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圣公会护教家嘉撒莱(J.V.Langmead Casserley)在其名著《护教与宣教》(Apologetics & Evangelism)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知识分子的叛逆”(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这个题目。嘉撒莱观察说,基督徒之所以愈来愈对神学家质疑,乃是因为见到高等批判学家对圣经和传统基督教所显出的极端怀疑主义。宣称神已死的人,是教会中的神学家;大力攻击圣经可信性的,是神学院和基督教大学中的教授。本世纪初,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甚至说:“圣经批判学已成了圣经拆毁学。”
但是对神学的委身总会导致争辩。斯托得(John Stott)在其名著《独排众议的基督》(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一书中说,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可看出,耶稣的一生充满争辩的风暴。使徒和以前的先知几乎没有一天的生活是没有争辩的。保罗说他在雅典时,每日都在市上与所遇见的人辩论。避开争辩就是避开基督。我们要和平,但却不是要那种把真理牺牲了的屈从式的和平、或属肉体的和平。
布卢姆(Allan Bloom)在其《美国思考力的结束》(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论证现代教育几乎全是属于用相对主义作为主导的认识论。美国人将可用理性认知的客观真理拒诸门外。相对主义最终是属于非理性的;说“真理是相对的”,实在是不经大脑,这句话不可能是正确的。“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本身既然是相对的,因此也就没有真实的价值。
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不知道“灵修式读经”与严格的圣经研读真正分别何在。严谨的研经本身就是一种灵修方式。鲁益师(C.S.Lewis)在其《老书选读》(On the Reading of Old Books)一书中写道:
此书是一种尝试。此书是为一般人,而不是尊为神学学者翻译的。如果成功的话,其他伟大的基督教著作也会跟着被这样翻译出来。但此书也不是同类书的第一本,《效法》(Imitation),《完美的尺度》(Scale of Perfection),和英国诺里奇城的祖莉安夫人所著的《启示》(Revelations)等作品早已在市上流行,而且很有价值,虽然其中有些作品的学术性不高。不过它们全都是灵修书籍,不是教义书籍。但信徒除了需要激励外,也需要教导,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信徒在知识上的需要愈来愈迫切。我虽不会在这两类书之间把界线划分得太清楚,但对我来说,教义著作在灵修上对我的帮助远较灵修著作为大,我相信不少人也与我有同样的经历。我也相信有许多人当他们坐下或跪下读一本灵修书时,只觉得“一切如常”;但是如果他们一手拿着铅笔,一面很严肃地愿读一本神学著作时,心中会不期然地歌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