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位名叫寇尔森(Chuck Colson)的人,他曾经帮助尼克松总统(Richard M Nixon 1913-1994)在竞选时做了一些不法的事(水门案),以后他就因为这个事件被判刑,关在监牢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思想:「到底基督徒在政治界,应当怎样作一个有见证的人?」、「到底我的错误在哪里?」、「到底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他是后知后觉,进到监牢才想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做。如果你有可能作基督徒总统,你就要先知才作,不要等作完了才知道到底基督徒应当怎么当总统;我相信李登辉等自己作完了总统可能会懊悔自己曾经有过十二年以基督徒的身份在总统府,但是有许多的事情,却没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可是,等他懊悔的时候,机会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美国有许多的总统,以基督徒的身份,用圣经作为他宣誓的基础进了白宫。等他离开白宫的时候才发现:他有许多的机会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可是却没有那样做,而机会也已经过去了!寇尔森后来了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Kingdoms in Conflict ,两个国度在冲突中》。巴刻(J I Packer)给这本书做了介绍,里面有一些发人深省的话语,你们可以去读。
我有时候想: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尔(George Wihelm Friedrich Hegel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洛克(John Locke,1623-1704)、培根(Lord Francis Bacon,1561-1626)这些大哲学家,为什么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想尽可能摆脱传统基督教里面的捆绑,以为这样就可以比别人更先进一点,就更加有知识一点。康德说:「人的本质,就是那构成人尊严的本质,是绝对不可以被怀疑的。」但是,很可惜这些人就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是从哪里来的?
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里面有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根据康德的看法:是绝对不可以去怀疑的。正像理性主义哲学大师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所说的:「我可以怀疑很多的东西,但是我绝对不可以怀疑我现在正在怀疑。」我「能怀疑」的这个本质,就是我思想功能的一个记号;我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能够用怀疑来证明我是存在。其实「我思故我在」这一句话并不是笛卡儿原创的,这一句话只不过是他把奥古斯丁哲学里面的精髓,改头换面另外讲出来的;奥古斯丁认为:「因为神存在,所以我能思想。」(Because God exists,so I think。),而在我整个思想、中间,不能逃脱「我要思想神」的这件事实。「因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是在哲学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退后,这是把以神为本的对人的认识,转移堕落成为以人为本的对人的认识;误以为「我怀疑」的本身就可以证明「我存在」,因为我思想的这个东西是我不能怀疑的。但用圣经的原则来看:人之所以是人,你不能从它的本质里面做任何的怀疑,因为他里面的确有人的本质。
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要被尊重,人之所以无论他多穷、多笨、多白痴、多呆,他是人;你还要尊重他是人,这个人权不可侵犯、这个人权不可践踏、这个人权不可忽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人的本质,那么请问「人的本质」是哪里来的?进化论给你答案了吗?没有!所以史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95)他们都诚实地说:「理性、良知不是进化过程所能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已经在无形之中承认:「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理性。」这是在重复两千三百五十年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已经说的:「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里头有良知。」而这又是照抄两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孟子的思想。所以东方就从「德性的良知」作为人最基本的本质。西方则是从人有「理性功能」,可以研究万有的这个本能的本性,去看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就是这样了吗?人就是因为有理性所以与万物不同吗?人是因为有良知功用所以与万物不同吗?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句话表示人面对这伟大无际的天空时,对自然界以及神在自然界的地位所产生的反应。我们看万有之后就能够对万有产生回应,这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而人能够对所造的产生回应,这就显示出人的价值之所在。