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德撒北上，福音传入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境内，再由加帕多家传入亚美尼亚。在第三世纪时，一位名叫贵格利（被称为光照者贵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240-332 A.D.)的人从亚美尼亚往加帕多家求学，在那里信主，便毅然回亚美尼亚传福音；他本身是贵族，于是便首先向贵族传，忍受了一段时期的逼迫，终于带领亚美尼亚王信主，跟着更带领全国归主。时至今日，亚美尼亚的文化与基督教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亚美尼亚人的爱国情操与他们的信仰生活也是紧密相连的。
从安提阿向西，那便是当日保罗传道最活跃的小亚细亚。在保罗所建立的基础上，教会发展得很快。从当时一位名叫皮里纽（Pliny the Younger）的巡抚在主后一百一十年写给罗马皇帝他雅努（Trajan）的信中，我们便可见福音的广传。他告诉皇帝，在他到任时，因为信基督教的人日渐增加，不少庙宇冷淡不堪，由此便可见基督徒的人数一定不少。在腓尼基，教会在各大城市被建立起来。不过在加拉太境内，福音的拓展相当缓慢。
小亚细亚北部的本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抗拒福音；但到了第三世纪，因着一位被称为行异能的贵格利（Gregory the Thaumaturgos）忘我地传福音，几十年间便几乎全境都归主；相传他到本都时只有十七人信主，但到他去世时，本都全境只有十七人仍未接受福音。这传说固然不能尽信，但由此便可见一个人的热忱，有时可以产生突破性的作用。除了热忱以外，贵格利还有一秘诀，就是灵活地运用当地的节期及庆典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使当地的风土人情基督化，信徒无需感到做了基督徒后就得与固有的文化断绝关系，基督教反而变得非常亲切。
在护教学上所下的工夫
除了生命的表现外，初期教父为信仰争辩的睿智也是福音扩展很重要的因素。异教人士不单以权势、武力镇压基督徒，更厉害的武器便是思想的围攻。犹太和希腊的思想家联成一阵线，对基督徒的信仰问难质疑。但各方面的攻击反而刺激起基督徒不懈地思索，以最清晰并富创意的思想及意象表达信仰。初期教会的"护教运动"（Apologetic Movement）便这样兴起，其中不少的护教者可算是当时一流的思想家。最初期的护教者有雅典的亚里斯德（Aristides），比尔拿的亚里士图（Aristo of Pella）；他们情词恳切地上表于罗马皇帝，陈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并为时下对基督教的误解力辩。第二代的护教者有撒德市的米利都（Melito of Sardis）及犹斯丁（Justin, 约100-165 A.D.）等，其中以犹斯丁的雄辩最为著名。犹斯丁可算是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哲学家。在接受基督教前，他遍寻智理，对希腊哲学认识很深，特别是当时的柏拉图主义。因此他日后所写的两卷《辩道》（Apology）不单对当时对基督教的攻击有效地处理，更将基督教的信仰清楚并具哲理思辩地表达出来。
他第一卷的《辩道》是写给罗马皇皮雅斯大帝的。他向皮雅斯解释，一般人认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并以为他们不道德，完全是一种误解。他向这位皇帝陈述基督徒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的信仰比当时民间的迷信如何更合乎理性。同时他更以基督徒严谨清洁的生活，以表示基督徒在道德上实高于非信徒。他针对犹太人而写的《与犹太人德理夫的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 the Jew）使人惊异他对旧约圣经深邃的掌握。犹太人德理夫表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两大原因，乃在于基督徒不守摩西的律法，更有甚者就是他们竟以一个人--耶稣--作为神来尊奉。犹斯丁于是以旧约圣经为基础，向德理夫解释摩西的律法及先知的讲论如何在基督身上成全，并且以基督的教训（特别是登山宝训为总结），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与犹太人德理夫的对话》的确极具说服力。
