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的哲学里可以分成两派。就是philosophy of being 和philosophy of becoming。凡把一切的变化当作是永远的、本质的,这种运动在19世纪产生了很大的回应。它的motto是“The
only thing that is unchanging is the change itself",这就对基督教的信仰,从对不变动的上帝而产生不变动的信仰,产生最大的挑战。变动的思想不但主宰了生物界的进化论,也主宰了哲学历史的发展观,更给世界社会演化带来一个幼稚的乐观的刺激。当这些思想影响到德国神学,这些新派的理论就从内心的深处把进化的思想放到宗教的过程里。他们甚至相信连世界的宗教也在进化的过程中,这样整个变动的思想就主宰了整个西方的思想。当这个思想进入到政治界,就使德国人感觉自己是整个进化的人类之中最高峰最优秀的民族,所以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廿世纪这100年的展现,到底从人类深处发出什么东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到今天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廿世纪开始时,人从进化的观念中产生了幼稚的乐观。对宗教产生的堕落论无法接受,为什么要拒绝堕落论?因为堕落论先假设或者相信人类原先在圣洁
中,因为犯罪的缘故才摔下来的。这个和进化是完全另一个极端的想法。而进化论先假设人是从卑微幼稚的状况中演进到今天最高明、最有智慧的活物。这样,凡是相信堕落论的人都不能接受进化论,凡是相信进化论的人一定要拒绝堕落论。所以严格来说,这不是一种思想的斗争,是神学上的差误。当教会的领袖没有从教义的问题从圣经的总原则来处理文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不意识不知觉的就把整个教会的信仰因为妥协的缘故把它完全交给仇敌任意摆弄我们。如果人是进化的,那么过去很野蛮、很原始、很幼稚。就像新派神学说的,我们是从幼稚的状态中演变到今天的高明状态。到了19世纪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就自然的同意了这些自然学说。到了19世纪,西方已经发展到很高明的时代了。所以他们就假设接下来的100年人类是无可限量的。就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叫Oswald Spenglar的德国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廿世纪初期时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他指出整个西方文化已经是没落面临崩溃的地步了。当他说这个话时候,正是中国人向往西方文化的时候。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很幼稚的思想以为西方的文化可以拯救中国。另外我们看见西方有一些有智慧先知性的人物内心的深处已经产生了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