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英文提要]
This paper compares word order patterns of topic, subject, object and the verb among Chinese dialects. Through 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f order types since archaic Chinese, it claims that Chinese has been largely an SVO language but has never been a typical SVO language. In Wu dialects, topicalized patients are more common and are of more syntactic nature than in Mandarin, and topicalized patients prefer the subtopic position rather than the main topic position. Therefore a new verb-final pattern is developing through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ubtopics with patient role in these dialects, though it is not a real SOV type yet. The same is true for Min dialects, but not for other southern dialects such as Hakka, Gan and Hui. An interesting consequence arising from interaction between subtopic prominence and the SVO type is the frequent use of split topic structure, which divides a patient argument into two parts, one serving as subtopic and the other as object. By contrast, Cantonese exhibits the strongest SVO type in various respects. Thus the paper proposes a typological model among Chinese dialects. That is “Cantonese (strong SVO) : Mandarin/Hakka/Gan/Hui (moderate SVO) : Wu/Min (weak SVO)”, sharpl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models like Hashimoto’s “Mandarin : Wu/Cantonese : Min”. Real SOV order appears in some northwestern dialects due to the influence from SOV languages like Tibetan, as well as a developing case system, which is a crucial condition for being a real SOV language.
1.2 “把”字间接格句式与汉语语序类型
在完成SVO整合不久的中古时期，汉语出现了用动词虚化来的“将、把”等前置词将受事论元放在动词前的句式(为方便，暂称处置式)。海外学者常常把处置式当作汉语中的SOV句式(如Li & Thompson 1973, 桥本1985, Sun & Givón1985)。其实从句法上可以方便地证明处置式不代表OV语序。首先，把”字句中的非双及物动词后面仍可有宾语出现，“把”的宾语和动词的宾语有整体-部分之类关系(参阅吕叔湘1965)，如“他把橘子剥了皮”、“小张把酒喝了一大半”。可见“把”字并没有取消动词后宾语的句法位置，“把”字的宾语不是动词的宾语。其次，几乎无人否认“把”字属于介词。既然是介词，它就是间接格(oblique)的标记，而不再是直接宾语的标记。“提宾”说和“把”的介词性是不相容的。