在第三世纪初，教会出现了两大思想家，一在西方，一在东方。在西方的是特土良（Tertullian, 160-220 A.D.）,以拉丁文写作；在东方的为俄利根(Origen, 182-254 A.D.)，以希腊文写作。特土良的《护教学》(Apologeticum)首先提出宗教自由的要求，继而请求罗马政府尊重基督教，公平地对待基督教。他仿佛以律师的身分，为基督教要求法律的保护。接着，他更以基督徒的人格，对国家的贡献，以示基督教的优越。他另一卷书《灵魂的见证》（On the Testament of the Soul）显然比较哲理化。在其中他极力揭示人心灵对罪孽的体会及其超越提升的渴求。以此为基础，他力证基督教的信仰如何有效地回应人类心灵的渴求。
主后二六Ｏ年至三Ｏ三年间，这五十年亦颇为平静，教会发展奇速，人数大增。但约在主后三ＯＯ年左右，戴克里仙皇帝（Diocletian）为了要有效地统一罗马帝国，便要求所有罗马公民持同一的信仰，基督徒也因此成为他的心头大患，于是在主后三Ｏ三年，他下令将教会毁灭，基督徒只有一选择：背弃信仰或死亡。他并下令基督徒将圣经交出来，然后焚烧。不少基督徒殉道，也有隐藏起来的，也有背弃信仰以保性命的。戴克里仙皇帝的逼迫之后，更严厉的逼迫还在后头。主后三Ｏ八年加利流（Galerius）颁令，所有人除须向罗马的神献祭外，凡市上的食物一律洒上祭祀的酒，以迫使基督徒吃"祭物"或饿死。然而这些苦难的日子很快便要过去了，主后三一三年罗马政府颁令容忍基督徒，而大概十年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288-337 A.D.）登位，他皈依基督教，在他带领下，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百姓也皈依基督教，而不久，基督教便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虽然基督徒不怕指出国家内部的黑暗和不公义，但基督徒极少以对抗的态度对待政府，就是当罗马政府逼迫他们，他们也忍受，并且多次心平气和的寻求罗马政府的谅解，表明基督徒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并无任何政治目标或企图，因为他们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而是属天的国度，他们所寻求的革命不是政治架构的革命，而是人性的革命。在心平气和的分析中，初期基督徒也同时坦白的表示，他们对君王的顺服是有极限的，例如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便清楚的表白，基督徒在必要时，会毫不犹疑地为了顺服神的律而不服从政府的法律。革利免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国家的法律，就好似父亲，是自己所爱，所敬重的。但当基督呼召自己跟从时，他会不惜离开父母，跟随主。
自涅斯多留派所引起的争论以后，有关耶稣基督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各种争论纷纷出现，其中有涉及基督道成肉身后到底是一个位格抑或两个位格，只是神的位格抑或人的位格，又抑或两个位格的结合。为了处理这些争论，教会花了不少精力时间，召开了多次大公会议，但争论却越来越复杂。于主后四百五十一年，教会在迦克墩（Chalcedon）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即迦克墩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 451 A.D.），彻底地解决有关基督的争论，议会一致肯定基督的神性及人性是绝对真实的，同时也肯定基督只是一个位格，其中神的性情与人的性情互相结合在一起。迦克墩会议后，正统信仰得到更清晰的表达，也得到广泛的接纳，争论才平息下来。