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不同的地方是:希腊文化看见神所造的一切,它并没有认定有一位创造这一切的神;所以,他的回应就不是向前神回应,他的回应就是向自己的本能和自然的本质回应。整个希腊文化掉入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没有办法产生对神的信仰。希腊文化就在宇宙万象中间观察并归纳出一些原理,找到一些统一性的原则,然后把这些东西当作知识,来教导其它还没有认识的人,这样就产生了研究、探讨、分析、观察、归纳的果效。因此,希腊哲学与自然科学从起初是没有分别的:当他们研究哲学的时候,就是研究一切的智慧,所谓「哲学家」,在希腊原文就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们对万象的研究所写下来的书就成为「哲学」,而这些「哲学」,特别是苏格拉底(Socrates,BC 469-399)以前的哲学,有许多是探讨自然界所产生的智慧结晶。在这段时期,所有希腊哲学家所写的书,可以说多数有两个共同的主题:第一就是自然,第二就是原理(On Nature and On Principle)。其基本观念乃是先假设这是个万象奇妙的世界或大自然(the Cosmos)。希腊文的 Cosmos 这个字可以被解释为「这个地球」、「这个人住的世界」,也可以被解释为「整个我们所能见的这整个自然界。」这个世界在希腊的思想里面是一个能自我成全、自我满足、自我解释的一个世界;所以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切,就可以解释这个世界里面的一切,而这世界就是一切的一切。这样,在这世界之外是否有一个超然的创造者?在时间之上是否有一位永恒的超时间者?在空间之外是否有一位伟大、无所不在的超空间者?他们就没有答案了。
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归纳希腊的宇宙观是一个 Plastic World 的宇宙观(像塑料一样单调的、死板的世界观)。那是一个自我成全、自我满足,以为在这宇宙里面已经有了一切,而这宇宙以外则是莫明其妙、不知其它的一种宇宙观。希腊的哲学和宇宙观所产生出来的,不管是方法论或是结果,都可能带来专门解释这个世界的相当高深的自然科学,直到苏格拉底的时候才产生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人哪!你只知道你之外的一切,这样你满意吗?」、「你明白这自然界一切的奥秘,你以为这就是智慧吗?」、「如果你知道你之外的一切高山、大海、天文、地理,却不知道你自己里面有什么东西,难道这就是智慧吗?」所以,智慧和哲学的方向从苏格拉底之后,就从向外探讨的自然科学,转变成对人自己本身的研究,以及对伦理责任的一种研讨,这是希腊智慧一个大的转向。从此之后,人对自己价值的肯定、对自己的了解、对自己应当做什么等等这些智慧,就成为伦理学的一个基础。这样,哲学就不再单单是研究「自然」了,哲学也研究「人」了。而当人把自己当作研究万有的对象之一的时候,当人把人本身当作对象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主客不分的混杂状况中间。
你拿一些东西给狗玩,它不会把比较贵重的放在上面,比较便宜的放在下面。它可能把一粒球跟一颗金钻混在一起玩,它根本没有价值观。它大概可以稍微知道这个比那个大,那是从体积看的。它不会分辨什么是尊贵的,什么是不尊贵的。动物没有这种价值系统、价值观念、价值意识。它只会很自私地看自己,这是它唯一懂得的价值,就是「我比别的更重要!」所以动物虽然有母爱,在饥饿的时候,母亲有可能抢孩子的东西吃,这是很平常的。 「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人企图把人与万物之间的界线挪开,使人不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去对待宇宙,甚至还把这种观念带到基督教的中间来。我发现今天的卡通片、今天的许多电影背后有一个动机,就是要消除人与万物之间的区别,把人只当作是宇宙万物当中的一员而已。我们要很敏感地用神学性的眼光,看现在电影里面的哲学是什么,现在文学背后的价值衡量是什么?
法国哲学家鲁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他的《民约论》里面提到:「人生而平等,但从事实的世界可以看见,我们所接触的世界却是处处不平等。」「人生而平等;但是为了某种社会制度、某种特殊的关系、某种传统、某种教义、某种的社会结构,如今我们看见是处处不平等。」这句话就暗示他里面所想象的「应当不是如此」 -- 不应当有人管人的事情;不应当有人管辖人,人用他的权柄去逼人、去蹂躏人、去践踏人、去出卖人、去轻看人、去剥削人的这个态度。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毁灭。」(The total power wi1l produce total corruption.)这一句话是美国十九世纪一个国会议员提出来的。所以呢,西方民主从惨痛的经验中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让一个人作总统做太久。作太久,就会烂掉了!苏哈托刚开始当总统的时候很不错,他那时连讲话都不会、演讲都不懂,所以每次都看着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愿意起用聪明的人成为他的助手,把政权搞得好好的,让印尼从相当落后的国家变成相当先进、富有的国家。就在他任内的最后几年,你可以看见,在雅加达建了差不多四百多座的摩天大楼,使雅加达能挤身于世界最大的现代化都市之一。你到雅加达看,最漂亮的大街有十二行的车道,比较起来,台北的仁爱路就算不得什么了!雅加达最繁荣的时候,凯悦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一个晚上要六千美金。你们以为印度尼西亚是很落后的,唐崇荣是落后地区来的吗?不是!雅加达是天堂、地狱共聚的地方。你看到有一些人在路边找东西吃、有一些人住在人不能住的地方,但是,你也看到有一些人挥金如土。你在雅加达,可以看到几条最漂亮的街道,使纽约黯然失色,纽约大多是老房子!