在一定条件下将直接题元改用间接格表示是语言的常见现象。Van Valin & LaPolla (1997:124)举过英语的此类例子，如to sew the dress ‘缝衣服’ > to sew at the dress。后式中at的宾语便不再是动词的宾语，正像“把”字的宾语也不再是动词的宾语。再次，比较 “把”字句和“被”字句，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把”使宾语降格(degrade)为间接格状语，属受事题元的状语化，而“被”使主语降格为间接格状语，是施事题元的状语化。假如“把”字句属SOV，那么“被”字句就属OSV了，事实上没人这么分析。可见，认为“把”字句属SOV至为不妥。最后，SOV多见于后置词语言(Greenberg1966共性4: 以SOV语序为常的语言以远大于偶然性的频率属后置介词语言)，而且SOV语言一般都使用名词后缀充当格标记包括宾语标记(见Lehmann 1978:214)，如日语宾格标记o, 拉萨藏语宾格标记la31等。“把”是前置词，即使像Li & Thopmson (1978:231)那样算它有标记直接宾语的作用，它也只能算前缀。SOV语言用前缀当宾格标记缺乏类型学依据。以上种种充分说明“把”字句无法归入SOV类型。
然而，“把”字的存在也并非对汉语小句结构的语序类型毫无影响。据孙朝奋等（Sun & Givón 1985)的统计，“把”字句的频率倒并没有通常设想的高，因为连“把”字句在内的所有所谓OV句也只占普通话及物句的10%以下。重要的是，现代汉语出现了动词后宾语与其他许多成分不相容的情况。吕叔湘(1948)已注意到不少“把”字宾语无法回到宾语位置，其中有些是因为后面有非宾语性的成分，于是，动词前的间接格位置就用来接纳被动词后其他成分“挤走”的符合宾语条件的题元，如：
(1) a. 你把茶杯搁在桌子上。~ b. *你搁茶杯在桌子上。
(2) a. 小张把一些文件放进抽屉。~ b. *小张放一些文件进抽屉。
(3) a. 他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b. *他演角色得活灵活现。c. *他演得角色活灵活现。
在典型的SVO语言中，宾语是挤不走的，所以有处置式的汉语至少不是典型的SVO语言。
统计显示，是非问句(VP口伐，V勿V)和否定陈述句都是TV结构以绝对优势超过VO结构，而肯定陈述句则是VO明显占优势，但TV也有一定比例，因为肯定陈述句中的有定、类指、已知信息成分也较有可能前置。是非疑问句以外的问句，包括特指疑问句，则完全没有TV结构。在TV结构中，有STV式21例和TV式7例，总共有28例，而在普通话话题结构中占优势的TSV式这里只有3例。其实日常的语言也反映了跟统计一致的情况。比如，北方人跟人借东西，很可能会问“你有剪刀吗？”，而上海人最可能的问法是“侬剪刀有口伐”。北方人说“我不爱吃鱼”，而上海人更可能说“我鱼勿欢喜吃”。
人们当然可以问，为什么认定是非问句和否定句的受事前置是话题而不是宾语？既然它们既非有定、也不需要是已知信息就倾向于前置，其话题性表现何在？Givón (1978)指出，否定操作符辖域内的受事要么是有定的，要么是无指(包括类指)的，而不可能是无定有指的。英语中说I didn’t see the student 或者 I didn’t see any student ，但不说I didn’t see a student，就反映了这一规律。是非疑问操作符辖域内的受事也基本如此，所以英语问Did you see that student 或 Did you see any student，但一般不说Did you see a student。有定和类指是最符合话题化需要的指称义，这些成分的话题性就体现在其指称义上。没有这种指称义的受事，即使上海话中也不适合充当话题，比如“我每天吃鱼”不会说“我每天鱼吃”，“伊买了三本书”不会说“伊三本书买了”，除非“三本书”借助语境表示“这三本书”。
2.2 浙江吴语：从次话题优先到SOV型的萌芽
受事前置的倾向在往南的浙江吴语中表现得更加强烈。在宁波话中，受事成分充当次话题的现象远比上海话常见。有些前置的受事成分已基本没有话题的信息特征或指称特征，因此，似乎出现了受事话题宾语化的迹象，如：
(4) <宁波> a. 其信用社一笔钞票借来堆唻。‘他从信用社贷来了一笔款’
b. 阿拉从仓库里头一批备用品已经调来堆唻。‘我们从仓库调来了一些备用品。’
c. 房间里头一盏灯点该。‘房间里点着一盏灯。’
这些句子没有特别的语境，调查者仅提供了如上述普通话释义所示的VO型例句，宾语都是无定的，请当地人说出对应而自然的方言句子，结果说话人提供的却是无定受事前置于动词的句子。再看绍兴话中的类似情形：