为了方便起见，很多史学家都将教会的历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初期教会史，由基督及使徒建立教会开始，直到第六世纪末年。史学家以六世纪末作初期教会史的完结，乃因教会于六世纪末已进入一新的历史形势。自五世纪开始，罗马政府对西罗马帝国已失去控制，西罗马帝国渐趋全面崩溃。然而与此同时，那里的教会却日益壮大，渐渐成为普世教会的领导。使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兴盛的关键人物乃大贵格利（或作贵格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约540-604 A.D.），他被视为最后的教父，也是第一位教皇，是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开山祖师。因此大多数史学家都以贵格利一世登基作教皇的那年为罗马天主教传统兴起的肇始。正因这缘故，第二段的教会历史便是由主后五百九十年（即贵格利一世即位那年）开始，直至主后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发动改教运动为止。史学家称这段历史为中古教会史。第三便是现代教会史，由改教运动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修道院的主持施德比兹（Johann Von Staupitz）是一个很有属灵悟性的人，他劝路德不要将注意力过于放在自己的罪上，而应多默想基督为我们的罪舍身；他劝路德不要因神的刑罚去畏惧神，而要因他浩大的恩典敬畏祂，因此他不需要将注意力在遵守法律上。因着施德比兹的劝导教训，路德开始领会福音的真义。福音原来是神向人所施的无条件的恩典，这恩典是人无论用什么代价也不能赢取的，人根本付不起这代价，因为神用祂爱子的生命去付这代价，只有神才能付得起这代价。他突然醒悟，以往他企图用自己行善的功德去换取神的赦免及爱，去胜过罪恶的势力，真是愚不可及。当他细心研读保罗的书信，他便更清楚地体会因信称义的道理是福音的中心。
第二代改教领袖加尔文便是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成长的。加尔文生于主后一五Ｏ七年，父亲是诺阳（Noyon）主教的秘书，自幼受到极良好的教育，并于奥尔良（Orléans）大学及波格兹（Bourges）大学修读法律，精通古典文学，深受当时的人文主义影响。他起初对于宗教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在主后一五三二年，当他完成他的第一本古典文学注释的书后，突然在属灵上有很深的觉醒。他开始埋首研读圣经，渐渐地体认到人的罪孽及神的圣洁，也同时赞成改革派的看法。于是在改革派当中也慢慢活跃起来。改革派当时主要的思想领导者是尼弗拉（Jacques Le Fèvre, 1455-1536 A.D.），他所写的保罗书信注释影响甚大。有不少人追随尼弗拉，其中一位日后对加尔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便是法惹勒（Guillaume Farel）。法惹勒在加尔文逃命时劝他留在日内瓦帮助他改教，加尔文便这样一生留在日内瓦了。
主后一五三三年，加尔文的一位好友柯布（Nicholas Cop）也是尼弗拉的追随者，被选为巴黎大学的校牧；在就职的演讲中，呼吁教会励行改革，恢复初期教会的模式，宣扬纯正简单的福音。这篇演说词据说是加尔文为他写的。保守派对于这种大胆的呼吁极其愤怒，将讲稿当众焚烧，并派人四出缉捕柯布和加尔文。他们只得落荒而逃。这时风声很紧，加上主后一五三四年一些极端的改革派四出派发鼓吹改革的传单，并将类似今日的大字报钉在法兰斯王的宫门上。法兰斯王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镇压改革派，将几十人烧死。加尔文觉得不能在法国久留，便逃到瑞士。在逃亡中他专心研读圣经，并于主后一五三六年写成他的神学巨著《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他将这本书献给法兰斯王，希望他能清楚瞭解并支持改革派的观点。当《基督教要义》出版，加尔文随即被誉为改革派的领袖。
亨利去世后，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于主后一五四七年登位，年仅十岁，由他的舅父作摄政辅助他。他的舅父索美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是一位力主改革的人，因此掌权后便大事改革，请求国会将亨利的叛国法令《六条信仰原则》撤消，并准许平信徒在领圣餐时持杯而饮，他又要求国会准许圣品人员结婚，并制定新的崇拜仪式，要全国教会遵守。又由克蓝麦编订《公祷书》，给所有教会使用。