在整个政治哲学的历史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人是支持「君王应当有超越常人的伦理标准,所以他们的自由也应当超过于普通的人。」的这种标准。第一个就是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维利(Machiavelli ,1469-1527)。他活在世上的时代,也就是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和拉斐尔(Raphael,1483-1520)这些艺术家活在世上的时代;也就是伊拉姆斯(Erasmus Desiderius,1466-1536),马丁路德等人活在世界上的时代。所以,这是文艺复兴末期,艺术达到最高峰,政治达到最人本的时候,这也正是对圣经、对神的话开始忽略,以理性为中心,以现世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最高潮的人本主义时期,而这个时期,产生了像马基维利这样一个怪人出来。
关于马基维利,英国的培根(Lord Francis Bacon,1561-1626)说:「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说马基维利并不是告诉我们人应当做什么,他乃是诚诚实实地告诉我们人现在真的在做的事。」换句话说,马基维利是把人性当中罪恶的本质和真正会发生的实际的事情描写下来。孔子给我们的教导是「人应当是怎么样?」马基维利给我们看的是「人实实在在是怎么样!」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告诉我们应当朝理想去追求,应当朝向那最高的良善、那无穷无尽的最后目标前进(The summum bonun should be our final and our highest goal.)。但是,人类现在是怎么样的?人类正在实践马基维利所主张的事情。所以,我告诉你今天许多的政治就是脏到了这种地步 -- 做到最坏,却又装到最好的样子 -- 这样,你就容易选举他了。
神的旨意是超越万有的。加尔文说:「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样是大过神的旨意的。」(Nothing is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except God Himself.)。万有的存在是因为神创造的旨意而有,教会的存在是因为神救赎的旨意而有,圣经的存在是因为神启示的旨意而有。如果神没有定旨创造,就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存在;如果神没有定意拯救,也没有一个圣徒可以领受主的生命;如果没有神自己定意启示,更没有人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是最大的,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样比神的旨意更大,并且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因此,按着神的计划定意要成全的事工都是神的旨意 -- 在他「创造的旨意」中包括了终极性的成全和审判;在他「救赎的旨意」中包括了他的赦罪和定罪;在他「启示的旨意」中包括了他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也包括了「有些人因为罪而傲慢,以致神不愿意向他们再显明自己」的那种刑罚。这些都在神旨意的三大范围之内。
当神的任凭到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竟然用假像去了解就以为自己已经超脱了上帝的控制的时候。他就以绝对的自由去犯罪,而且凭着自己所行的一切、凭着自己的意念去达到那犯罪目的。这也就是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vsky)在他的「卡拉马助夫弟兄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这本小说里面,借着那个弟弟伊凡(就是中文的约翰)所讲的一句话:「如果没有神,我什么都可以做!(If there is no God,I can do everything.)「上帝啊,你退去吧,因为你的存在成为我的干扰、你的存在成为我的威胁、你的存在成为我未知的危机......。」「神啊!你退去吧!你如果不存在,我就什么都可以行!」而当神真的从应当有的舞台退去的时候,人就真的以为他是不存在了,所以,无神论的人就以为他们可以绝对自由地行事,而不知道其实这是神的任凭,神正开始记录他们的罪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将来他们一定要受审判。
当我们从「神的任凭」的层面去思想神主权的时候,就会更了解神是神圣不可侵犯又可畏的那一位。我并不是太聪明的人,但我也绝不是笨的人。当我很清楚地把世界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最重要的思想做一个比较时,我可以这么说:「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没有什么特别;莱布尼兹(G.W.Leibnitz)没有什么特别,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没有什么特别,黑格尔(George Wihelm Friedrich Hegel)没有什么特别,祁克果(Soren Kiekegaard)没有什么特别,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也没有什么特别,何况他如今是「在泥土下面给人家踩」的!这些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是漏洞百出却不自知,尼采还夜郎自大,毫不羞耻地说:「可惜耶稣活得太年轻了,如果他能活得老一点,他一定会为他讲的那些话懊悔不已!」但尼采才讲完那一句话不久就死了!耶稣活了三十三岁半,尼采活了三十五岁,两人相差不过十八个月而已。耶稣死的时候,是慷慨赴义殉道而死,是成全神的旨意流出了宝血。然而,尼采死的时候却是疯狂而死,身上甚至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疾病。所以呢,法国的另外一个思想家雷尔曼在听完尼采批判耶稣的话之后,他也讲了一句话:「尼采批评耶稣的话可惜讲得太早了!尼采讲了这句话不久就死了,是死得太早了?如果他活得久一点,一定懊悔自己曾对耶稣说的这些批判的话语。」我就再把这些思想家的话慢慢地想。
