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与他的同学始终保持着联系。
有人说：1949年后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于1955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1949年后，大陆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于是，他们一齐来到了北大。
在这个班里，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
婚后，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着“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铺。我的先生得知后，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里学说：“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铺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徐枢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编，商务印书馆副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1949年前。
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启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皓须眉输我老”，下联是“五陵裘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干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
为什麽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后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和王瑶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里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
浦江清毕业后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教，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于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大提倡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着鲜明又独特的表现。
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里读着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着眉头说：“不背《古文观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后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后拥，把老师载到课堂。
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于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堙妨岱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着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铃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迴肠荡气腹中啼。”
明镜出版的周绍昌《行行重行行》，记录了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
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后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这一届学生是1949年后入学的，由于他们接受太多的传统，由与他们出身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于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于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麽几个“由于”，这些学生在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于无产阶级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里，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后，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
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多许多，为什麽？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当然，到了更高一级的领导，江隆基与陆平在划右的态度与掌握上，也是有着十分的不同。三十多年后，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着一张条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于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于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
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拥护戒严部队。我的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表态拥护戒严的文章，气得在家中破口大骂，并告诉我当年其人在北大作学生时就属于“狗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中性的，其特征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
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什么惹祸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底扎实，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着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干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义。
1957年就读于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么几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得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余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1979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终于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教出来的“50后”，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难怪程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什麽这样难走？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后的日子，为什么这样难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后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麽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于北大、清华的知识份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向前看。除了私下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什么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
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2002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着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大哭，无所顾忌地哭，好在没人听见哭声，也无人看到哭相。以后，每年的五月，周绍昌都有题为“悼克郁”诗寄给我，信封还没来得及拆，眼眶就先湿润起来。怎不伤感？就像我平素常说的，如今谁还惦记谁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绍昌把诗的题目改为“忆克郁”，并解释道：今天来看他，祭奠故人；面对人生，改“悼”为“忆”。
一次聚餐，闲聊中周绍昌对我说：“我要写点东西了。”我知道，他说要写点东西，决不是一种打算，而是决定。
我没猜错。不久，他拿出了题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长，在恬淡的敍述中，写出了一个有文化修养、性格开朗的女人怎样被环境窒息而亡，最后的情节是患有高血压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劳动中一头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但我坚持认为，她决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中国酷烈的政治环境。文字干净，情感也极有节制。读罢，我把它推荐给办期刊杂志的冯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说“好。”经过一段时间，冯先生在电话里诉我：“旻姑”已刊於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七期。
同期刊登的文章，还有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荣的“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几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等篇。捧着这一期的《温故》，自己着实高兴，为周绍昌高兴。
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冯克力先生的电话，说：“《温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冲冲问：“封？是因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为我，那又是因为什麽？”
“我也不知道。”冯先生这样回答。
对话结束了，我却一整天都在琢磨《温故》被封的缘由。肯定是因为我——这是我得出的最后结论。只不过冯克力怕我难过，不肯告诉我罢了。我把这个消息立即转告周绍昌，他非常震惊。说：“好好的一本书，招惹谁了？”于是，他更加勤奋了。
其实，我早知道：从《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连人也“盯”上了。有例为证：某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散文"章诒和大姐”五个字。送审后，总编把这五个字用红笔勾掉，说：上面打了招呼，任何传媒不许出现“章诒和”。看来，我就是个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油灯打翻，店铺关门”。
最近听说，官府列出了一张“敏感人物”大名单，依据敏感程度分一、二、三个级别。我是第一级里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时间，上边就向传媒出版单位电话宣读一遍名单，像点名一样。是呀，大权在人家手里，人家想点你就点你，想禁你就禁你，随时可以侵犯你。但是，我会继续写下去，会在内心保持那不灭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无路可走。经过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周绍昌踏上了精神救赎之途。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长篇回忆录《行行重行行》(明镜出版)，全书记录下自己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
我拿到复印稿，一天就读完了，并且知道他早在1999年就动笔了。应该说，书中没有深刻的哲理，没有眩目的文采，没有耸动的情节，一切都是那样的浅显，浅淡，浅近。他只写人的命运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延伸，他只写经历过许多事以后，如何把冷的热的一起放进心里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会议室，由胡愈之主持并代表官方宣布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宣布章、罗等人受到降职降薪处理，仍保留部分职务（即保留勤杂、厨师与四合院）的时候，（1月28日）周绍昌作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着自己的行李卷，离开不满六个月的女儿，登上一辆面包车，被民警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桥的收容所。上车前，他用心环顾了那熟悉的机关大楼。而下车后，迎接他的则是一排排的铁栏杆。进得通道，见一个人双手把住栏杆，向新来的人高喊：“欢迎，欢迎！”那是强为欢声的悲号，那是令人惊悚的奇特音颤。伴随着关闭铁门的金属巨响，监狱的含义，全然无须法学家的诠释了。
从那一刻起，周绍昌的心突然紧缩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几天后，周绍昌再次提着的行李卷，被押送到河北清河（茶淀）劳改农场。所谓农场，原来就是一片荒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兴许是荒地的景色过于单一，望不到头，更走不到头。三十里路，仿佛就是古人说的‘无涯’了。地球是圆的，而我们就像蹬着球的狗熊，脚下踩着的球在转，而自家却总是踏在球顶的一个点上，老也走不到头。”是的，很多人没走到头，因为性命到了头。周绍昌是走到头的，但用了二十一年。
劳教队并非清一色的右派，是杂牌军。盲流，惯窃，坏分子，成员五花八门；年龄也从五、六十到十五、六。气质、素养、年龄、背景相差悬殊的劳教人员的混杂对於管教是最为有利的。大家来头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类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检举。但周绍昌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一种人类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想从对方的眼里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过窝棚上芦席窄窄的缝隙，能看到一丝星光。周绍昌伴着星光入睡，每个梦都是随着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欢乐与温暖。有谁知道右派分子前途怎样？今后如何？就像元人赵禹圭《折桂令》里所言：“醉眼睁开，遥望蓬莱，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劳教期届满，就打入留场就业队，继续劳动改造。队里有个右派分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对中国连环画的编辑出版有开创性贡献。一次，徐的夫人来探视。劳教就业人员全体动员起来，收拾出一间土房，用被单当门簾，拿草袋堵了窗户，从伙房打了开水，凡是当时能办到的，都尽力办了。几天后夫人离去，徐淦先生写下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毫无愠色嫌泥腿，犹有柔情怜白头。”诗句被周绍昌牢记在心，每次吟诵，都感慨万端。我曾经也是囚徒，故书中极平静的描述，在我读来也是惨目惊心。
“改正”后的周绍昌曾这样说：“想到祖国的河山，不知怎麽总有淡淡的一丝哀伤的忧郁。”是这样的，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概要背负着一生一世的饥寒。
今年（2007）的五月四日，他寄来题为《诅咒》的诗，全诗八行。如下：
推拂不开的心的诅咒
那阴影老是纠缠不休
因为它们呵至今还在
不休地摇动巫的魂幡
用唱着歌的跺着的脚
一心想扼住春的喉咙
捂住你的嘴蒙他的眼
却推拂不开心的诅咒
每个人的内心都蕴涵着精神需求，这是天性。地之兴衰，人之显晦，在生存需要获得基本满足以后，这种精神需求就会觉醒，壮大起来，并成为人生主要追求目标。林昭在《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年祭》一文里这样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是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我认为，这当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当黑暗不再是内心阴影，生命不再畏惧死亡，即使太阳快要落山，明知前面就是坟墓，那又有什么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