面对分离主义的势力扩大，伊利沙白女王立刻向他们施压力。她为人惠特吉夫（John Whitgift）为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惠特吉夫对于清教徒主义，特别是分离主义，非常憎恶，因此不用女王催促，他也不遗余力地压迫清教徒。他设立了一个近乎是异端裁判所的特委法庭，检查圣公会内牧师及信徒的信仰，结果很多支持清教徒主义的人受到严重的处分，而二百多名牧师被他停职查办。对于清教徒的领袖，他的压迫及厉害，卡特赖特与几位分离主义的领袖如巴鲁（Barrow），格林伍德（Greenwood）等便是死于他手中的。到一五九三年，形势更加恶劣，女王颁下御令，凡那些不出席国家教会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拜，一经查出，便要被赶出英国，假若他们潜返而被捕，则可判处死刑。
在改革宗（Reformed Church）方面，不同地区的教会在神学上原是非常统一的。不同的地区虽然有自己采用的信条，但这些信条都是大同小异的。然而在十六世纪后期，改革宗内的神学争论首先在荷兰出现。荷兰教会所采用的是主后一五六一年草拟的《比利时信条》及主后一五六三年草成的《海德堡信条》。这两个信条经过里敦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教授容力斯修订后，被荷兰教会正式在安特威（Antwerp）议会、伊顿（Emden）议会、多特（Dort）议会通过接纳为荷兰教会的信仰依据。然而当教牧人员广泛地讨论这些信条内容的时候，问题便开始出现了。当时里敦大学的一位教授高马勒斯（Gomarus）与一些教牧人员在解释神永恒的旨意及谕令上发生争执，高马勒斯认为神拣选及救赎的计划在祂创造及人堕落以先，已经定下。
在这种治沉闷的宗教生活中，有不少信徒开始寻求新的方向与经历。主后一六七Ｏ年，一位法兰克福（Frankfort）牧师史宾纳（Philipp Jacob Spener）召聚了一小组信徒在他家中读经、祈祷，彼此鼓励追求活泼的属灵生命，他称这小组聚会为敬虔团契（Collegia Pietatis）。以后敬虔主义便由此得名。这种小组聚会在他牧养的教会中成为一种更新的力量。但不久，他被迫离开法兰克福转到德里斯顿（Dresden），在那里他又以同样的方法，在他牧养的教会内组织了更新的团契，其后他又再被迫转到柏林，也同样的组织更新团契。不过，更有力的影响，乃在他所写的一本名为《渴慕敬虔》（Desideria）的书，清楚地呼吁信徒聚在一起研读圣经，摒弃神学的争辩及抽象的理性思维，而在实际的敬虔操练中体验及实践圣经的真理。
其实，推展敬虔运动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亲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 A.d.)。他在哈尔受教育时已深受敬虔主义的熏陶，他渴慕圣经纯净的真理，力求活出圣经所要求的简单纯朴的生活，对于传福音也满有热忱。他听到莫拉维亚弟兄会信徒受逼迫，就将部分的土地送给他们，让他们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村庄，以致可以按自己的信仰自由地生活。最后他更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他们属灵的领袖。他们过着基督徒社群的生活，透过工作、读经、祷告、敬拜去操练敬虔。当逼迫临到时，亲岑多夫便四出宣扬敬虔生活操练的重要性，他所到之处都建立起追求敬虔生命的基督徒群体，不单在欧洲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
二十世纪的另一现象，就是合一运动的出现。合一运动其实源于十九世纪宣教合作的经历。为了使宣教工作更有效，不同宗派的教会便聚在一起研究如何在宣教工作上彼此配搭、扶助。这种合作便渐渐演变成一种信仰合一的探讨。最初，这种信仰合一的探讨只限于基督教以内的各宗派，但渐渐，天主教、东正教也加入这种探讨中。于是在四Ｏ年代，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简称WCC）便渐渐成形；到了六十年代更成为一庞大的机构。然而，普世教会协会成立后，注意力便开始转移，以往信仰合一的探讨渐渐给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关怀所取代，而宣教的定义也变得很含糊。最令人失望的，便是不少普世教会协会的神学家对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及唯一性，感到怀疑。各宗教殊途同归的观念一度非常盛行，于是，本来是教会内部合一的探讨变成宗教大同的探讨。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普世教会协会在各方面都有所转向，对福音使命也重新肯定，这是可喜的现象。