我教学哲学几十年也看到许多在人面前很聪明的人,但当我把这些最聪明人的聪明与神的道一比较时,就发现人实在没有什么聪明!在神面前,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的人。当我仔细察看圣经,许多二十世纪所谓最伟大的思想,却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有一些所谓惊人的发现,其实圣经里面早就有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希伯来大学的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教授提出了「I and thou(我与你)」的观念,提到了「关系」(relationship)可以分成三个层次;「I and it.」 、「I and him.」、「I and thou。」我跟物质的关系是 I and it(我与它)的关系;我跟其它人的关系是 I and him(我与他)的关系;而我与最亲密的人(如:配偶)的关系则是 I and thou(我与你)的关系。当一个人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就把上帝当成「它」,把上帝当作一个哲学名词来谈论,大放厥词,谈得口沫横飞,因为是「学术界」嘛!就把神当作是学术的课题来谈。等进入到宗教的领域里探究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神真是伟大的,于是就觉悟出我与神是「I and him (我与他)」的关系,直到了有一天,你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是我的主!」这时,你与神的关系就变成了I and thou(我与你)的关系。
马丁布伯这个伟大的发现影响了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卜仁纳(Emil Brunner)、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45)等等许多廿世纪最伟大思想家的头脑,也影响了他们对所谓「关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位格际的来往,位格际的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生命与生命的团契就是从这种 I and thou (我与你)的观念建立起来的,然而,这个思想却早在三千年前大卫所写的诗篇第二十三篇就出现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里提到了「他使我......他使我......。」这是「我与他」的关系,到第四节也接着说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呢?「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从这里我们看到:人与神是「我你」关系,而不是「我它」关系。
当第二届洛桑会议在马尼拉举行的时候,我也是重要的讲员之一。那一次我所讲的题目是「罪与失落」(Sin and Lost.)。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发表的,我先寄给了世界上几个出名的神学家,他们看了,都一致肯定我所讲的内容,认为全篇文章具有高度的神学!对教义也能够做很强、很准确的表达。所以,我就勇敢讲,因为我知道我是向神负责!一方面我代表中国人,就更不能随便。会议开幕礼,本来是请当时的总统艾奎诺夫人做开幕的致词,她临时有事不能来,就派国会议长沙鲁那(音译)来,他是个基督徒。他上台只发表了八分钟的谈话,讲演的内容当中,使我最难过的一句话,就是:「菲律宾虽然是被称为亚洲唯一的基督教国家,我们宣称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四是天主教徒、是信耶稣的人,但我不得不告诉各位;菲律宾是全世界最贪污的国家之一。」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们真的应当好好反省;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过着比外邦人更良善的生活、更认真地实践真理、有那比外邦人更敏锐的良心,来表现基督徒对国家、世界的责任呢?政府的存在是神许可的,而被神许可行使政权的人中间,有很多不是基督徒,而这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怎么能够治理百姓呢?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顺服神,也在良心的深处看见神的普遍恩惠和道德律功用的运行,他就还可以成为比较好、比较善良的政治领袖。
今天你在意大利的罗马城,在那个 Roman Forum 的前头,你看到有三个门,一是奥古斯都门(Augustus),一是塞提米亚皇帝门(Septimius),另外一个是提多门(Titus),而最小的是提多门。提多门上面有一幅浮雕,差不多已经一千九百多年了,上面是犹太人战败,圣殿的金灯台因此被罗马兵丁搬出来,准备抬着这个战利品带回罗马的情形。我亲自去看,也在那里黯然泪下。罗马的暴君,这样的政权是神所许可的吗?不是,是神的任凭!所以,你要把「许可」跟「任凭」分开来看。
这一堂的会多谈到政府对人权的责任。人的权柄是神给的,只有圣经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自然神论曾经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中心思想,其中有一句最重要的话是:「人被造而平等!」(Men are created Equal。)。「人被造而平等」和「人生而平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人被造而平等」是指有创造者的旨意在其中;「人生而平等」是从自然生育的现象中间去看人权的问题。
当你从生育律的自然现象来看人权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基础。而当你从神造人有赋予人性权柄的这种神的旨意的角度来看人权的时侯,你就发现不一样了!在美国,你可以看到许多文献都有这一句话:「人被造而平等。」(Men are created equal.)这句话和自然神论有相当的关系,自英国的何伯特(Herbert of Cherbury,1583-1648)开始,便将自然神论变成一个当时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的信仰。
自然神论相信人是神所造的,可是并不强调神人的关系。在主张「人被造而平等」的人当中就有很多是自然神论者。当你看美国的宪法,当你看见美国的钞票印着 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和美国的开国元老们都提到了「人被造而平等」(Men are created equal)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其实他们当中有很多是走自然神论路线的人,所以,把美国当作基督教国家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情!
