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40年代以后，经过卡尔·亨利、Harold J. Ockenga、葛培理等人的合作和努力，“新福音运动”逐渐走出分离主义的胡同。再从薛华对1973年最高法院对堕胎的判决打响第一炮，80年代带来了“道德大众”，以及“宗教右派”。整个福音界几乎被它所反对的（自由主义）社会议题所定义，这就是所谓“文化战争”。福音派大多数与共和党间划上等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积极活动分子，例如“爱家团契”的道布森牧师。
v 历史上，支撑美国文化的三只凳脚是：新教、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 。新教（主流教会为主）为美国文化、社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言说和一组道德语言。
v 美国主流教会从1965年以超过50%的人口，到今天已经不到8%！他们早已失去了决定美国社会议题的能力，甚至再也不能对社会的语言发挥实质的影响力。
其三、在2009年皮龙论坛（Pew Forum）上，著名社会学家 Robert Putnam（哈佛大学）与David Campbell（圣母大学）对美国宗教趋向发表研究报告（内容摘自将在2010年出版的：“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他们发现，今天美国的年轻人离开宗教的比例（30-40%）是上一代的4-5倍（5-10%）。他们认为，“文化战争”是年轻人趋避信仰的一个主要原因。
针对他们的警钟，有人认为，当“婴儿潮”结婚生子以后，很多都回到教会。不过，《今日基督教》2010年11月份的一篇文章（Drew Dyck：“The Leavers: Young Doubters Exit the Church”）认为，这次不会了。第一，文化的世俗化已经产生结构性的改变，今天的年轻人生长在“后基督教”的环境里。第二、今天人浮于事工作难找，青年人成家的时间表推迟。30岁以后的人更加定型，很难再改变。第三、这次离开宗教的比例远高于往常。作者说：“人们总是改变宗教信仰，以配合他们的行为。”
之后，《unChristian》两位作者之一，David Kinnaman从事了八个全国性的研究计划。抽样调查了1296个千禧世代，受访者都有教会背景。他发现：在教会长大16-29岁的人中有59%离开教会，他把他们分作三个部分：“游牧族”、“浪子族”和“放逐者”。（详见：“You Lost Me: Why Young Christians Are Leaving Church, and Rethink Faith,” 2011，可参考《举目》网站拙文。）
根据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James Davison Hunter2010年的名著（“To Change the World: The Irony, Tragedy, &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2010, 牛津出版社），教会与文化互动主要有四个模式：
v 与世无争、敬虔度日 ( “基督徒关怀社会是对上帝负责，是要荣耀上帝，不是要回馈社会，也不是要把世界改良。” 我们要让这个社会烂透，局部的改良不过延长了恶者掌权的时日。)
美国思想家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1930—1992)在1987年出版划时代的《美国心智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批判美国自由化的高等教育：强调开放性、相对主义、宽容，结果反而造成心灵上的封闭，青年人无法作独立思考。价值中立的氛围扼杀了人们寻求和向往真理的意愿和勇气，但却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滚石音乐、性开放和没有原则的激情。这造成道德瘫痪、智性懒惰，面对人生的大问一片空白，缺乏热情。以为个人幸福、人生意义和社会公义完全可以从追求私利中获得，造就了一批没有灵魂的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