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Kreeft还给出了这样几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帕斯卡的赌注。假如你的一个亲人病入膏肓，医生提供一种药，该药并没有把握治好你亲人的病，但却有50%的机会能治好你亲人的疾病。从逻辑上讲，你是否愿意给你的亲人服用此药，哪怕是要付出一点药费，当然你会愿意。如果你根本就不用付药费，那你就更愿意来。对于你来说，做出接受药物治疗的决定并非是一个感情上的决定，而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理性的决定。如果你拒绝给亲人服药，那能够治好的一点机会都没有，那其实才是完全不符合逻辑以及非理性的决定。假如你在外面接到一个消息，说那的房子着火了，你的孩子们还在房子里面，你当时不能确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对于你来说，什么是更理性的决定？你是认为消息不准，不用理会，还是你不管消息是否准确，就立即冲会家去？当然，你会冲会家去，如果你的房子没有做火，那是好事，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你的孩子在里面，你还有机会冲进去救你的孩子。
美国哲学教授 Jeff Jordan，在他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的专著《帕斯卡赌注》中给出了另外一个例子。一位在孤岛上的漂流者，他点燃了一个火堆，他希望路过的船只或天上飞过的飞机能看见他点燃的火堆。尽管漂流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会有船只或飞机路过，但他还是找来了树枝，点起来火堆，以增加他被救援的机会。漂流者的推理很实际，点燃一个火堆的实效明显大于不点一个火堆，显而易见，没有人会去质问漂流者的智慧和理性。当然，漂流者点燃火堆并非要求漂流者相信火堆将被别人看见，而是要有一个火堆会被看见的信心。
那么，在过去几年里，为什么福鲁会从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转变成有神论者呢？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跟着证据走”（Follow the evidence, wherever it leads），那正是福鲁一生信奉的座右铭，过去几十年，他相信证据把他带到了无神论者那里，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也把他带到有神论者的领域。
除了著书立说，福鲁在过去的几十年更与许多有神论者辩论。福鲁回忆，在他那么多的辩论中，有两场辩论吸引力最多的观众。1976年，他与Thomas Warren在得克萨斯州的登顿市的辩论，有五千至七千人在场观看辩论。另一场是1998年与William Lane Craig在威斯康辛州的马迪森市的辩论，有四千人在场观看。福鲁的最后一场公开辩论是在2004年的5月，辩论的对方是以色列的科学家Gerald Schroeder。出人意外的是，我在辩论会上宣布，我接受了上帝存在的观点。与其说是在辩论，其实是我与Schroeder博士一起解释，现代科学的发展显示出一个更高智者的存在，在所有的相待科学的发明中，最好的发现是上帝的存在。当问到关于生命起源的最新科技是指向一个创造者的存在，福鲁回答，是的，我现在认为是的，主要因为是DNA的发现。产生生命的难以想象的复杂性需要有一个智能的设计者。福鲁指的是DNA中的与电脑软件一样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