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徽上有拉丁文“Veritas”即“真理”的字样，分布在三本书上。最初的哈佛校徽周围还环绕着“pro Christo et ecclesia”的拉丁文，即“为基督及教会”。历史上校徽中的三本书中有两本是向上翻开的，另一本则朝下扣着。翻开的两本书，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知识（也许是指大自然的普遍启示和圣经的特殊启示，或者指旧约和新约）；扣着的那本书，则象征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奥秘。今天的哈佛校徽上，我们还能见到Veritas 的字样，但是三本书都是向上翻开的，周边具有浓厚基督教意味的那些拉丁文也不复存在了（象征启蒙运动以后，人不再相信上帝和上帝的奥秘）。跟其它常青藤名校一样，今天的哈佛大学已经彻底世俗化。哈佛校徽的变化微妙地反映了哈佛世俗化的变迁。
最早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包括神学院（今天神学院已经跟大学分开），而且神学院是学校的“王牌”学院。十九世纪，正值深受人本主义影响的自由派神学狂飙猛进、抛弃正统基督教信仰的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那时候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不但在学术上首屈一指，而且在信仰上成为正统改革宗神学的中流砥柱，涌现出贺智（Charles Hodge）、亚历山德（Archibald Alexander）和华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等一代神学大家，被后人称为“普林斯顿学派”。（在教育理念上，贺智坚信只有和基督相联合的教育才能真正拯救人们的灵魂、维系一个理想的社会。）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镇上的一些主要街道，还以这些神学家的名字命名。不幸的是，到十九世纪末，普林斯顿神学院也终于被自由派神学“攻陷”。1929年神学家梅钦（John G. Machen）和其他一些保守派教授脱离普林斯顿神学院，共同创办了日后成为基要派和福音派学术重镇、坚持改革宗信仰和学术水准的韦斯敏斯德(Westminster)神学院（华人教会有好些牧师毕业于位于费城郊区的这所神学院。我有好几位中国基督徒朋友也毕业于那里或者正在那里就读）。
耶鲁跟中国，也跟中国基督徒，有很特别的缘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容闳，1847年由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耶鲁完成学业。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于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在此后半个世纪，有数百名中国少年通过这个“幼童留美计划”被派送到美国留学，其中到耶鲁的有二十多人。耶鲁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现代化人才。除了“留学生之父”容闳，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工程师詹天佑、教育家李登辉（复旦大学老校长——另一位叫李登辉的台湾人毕业于康奈尔）、人口学家马寅初、医学家颜福庆、女建筑家林璎等等，都是耶鲁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中有一些信主成为基督徒。明言自己的精神资源来自三个C——基督、孔子和苦力——的晏阳初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中国留学生当中的基督徒当年聚会的教堂直到现在还在耶鲁校园，如今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华人教会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