(5) <绍兴> 伢，窗门，纸都糊好哉。‘我们把窗户都糊上了纸’
此外，在宁、绍方言中，一些在SVO型语言中通常后置的处所成分，也倾向前置。如：
(6) <宁> a. 现在其已经上海市区逃出唻。‘现在他已经逃出上海市区了。’
b. 老王大门刚刚走进。‘老王刚刚走进大门去’
(7) <绍> a. 老王刚刚大门里走进垌。‘老王刚刚走进大门去’
b. 贼骨头卫生间里躲进垌。‘小偷躲进了卫生间’
这样的方言显得离典型的SVO语言很远，的确已经由话题化的扩展而出现向SOV语言靠拢的萌芽，至少离动词居末(verb-final)类型更加接近。不过，它们仍未成为真正的SOV类型，因为大量的句子仍是动宾形式且不宜换用话题结构。此外，吴语，特别是绍兴话，存在后置词比前置词发达的情况，这也是与OV语言更和谐的特征(容另文详论)。
以上分析也显示，在汉语中确立一个句法化话题的位置，有利于解释话题化向宾语化和SOV类型逐渐演变的过程。因为话题是个来自话语的概念，句法上可以有多种发展前景，其中包括句法话题、主语、宾语等。假如我们说受事前置是主语或小主语，遇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就说“主语变成了宾语”，这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当然，把一切受事都看作宾语，则又回到了结构主义前传统语法的唯意义主义，句法上会遇到更多困难。
实际上整个浙江的吴语区都有更强的受事前置倾向，试看下例(取自田野调查)：
(8) <普通话> 下雨了，打伞吧。
<上海> 落雨勒，撑伞口伐。
<苏州> 落雨哉，撑伞吧。
<无锡><常州> 落雨咧，撑伞吧。
<绍兴> 落雨哉，伞撑起来。
<宁波> 落雨唻，伞撑开。
<台州(椒江)> 雨落咾=唻+爻，拨雨伞撑起来。
<乐清大荆> 雨落咾=唻+爻，拨雨伞撑起。
<金华> 落雨勒，雨伞撑起来得勒。
<丽水> 落雨咧么，阳伞撑开。
<温州> 雨落起口皮，雨伞撑起。
先看“下雨”，苏南上海(横线前)都说“落雨”(以前上海有说“雨落”的)，台州片的两个点(椒江、大荆)和温州都说“雨落”。“下雨”并非典型的动宾关系，但说成“雨落”多少反映这些方言点动词后宾语位置的萎缩。至于“打伞吧”，苏南上海都说“撑伞”，而浙江无一说“撑伞”，其中台州的两点用处置式。其他各点都直接让“伞”前置于动词。
温州话有较细的描写，不妨作点进一步的讨论。据潘悟云(1997:66)，指人的受事前置时以主语前为常，如“渠他你仂你们叫罢了未”，“渠”更容易理解为受事。但当受事生命度低于施事时，前置时倾向于位于施事之后，如“我饭吃爻罢”中的“饭”。类型学事实证明宾语的无标记(默认)状态是无生命的(例如俄语无生命宾语无须变格，而有生命宾语就要变成第二格)，所以后一种情况是更典型的语序，温州话也是次话题优先的方言。温州没有发现宁波绍兴(4)-(5)那种没有明显理由而受事充当话题的例句，但是比起上海话来温州话在更多情形下受事倾向于甚至只能充当话题。除了同上海话相似的受事前置条件如一般疑问句、否定句等外，还有些是句法上决定的。动词带趋向补语、结果补语时，受事就不能在动词后，而要作话题(通常是次话题)，而北部吴语尚未发展到这一步。如：
(9) <温州> 渠一篇文章写完罢。~ *渠写完一篇文章罢。 (潘文)
再如，“在祈使句中，受事一般要前置”(潘文:67)，如“ (你)身体擦爻！”“(你)作业作起！”。潘文原例没用主语“你”，这里据方言情况加上“你”，显示受事即使位于句首其实也是次话题，因为一般不说“身体你擦爻”。 祈使句受事倾向前置其实也是浙江吴语的普遍情况，比较上述(8)例中各地表“打伞”的小句。
曹志耘(1997)描写了金华汤溪方言的受事前置“比普通话更为常见”的现象。不过非有定受事的通常还是有严格句法条件的，大多具备一定的话题性，但也确有些受事话题性不强，如“渠身新衣裳着得达他穿着一身新衣服”。曹文也指出汤溪话受事前置的常见与没有处置式有关。其他吴语处置式也用得不如普通话多，只是不像汤溪那样基本不用。
总体上，浙江吴语中，动词后的宾语位置越来越萎缩，能容纳的受事成分越来越少，而次话题的位置越来越发达，能容纳更多的话题性不强的成分，如温州话(9)“一篇文章”这种既非有定或类指、也非已知信息的成分。这是向SOV语言发展的萌芽。
2.3 闽语：类似吴语的语序类型
从李如龙(1997)、陈泽平(1997, 1998)等的描述来看，闽语的语序类型总体上亲北疏东，即与其北邻吴语很接近，与其东邻客、赣、粤等方言相差较大。