然而,圣经有没有提到「普遍恩惠」有一天会减少,或「普遍恩惠」有一天会收取回去呢?有的。直等到那大罪人出现(帖后二:3),拦阻犯罪的事情被除掉了以后,全世界会败坏得不得了。那么,你说:「这普遍恩惠中间,拦阻人犯罪的到底是什么?神用什么办法保持现在所谓的安定呢?」虽然我们现在仍看见很多的犯罪,许多贪婪、贪污、好色、败坏、不公、不法、不义、不善、不洁的事情很多,但还是有许多的人,有某种固定的道德规范来压制约束他们,使他们不太敢犯罪。这是什么呢?是「普遍恩惠」。「普遍恩惠」包含了良心的工作,包含了法律的权柄,包含了怕被人轻看引起的羞耻感,还包含了怕犯罪之后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家庭危机;此外,「普遍恩惠」也包含其它众多宗教里面那些虽有错误,却至少是教导人行善的那些伟大的教义和教训。这样,「普遍恩惠」就是多得不得了!「普遍恩惠」的范围遍及在各个文化阶层中间,几乎随处都看得见有神许可的记号在其中。所以,「普遍恩惠」不是很简单的!荷兰的凯柏尔(Abraham Kuyper 1837-1920)就这个题目还写了三本很有份量的书。而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1895-1987)则认为有一天「普遍恩惠」会结束,这就是说当上帝收回他普遍恩惠的时候,不法的事就增加了(太廿四:12),全世界就进到非常败坏的地步中间,那时候全世界就被神任凭,而不是单单只有一些的政权被任凭了。
常常人问的问题就是:「当世人遭难的时候,上帝啊!你在哪里?」事实上,我们不能说「有神的恩典就证明神存在,同样地,因为神不把恩典赐给我,就证明神不存在。」所以我要说的是:把上帝当作是人用理论、思想、意识型态,和逻辑等等的方法可以证明出来的一个对象,这种护教学和方法论基本上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从宇宙的奇妙看见了神的爱,同样地,我们也可从自然界的残忍现象中看见神不是爱。」这正是错误的人本神学可能带出来的错误推论。这样,你对知识份子的讲道,就不要以为你提到了一些科学知识,你就比他强了,因为如果他是经过比你更强的逻辑训练,他就能用同样的逻辑把你讲的话杀得体无完肤。所以,归正神学就不是用人本的方法来证明神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不用人本的方法来证明,又要怎么确定我们的信仰是真正合乎真理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是神把自己显明出来,而不是我们把神证明出来。这位存在的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万有显明自己的能力。虽然在他创造的万有中间,有许多我们不能解释的现象,似乎与神良善的本性相违背,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便知道:那些现象是人堕落以后的结果,而不是神原先创造的状态。这样,归正神学所建立的是一种「前题式的护教法」。(pre-supposition method of apologetics),它强调:人所能知道的,原是神愿意显明他自己给人知道的部分,而不是人能够去证明他什么。所以,不同于「人本」神学,归正神学完全是「神本」的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