在闽东方言福州话中，受事前置远比普通话发达。不但受事充当主话题(陈泽平所说的“大主语”)常见，而且充当次话题(“小主语”)也很常见。充当次话题不受普通话“周遍性”规则的制约，从他所举的例子看，前置的受事大致有这几种情况：有定的成分、连动句的前一个VP中的受事(不一定有定)、带补语及来自补语的体标记如“咯”。如：
(10) <福州> a. 我只这本书看完了。
b. 伊车骑礼着去上班去了。
c. 依姐姐姐衣裳洗野澈很干净。
d. 馍馍食咯了。
陈著没有说明由受事充当的“大主语”和“小主语”哪个占优势。不过，从他所举的例子看，似乎也是“小主语”(次话题)较常见，而次话题是话题向宾语转化的关键，因为主话题位置往往有更强的话语功能，较难转化为宾语。大体上福州话接近吴语的类型，是一种话题化包括次话题化相当普遍而句法化的方言。
从李如龙文来看，闽南的泉州话的语序类型跟福州基本相同。“泉州话的受事成分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灵活地置于主谓之间或句首。不同的语序所表示的语义重点有一定的差别，但并不十分明显。”，如“汝饲鸡未~汝鸡饲未~鸡汝饲未”。普通话话题化的优先位置是句首，而李文却先提“主谓之间”再提“句首”，举例时也多把受事次话题句放在受事主话题句之前，可能反映泉州话也是次话题占优势。
顺便说一下客、赣、徽诸方言。李、张主编(1997)所收的几篇客家话和赣语报告和平田主编(1998)反映的徽语语法显示，虽然有些作者提到受事前置比普通话常见，但例子反映的情况基本不超出普通话话题化的范围，而且显然以充当主话题为主。其中万波(1997:239)更是就安义赣语明确指出“不少吴闽方言常将受事置于主语之后，动词之前，这种格式在安义方言中不能说绝对不可以，但很少说。”总体上，客赣徽方言的语序类型接近普通话，话题句，特别是次话题句远不如吴闽方言发达。
3. 分裂式话题结构：SVO类型和话题优先的巧妙平衡
吴语闽语虽然由次话题优先的类型发展出部分方言动词居末类型的萌芽，但是总体上还没有突破SVO语言的总框架。分裂式话题结构便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所谓分裂式话题结构，是汉语中将受事成分一分为二的一种特殊结构。其特点是把一个带数量成分的受事论元中的“光杆名词短语”(bare NP)放在动词前，把指称成分(主要是数量词)放在动词后的宾语位置，如“他衬衫买了三件”[2]。刘丹青(2000)对普通话和方言中的分裂式话题结构有详细分析，这里择其与本文相关者略作介绍。
上引陈泽平、曹志耘、李如龙诸文都专门提到这种结构，曹志耘更是明确指出动词前后的成分分别是话题和宾语。我们要强调的是以下几点。
一、分裂式话题结构严格遵循话题化规则。汉语有“我衬衫买了三件”，而不说“我三件买了衬衫”。这是因为，光杆名词短语最适合表达类指(generic)的意义(允许用光杆名词短语的语言都是如此)，而不带指示词/定冠词的数量成分通常体现无定意义。分裂式话题结构实际上是硬把一个无定的名词短语拆成类指和无定两个成分，让类指成分充当话题，让无定成分仍充当宾语。两者各得其所，若对换位置便违背了话题结构的常规。
二、这种结构在普通话中是一种边缘结构，能接受而不常用。但在吴语闽语中，这种结构是常用的甚至是基本的结构，而且作者们描写和自然采录到的例句几乎全部是名词短语充当次话题而非主话题。潘悟云告知笔者，温州话中表达“我吃了三碗饭”的最自然的说法是“我饭吃爻三碗”。上引陈泽平、李如龙文都强调这种格式十分常用，以致福州人、泉州人在说普通话时还顽强保持着。下面是部分例子：
(11) a. <苏州> 教俚酒少吃点，《海上花列传》20回 ‘叫他少喝点酒’
b. <上海》 一个号头月奖金拿到一百块末，(语料库)
c. <宁波> 昨么子黄鼠狼鸡偷去三只啦。 ‘昨天黄鼠狼偷了三只鸡’ (田野调查)
d. <金华汤溪> 尔碗借两个我用用。(曹志耘1997:44)
e. <温州> 衣裳洗爻了一桶。 (郑张尚芳1996:59)
f. <福州> 经理红红领带缚蜀条系一条。(陈泽平1997:115)
g. <泉州> 伊牛牵一只来唠了，（李如龙1997:133）
分裂式话题结构常用的原因是吴闽方言有一个高度句法化的次话题位置，这些方言会尽量设法用符合话题条件的成分去填补，即使在受事无定的情况也通过将受事分裂的方式填入这个句法位置。而普通话等不是次话题发达的类型，不一定要这么做，而非话题优先型语言如英语更是不存在这种结构。
三、分裂式话题句和受事前置句有重大差别。前者由数量成分充当宾语，在话题化的同时保存了动词后宾语这个句法位置，维持了SVO的语序类型。它是话题优先和SVO两个因素互动下的一种绝妙平衡。而后者把整个受事放在动词前，造成及物动词后宾语位置的消隐。分裂式话题在吴闽方言中的盛行说明它们离真正的SOV还有相当距离。
5. 与话题话无关的SOV语序：部分兰银官话
汉语方言中的确存在跟话题化无关的真正的SOV语序，它见于西宁、甘肃临夏等部分兰银官话中。这些方言是在藏语等SOV语言的影响下形成SOV语序的，所以越靠藏语区越明显，还被叫做“藏式汉语”。不过这些方言同时也存在SVO语序，所以还不是纯的SOV类型。徐、刘(1998:301)脚注曾引张成材(1994:14)用例提到西宁方言难以分析为话题结构的SOV语序。这里再举几个引自多种文献中的西宁、临夏方言的用例：
(15) <西宁> a. 时间我们哈不等。‘时间不等我们’
b. 他讲话重句(哈)不拉。‘他讲话不说重话’
c. 毛驴你三个赶上我四个赶上。‘毛驴你赶三头我赶四头’ (程祥徽1980，见 黄伯荣主编1996:725)
d. 你我哈给。‘你给我’ (罗太星1981，见同上黄主编:726)
e. 爸爸一个洋糖给唡。‘叔叔给了一块水果糖’
f. 我阿爸今年六十岁有唡。‘我爸爸今年有六十岁了’
g. 这个东西我的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张成材1994:14)
(16) <临夏> a.我他哈叫来了。‘我把他叫来了’
b. 猫小鸡吃了。（原注：“小鸡”音加长）‘猫吃了小鸡’
c. - 同志，麻烦您了。- 关系的没有！‘…没关系’
d. - 老张你太谦虚了。- 我谦虚的不是。‘… 我不是谦虚’ (王森，见同上黄主编:724)
从以上例句看，其前置的受事有这几个特点值得注意：1、看不出指称限制，无定成分前置也平常；2、看不出句类限制，不需要疑问、否定、祈使这些容易诱发话题化的句类条件；3、没有生命度限制，从生命度最低的抽象名词等到生命度最高的人称代词作为受事都能前置。并可由同等生命度的施事和受事同时出现在动词前，如“你”和“我”，“猫”和“小鸡”；4、看不出动词限制，像“是、有”等动词的表语和宾语都可以前置，而即使在话题化发达的方言中“是”的表语也很难作话题；5、受事成分集中在主语后、动词前的位置；6、受事后面出现后置的“哈”、“的”等虚词，实际上是宾格标记。这些特征都显示这些受事论元不是话题，不受话题化常规的制约，而是真正的宾语。
在以上各点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中的宾格(及与格)标记“哈”、“的”等，因为从类型学看，一种语言是否具备宾格标记，是能否成为真正的SOV语言的关键因素。Greenberg (1966)共性41指出：“假如一种语言的动词同时在名词性主语和名词性宾语之后(主要指SOV，因为OSV型语言几乎不存在——刘按)，该语言几乎总是具有格的系统。”Lehmann (1978:214)则指出SOV语言的格标记总是以后缀形式出现。Vennemann (1974:356)分析了SOV和格系统相关性的原因：假如SOV语言没有格标记，那么当主宾两者只出现一方，或者宾语因语用需要而话题化到句首时，听话人就无法分别主语和宾语。当然，吴闽方言并没有宾格标记，但仍因话题化而经常造成施事受事同在动词前。这是因为话题化的受事通常在生命度及词汇搭配关系等方面跟施事主语还有差别，听话人还能根据这些线索判断施事和受事。如“我大门关了”，只可能是“我关了大门”，而不可能是“大门关了我”。遇到生命度和词汇意义都不足以区分施受时，这些方言还是会尽量避免话题化。只要受事的话题化还存在某些限制、无法泛化至一切受事，这种语言就无法真正由SVO演变为SOV。西北方言之所以能有(15a, d)之类句子，就是因为具备了格标记，于是可以让宾语自由地前置。有意思的是，这些方言的SOV语序虽然是由藏语等SOV语言影响造成的，但宾语标记并不是借来的，而取自汉语语素。“的”是汉语助词自不用说，通行于很多西北方言的宾格标记“哈/合”也可能就是“下”的一种读音，参阅江蓝生(1998)的分析。看来，宾格标记是在这些汉语方言引入SOV语序后由避免歧义的交际需求出发而逐步形成宾格标记的。据李炜(1993)，甘肃临夏一带方言不但用后置的“哈”表受事和与事，而且用后置的“啦”(语源不明)引出工具类题元，也放在动词前，呈现出更加成形的格系统。
比较西北方言的情况，吴语闽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后置格标记的迹象，这就使其由受事次话题化发展出新的SOV语序的进程受到根本性的制约。所以这些方言可能会长期停留在次话题发达的阶段而难以到达真正的SOV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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